为什么很多人极力强调夷陵之战是“为兄弟报仇”，无法接受此战是刘备为夺回荆州理性谋划的？
夷陵之战，一个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战役，围绕着它的讨论，从来就不止于军事策略的得失，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它触及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情”与“理”的永恒冲突。很多人之所以极力强调夷陵之战是“为兄弟报仇”，而难以接受其背后可能存在的理性谋划，这背后有着多重复杂的原因，让我们一层层地剥开来看。
一、情感的驱动力：血脉相连的兄弟情义
首先，也是最直接的原因，是中国传统文化对“情义”的推崇。在“仁义为先”的儒家思想影响下，“兄弟如手足”被视为一种至高无上的道德准则。关羽，作为刘备的结义兄弟，更是刘备创业早期，以及日后刘备集团精神支柱般的存在。关羽的死，对于刘备而言，不仅仅是一个政治上的损失，更是一种情感上的巨大打击。
“义”的象征： 关羽不仅是刘备的兄弟，更是“义”的化身。他“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在无数人心中，关羽就是忠义的代名词。他的牺牲，触动了无数人的神经，也让刘备的“报仇”行为，带有了一种神圣的光环。这种光环，足以压倒一切理性分析。
情感的宣泄与共鸣： 试想一下，一位在最艰难时刻与你并肩作战、生死相依的兄弟，被仇敌所杀，这种痛苦和愤怒是难以用言语形容的。而“为兄弟报仇”的说法，恰恰能够完美地捕捉并放大这种情感，引发大众的强烈共鸣。人们更容易被这种义薄云天的情感故事所打动，而不是去细究其背后的政治利益算计。
刘备自身的形象塑造： 刘备一生以“仁德”著称，他的形象与“情义”紧密相连。如果将夷陵之战简单归结为政治谋划，似乎会削弱他作为“仁德之君”的形象，甚至可能被解读为冷酷无情。而“为兄弟报仇”则更能巩固他“仁德、重情义”的标签，符合大众对其的期待。
二、历史叙事的塑造与解读
历史的记载和后世的解读，也对夷陵之战的“报仇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国演义》的影响力：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无疑是中国最受欢迎的古典小说之一，其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描绘深入人心，甚至在很多时候比正史更具影响力。在《三国演义》中，刘备伐吴的直接导火索就是关羽之死，将复仇的情感渲染得淋漓尽致。虽然小说艺术加工的成分很多，但其所塑造的“刘备为关羽报仇”的形象，已经牢牢地刻在了大众的脑海里。
史书的侧重点： 虽然《三国志》等史书在叙述夷陵之战时，也提到了关羽之死是重要诱因，但其描述更偏向于记录事实和因果关系。然而，在历史的传播过程中，戏剧性和情感化的叙事往往更容易被接受和记住。
“盖棺定论”的惯性： 一旦某种解读深入人心，要改变它就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很多时候，人们习惯于接受已经形成的主流观点，而懒于进行更深入的探究。
三、对荆州战略价值的认知差异
很多人难以接受夷陵之战是刘备为夺回荆州理性谋划，也与对荆州战略价值的理解不深有关。
荆州是汉中与东吴的缓冲地带： 荆州地处中原腹地，连接南北，是兵家必争之地。对于刘备而言，失去荆州，不仅意味着战略上的被动，也意味着失去了一个可以支撑他北伐曹魏的重要基地。尤其是当东吴已经占据荆州大部分地区（南郡、零陵、桂阳等），并与曹魏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时，荆州的位置更是至关重要。
北伐的战略支点： 刘备的最终目标是“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要有稳固的后方基地和出川作战的战略纵深。荆州恰恰是刘备完成这一目标的关键一环。失去荆州，就像是“断其臂膀”，北伐大业将无从谈起。
夺回荆州并非“意气用事”： 从军事角度看，刘备在关羽死后，若要稳定蜀汉的战略态势，夺回荆州是合乎逻辑的反应。这并非仅仅是个人恩怨的宣泄，而是基于对全局战略的考量。东吴的背信弃义，让蜀汉在东线面临巨大压力，而荆州的战略地位，又使得蜀汉无法放弃。因此，即使没有关羽之死，刘备也可能因为战略需要而对东吴采取行动。
四、对“理性谋划”的误解与挑战
对于“理性谋划”的接受度不高，也源于人们对这种谋划的理解存在偏差。
“理性”与“情感”的二元对立： 人们往往将“理性谋划”与“情感因素”割裂开来，认为一旦有情感驱动，就不能算作理性。然而，现实中的政治和军事决策，往往是情感与理性的复杂交织。刘备可能确实是出于为兄弟报仇的情感，但这并不妨碍他同时认识到夺回荆州的战略必要性。情感可以成为行动的催化剂，而理性则指导行动的方向和方式。
忽略了刘备的政治智慧： 很多人低估了刘备作为一代枭雄的政治智慧。他虽然以仁德著称，但并非不懂权谋。在关羽死后，他需要一个理由来团结内部，动员力量，而“为兄弟报仇”正是这样一个极具号召力的理由。同时，他也可以借此试探和削弱东吴的力量，为日后统一天下做准备。
将失败归因于个人情感： 一旦战争失败，人们往往倾向于寻找一个简单的解释，将失败归咎于领导者的个人情感用事，而忽略了其中更复杂的战略考量和客观因素。将夷陵之战简单地归结为刘备的冲动和报复，可以为失败找到一个“合情合理”的出口，也避免了深入分析更深层次的战略失误或局势不利。
五、对“复仇”的浪漫化解读
最后，还有一种对“复仇”本身的浪漫化解读。
英雄主义的崇拜：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英雄的形象往往与复仇紧密相连。那种为了兄弟情义，不惜一切代价复仇的壮举，更符合人们心中英雄应有的光辉。
“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情结： 对于被背叛和伤害后的回应，很多人内心深处都有“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朴素情感。刘备伐吴，恰恰满足了这种情感的宣泄。
总而言之，夷陵之战之所以被很多人极力强调为“为兄弟报仇”，而难以接受其背后可能存在的理性谋划，是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情感的驱动、历史叙事的塑造、对战略价值的认知差异、对“理性谋划”的理解偏差，以及对“复仇”的浪漫化解读，共同构建了这一普遍的认知。
但我们也不能完全否认其中存在的战略考量。刘备派遣关羽镇守荆州，本身就是一项重大的战略部署。关羽的死，确实让荆州这一战略要地落入东吴之手，对蜀汉的战略态势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从这个角度看，刘备要夺回荆州，也是情理之中。只不过，在将“为兄弟报仇”和“夺回荆州”这两种动机进行排序和权衡时，人们往往更容易被前者所打动和接受。而如何将这两种动机有机地结合起来，并进行一次成功的军事行动，最终却成为了一场悲剧，这也正是历史的复杂性和魅力所在。或许，刘备确实是在情感和理性之间，做出了一个他认为最合理的选择，只是这个选择的后果，对他自己，对蜀汉，都成为了永恒的叹息。
一、情感的驱动力：血脉相连的兄弟情义
首先，也是最直接的原因，是中国传统文化对“情义”的推崇。在“仁义为先”的儒家思想影响下，“兄弟如手足”被视为一种至高无上的道德准则。关羽，作为刘备的结义兄弟，更是刘备创业早期，以及日后刘备集团精神支柱般的存在。关羽的死，对于刘备而言，不仅仅是一个政治上的损失，更是一种情感上的巨大打击。
“义”的象征： 关羽不仅是刘备的兄弟，更是“义”的化身。他“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在无数人心中，关羽就是忠义的代名词。他的牺牲，触动了无数人的神经，也让刘备的“报仇”行为，带有了一种神圣的光环。这种光环，足以压倒一切理性分析。
情感的宣泄与共鸣： 试想一下，一位在最艰难时刻与你并肩作战、生死相依的兄弟，被仇敌所杀，这种痛苦和愤怒是难以用言语形容的。而“为兄弟报仇”的说法，恰恰能够完美地捕捉并放大这种情感，引发大众的强烈共鸣。人们更容易被这种义薄云天的情感故事所打动，而不是去细究其背后的政治利益算计。
刘备自身的形象塑造： 刘备一生以“仁德”著称，他的形象与“情义”紧密相连。如果将夷陵之战简单归结为政治谋划，似乎会削弱他作为“仁德之君”的形象，甚至可能被解读为冷酷无情。而“为兄弟报仇”则更能巩固他“仁德、重情义”的标签，符合大众对其的期待。
二、历史叙事的塑造与解读
历史的记载和后世的解读，也对夷陵之战的“报仇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国演义》的影响力：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无疑是中国最受欢迎的古典小说之一，其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描绘深入人心，甚至在很多时候比正史更具影响力。在《三国演义》中，刘备伐吴的直接导火索就是关羽之死，将复仇的情感渲染得淋漓尽致。虽然小说艺术加工的成分很多，但其所塑造的“刘备为关羽报仇”的形象，已经牢牢地刻在了大众的脑海里。
史书的侧重点： 虽然《三国志》等史书在叙述夷陵之战时，也提到了关羽之死是重要诱因，但其描述更偏向于记录事实和因果关系。然而，在历史的传播过程中，戏剧性和情感化的叙事往往更容易被接受和记住。
“盖棺定论”的惯性： 一旦某种解读深入人心，要改变它就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很多时候，人们习惯于接受已经形成的主流观点，而懒于进行更深入的探究。
三、对荆州战略价值的认知差异
很多人难以接受夷陵之战是刘备为夺回荆州理性谋划，也与对荆州战略价值的理解不深有关。
荆州是汉中与东吴的缓冲地带： 荆州地处中原腹地，连接南北，是兵家必争之地。对于刘备而言，失去荆州，不仅意味着战略上的被动，也意味着失去了一个可以支撑他北伐曹魏的重要基地。尤其是当东吴已经占据荆州大部分地区（南郡、零陵、桂阳等），并与曹魏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时，荆州的位置更是至关重要。
北伐的战略支点： 刘备的最终目标是“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要有稳固的后方基地和出川作战的战略纵深。荆州恰恰是刘备完成这一目标的关键一环。失去荆州，就像是“断其臂膀”，北伐大业将无从谈起。
夺回荆州并非“意气用事”： 从军事角度看，刘备在关羽死后，若要稳定蜀汉的战略态势，夺回荆州是合乎逻辑的反应。这并非仅仅是个人恩怨的宣泄，而是基于对全局战略的考量。东吴的背信弃义，让蜀汉在东线面临巨大压力，而荆州的战略地位，又使得蜀汉无法放弃。因此，即使没有关羽之死，刘备也可能因为战略需要而对东吴采取行动。
四、对“理性谋划”的误解与挑战
对于“理性谋划”的接受度不高，也源于人们对这种谋划的理解存在偏差。
“理性”与“情感”的二元对立： 人们往往将“理性谋划”与“情感因素”割裂开来，认为一旦有情感驱动，就不能算作理性。然而，现实中的政治和军事决策，往往是情感与理性的复杂交织。刘备可能确实是出于为兄弟报仇的情感，但这并不妨碍他同时认识到夺回荆州的战略必要性。情感可以成为行动的催化剂，而理性则指导行动的方向和方式。
忽略了刘备的政治智慧： 很多人低估了刘备作为一代枭雄的政治智慧。他虽然以仁德著称，但并非不懂权谋。在关羽死后，他需要一个理由来团结内部，动员力量，而“为兄弟报仇”正是这样一个极具号召力的理由。同时，他也可以借此试探和削弱东吴的力量，为日后统一天下做准备。
将失败归因于个人情感： 一旦战争失败，人们往往倾向于寻找一个简单的解释，将失败归咎于领导者的个人情感用事，而忽略了其中更复杂的战略考量和客观因素。将夷陵之战简单地归结为刘备的冲动和报复，可以为失败找到一个“合情合理”的出口，也避免了深入分析更深层次的战略失误或局势不利。
五、对“复仇”的浪漫化解读
最后，还有一种对“复仇”本身的浪漫化解读。
英雄主义的崇拜：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英雄的形象往往与复仇紧密相连。那种为了兄弟情义，不惜一切代价复仇的壮举，更符合人们心中英雄应有的光辉。
“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情结： 对于被背叛和伤害后的回应，很多人内心深处都有“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朴素情感。刘备伐吴，恰恰满足了这种情感的宣泄。
总而言之，夷陵之战之所以被很多人极力强调为“为兄弟报仇”，而难以接受其背后可能存在的理性谋划，是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情感的驱动、历史叙事的塑造、对战略价值的认知差异、对“理性谋划”的理解偏差，以及对“复仇”的浪漫化解读，共同构建了这一普遍的认知。
但我们也不能完全否认其中存在的战略考量。刘备派遣关羽镇守荆州，本身就是一项重大的战略部署。关羽的死，确实让荆州这一战略要地落入东吴之手，对蜀汉的战略态势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从这个角度看，刘备要夺回荆州，也是情理之中。只不过，在将“为兄弟报仇”和“夺回荆州”这两种动机进行排序和权衡时，人们往往更容易被前者所打动和接受。而如何将这两种动机有机地结合起来，并进行一次成功的军事行动，最终却成为了一场悲剧，这也正是历史的复杂性和魅力所在。或许，刘备确实是在情感和理性之间，做出了一个他认为最合理的选择，只是这个选择的后果，对他自己，对蜀汉，都成为了永恒的叹息。
网友意见
对于此事，魏蜀吴三方均有相关讨论。
曹魏在关羽败亡后讨论刘备会不会兴兵，其他人从理性出发，认为刘备实力不足，不会出兵，只有刘晔说刘关恩犹父子，不给关羽报仇的话不能全始终之分，所以肯定会兴兵。这是第三方曹魏从理性与感性两方面的分析。
东吴方面，群臣认为夺荆州杀关羽这种深仇大恨，肯定是没有议和的可能的——这是感性角度；同时诸葛瑾写信劝刘备罢兵，提出三问，第一问就是“你和关羽的关系与你和汉(献)帝关系哪个更亲”，第二问才是“荆州和天下哪个更重要”——试图从理性角度劝和。这是当事方东吴从理性与感性两方面的分析。
刘备集团内部，诸葛亮和赵云都从理性角度劝谏刘备别打，群臣中劝谏的也很多，刘备均不听，甚至把一个用天时做理由来劝谏的人下了狱，诸葛亮为此叹息说“法正在的话一定能劝得动主公”——法正曾经在汉中某次与曹魏战事不利的时候成功劝服已经怒气上头钻了牛角尖的刘备撤军，这大概是诸葛亮有此一叹的原因。
以上可见，当时三方均认为，从理性角度出发的话刘备压根就不应该出兵，但刘备还是出兵了，第三方曹魏刘晔认为就是为关羽报仇，直接当事方东吴认为是为了杀关羽和夺荆州报仇。刘备集团内部肯定最清楚原因，但没有这方面的明确记载。
同时史书里但凡有涉及刘备兴兵原因的地方，要么只写为关羽报仇，要么同时写报仇和夺回荆州，我个人才疏学浅，没见过只写为了夺回荆州的：
先主忿孙权之袭关羽，将东征(《三国志》)
汉主耻关羽之没，将击孙权(《资治通鉴》)
两部史书分别用了“忿”和“耻”，是理性还是感性，其实很清楚了。
再看刘备其人，游侠习气浓厚，觉得督邮来得没安好心就敢把他绑起来抽、抽完了挂印走人；手下没多少人就敢跑去救陶谦，要不是吕布掏了曹操后方刘备这点人肯定也打没了；荆州撤退路上有人说赵云要叛逃，刘备起手就一戟扔过去——意气用事的时候非常多，上头了谁劝也不听去为关羽报仇这种事很符合他的性格。
刘备也不是生下来就是割据一方的枭雄，他要不是帮派老大，怎么凑得齐起家的本钱呢？
一个人从二十岁左右到四十八岁都是帮派大哥，你说他后面十五年彻底转了性，这个说法有悖常理，不能令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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