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城里人对农村人都有普遍的偏见和歧视？
首先，信息差和认知壁垒是挺大的一个原因。我们现在信息这么发达，很多人对农村的了解，可能就来自于电视里演的、小说里写的，甚至是短视频里那些极端的例子。比如，看到一些地方因为没发展好，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就容易把这些零散的印象放大，觉得农村人都那样。但实际上，农村也是千差万别的，有发达的，有落后的，有风景优美的，也有需要改造的。城市里的人可能接触不到那么多真实的农村生活场景，信息来源比较单一，自然就容易形成刻板印象。
再者，社会经济发展的梯度差异也让这种偏见有了土壤。从古至今，城市往往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吸引着人才和资源。这种长期的“虹吸效应”，使得城市在物质生活、教育医疗、就业机会等方面，往往比农村更有优势。当城市里的人习惯了相对优越的生活条件，看到农村在这些方面相对落后时，就容易产生一种“高低贵贱”的感觉，觉得农村人“落后”、“没见识”。这种感觉，虽然不一定是有意识的恶意，但确实会影响到他们对农村人的看法。
还有，城市化进程带来的身份认同变化也扮演了角色。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从农村来到城市打拼，他们身上会带上一些城市的印记，比如生活习惯、说话方式。而那些留在农村的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可能就和城市里的人渐行渐远。久而久之，城市里的人可能就觉得“他们”和“我们”不一样了，而且这种“不一样”很容易被解读为“不如”。这种对“他者”的疏离感，有时候也会转化为一种不自觉的优越感。
另外，媒体的塑造作用也不能忽视。就像刚才说的，媒体为了吸引眼球，或者传递某种信息，有时候会放大农村的某些负面形象，比如贫困、愚昧、保守等等。这些形象一旦深入人心，就会成为人们认识农村的“滤镜”。当一个群体被标签化之后，即使是个体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人们也容易用这个标签去概括所有人。
当然，还有一些人，可能在城市里接触过一些来自农村的个体，因为个别现象，比如一些行为举止不符合城市人的习惯，或者沟通上出现了一些误解，就以偏概全，觉得所有农村人都那样。就像你说的，这种偏见可能来自于一些刻板印象，比如认为农村人都“土气”、“没文化”、“没见过世面”、“斤斤计较”、“爱占小便宜”等等。这些标签一旦贴上，就很难撕下来。
举个例子，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农村来的朋友在花钱上特别“抠门”，或者在人情往来上特别“实在”，甚至有些人会觉得他们“没品味”，不懂得享受生活。但其实，这很多时候是他们过去的成长环境和生活经历决定的。在农村，很多东西都是来之不易的，精打细算是一种生存智慧，也是一种美德。而城市里的人习惯了物质的丰富，可能就难以理解这种“节俭”。
而且，这种偏见不仅仅是单向的。有时候，长期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也会因为对农村的不了解，在交流中显得不够尊重，或者流露出一些不经意的轻视。比如，谈论到农村的生活条件时，可能会不自觉地用一种“看笑话”的语气，或者在谈论到农村人的文化时，会表现出一种“难以置信”的态度。这些细微之处，其实都可能加深双方的隔阂。
总而言之，城里人对农村人存在普遍的偏见和歧视，很大程度上是源于长期的社会经济发展差异、信息不对称、媒体的片面报道，以及个体在交往中形成的刻板印象。这种偏见是复杂的，背后有很多社会和历史的原因。要消除这种偏见，需要更多的沟通和理解，也需要我们每个人都努力去打破固有的认知模式，看到个体身上的独特性，而不是简单地用标签去定义别人。
网友意见
就在昨天我回答了一个少部分“新上海人”拿家乡城乡关系生搬硬套，鄙视“乡下人”的问题。今天我就集中写写这个现象。
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城乡关系，尤其是北方内陆的城乡关系，是非常割裂的。
传统社会，大部分人居住在乡村。城市作为行政场所和商业场所，集聚着官僚，商贾，工坊业主，以及各种基层工种者。这其中，与乡村庶民发生关系的，其实是商业场所的功能，乡民来这里购置，出卖自己生产或者加工的产品，就形成了商业。
但是这种功能在近代以后就开始衰微，城市的机器工业，以及口岸城市的洋货输入逐步冲击农村传统的手工业，农村能交换的就只有最初级的粮食和原料了。这种变化在曾经手工业，商业相对繁荣的南方内陆更加明显，城乡差距开始急剧拉大。
而在北方内陆，这种传统的手工业一直并不发达，乡村很早就只能是务农为主，城市也没有孕育出那么繁荣的商业，基本是行政场所功能主导的。可以说，相对南方，北方的城乡更早割裂，也更早形成差距。
在近代，即使是传统商业最为发达的江南地区，因为受到机器工业和洋货倾销的冲击，乡村手工业的凋敝也是非常明显的。这也是为什么近代上海人也颇为鄙视所谓“乡下人”的由来。
这种情形在建国后被进一步强化。在计划经济时代，城乡被强行割裂。城市强行布局并发展门类齐全的国有工业，乡村则只能单纯种地务农，只有规模很小的村办企业。城乡不能互相流动，城市单位职工享受住房，医疗，养老等一切优越保障，而农村则几乎全部需要自己解决。
这一时期，全国无论哪里，城乡都存在极大面貌，经济上的差距，城里人鄙视乡下人是非常常见的事。即使是在江南地区也不例外，甚至相对近代差距更大了，因为近代城市机器工业尚不完善，而乡村手工业还有一定市场，亦没有断绝私营经济。
这个时期，城乡差距最大的依然是北方内陆。前三十年的工业化布局，基本以重工业主导，大量布局北方。因此，这时期北方城市的国企职工可以享受到极其优越的福利，而乡村相对近代的改善是相对有限的。
80年代允许农民“做买卖”，90年城市大下岗以后，这种城乡二元结构逐步被打破，大部分城市的国有工业都改制或者彻底消亡了，城里人失去了稳定的国家保障。然而城乡差距缩小的只是沿海，在内陆的大部分地区，城乡差距却是继续扩大乃至割裂的。
这是因为民营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布局，始终因为交通，市场的影响，而长期集聚在沿海，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的城乡，因而缩小了这里的城乡差距。而内陆农村则沦为沿海民营经济商品的倾销地与劳工的输出地。
在这种冲击下，内陆农村连原有稳定的农业经济结构也保持不了。年轻人不愿意种地而纷纷去往沿海。而在另一边，失去了国有工业的内陆城市，依然保留着大量行政事业单位，这些职工成为新时代城市体制内的主流，但是他们的待遇基本已经不主要来自本地企业的税收，而是上级的转移支付。
而转移支付，最终又来自沿海发达地区上缴的企业税收，通常大量来自本地民营经济。这样一来，就构成了“内陆乡村去沿海企业务工—＞沿海企业上缴税收给中央—＞中央从中拨付转移支付给内陆城市”的循环，内陆城市与乡村因为中间这个环节的插入，明显发生了割裂。
对于大部分内陆城市和乡村来说，唯一比较密切的互动，可能是部分乡村村民也会进入本地城市务工。内陆城市尽管无法孕育民营制造业，但转移支付带来的拆迁基建，以及供养的体制内人群的消费需求，则显然推动了城市商业以及部分与基建密切相关的服务业（餐饮，零售，装修，土建）的勃兴，而这些是需要基础工种的从业者的。
这种格局下，内陆城乡的差距，当然会越来越大。资源高度集聚到城市的体制内部分，而少量的民营经济只是高度依附这种体制的附庸。城市体制内职工享受到一切优质的医疗，教育等资源，对他们来说，乡村居民要么是视角以外的，四乡沉默种地的农民；要么是随处可见，呼来喊去的服务生和小工，自然容易产生高人一等的优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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