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从杨笠脱口秀引发的争论来看,讽刺的艺术,怎么用、用到什么程度是合适的?

回答
杨笠的脱口秀之所以引发如此大的争论,正是因为它触及了“讽刺的艺术”这个复杂而微妙的话题。如何运用和把握讽刺的程度,是一个需要深度思考的问题。以下我将从多个维度详细阐述:

一、 理解讽刺的核心与目的

首先,我们要明确讽刺的本质是什么。

本质: 讽刺是一种通过夸张、反讽、嘲弄、挖苦等手法,揭露或批评人、事、社会现象的艺术形式。它并非简单的“骂人”或“攻击”,而是带有明确的目的性。
目的:
揭露与批判: 最核心的目的在于揭露虚伪、不公、荒谬、落后的现象,引起观众的思考和反省。
引发共鸣: 通过尖锐的观察和表达,触及观众内心深处的感受,获得认同。
娱乐性: 讽刺往往伴随着幽默感,通过巧妙的语言和节奏,带给观众愉悦的体验。
促进行动或改变: 最终目的是希望通过思想的碰撞,能够引发某种程度的社会认知或行为上的改变。

二、 讽刺的艺术性体现在哪里?

讽刺的艺术性并非仅仅在于“敢说”,更在于“会说”和“巧妙地说”。

1. 精准的观察与洞察力:
捕捉社会痛点: 优秀的讽刺者能够敏锐地捕捉到社会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矛盾、以及大众不便明说的困境。杨笠的段子之所以引发关注,是因为她触及了许多女性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感受到的不公或困惑。
洞察人性弱点: 讽刺也常常指向人性的弱点,如自大、虚伪、偏见、盲从等。

2. 巧妙的语言运用:
反语与夸张: 用赞美来表达批评,用夸张来放大荒谬。例如,将某种不合理的现象描述得极端完美,反而暴露了其内在的缺陷。
类比与隐喻: 将抽象的社会问题通过生动形象的类比或隐喻来呈现,使其更易理解和接受。
节奏与停顿: 脱口秀的语言艺术在于其节奏感,恰到好处的停顿和语速变化,能够增强讽刺的效果,给观众留出思考空间。

3. 结构与叙事:
铺垫与反转: 精心设计的段子结构,通过层层铺垫,最后在观众意想不到的地方进行反转,产生出人意料的讽刺效果。
个人化叙事: 将个人经历与社会观察相结合,使讽刺更具人情味和可信度,避免空洞的说教。

4. “度”的把握(关键所在):
区分嘲笑与讽刺: 嘲笑往往是纯粹的恶意贬低,而讽刺则带有批判和改进的意图。
避免人身攻击: 讽刺的焦点应该是现象、观念或行为,而非针对某个特定个人的恶意攻击(除非是公开的、具有代表性的公众人物)。
考量目标受众: 不同的受众群体对同一段讽刺的接受程度是不同的。

三、 杨笠脱口秀争论的核心:为何如此激烈?

杨笠的脱口秀引发的争议,主要围绕“如何用”、“用到什么程度”展开,其激烈程度也反映了社会在某些议题上的深刻分歧。

1. 议题的敏感性: 杨笠的段子触及了性别议题,这是一个在当代社会高度敏感且充满争议的领域。
“男性凝视”与“女性视角”: 她的部分段子是从女性视角出发,对社会中一些普遍存在的、可能对女性造成困扰的现象进行调侃和批判。这对于长期以来由男性主导的叙事空间来说,是一种挑战。
“刻板印象”的争议: 一些观众认为她的段子强化了对男性的刻板印象,例如“男人都是垃圾”的误读或放大。而另一些观众则认为她是在反击和揭露现实中存在的、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和不公。

2. “度”的理解差异:
理解为冒犯 vs 理解为揭露:
“冒犯论”: 部分男性观众认为,她的言论带有攻击性,将个体感受泛化为对整个群体的否定,构成了侮辱和冒犯。他们可能认为脱口秀的“度”不应触及性别群体的根本性污名化。
“揭露论”: 许多女性观众以及一些男性观众则认为,她的言论是对现实中某些现象的犀利揭露,是以一种夸张和自嘲的方式来引起大家对性别不平等的关注,是“敢说”的表现,而非恶意攻击。他们认为,在父权社会下,女性的困境和感受长期被忽视,这种表达是必要的。
“脱口秀”的边界: 争论还涉及到脱口秀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边界。有人认为脱口秀是“冒犯的艺术”,其核心就在于挑战常规、打破禁忌;也有人认为,即使是脱口秀,也应有基本的社会责任感,不应煽动对立或制造仇恨。

3. 社会情绪的放大:
性别对立情绪: 在性别议题讨论中,本身就存在一定的社会对立情绪。杨笠的段子可能成为这些情绪的导火索,放大了原有的张力。
话语权争夺: 在某些议题上,不同群体都在争夺话语权。杨笠的表达被一些人视为对女性话语权的争取,也被另一些人视为对原有话语秩序的挑战。

四、 讽刺的艺术:如何用?用到什么程度是“合适”的?

这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但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探讨如何把握“度”。

A. 如何用?(运用原则)

1. 基于事实的“真”: 尽管是讽刺,但其根基应是对社会现实的观察和捕捉。如果脱离了现实,仅凭空穴来风的恶意攻击,那就不再是艺术,而是诽谤或诽谤。
杨笠的案例: 她很多段子的出发点是基于某些女性在与男性交往中可能遇到的困惑或不被理解的感受,这是很多人能够共情的“事实”。

2. 明确指向“靶子”: 讽刺应该有明确的批判对象,而不是模糊的群体攻击。
是“某个现象”还是“某个群体”? 如果是对“男性在婚恋市场上的某些行为模式”的讽刺,这与对“所有男性都是垃圾”的讽刺,在性质上是截然不同的。前者可能聚焦于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或文化惯性,后者则可能被视为对整个群体的否定。
杨笠的争议点: 争议很大程度上在于,她的段子是否将对某些现象的讽刺,泛化成了对整个男性群体的负面评价。

3. 区分“揭露性”与“攻击性”:
揭露性: 通过夸张或反语,让观众看到被掩盖或被忽视的真相,激发思考。
攻击性: 纯粹的言语攻击,旨在贬低、侮辱、制造仇恨,不带任何建设性。

4. 注重“自我反思”与“边界感”:
“反讽”的自我指涉: 最优秀的讽刺往往带有反思性,甚至对自身的讽刺。例如,讽刺他人伪善的同时,也要警惕自己可能存在的伪善。
尊重与同理心: 即便是犀利的讽刺,也应保有最基本的对他人的尊重和同理心。不应该以“揭露”为名,而践踏他人的尊严。

B. 到什么程度是“合适”的?(程度把握)

“合适”的标准是动态的、相对的,它取决于:

1. 讽刺的目的与效果:
目标是引起思考,还是制造对立? 如果能引发更深入的思考和讨论,促使人们反思社会现象,那这种程度的讽刺可能是有效的。如果只是激化矛盾、煽动情绪,那可能就越界了。
杨笠的案例: 有人认为她达到了“警醒”的效果,让更多人关注到女性的困境;也有人认为她制造了性别对立,加剧了社会分裂。

2. 表达者的身份与语境:
谁在说?对谁说?在什么场合说?
脱口秀演员: 作为一种喜剧形式,脱口秀天然带有“冒犯性”的基因,其表演语境允许比日常对话更尖锐的表达。
观众的期待: 脱口秀观众本身就带着“被逗乐”、“被刺激”的期待。
网络传播的放大效应: 网络会让言论被无限放大和断章取义,这使得把握“度”更加困难。

3. 对“群体”的态度:
避免群体性侮辱: 讽刺可以指向某些普遍的“行为模式”、“观念”或“现象”,但将这些泛化为对整个“群体”的否定或侮辱,往往是越界的。
例如: 讽刺“某些富人阶层的某些特权行为”是可以的,但如果变成“所有富人都该死”,那就走向了极端。
“女性是垃圾”的解读: 杨笠的“所有男人,ก็ตาม男人,ก็ตาม男人”这句话,被解读为“男人都是垃圾”。虽然她的本意可能是想说“所有男人都有可能存在的缺点,就像所有女人都有缺点一样”,以一种反讽的方式消解对女性的刻板印象,但由于其语言上的模糊性,以及潜在的性别对立情绪,很容易被解读为对整个男性群体的攻击。

4. “回旋镖”效应: 讽刺最怕的是被回旋镖击中。即,你讽刺别人时使用的逻辑或手段,最终也同样适用于你自己,甚至让你自己成为被讽刺的对象。
杨笠的例子: 当一些男性用她讽刺男性的逻辑去讽刺女性,或者用“玻璃心”、“太敏感”来反击时,也恰恰证明了讽刺的边界和运用之难。

C. 如何才能更“合适”?

更清晰的表达: 尽量使用更精准、不易产生歧义的语言来表达观点,减少误读的空间。
更多元的视角: 理解和尊重不同群体的感受,尝试从多角度去观察和表达,避免单方面的煽动。
承担责任: 讽刺者需要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并理解其可能带来的影响。如果可能,在事后对争议进行解释和澄清(当然,这也可能被视为一种“洗白”或“找补”)。
观众的理性: 观众也需要提高媒介素养,理性分析和解读信息,区分讽刺与恶意攻击,避免被情绪裹挟。

总结来说,讽刺是一把双刃剑。

用得好, 它可以是揭露黑暗、促进社会进步的利器,是洞察人心的智慧闪光。
用不好, 它会变成伤人利器,加剧社会对立,甚至沦为无底线的攻击和谩骂。

杨笠的争论,恰恰说明了在敏感议题上,如何在“敢说”和“会说”之间找到那个微妙的平衡点,如何让讽刺在“批判”与“尊重”之间游走,是所有创作者和观众都需要持续学习和思考的课题。这需要智慧、勇气,更需要对社会责任的自觉承担。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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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任何一种表演,本质上都是一种交流。既然是交流,就必须考虑到交流对象的特点。不同群体对于同一类想法和观念的接受是不同的。举个例子,假如我有个小剧场的专场,观众都是丁克一族,我完全可以用“生孩子的都是傻逼”作为表演的主题,讽刺各种生孩子的观念。但是,如果我想把我的作品放到互联网上,就绝对不可以把“生孩子的都是傻逼”这种观点拿出来。说的通俗一点就是,一个人在表演时必须考虑到观众能接受的最大公约数。

2、在各类喜剧表演中,任何观念的表达最好都有所依托,而不是直接输出观点。举个例子,比如我想表达对行政系统效率低的讽刺,我就可以讲一个我去办什么事,然后遇到各种刁难,几天都没办好的事情。这种东西,只要是智商正常的人都能明白什么意思。然而,如果我不讲故事,而是直接说“中国的公务员每天都在忙些什么?能不能干点正事?”,这就完全不是讽刺,而是找着被骂了。

所以,你去看相声表演力,为什么逗哏一定要损捧哏或者自嘲?这其实就是把要讽刺或者调侃的东西落到一个具体的人或者事情上,既不让观众感到被冒犯,同时也能让观众体会到要传达我的意思。比如说,郭德纲讲于老师的父亲被海盗打劫(当然,这是用的网络段子)的时候,说于老师的父亲是个领导,被海盗绑架后跟海盗划价,说“我可以给你500万,但你要给我开一张1000万的发票”。然后海盗哭了,说“说挣钱,还是你们狠”。这种讽刺,傻子都知道是什么意思。

同样的道理,如果杨笠虚拟一个对象——比如在这次的段子中,她可以拿随便一个同行(比如梁海源——只是举个例子,没有恶意),虚构自己跟他的交流。如果她说“海源在聊天的时候经常跟我说,觉得自己很垃圾。但是吧,我觉得海源这种男人真的特别难讨好。虽然他说自己是垃圾,但我如果真说他是垃圾,他肯定不高兴……”。这里面的调侃对象是海源“这种男人”,而不是没有任何依托的“你们男人”,自然也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反映。

3、进一步来说,如果你将喜剧看作一种艺术的话,那么艺术创作的一个特点就是典型化。这个典型化最好是能“过火”,也就是让这个人通过典型化后与现实暂时脱离。由此,观众既可以从人物呈现的那些典型化的元素上体会到作者的用意,同时也不会对号入座,而有过度的联想。

拿相声举个例子,比如《托妻献子》,这个相声里讽刺的就是那些假仗义的虚伪的所谓“朋友”。但是,这个相声之所以不会让人觉得讨厌,是因为它把朋友之间的交往典型化为了“一贵一贱”、“一死一生”、“托妻献子”三个故事场景。演员在台上骂的是另一个演员,观众也知道这都不是真的,但这不影响整个作品本意的表达。

4、如果创作者真的想去做一些“有深度”的东西,那么要牢记“对事不对人”的原则。这是因为:第一,讽刺不是骂街,讽刺的目的是因为看到了不公平的、丑恶的、负面的现象而以一种个性化、喜剧化的方式引起观众的思考,骂人本身是没有意义的;第二,每个人的形象都是多面的,比如一个重男轻女的男人,在现实中也有可能是一个乐于助人、成就卓著的好人,反之一个不重男轻女的人,也有可能是个杀人放火的坏人。因为“重男轻女”这一个标签,就把一个群体彻底打死,既没有意义,也不理性。任何想要玩讽刺的人,都应该记住这个原则。

5、如果想让“讽刺”达到好的效果,就不要去贸然触碰那些自己不懂,也无法通过可预见的方式解决的问题。比如你讽刺腐败现象,那么我们知道腐败现象时可以通过反复解决的,这没问题。你讽刺行政系统效率低下,那么这也是可以通过改革来解决的,这也没问题。但有些问题,现实中无法用具体的、被共同认可的方式去解决——比如当下很多领域的性别冲突——你去把对立的群体作为靶子,最后收获的也可以定时来自对立群体的反扑。这反而会让矛盾进一步激化。

6、别拿什么“艺术”当挡箭牌。即便是大众艺术,也从来都与社会舆论和公序良俗密不可分。如果某个大众艺术作品被大多数人所反对和抵制,那么这个东西就是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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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相关:已经离开笑果文化,作为脱口秀从业者,仅代表个人观点。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认为喜剧是非道德(amoral)的,即不应从道德层面进行评判,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喜剧的目的就是搞笑(最多在笑的同时激发思考),表达态度和观点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将喜剧视为一种观点表达,而进行道德上的评判,大多数情况下是一种善意的误解,而有时则会带来一些风险。

所以虽然从观点的角度,我觉得杨笠说的一点问题都没有,也没有任何被冒犯的感觉,但从喜剧层面,我觉得杨笠应该得到一切支持和保护的原因,不在于她说的对,不在于她的观点正确,而在于任何在喜剧的舞台上说出来的话,都应该被视为段子、喜剧创作,不应接受道德层面的审判。

所以,我们不是要支持在喜剧舞台上说出我们认为「正确」观点的人,而是要支持在喜剧舞台上的所有人,包括说出我们认为「错误」观点的人。

把段子当段子看,让喜剧的归喜剧,是对喜剧的最大尊重,甚至,也是对喜剧的最大保护。

最后,举报的人配得上人类历史上被发明出来的每一句脏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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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简单啊,如果把杨笠口中的“男人”换成“中国人”,你依旧能够觉得是合适的,那么她就是合适的。

如果杨笠说“中国人都是垃圾”,“中国人,还有底线呢?”

你会生气吗?

如果你会,那么为什么在她骂男人的时候你不生气,反而笑做一团呢?

为什么骂【中国人】不可以,骂【男人】就可以了呢?

这恰恰就说明在【女本位话语体系】下男性的【主体尊严】是可以被女本位社会下的优势性别女性肆意攻击和辱骂的。但是如果【被批判的主体】切换为女本位社会的全部成员,则这种批判又会侵犯到女本位制度本身,于是又不被容许。

这表现出了在女本位社会下男性不具备完整的【主体尊严】,也不具备任何的【单一性别话语权】。

你问我什么程度是合适?当段子中的女本位社会下弱势性别【男人】和女本位社会全部成员【中国人】无缝切换后你依旧不感到被冒犯的程度,就是合适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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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剧的本质就是嘲笑。

许多喜剧作品中都有摔倒的胖子,撞墙的残疾人,吃错东西的近视眼。而观众的笑,本质就是一种嘲笑。但这并不是对胖子,残疾人的讽刺。因为这些喜剧的表演者都把被嘲笑的对象限制在了自身上。

说白了,一个喜剧演员,是一个伟大的牺牲者,是应该通过丑化自身来引起观众的嘲笑,是通过牺牲自己来愉悦他人的高尚的人。

脱口秀也是如此,脱口秀是你的饭碗,而不是你的武器。你从一个自我牺牲者,变成了一个急先锋,作为观众的领头人,带着观众去讽刺别人,嘲笑别人,这不是喜剧,是批斗大会。


任何试图把某个概念赋予无限权力的行为,都是耍流氓。

喜剧不是万能的,言论自由也不是万能的。如果我有个很好笑的段子,是讽刺英雄的,是讽刺烈士的,甚至细化到我的段子是讽刺某个人的,讽刺某个非公众人物的,甚至就是讽刺屏幕前的你的,这个段子该讲吗?讲了这个段子还能算是喜剧吗?

如果喜剧就是万能的,搞笑就是正义的。那我今天骂你,为什么不能是喜剧,如果我骂你骂的很有水平,骂你骂的别人都笑了,你是否应该尊重我?


我听过杨笠不少脱口秀,主观上我并没有感觉被冒犯,我也感觉挺好笑的。但客观上,我认为这种表演形式不合适。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些人会感觉被冒犯。如果能站在无知之幕后思考问题,其实很多人就不会出现屁股决定脑袋的言论了。我尊重喜剧,但我也希望喜剧能尊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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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程度问题!是内容问题。

刺贪刺虐,什么程度都是合适的;嫌贫爱富,什么程度都不合适。

脱口秀,脱口而出,必是内心所想,秀如其人,其人德不配位,用技术是无法弥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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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脱口秀,辩论赛这种类型的东西,十分不建议文化水平较低以及三观未定的人观看,换言之,这是小众活动,难登大雅之堂。

15年的时候我看暴走大事件,那时候年纪小,没有自己的想法,如果这时候主持人来一句“男人没一个好东西,他们身上就有原罪。”恐怕我真的会这样认为,然后深刻检讨自己,尽管我也不知道我哪里错了。

因为本质上脱口秀,辩论赛,演讲,就是让一部分人进行交流,思想对抗,进而完善知识获得成长。

而不是让你在这咬文嚼字,人身攻击,洗脑传销。

“讽刺的艺术”应该是有话语权的人为弱者发声对抗强者,而不是去嘲讽自己的战友,自己的同志。

而且你讽刺我,我可以为自己辩护,反驳你,本来我们各执己见,棋逢对手,完全可以得出一个公平中立的答案。

比如加一个“部分”作为限定语。

然而,结果是什么?

“他急了他急了,他对号入座了。”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你这根本就不叫讽刺,这叫污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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