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惟庸到底有没有谋反？是确有其事还是朱元璋的借口？
要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得先梳理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明太祖朱元璋，一位从底层一步步打下江山的开国皇帝，其统治风格以严酷、多疑而著称。他深知权力来之不易，也明白潜在的威胁无处不在。洪武年间，朱元璋大刀阔斧地进行政治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废除丞相制度。而作为洪武时期最重要的文臣，胡惟庸自然就站在了这场改革的风口浪尖上。
胡惟庸，字“元用”，安徽定远人，是朱元璋的老部下，也是明初非常重要的辅政大臣之一。他为人精明干练，善于处理政务，在朱元璋的眼中，是一位能干且得力的助手。在废除丞相制之前，胡惟庸担任左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倾一时。很多人认为，胡惟庸的权力过大，可能引起了朱元璋的猜忌。
那么，胡惟庸“谋反”的证据有哪些呢？根据当时的官方记载，主要有以下几点：
与外国勾结：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项指控是，胡惟庸与蒙古故元残余势力、日本以及其他一些外国势力有过接触，甚至有“通款曲”之嫌。据说，胡惟庸曾派人出使日本，并与日本方面有过秘密往来，意图联合外力反明。
培植党羽，意图不轨： 官府还指控胡惟庸结党营私，在朝廷内外培植自己的势力，并且利用职权提拔亲信，为日后发动政变做准备。一些官员因巴结胡惟庸而升官，这被视为胡惟庸结党营私的证据。
暗中图谋不轨： 还有一些记载，比如胡惟庸藏匿兵器、密谋刺杀朱元璋等，这些都是非常严重的指控。据说，胡惟庸在府中私藏了大量兵器，并且与一些将领有所勾结，准备在某个时机发动兵变。
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另一种声音，那就是认为朱元璋的指控不过是借口。持这种观点的史学家们认为：
朱元璋的猜忌心： 朱元璋本人就以多疑而闻名，尤其是在经历了元末的乱世后，他对任何可能威胁到他统治的力量都保持高度警惕。胡惟庸作为曾经位高权重的丞相，在朱元璋眼中，可能就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尤其是在他废除丞相制度后，胡惟庸的继续存在，本身就可能让朱元璋感到不安。
对权力的绝对掌控： 朱元璋建立的是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他不允许任何人挑战他的绝对权威。丞相制度的废除，就是为了将权力牢牢地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中。如果胡惟庸真的有不臣之心，那么他作为最后一位丞相，其存在本身就是对朱元璋集权的最大阻碍。朱元璋很可能借此机会将他彻底清除，以绝后患。
缺乏确凿证据： 尽管官方罗列了诸多罪名，但很多证据都显得牵强附会，或者仅凭口供，缺乏直接、确凿的物证。在那个年代，政治斗争往往伴随着严酷的审讯和逼供，口供的可靠性本身就值得怀疑。许多人可能是在被严刑拷打后被迫承认罪名的。
选择性地清算： 朱元璋在平定天下后，为了巩固统治，曾经大规模地清除功臣，包括蓝玉案、李善长案等等。胡惟庸案是其中规模最大、牵涉最广的一起。这种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很容易让人怀疑其背后并非全是为了维护国家正义，而是为了清除对皇权构成威胁的所有力量。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桩历史公案呢？
一种比较折中的观点认为，胡惟庸可能并没有直接的“谋反”计划，或者说他的行为并没有达到谋反的程度，但是他的确在某些方面触犯了朱元璋的底线。例如，他可能在处理政务时过于强势，或者在某些人事任免上违背了朱元璋的意愿，又或者他确实与一些人私交甚好，被朱元璋视为潜在的结党。朱元璋抓住这些“小辫子”，然后通过一套严密的政治运作，将这些行为无限放大，最终将其定性为“谋反”。
另一种观点则更为直接，认为这纯粹是朱元璋为了稳固皇权而进行的政治迫害。胡惟庸作为开国元勋，功劳卓著，且在民间和官场都有一定的影响力，这正是朱元璋所忌惮的。尤其是在废除丞相制度后，胡惟庸的权力即使没有被削弱，也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朱元璋可能觉得，与其留着一个潜在的威胁，不如将其彻底拔除。
总结来说，关于胡惟庸是否谋反，我们很难给出一个绝对的“是”或“否”的答案。
如果从朱元璋当时的官方定罪来看，他是有罪的。 官方记载了他的种种罪行，并据此对他进行了审判和处决。
但如果从现代史学家的视角去审视当时的证据和朱元璋的统治手段来看，很多指控都显得模糊不清，并且朱元璋本人也存在极强的政治动机。 这种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往往难以避免地带有清除异己的色彩。
可以说，胡惟庸案是明初政治斗争的一个缩影，它反映了朱元璋在巩固中央集权的过程中，对潜在威胁的极度敏感和冷酷手段。胡惟庸究竟是真心谋反，还是被扣上了莫须有的罪名，或许已经永远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留给后人无尽的揣测和讨论。我们能确定的是，这场案件不仅彻底埋葬了胡惟庸及其家族，也为中国古代君主专制集权的巩固，又添上了一笔沉重的历史印记。
网友意见
胡惟庸案本质上是朱元璋作为“新皇帝”所缴纳的学费。
可以说从胡惟庸案开始，朱元璋正式结束皇帝的新手期，开始以帝王的立场思考问题了。
朱元璋诛杀胡惟庸，罢黜左右丞相，一直有一条隐秘的暗线，就是明初入仕主要途径是举荐，也就是汉代的察举，而非科举。
朱元璋其实在洪武三年就已经实行了科举，但是朱元璋当时还比较“天真”，真以为科举制度是为了选拔能够真正治理地方的人才。
科举的结果自然让朱元璋大失所望，因为他发现这批考上科举的人都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今有司所取多后生少年, 观其文词若可与有为, 乃试用之, 能与所学措之于行者甚寡。 朕以实心求贤才, 而天下以虚文应朕, 非朕责实求贤之意也。今各处科举宜暂停。
于是朱元璋在洪武六年宣布暂停科举，恢复元末所实行的“举荐制”：
今各处科举宜暂停罢别，令有司察举贤才必以德行为本，而文艺次之，庶几天下学者知所向方而士习归于务本。
朱元璋之所以恢复”举荐入仕”制度的原因有两条，第一条是朱元璋确实觉得科举选拔出来的官员不通实务，不堪用；
第二条则比较实际，朱元璋是经过元末农民起义的，他深知一个有能力有本事有社会影响力、能充分调动社会资源的人如果想要和政府做对，能产生多大的危害。
比如他非常忌惮和欣赏的察罕帖木儿、扩廓帖木儿舅甥二人，虽然是蒙古人，但是早久居中原地区，本质上就是类似清末曾国藩、左宗棠一流的人物，结果振臂一挥，几成孛儿只斤氏栋梁，扩廓帖木儿更是明初朱元璋最头疼的对手。
朱元璋肯定不喜欢再出现一个扩廓帖木儿这样的人物，所以他希望用“举荐入仕”的方式把这些在他看来既是人才又是社会不安定因素的这批人全部吸纳入他的朝廷。
朱元璋虽然初衷很好，而且一定程度上确实达到了他的目的，但是另一方面，明初“举荐入仕制”也造成了他不得不诛杀胡惟庸的局面。
这是因为朱元璋从一开始就想错了，从汉朝开始，“朝廷命官”是不需要真正会治理地方的，他们只是皇权的代表，他们存在的唯一职责是为皇帝征税，其余时候“朝廷命官”其实是代表皇权在这个地区的存在。
极端的说，很多时候“朝廷命官”的作用是威慑：也许我不能干成什么事情，但是我绝对能让事情干不成。
真正负责治理某一个区域的是文法吏，类似于今天西方国家里的事务官，历朝历代都对这些文法吏有严格的限制，文法吏与“朝廷命官”是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的。
其逻辑和现在世界各国越是强力部门越是不允许专业人士成为一把手一样的。
比如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按理说这么专业的部门应该让专门搞情报的负责，但是不行，越是强力部门，专业人士越不能做一把手。
再说直白一点，如果都是专业人士来负责，那么对于皇权和军功贵族来说，他们很容易就被架空了，行政权很容易被这些文法吏把持住。
比如秦末赵高，赵高别看是太监，人家是以专业人员的身份入仕的，又赶上秦朝以文法吏为师，专业人士的春天啊。
大家完全可以把秦朝之后的“朝廷命官”类比为今天西方国家的议员，只不过西方国家的议员代表民意，而东方“朝廷命官”代表的是皇权。
当然，为了让“朝廷命官”100%成为皇权的代表，历朝历代都想了许多办法，汉初最开始是军功贵族入仕，不是刘邦的老兄弟以及老兄弟后人，根本没有当官的资格。
汉初一个县令就是关内侯，一个斗食的亭长就是大庶长。
到了汉武帝时代，汉武帝觉得这样不行啊，这样搞，当皇帝还有什么滋味？天下大事不都被勋贵把持了？
上乃曰：“君除吏已尽未?吾亦欲除吏。”
而《史记·卫青霍去病传》里披露了，在汉武帝早期，朝廷用人还是比较“粗糙”的，重臣都用的勋贵外戚，而小官则是重臣自己任命：
大将军（卫青）谢曰：“自魏其（窦婴）、武安（田玢）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骠骑亦效此意，其为将如此。
于是，汉武帝开始推行“察举制”，察举制用意是把最后决定权收归皇帝，让皇帝最后任命官吏，相比之前勋贵们随意“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察举制是对皇权的大大加强，至少保证中央朝廷官员任免权在皇帝/丞相手里。
至于刘彻又搞尚书台架空外朝，这是另一个故事了。
但是到了东汉局势又一变，地方开始崛起，不是说中央朝廷不好，而是想去中央太难，那么退而求其次，追求钱多事少离家近的州郡工作呗。
但是州郡官员任命，大多数职务都在州郡主官一言而决，所以，逐渐的，到了东汉晚期又有了“二元君主制”或者“双重君主制”一说。
所谓“双重君主制”，就是凡是没能到中央任职的官员，都自动认为自己和主官有“君臣之义”，甚至相比皇帝，自己更应该先效忠任用自己的这个地方主官。
比如刘表派韩嵩去许昌汉献帝处打探消息，韩嵩走之前明确对刘表表示自己要是被汉献帝任用为官了，自己就是天子的臣子，就不能为刘表尽忠了。：
嵩曰：“圣达节；次守节。嵩，守节者也。夫君臣名定，以死守之；今策名委质，唯将军所命，虽赴汤蹈火，死无辞也。以嵩观之，曹公必得志于天下。将军能上顺天子，下归曹公，使嵩可也；如其犹豫，嵩至京师，天子假嵩一职，不获辞命，则成天子之臣，将军之故吏耳。在君为君，则嵩守天子之命，义不得复为将军死也。惟加重思，无为负嵩！”
到了曹魏建立，曹丕有鉴于察举制在地方完全被州郡主官以及地方豪强把持，于是推出了一个“察举制plus”，这就是“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本意是由中央出面把各级人才品级固定住，这样州郡主官与地方豪强就没办法随心所欲的提拔私人了，总不能把一个“中下品”的人提拔到“上中品”啊。
而谁能“升品”呢？
皇帝啊。
南北朝开始，南朝皇帝用寒门来牵制门阀，而北朝则用自己部落武装牵制门阀。
总体而言，“朝廷命官”能不能完全代表皇权，这是一个动态博弈的过程。
到了隋唐，终于发明出了科举制。
科举制考什么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用考试的方式任免官吏，能最大把人事任免权控制在皇帝手里。
也有学者说，因为科举制太难了，所以考上科举的人并不感恩皇帝，都觉得是自己本人能干；其实这对于皇权来说无所谓，只要不感谢勋贵，不感谢外戚，不感谢宦官，不感谢武将就成了。
皇帝宁愿这些人谁都不感谢，也不希望他们去感谢谁。
从察举制再到九品中正制最后到科举制，也可以看做是封建贵族制国家向中央集权吏治国家的转变过程。
为什么元朝又不怎么采取科举制度了呢？
这主要是元朝统治者是来自草原蒙古人，原本蒙古帝国就是典型的封建贵族制国家，虽然忽必烈建立的元朝也尝试向中央集权吏治国转变。
但是，大家都知道，习惯的力量是强大的。
元朝始终在“封建贵族制”与“中央集权吏治”之间摇摆，这种摇摆也最终断送了元朝对中原的统治。
而体现在用人上，元朝还是保留了大量封建贵族社会用人传统，简单来说就是用人分远近亲疏，三六九等，学术用语叫“跟脚”。
而处于对自己部族武装的自信，元朝统治者不介意恢复“以吏为师”的传统，当然也就暂停了科举，元朝用人基本上恢复了西汉初年的状况：勋贵+举荐。
其实元朝这么干反而暗合了朱熹的主张，尽管现在人一说八股取士就都骂朱熹，但是朱熹是明确反对科举制的，朱熹曾经说过南宋要想恢复中原，首先就要停止科举。当然，朱熹厌恶的不是科举，而是科举制所代表的中央集权吏治国家。
扯远了，说回来。
朱元璋在采取“察举制”之前，他其实也做了一些与预防工作，比如说重用胡惟庸、汪广洋这些新贵，而刻意疏远李善长这些“老兄弟”，因为朱元璋也知道“察举制”太容易导致权力转移，所以他不能给“老兄弟”们机会。
但是朱元璋还是低估了“察举制”的威力。
根据《明初洪武年间元代旧官吏荐举情况研究》论文统计，洪武年间通过“举荐制”入仕的三品以上官员一共有197人，占洪武年422名三品以上官员的46.88%；其中六部侍郎里有48.67%是靠“举荐制”入仕的，其中六部里刑部侍郎里75.61%的侍郎靠“举荐制”入仕的、工部是75%、兵部是50%、礼部是51.61%。
基本上是和军功勋贵们持平了，考虑到洪武十三年的胡惟庸案，洪武十六年恢复科举，可以合理推测大多数依靠“举荐制“入仕的三品高官应该是在洪武元年到洪武十三年这十三年入仕的。
举荐制，或者说察举制与科举制最大的不同在于人事任免权其实是在中枢而非皇帝手里，而中枢行政事务是由丞相负责的。
换言之，举荐制之下，真正能决定一名官员前途的不是皇帝，而是丞相；在这种制度下，任何一位实权丞相都会“不结党而有党，不徇私而有私”了。
汉武帝采取的办法是刑罚，汉武帝在位54年，一共任用了13名丞相，其中7人被免职削爵，5人自杀族灭，仅有1人受命托孤；而东汉汉光武帝则采取了重尚书台，而架空丞相的办法，但是久而久之，录尚书事就成了不是丞相的丞相。
朱元璋作为一个从元末乱世里厮杀出来的出身底层的皇帝，他可能是历史上对人性最没有信心，最信奉“斩草除根，先下手为强”这些底层智慧的皇帝。
他不愿意仅仅是单纯诛杀丞相，因为这治标不治本；同时，他也不愿意采取重内朝轻外朝的办法，这同样治标不治本，朱元璋想要的是“万世法”。
所以朱元璋干脆综合汉武帝与汉光武的办法，先杀已经“坐大”的胡惟庸、汪广洋等吃到“举荐制”最大红利的这批“新贵”，依靠的自然是之前被他冷落的以李善长为首的“老兄弟”；其次，他更是借着这个机会废除了丞相制度，也别搞什么内朝了，直接皇帝兼任宰相好了。
这也是为什么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只是诛杀了胡惟庸等新贵，废除丞相制度，而没有停止“举荐制”的原因。
但是朱元璋很快就发现，“举荐制”下，他看得上“人才”差不多都是野心勃勃之辈（朱元璋推己及人，当然这也不是偏见，在马化腾看来，恐怕也只有雷军、王兴、周鸿祎这样的算人才，但是这些人肯定不会屈居人下），而选拔出那些有道德的人，他们根本又干不了事情。而绝大多数庸才又没什么操守。
朕自代元统一华夷，官遵古制，律仿旧章，孜孜求贤，数用不当，有能者委以腹心，或面从而志异；有德者授以禄位，或无所建；明中材下士，寡廉鲜耻，不能克己，若此无已奈何？
而且“朝廷命官”不具备专业能力，对于皇权来说其实是好事，对于皇权的代理人而言，作为一个道德楷模比成为某一方面专家对皇权更有用。
所以洪武十五年，朱元璋正式恢复科举。这大概可以看做是朱元璋作为“新手期皇帝”的毕业典礼了。
而洪武十五年之后，虽然举荐制并没有彻底被废除，但是随着科举的兴盛，举荐制与太学生逐渐被边缘化了。
因为只有科举制才能保证皇帝牢牢掌握人事权，而举荐制与太学都会造成人事权旁落。
太祖虽间行科举,而监生与荐举人才参用者居多,故其时布列中外者,太学生最盛。一再传之后,进士日益重,荐举遂废,而举贡日益轻。
参考资料：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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