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门见山先给结论:林丹汗败亡,与崇祯无直接关系;有一定的间接关系,但并不是造成林丹汗败亡的关键因素。
“林丹汗可以说是被崇祯间接害死的吗”——题主的这个质疑难以成立。
首先,还是应该先说下察哈尔西迁的动机和过程。
1
察哈尔西迁和崇祯即位的时间大致相同——前者发生在天启七年秋的七、八月间,后者登基是在天启七年的八月。
察哈尔与内喀尔喀北征科尔沁、内喀尔喀五部被后金击溃等事件,努尔哈赤对内喀尔喀发动报复征讨等,都发生在天启六年和更早时期。和崇祯都没关系。
2、
明代中后期漠南蒙古当中的强势大部落,也不再是单纯的游牧,而是积极转入定牧和半耕半农状态。
无论右翼土黙特还是左翼察哈尔,都热衷通过吸收出边汉人等方式,在靠近边墙沿线、自然条件相对优越的地方大力发展农耕,并受藏传佛教的影响,热衷修建城市和喇嘛庙。俺答主持修库库和屯(呼和浩特前身),林丹汗也主持修查罕浩特(今内蒙古赤峰附近),逐渐转入定居生活。
修城建庙、组织汉人从事耕作和修城,款待来传教的喇嘛僧人,这是嘉靖、隆、万到天启,漠南蒙古左右两翼强势大部落首领很热衷的活动。
在万历末年,因成功地迫使明朝开放广宁马市和广宁的独家抚赏特权,林丹汗不仅主持修建查罕浩特,他最大的愿望是占领广宁这个相当于省会的明朝辽西镇城。
但是天启二年春,后金军占领广宁,随后又击溃内喀尔喀五部,此后又出兵开原与辽北,威胁察/喀联军的侧翼,迫使北征科尔沁的林丹汗仓皇撤军。
当林丹汗离开前五任大汗已经经营80多年的旧地,放弃他亲自主持修建的查罕浩特,开始西迁的时候,对察哈尔部而言,本身就是畏惧后金、加速走下坡路的标志事件。
3、
察哈尔要西迁,但是西边的宣大边外与河套地区也不是无主之地,是右翼土黙特的传统势力地盘。双方很快发生冲突。
天启七年十月,以第四代土黙特顺义王博硕克图汗(明朝称其“卜石兔”)为首,组织漠南右翼联军,迎战林丹汗。
这场战争从这年出动持续到次年春,双方互有胜负,最后以林丹汗占领库库和屯,漠南右翼联军战败而结束。
明朝基本没有干预这场战事,主要原因之一,是虽然明朝此前数年反复拉近和林丹汗的关系,推行“以虏制奴(挑唆察哈尔、内喀尔喀对抗后金)”政策,但是右翼土黙特和明朝的关系横密切,和睦关系更加深厚,毕竟“隆庆和议、俺答封贡”,是明朝隆万大改革时期的最显赫一笔政治成就。这个顺义王更是明朝册封。
在左右两翼激战时,长期在宣、大马市活动并领取抚赏的土黙特、喀喇沁贵族,也数次向明朝求助。明朝同样没有干预。
在这个过程中,以崇祯皇帝为首的明朝最高决策者,其总体表现就是极度失望和茫然失措。原因有三——
A、“以虏制奴”,这是自万历46年后金起兵开始,明朝就长期奉行的政策,尽管该政策效果不佳,总体而言是事倍功半,但蒙古人也确实发挥过一定作用。天启二年,努尔哈赤占领广宁后不守,迅速放弃广宁,退回辽河东岸,原因之一就是担心战线过长,辽西侧翼广大地区与蒙古势力接触。
但是继内喀尔喀五部在天启末年被后金武力击溃后,察哈尔又在天启七年大举西迁,由此导致辽河套和辽西大片地区原本存在西虏势力消失,此后不能再发挥干扰、牵制后金注意力的作用。
B、天命十年冬(明天启五年),林丹汗联合内喀尔喀宰赛,发兵嫩江,向科尔沁部土谢图汗奥巴“问罪”,围攻格勒珠尔根城(今黑龙江省大庆市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境内嫩江北岸的兴隆屯附近)。奥巴急忙向努尔哈赤求援,后者发兵,迫使林丹汗撤军。该事件已经导致后金与科尔沁部巩固了结盟关系。
林丹汗西迁,导致察哈尔汗庭对科尔沁部的影响力更是大幅削弱,为此后后金趁热打铁,继续强化对科尔沁的控制提供了极大便利。后金与科尔沁不再是平等的结盟关系,而是在皇太极时期逐渐发展为臣属关系,科尔沁成为以满人皇帝为主导的“满蒙同盟”架构下第一个成功典型样本。
C、察哈尔西迁后,辽西走廊边墙沿边、蓟北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混乱和短期的势力真空。为后金军与崇祯二年入塞提供了必要条件。
同时,加入土黙特右翼联军的喀喇沁部部分贵族,在战争期间派人到沈阳向皇太极求助,为后金此后发动西征提供了理由和机会。
4、
察哈尔西迁,破坏、终结了“以虏制奴”这个明朝对后金长期制定的战略方针。破坏了明朝天启二年广宁失守后,孙承宗等人花费数年惨淡经营的辽西走廊防区的整体格局——
辽西走廊防线原本构想是“北向防御”,直指广宁、义州,其北侧和东北侧面对后金,作为重点;察哈尔西迁后,辽西走廊防线的西侧出现大范围势力空虚地带,喀喇沁贵族倒向后金,是后金军在崇祯二年冬,轻松绕过辽西走廊,从蓟北入塞。
已巳之变,赖不到袁崇焕的头上。
袁崇焕在天启七年宁锦之战后不久去职;崇祯元年秋被崇祯帝重新启用。在他去职之前,察哈尔没有西迁;他被重新启用之后,辽西方向和漠南蒙古局势发生巨变。
5、
此时明朝以崇祯为首的最高决策层,对察哈尔西迁,除了失望,就是失措——不知道怎么应对。
察哈尔现在西迁,但不要忘记:他们当年是先有东迁。
嘉靖二十六年,察哈尔博迪汗去世,由长子达赉逊继承汗位,称“库登汗”。库登汗各方面能力又平庸,而右翼土黙特俺答汗觊觎察哈尔的宗主地位,总想取而代之,不仅不听从库登汗的号令,拒绝参加库登汗发起的各部会盟,还唆使属于自己一系的亲贵侵占察哈尔驻牧地。
因担忧被俺答汗吞并,库登汗带领全体察哈尔和一部分喀尔喀部众东迁或南下,进入辽河套和西拉木伦河,驻牧于辽河套边墙和辽西边墙外。漠北喀尔喀十二鄂托克当中的五部,呼应库登汗,自北方南下,进入辽河套,成为内喀尔喀五部。察哈尔与内喀尔喀逐渐控制、瓦解兀良哈三卫。
这就是明朝嘉靖中期的“左翼蒙古东迁”事件。从嘉靖中期到天启朝的长达80年的时间内,明朝在辽东周边地区采取的一系列军政要策,都是针对这一格局展开的。如隆庆年间的蓟辽军事改革、高拱和张居正的“联西制东(笼络安抚右翼土黙特,打击左翼察哈尔图们汗)”、万历初年张居正时代的辽东对虏作战等等,包括万历后期到天启朝的“以虏制奴”。
内喀尔喀的战败溃散和察哈尔西迁,导致漠南蒙古已经维持80年的势力分布状态被完全打破,还导致漠南蒙古左、右两翼陷入战乱。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战术变化,而是重大边疆地缘战略格局巨变。此举是明朝最不愿意看到的一个意外结果,给明朝针对后金的整体战略规划造成严重的恶劣影响。
刚刚即位了崇祯皇帝,即想不到、也没有能力和有效手段去及时应对这个巨变。而崇祯二年的已巳之变,恰恰就是这个巨变造成的结果之一。
林丹汗的最后生命可以说是被崇祯和皇太极直接一起夹死的。
崇祯五年三月皇太极远征察哈尔,林丹汗得到消息光棍跑路,虽然没怎么打,但因为跑的仓皇途中遗弃部众数万,粮食物资也大量遗失。崇祯六年四月,塔什海、虎鲁克寨桑弃他而去,为了获取生存物资,林丹汗决定就近南侵,金朝直呼内行。崇祯六年五月,林丹南下战败,被斩首四百余,但生存所逼,林丹不得不在崇祯七年继续南侵,结果正月至八月六战皆败,被斩首六千余级,给明军贡献了最后一波人头后,于当年夏秋病死。
我愿称之为,夹缝霸主虎墩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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