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一、 历史背景与时代呼唤：救亡图存的迫切需求
在20世纪初，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西方列强的侵略、封建统治的腐朽以及传统文化的失落，使得中华民族濒临灭亡的边缘。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中最具批判性和反思能力的群体，肩负着寻找国家出路的重任。他们遍访西方，学习各种思潮，试图从中找到拯救中国的药方。
对传统救亡道路的失望： 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一系列尝试，都未能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命运。这使得许多知识分子对传统的改革路径感到失望，开始寻求更为激式的思想武器和行动纲领。
西方思潮的涌入：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增加，各种西方思想，包括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等，大量涌入中国。知识分子如饥似渴地学习这些思想，希望从中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灵感。然而，这些思想在中国的实践中也遇到了水土不服的问题，它们往往未能触及中国社会最根本的矛盾。
“五四”运动的催化：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救亡图存运动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不仅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更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在“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旗帜下，中国知识分子对国民性进行了深刻反思，同时也对各种救国方案进行了激烈的辨析和比较。
二、 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切中中国社会矛盾的“药方”
在众多的西方思潮中，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最终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占据主导地位，其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对现实问题的深刻洞察是关键因素。
1. 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深刻揭示：
阶级分析法：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能够将中国复杂的社会矛盾归结为封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买办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这与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高度契合，使得知识分子能够清晰地认识到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革命对象。
帝国主义是“新帝国主义”： 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特别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论述，精准地解释了西方列强如何瓜分中国，如何通过经济和政治手段剥削中国人民。这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反帝国主义斗争的理论依据。
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发展规律：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发展遵循一定的客观规律，即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这种历史发展观，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超越历史迷茫的框架，让他们相信中国也可以通过革命达到更高的社会形态，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
2. 革命性的承诺与彻底性：
暴力革命是唯一道路： 与改良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主张通过暴力革命推翻旧制度。这对于深感改革无望的知识分子来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彻底的、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
解放全人类的理想： 马克思主义不仅仅关乎中国的问题，它还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旨在实现全人类的解放。这种崇高的理想主义情怀， resonated with intellectuals who aspired to contribute to a greater cause beyond national salvation.
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强调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者，这与辛亥革命后出现的军阀割据、小资产阶级软弱的局面形成了鲜明对比。知识分子认为，将革命的领导权交给有组织、有纪律的无产阶级，能够确保革命的彻底性和最终的胜利。
3. 实践的示范与鼓舞：
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产生巨大影响的决定性因素。它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并非空想，而是一种能够成功地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并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强大理论。俄国革命的成功，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榜样，让他们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可能性和方向。
共产国际的推动： 共产国际的成立和对中国革命的支持，也为中国知识分子传播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和帮助。共产国际派遣代表，提供资金和指导，直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三、 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与改造：本土化的过程
尽管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但中国知识分子并非全盘接受，而是在接受的过程中进行了深刻的思考、批判和改造，使其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
1. 早期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探索与传播：
早期翻译与介绍： 从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开始，他们通过翻译、著书立说、创办刊物等方式，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介绍给中国社会。李大钊被誉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者”，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是系统而深入的。
对不同学派的比较： 在早期，中国知识分子也接触了许多其他的西方思潮，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思潮进行了比较和辨析，最终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独特优势。例如，一些自由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在与马克思主义者争论的过程中，也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
2. 毛泽东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矛盾理论的运用： 毛泽东深刻理解中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东方国家，因此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提出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理论，以及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为分析中国社会提供了有力工具。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认为中国革命首先要走的是一个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但其性质与传统的资产阶级革命不同，它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联合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同进行的革命。这个理论解决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关于“东方落后国家能否跳过资本主义阶段”的问题。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这是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最重要体现。他发现中国革命的道路不能照搬苏联的城市暴动模式，而是要依靠中国广大的农村人口，建立农村根据地，然后逐步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全国政权。
群众路线和人民战争： 毛泽东强调“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并将群众路线作为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他提出的“人民战争”理论，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以劣胜优，以弱胜强，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
3. 其他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与反思：
除了毛泽东，还有许多其他知识分子，如瞿秋白、李达、艾思奇等，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和理论发展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撰写理论文章，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也有一些知识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保留了自己的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方面进行了质疑和反思，但也正是这种批判性的接受，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四、 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深层原因总结：
救亡图存的时代使命感： 知识分子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和民族危机的深切感受，是他们选择马克思主义的首要驱动力。
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现实的解释力：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帝国主义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等，能够精准地解释中国社会面临的困境，并提供解决之道。
革命性的承诺与彻底性： 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暴力革命和建立新社会的理想，满足了知识分子对彻底变革的渴望。
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示范： 俄国革命的成功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实践的证明和鼓舞。
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情怀： 许多知识分子怀有崇高的理想，希望通过革命改变社会，实现人类解放，这与马克思主义的解放全人类的宗旨相契合。
本土化的创造性转化：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等早期救国方案未能解决中国根本问题，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特别是毛泽东思想，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切实可行的道路。
结语：
中国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时代呼唤的产物。这是一个充满探索、辨析、改造和实践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的引进并非简单的照搬，而是在中国具体的社会土壤中，经过中国知识分子的深刻理解和创造性转化，最终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这一选择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也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网友意见
与其说是中国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倒不如说，那些认同马克思主义并参与革命的人，最彻底地忠诚于中国革命的实际，而不是忠诚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刻板印象。
中国的特殊国情，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改造，否则就难以生存下去（在中心城市武装暴动均以失败告终就说明，不考虑中国国情，照搬俄国革命城市中心论的经验会对中国的革命事业造成极大的危害）。
在学习和改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马克思主义以及党本身有了更深的理解:三大法宝，即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是助力中国共产党赢得革命胜利的重要因素。
毛泽东等人并不是典型的民国知识分子。在抗日战争以前，党在国统区城市的影响较小。后来的统战成果，都是在抗日战争开始后，利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取得的。
直到1946年，民国知识分子普遍希望走”第三条道路“，大多支持改良。
知识分子从来就不是一个阶级，有的人是城市小资产阶级，有的人是民族资产阶级，还有的人甚至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御用文人。
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并没有选择马克思主义，即便现在也是如此，是知识分子中的一小撮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而这一小撮中的一小撮将马克思主义带到了农村，进而由广大的农村的数目庞大的农民群体将马克思主义以物理方式推向了全中国。
旧中国绝大部分的社会生产分散在农村，因此城市道路断不可行，这也是那一小撮知识分子一开始失败的根本原因。几次失败之后，这一小撮中的一小撮转向了农村，在以井冈山为中心的山野中建立了根据地，方才在中国保留了马克思主义的火种。
然后便是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和被比喻为宣言书、宣传队和播种机的长征，将这一小撮中的一小撮开创的符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传遍大江南北。再后来，全中国当之无愧的文化中心延安吸引了全国的进步青年，这些青年离开延安后，又将马克思主义带向华北、东北的农村。
再后来，便是三大战役、南线大追击，最后解放全中国。
早期那一小撮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敏锐的直觉和勇敢的尝试，后来这一小撮中的一小撮选择农村，是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结合的实践，而唯有这种实践被证明了其可行性，让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主动接受并选择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才走向了最终胜利。
这个问题可以读毛泽东同志的《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这个发言用最简明扼要的语言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
这里转载全文及注释。
在他早年的文章中，会用到“以明吾侪”、“补苴罅漏”这样的词汇，但是到后来几乎没有了。
大家可以看《毛泽东文集》和《毛泽东选集》，谈的有大问题，有小细节。下笔，用的却是十分平实的语句和词汇。
对比一下2020年浙江高考满分作文《生活在树上》那种挖空心思生怕读者看懂的风格，可以说是十分有趣了。
在注释3中，我标出来一段黑体。
从这段话可知，“精资”是有传统的。但是梁启超、张东荪等人虽支持资本主义，却也是要社会监督，要改良弊病的。
今天的网络“精资”们，往往拿着“生产力局限”当做借口，连监督和改良都看做“不合时宜”的。
他们还觉得别人幼稚激进，自己务实又稳健呢，记住一个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原则，对不起，忘记了。好像死等傻靠乖乖听话就万事大吉，就发展，活活把人类当成一堆动植物。
这种现象也是趣味十足。
作这个发言的时候，毛泽东同志28岁。但是他在最后一段说到：“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我个人的理解，阶级专政写在纸上真的不如其他选项完美，甚至看上去最粗暴。但是毛泽东已经通过深度的思考和研究，看透了那些漂亮玩意儿只能被文化人把玩，不能用于实践。
其实我们很多人思考问题都走不到这一步，还停留在十分感性的基础上，还有些文化人的完美主义和小资的抑郁，会经常动摇。这些情况也是很有趣的，值得关注。
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
(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二日)
一
现在国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则主张改良。前者如陈独秀[2]诸人，后者如梁启超、张东荪[3]诸人。
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至用“改造东亚”，不如用“改造中国与世界”。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东亚”无所取义。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至于方法，启民[4]主用俄式，我极赞成。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
二
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大概有下列几种:
1.社会政策[5]；
2.社会民主主义[6]；
3.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
4.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7])；
5.无政府主义[8]。
我们可以拿来参考，以决定自己的方法。
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注释
[1]这是标志着毛泽东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道路的一篇发言。新民学会长沙会员新年大会于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至三日举行，热烈讨论了一九二○年七月新民学会旅法会员在法国蒙达尔尼会议上提出的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以及改造的方法、目的等问题。本篇一是毛泽东一月一日的发言，本篇二是毛泽东一月二日的发言。
[2]陈独秀（一八七九——一九四二），安徽怀宁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一九二○年八月组织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进行建党活动，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他当时拥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社会革命论，主张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
[3]梁启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广东新会人。戊戌维新运动的重要活动家。辛亥革命后组织进步党，一九一六年该党演变为研究系，他是首领。
张东荪（一八八六——一九七三），浙江杭州人。研究系的主要成员，当时任《时事新报》和《改造》杂志主编。一九二○年十一月，张东荪、梁启超等挑起了一次有关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他们认为中国经济落后，因而否认中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反对在中国宣传社会主义，主张开发实业，发展资本主义，并宣称可以通过立法和社会监督以及发展各种“协社”来“矫正”资本主义的弊病。他们的这种主张，受到当时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
[4]启民，即陈启民，名陈书农（一八九八——一九七○），湖南长沙人。新民学会会员，当时在长沙周南女校教书。
[5]社会政策，指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德国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一种社会改良主义，后流行于欧美以及日本，二十世纪初传入中国。社会政策的提倡者主张阶级协调，由国家或其他社会力量制订劳动法规，实行社会保险，成立工人组织，兴办福利、救济事业等等，来维护资本主义经济。
[6]社会民主主义，指二十世纪初期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它反对无产阶级实行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无产阶级走议会道路，宣扬资产阶级民主和阶级调和。五四运动前后，中国也曾有极少数人宣传过这种主义。
[7]罗素（一八七二——一九七○），英国哲学家、社会活动家。早年加入英国费边社和工党，后又信仰过基尔特社会主义。十月革命后，曾到俄国考察。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一年来中国讲学，先后在北京、长沙等地演说。在这些演说中，他表示相信“共产主义是一种好学说”，主张用“循序渐进的方法来实行”，不赞成“阶级战争”和“平民专制”，认为中国首要的事情是兴办教育和发展实业。罗素的主张在当时中国学术思想界有相当影响。
[8]无政府主义，是十九世纪中叶出现于欧洲的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潮。它否认任何国家和政权，否认任何权力和权威，鼓吹绝对自由、极端民主，主张建立一个“无命令、无权力、无服从、无制裁”的无政府状态的社会。五四运动前后，这种思潮在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工人中曾经有过较大影响。
中国只有小部分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可以去看看民国大部分知识分子的看法。
他们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原因很简单：西方那套无法救国。民国建立后，民国政府以及所有领导层大部分还都是前清的那些人，比如说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
现在有些人，动不动就说“你被洗脑了”说白了就是“谁不信西方那套谁就是被洗脑”阿富汗发生的事让他们不得不换套说辞
民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并没有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在知识分子里，甚至是只是一小部分，很不起眼的一小部分。不信？你去把民国社科人文领域的著名学者作家找来，看看有几个是在建国之前就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不多，在思想领域有过重要影响的，也就是郭沫若、鲁迅、茅盾这么几个了。民国里那么多在西方、日本留过学，在大学里当教授、在政府里当顾问的大知识分子，不管对北洋、国民党政府的态度如何，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屈指可数。更多的是自由主义分子、社会民主主义分子或者亲国民党的，当然还有数量更多的旧知识分子、地主士绅一类。
觉醒年代给了一些人错觉，好像是民国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然后才有了中国革命。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只是在中国一部分小知识分子里发了芽，这些人拿着马克思主义，不是用来说服别的小知识分子、旧知识分子和大知识分子，而是直接开干，发动工人、农民，影响了一批小资产阶级，夺去了政权之后，马克思主义才对大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有了影响。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不是在知识分子内部取得的，而是通过发动工农，夺取了政权，再反过来影响知识分子群体而取得的。把希望寄托在先说服所有的知识分子，然后再去革命，这样的革命500年也不会成功。
毛泽东、周恩来、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并不代表典型的民国知识分子。
直到内战爆发前夕的1946年，民国所谓”知识界“有头有脸的人，还是大多亲美的，希望走”第三条道路“，并不就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些人大多支持改良，一听到阶级斗争心里就发毛的。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大多都是地主、乡绅的家庭出身，他们心理上就不会对阶级斗争、打倒地主阶级有什么好感。
知识分子本身不是一个阶级(不同的知识分子看为谁服务），中共也不是知识分子领导的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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