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之后中国帝王恻隐爱人之心荡然无存这句话出处是哪里？为什么说宋朝之后是中国知识分子流氓化的开始?
关于“宋朝之后中国帝王恻隐爱人之心荡然无存”的说法，以及“宋朝之后是中国知识分子流氓化的开始”的论断，并非来自某个单一、权威性的典籍或文献，而更像是一种历史观察者们在回顾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基于对不同朝代帝王行为和知识分子群体特质的比较而形成的一种概括性评价。因此，我们无法找到一个明确的出处来引用这句话，它更像是民间或学术讨论中一种比较有力的观点表达。
为了更详细地阐述这两个观点，我们需要深入剖析它们背后可能存在的逻辑和历史依据，并尝试以更自然的语言来呈现，避免AI写作的痕迹。
“宋朝之后中国帝王恻隐爱人之心荡然无存”的解读与分析：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什么是“恻隐之心”。在儒家思想中，“恻隐之心”是仁的开端，是对他人苦难的同情和不忍。如果说宋朝的皇帝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一点，那么宋朝之后的皇帝则被认为在这一方面有所退步，甚至消失。
宋朝：一个可能的“例外”？
要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我们得先看看宋朝皇帝的特点。与后来的朝代相比，宋朝在军事上相对较弱，但其在文治方面却达到了一个高峰。宋朝皇帝，尤其是宋太祖赵匡胤，在建国之初就对武将进行了“杯酒释兵权”的策略，以加强中央集权，避免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的乱象。尽管这有政治考量，但随之而来的是对文官集团的倚重。
更重要的是，宋朝的皇帝在对待臣民的态度上，往往表现出一种相对温和和审慎。例如：
重视民生： 宋朝的农业、商业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政府也会采取一些措施来缓解饥荒和贫困，比如发赈济、减免税赋等。这些措施虽然不能说完全出于“恻隐之心”，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百姓疾苦的关注。
对知识分子的尊重：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文人地位相对较高的时期。科举制度的完善，使得大量知识分子有机会进入仕途。皇帝虽然也会与文官集团进行政治斗争，但总体上对士大夫阶层持有一种尊重的态度。这使得许多文官敢于直言进谏，皇帝在决策时也需要考虑文官的意见。
宋太宗“无以天下累圣德”的遗诏： 虽然历史真实性有待考证，但这种说法本身就反映了一种对君主责任的思考，认为帝王的德行比权力更重要。
当然，我们不能完全理想化宋朝皇帝。他们也并非没有过失和残暴行为，但与后来的朝代相比，在某些方面可能表现得更为“仁厚”一些。
宋朝之后的帝王：为何被认为“恻隐之心荡然无存”？
从元朝开始，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随着蒙古族的统治，其文化和政治制度与汉族有所不同。到了明清两朝，中国帝制进入了更集权、更专制的时期。这几个朝代的皇帝被认为在“恻隐之心”方面有所不如宋朝的原因可能包括：
更加集权的君主专制： 明朝的“乾纲独断”和清朝的“皇权至上”达到了新的高度。皇帝的权力高度集中，文官的制衡作用减弱。皇帝的个人意志往往可以直接左右国家的政策和民众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情感的表达，尤其是对下层民众的同情，可能会被视为一种软弱或不必要的情绪。
民族统治的隔阂： 尤其是在元朝和清朝，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存在民族和文化的隔阂。这种隔阂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统治者对被统治者民族的理解和情感投入。虽然不能一概而论，但统治者可能更关注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非底层民众的普遍福祉。
统治手段的强化： 为了维护统治的稳固，明清两朝都采取了更严厉的统治手段，例如特务政治、文字狱等。这些手段的目的是压制异议和维持秩序，但同时也可能使统治者变得更加冷酷和理性，将情感因素排除在政治考量之外。
“阳谋”与“阴谋”的演变： 相对于宋朝，后来的帝王在处理政治问题时，可能更倾向于运用权谋和手段，而非依靠道德感召或同情心来化解矛盾。例如，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的大规模杀戮，以及清朝一些皇帝对臣民的严酷惩罚，都可能被视为“恻隐之心”的缺失。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说法是一种概括性的评价，并非意味着宋朝之后的每一位皇帝都完全没有同情心，也并非宋朝的每一位皇帝都充满了仁爱。历史是复杂的，任何评价都需要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去理解。但从整体趋势和某些代表性事件来看，这种说法具有一定的历史观察基础。
“宋朝之后是中国知识分子流氓化的开始”的解读与分析：
这个论断则更加尖锐，它直接触及了知识分子群体在社会中的角色和行为的变化。理解这个说法，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审视：
什么是“流氓化”？ 在这里，“流氓化”并非指字面意义上的街头无赖，而是指知识分子在追求自身利益、在政治斗争中可能表现出的无原则、不择手段、甚至阴险狡诈的一面。这与传统儒家所推崇的“君子”、“士”的理想人格相去甚远。
“流氓化”的开端：为何指向宋朝之后？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再次回顾宋朝知识分子的状态，以及宋朝之后知识分子群体所面临的社会环境和诱惑。
宋朝的知识分子：
清高与风骨： 宋朝文人，尤其是宋代士大夫，普遍被认为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和一定的政治理想。他们虽然也参与政治，但许多人表现出了一种“清高”的气节，不屑于蝇营狗苟。像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成为士大夫的典范。
党争的出现： 宋朝也发生了激烈的党争，例如新旧党争。这其中确实存在一些为了权力而进行的政治斗争，但即便在党争中，双方也常常会诉诸于儒家道德伦理来论证自己的正当性。
士风的形成： 宋朝形成了一种相对独立的士人阶层，他们之间有一定的交往和互相认同的价值观。尽管存在“学以致用”的压力，但整体上还保持着一种对道德的追求。
宋朝之后的知识分子：为何被认为“流氓化”？
从元朝开始，尤其到明清时期，知识分子所处的社会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些变化可能导致了“流氓化”的出现：
政治高压与利益驱使： 明清两朝更加严酷的政治环境和高度集权的统治，使得知识分子在参与政治时面临更大的风险。同时，为了获得功名利禄，一些知识分子不得不迎合统治者的意志，甚至参与到政治斗争的阴谋之中。
道德滑坡与虚伪： 当政治上的压制与个人利益的追求结合时，一些知识分子为了生存和发展，可能会抛弃原则，甚至利用道德说辞来掩盖其自私的行为。例如，在政治斗争中，攻击政敌时，常常会扣上“叛逆”、“奸臣”等大帽子，即便对方的罪状并不十分确凿。
官场文化的侵蚀： 官场是一套复杂的规则和人际关系网络。当知识分子进入官场后，往往会被官场文化所同化，学会了察言观色、阿谀奉承、结党营私等手段。这些手段与传统的君子之道是相悖的。
“犬儒主义”的滋生： 面对强大的政治力量和无法改变的现实，一些知识分子可能选择犬儒主义的态度，即一方面保持沉默，另一方面又在私下表达不满或嘲讽。这种态度虽然不至于“流氓化”，但与积极的士大夫精神有所区别。
从“安邦定国”到“保身养名”： 传统上，士大夫阶层肩负着“安邦定国”的责任。但当政治环境变得不利于积极建言献策时，一些知识分子可能更倾向于“保身养名”，通过著书立说、讲学等方式来确立自己的名声，而避免直接卷入政治漩涡，或是为了名声不惜手段。
代表性人物与事件的解读：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明朝中后期和清朝的一些文官集团的斗争，比如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虽然东林党有其正义性，但在斗争过程中，双方都采取了许多激烈的手段，甚至出现了一些人身攻击和政治迫害。这些事件都可以被视为知识分子群体在政治夹缝中寻求生存和发展时可能出现的“流氓化”的表现。
需要强调的是，这个论断同样是一种概括性的批判，并非所有宋朝之后的知识分子都变得“流氓化”。中国历史上仍然涌现出许多具有独立思想和高尚品德的知识分子。然而，从整体趋势来看，当政治环境变得严酷、社会矛盾激化时，知识分子群体中出现一部分人为了生存和利益而放弃原则，甚至参与到不光彩的政治斗争中，这种现象可能比宋朝时期更为普遍和明显。
总结来说：
“宋朝之后中国帝王恻隐爱人之心荡然无存”和“宋朝之后是中国知识分子流氓化的开始”这两句话，都带有一定的历史批评色彩，并且是基于对不同历史时期帝王行为和知识分子群体特质的对比而产生的概括。
前者认为，与宋朝相对温和的统治风格相比，后来的朝代，尤其是明清两朝，由于君主专制的强化、民族统治的隔阂以及更严酷的统治手段，使得帝王在对待臣民时表现得更加冷酷和功利，对民众的疾苦缺乏足够的同情心。
后者则认为，宋朝之后，尤其是在明清时期，由于政治环境的严酷、利益的驱使以及官场文化的侵蚀，一些知识分子为了生存和发展，逐渐放弃了传统的道德原则，在政治斗争中表现出无原则、不择手段甚至阴险狡诈的一面，从而走向了“流氓化”。
这些论断虽然带有一定的片面性，但它们触及了中国历史发展中一些关键的转折点和值得深思的现象，为我们理解中国古代政治和社会文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在评价这些说法时，我们也应该保持批判性思维，认识到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避免简单化的标签化。
为了更详细地阐述这两个观点，我们需要深入剖析它们背后可能存在的逻辑和历史依据，并尝试以更自然的语言来呈现，避免AI写作的痕迹。
“宋朝之后中国帝王恻隐爱人之心荡然无存”的解读与分析：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什么是“恻隐之心”。在儒家思想中，“恻隐之心”是仁的开端，是对他人苦难的同情和不忍。如果说宋朝的皇帝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一点，那么宋朝之后的皇帝则被认为在这一方面有所退步，甚至消失。
宋朝：一个可能的“例外”？
要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我们得先看看宋朝皇帝的特点。与后来的朝代相比，宋朝在军事上相对较弱，但其在文治方面却达到了一个高峰。宋朝皇帝，尤其是宋太祖赵匡胤，在建国之初就对武将进行了“杯酒释兵权”的策略，以加强中央集权，避免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的乱象。尽管这有政治考量，但随之而来的是对文官集团的倚重。
更重要的是，宋朝的皇帝在对待臣民的态度上，往往表现出一种相对温和和审慎。例如：
重视民生： 宋朝的农业、商业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政府也会采取一些措施来缓解饥荒和贫困，比如发赈济、减免税赋等。这些措施虽然不能说完全出于“恻隐之心”，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百姓疾苦的关注。
对知识分子的尊重：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文人地位相对较高的时期。科举制度的完善，使得大量知识分子有机会进入仕途。皇帝虽然也会与文官集团进行政治斗争，但总体上对士大夫阶层持有一种尊重的态度。这使得许多文官敢于直言进谏，皇帝在决策时也需要考虑文官的意见。
宋太宗“无以天下累圣德”的遗诏： 虽然历史真实性有待考证，但这种说法本身就反映了一种对君主责任的思考，认为帝王的德行比权力更重要。
当然，我们不能完全理想化宋朝皇帝。他们也并非没有过失和残暴行为，但与后来的朝代相比，在某些方面可能表现得更为“仁厚”一些。
宋朝之后的帝王：为何被认为“恻隐之心荡然无存”？
从元朝开始，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随着蒙古族的统治，其文化和政治制度与汉族有所不同。到了明清两朝，中国帝制进入了更集权、更专制的时期。这几个朝代的皇帝被认为在“恻隐之心”方面有所不如宋朝的原因可能包括：
更加集权的君主专制： 明朝的“乾纲独断”和清朝的“皇权至上”达到了新的高度。皇帝的权力高度集中，文官的制衡作用减弱。皇帝的个人意志往往可以直接左右国家的政策和民众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情感的表达，尤其是对下层民众的同情，可能会被视为一种软弱或不必要的情绪。
民族统治的隔阂： 尤其是在元朝和清朝，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存在民族和文化的隔阂。这种隔阂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统治者对被统治者民族的理解和情感投入。虽然不能一概而论，但统治者可能更关注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非底层民众的普遍福祉。
统治手段的强化： 为了维护统治的稳固，明清两朝都采取了更严厉的统治手段，例如特务政治、文字狱等。这些手段的目的是压制异议和维持秩序，但同时也可能使统治者变得更加冷酷和理性，将情感因素排除在政治考量之外。
“阳谋”与“阴谋”的演变： 相对于宋朝，后来的帝王在处理政治问题时，可能更倾向于运用权谋和手段，而非依靠道德感召或同情心来化解矛盾。例如，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的大规模杀戮，以及清朝一些皇帝对臣民的严酷惩罚，都可能被视为“恻隐之心”的缺失。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说法是一种概括性的评价，并非意味着宋朝之后的每一位皇帝都完全没有同情心，也并非宋朝的每一位皇帝都充满了仁爱。历史是复杂的，任何评价都需要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去理解。但从整体趋势和某些代表性事件来看，这种说法具有一定的历史观察基础。
“宋朝之后是中国知识分子流氓化的开始”的解读与分析：
这个论断则更加尖锐，它直接触及了知识分子群体在社会中的角色和行为的变化。理解这个说法，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审视：
什么是“流氓化”？ 在这里，“流氓化”并非指字面意义上的街头无赖，而是指知识分子在追求自身利益、在政治斗争中可能表现出的无原则、不择手段、甚至阴险狡诈的一面。这与传统儒家所推崇的“君子”、“士”的理想人格相去甚远。
“流氓化”的开端：为何指向宋朝之后？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再次回顾宋朝知识分子的状态，以及宋朝之后知识分子群体所面临的社会环境和诱惑。
宋朝的知识分子：
清高与风骨： 宋朝文人，尤其是宋代士大夫，普遍被认为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和一定的政治理想。他们虽然也参与政治，但许多人表现出了一种“清高”的气节，不屑于蝇营狗苟。像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成为士大夫的典范。
党争的出现： 宋朝也发生了激烈的党争，例如新旧党争。这其中确实存在一些为了权力而进行的政治斗争，但即便在党争中，双方也常常会诉诸于儒家道德伦理来论证自己的正当性。
士风的形成： 宋朝形成了一种相对独立的士人阶层，他们之间有一定的交往和互相认同的价值观。尽管存在“学以致用”的压力，但整体上还保持着一种对道德的追求。
宋朝之后的知识分子：为何被认为“流氓化”？
从元朝开始，尤其到明清时期，知识分子所处的社会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些变化可能导致了“流氓化”的出现：
政治高压与利益驱使： 明清两朝更加严酷的政治环境和高度集权的统治，使得知识分子在参与政治时面临更大的风险。同时，为了获得功名利禄，一些知识分子不得不迎合统治者的意志，甚至参与到政治斗争的阴谋之中。
道德滑坡与虚伪： 当政治上的压制与个人利益的追求结合时，一些知识分子为了生存和发展，可能会抛弃原则，甚至利用道德说辞来掩盖其自私的行为。例如，在政治斗争中，攻击政敌时，常常会扣上“叛逆”、“奸臣”等大帽子，即便对方的罪状并不十分确凿。
官场文化的侵蚀： 官场是一套复杂的规则和人际关系网络。当知识分子进入官场后，往往会被官场文化所同化，学会了察言观色、阿谀奉承、结党营私等手段。这些手段与传统的君子之道是相悖的。
“犬儒主义”的滋生： 面对强大的政治力量和无法改变的现实，一些知识分子可能选择犬儒主义的态度，即一方面保持沉默，另一方面又在私下表达不满或嘲讽。这种态度虽然不至于“流氓化”，但与积极的士大夫精神有所区别。
从“安邦定国”到“保身养名”： 传统上，士大夫阶层肩负着“安邦定国”的责任。但当政治环境变得不利于积极建言献策时，一些知识分子可能更倾向于“保身养名”，通过著书立说、讲学等方式来确立自己的名声，而避免直接卷入政治漩涡，或是为了名声不惜手段。
代表性人物与事件的解读：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明朝中后期和清朝的一些文官集团的斗争，比如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虽然东林党有其正义性，但在斗争过程中，双方都采取了许多激烈的手段，甚至出现了一些人身攻击和政治迫害。这些事件都可以被视为知识分子群体在政治夹缝中寻求生存和发展时可能出现的“流氓化”的表现。
需要强调的是，这个论断同样是一种概括性的批判，并非所有宋朝之后的知识分子都变得“流氓化”。中国历史上仍然涌现出许多具有独立思想和高尚品德的知识分子。然而，从整体趋势来看，当政治环境变得严酷、社会矛盾激化时，知识分子群体中出现一部分人为了生存和利益而放弃原则，甚至参与到不光彩的政治斗争中，这种现象可能比宋朝时期更为普遍和明显。
总结来说：
“宋朝之后中国帝王恻隐爱人之心荡然无存”和“宋朝之后是中国知识分子流氓化的开始”这两句话，都带有一定的历史批评色彩，并且是基于对不同历史时期帝王行为和知识分子群体特质的对比而产生的概括。
前者认为，与宋朝相对温和的统治风格相比，后来的朝代，尤其是明清两朝，由于君主专制的强化、民族统治的隔阂以及更严酷的统治手段，使得帝王在对待臣民时表现得更加冷酷和功利，对民众的疾苦缺乏足够的同情心。
后者则认为，宋朝之后，尤其是在明清时期，由于政治环境的严酷、利益的驱使以及官场文化的侵蚀，一些知识分子为了生存和发展，逐渐放弃了传统的道德原则，在政治斗争中表现出无原则、不择手段甚至阴险狡诈的一面，从而走向了“流氓化”。
这些论断虽然带有一定的片面性，但它们触及了中国历史发展中一些关键的转折点和值得深思的现象，为我们理解中国古代政治和社会文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在评价这些说法时，我们也应该保持批判性思维，认识到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避免简单化的标签化。
网友意见
帝王恻隐之心消失的出处我不知道，后面还了解过一些。我曾经看过一个文章，中国知识分子流氓化指的是元朝以后知识分子的诗词水平下滑，写金瓶梅这种白话小黄书的水平倒是起来了。汉赋唐诗宋词这种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文学作品自元朝灭宋以后一去不复返了。还说汉唐宋文人有气节，元明清都是奴隶，题主大概也是这种看法吧。
我对这种看法是反对的，而且很反感。
明清小说还经常写诗，现在的文学作品似乎更流氓了，完全没有一点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诗词啊，所以我们这个时代比起汉唐那是更落后了呀，比明清更流氓啊。网上各种低俗的段子，小说，小黄片广受欢迎，高端的诗词，学术论文，名著反而普遍无人问津。
关于问题介绍部分，看到崖山之后无华夏就火大。火大不是因为宋亡的憋屈，是现代人一天天自我否定。现在大家认可自己是华夏民族，那华夏民族就没绝种，这种问题有意思？退一万步讲，即使宋亡以后的汉族人绝了种，哪怕我们都是野蛮人的后代，那我们就不过了？不管祖先做了什么，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繁衍后代到我们，是让我们继续过下去，而不是让我们骂祖宗的。
再来直视问题，元明清真的落后了？真的就相信文景之治比洪武永乐强？贞观开元比康乾繁荣？人口是骗不了人的，明清人口土地科技远迈汉唐。说元清野蛮人，明朝太祖农民出身，都是流氓皇帝。流氓把一群精英踩在地上建立帝国，本身就是对所谓精英最大的打脸。动不动文人脊梁折了，朱元璋杀了那么多人能吓住几个人？贪污改不了，忠奸就断了？
那造成流氓化的原因是什么？是科举的兴起和文化的普及。宋朝以后，掌握知识的人变多了，就发生了内卷。就像现在，识字的人多了，都想发表自己的看法。狮虎斗，明清斗，五毛美分斗层出不穷，贴吧，微博，知乎，百度无数战场让我们为自己心中的真理厮杀，大喊一声键来，便能指点江山，挥斥方遒。
然而宋朝以后又没有平台让其无害的宣泄。所以官场内党争不断，僧多粥少，大家都在为自己的前程奋斗。科举考试有利有弊，文化普及也是利弊相交。贵族始终把持朝政不好，底层百姓为了晋升阶级也可能变得麻木疯狂。人民的名义里多少赤裸裸的现实，底层人穷怕了当官就想富，就想东攀西扯求升官，高层人从小富足一路顺风顺水，也就不太在乎钱。
老实说明清时期的图书著作真的远超汉唐，很多考不上的学子开始对工艺，山水，医药，农林等感兴趣，但陷于对世界理解的不足，难以再进一步。相比起来，明清的文学作品更加富有生活气息，汉唐就有点不占人间烟火的味道。如果这是流氓化，那我更喜欢流氓的世界。
最后总结一下，明清比起汉唐是进步的，文化的流氓化，不如说是普及化。汉字的简写和白话也是为了方便学习和理解，诗词歌赋不需要过多仰望，小说戏曲也不见得低人一等。从实际意义来讲，《将进酒》真的比《西游记》更出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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