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江苏丰县『乡贤』自治」，进步还是倒退？
以下将从不同方面进行详细阐述：
一、 何为“乡贤自治”？
首先，理解“乡贤自治”的含义至关重要。在中国传统社会，乡贤是指在地方上有声望、有德行、有经济实力或社会地位的士绅阶层。他们通常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影响力，在地方治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例如调解纠纷、兴办教育、慈善救济等。
现代语境下的“乡贤自治”可以理解为一种 基层治理模式，它试图将具有声望、经验和能力的 本地精英（乡贤） 吸纳到基层社会治理中，通过他们的参与、影响力甚至决策权，来推动当地的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秩序、解决基层问题。这种模式的出现，往往是出于对传统基层治理模式（如村委会、党支部）在某些方面效率不高、代表性不足、或难以完全适应新时期社会需求的补充和探索。
江苏丰县的“乡贤自治”具体内容可能包含但不限于：
乡贤参政议政： 邀请乡贤参与村庄的重大决策，如发展规划、项目审批、财政使用等。
乡贤调解纠纷： 利用乡贤的威望和经验，调解村民之间的矛盾，减少诉讼。
乡贤带动发展： 鼓励乡贤利用自身资源和能力，投资家乡，带动产业发展，创造就业。
乡贤参与公益： 发动乡贤捐款捐物，兴办公益事业，如修桥铺路、改善环境、扶贫济困等。
乡贤监督： 对基层干部进行监督，反映社情民意。
二、 进步性的视角分析
从一些角度来看，“乡贤自治”可能被视为一种 探索和进步，其潜在的积极影响包括：
1. 补充基层治理力量，提升效率：
专业知识和经验： 乡贤可能具备在经济、法律、管理等领域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经验，能够为基层治理带来新的思路和方法，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执行效率。
社会资源整合： 许多乡贤在外界拥有广泛的社会网络和资源，他们可以将这些资源引入家乡，用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解决基层政府可能难以解决的问题。
缓解基层政府压力： 在一些基层政府职能过重、人手不足的情况下，乡贤的参与可以分担一部分工作，减轻基层干部的压力。
2. 增强基层民主参与和社会认同：
吸纳社会精英参与： 将有能力、有声望的社会精英纳入基层治理过程，能够更充分地代表和回应社会多元化的需求，增强基层治理的代表性和包容性。
提升村民自治能力： 通过与乡贤的互动和合作，可以提升村民参与村庄事务的意识和能力，促进村民自治的实践。
增强社区凝聚力： 乡贤往往是社区的“根”，他们的回归和奉献能够激发村民的家乡情感，增强社区的凝聚力和认同感。
3. 回归传统智慧，符合中国国情：
历史传承： “乡贤”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并发挥重要作用，这种模式具有一定的历史基础和文化认同。在当前一些基层治理模式遇到瓶颈时，回归和借鉴传统经验是一种合理的探索。
中国特色基层治理： 在中国缺乏成熟的西方意义上的基层民主代议制度的情况下，“乡贤”作为一种非正式但有影响力的群体，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治理的真空，符合中国“群众路线”的某些理念。
4. 促进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
招商引资和创业带动： 成功的乡贤更容易吸引外部投资，或者利用自身能力创办企业，为家乡带来经济活力和就业机会。
公益事业的推动者： 乡贤的热心公益往往能推动教育、医疗、环境等公共服务的改善。
三、 倒退性的视角分析
然而，“乡贤自治”也可能带来 倒退的风险，其潜在的负面影响需要警惕：
1. 权力寻租和利益固化风险：
资本与权力结合： 如果参与“乡贤自治”的乡贤本身带有明显的经济利益诉求，其权力参与可能会变成一种变相的权力寻租。他们可能利用影响力为自己的企业或亲友谋取不当利益，导致资源向少数人手中集中。
利益集团的形成： 少数具有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的乡贤可能形成一个“利益集团”，主导村庄决策，而普通村民的利益则可能被忽视。
腐败风险： 在缺乏有效监督机制的情况下，乡贤在决策和资源分配中的权力可能滋生腐败。
2. 加剧社会不平等和分化：
“劣币驱逐良币”： 如果对乡贤的 선정标准不明晰，一些德不配位、唯利是图的“假乡贤”可能会混入其中，取代真正有贡献的乡贤，破坏自治的初衷。
普通村民边缘化： 如果“乡贤自治”成为少数精英的游戏，普通村民在决策中的话语权会进一步被削弱，形成治理的“隔阂”，加剧社会分化。
“人治”代替“法治”： 过度依赖乡贤的个人威望和能力，可能导致基层治理从制度化、法治化向人治化退化，缺乏稳定性和可预测性。
3. 与现代基层治理理念的冲突：
民主合法性缺失： 传统的“乡贤”地位往往是基于社会声望、财富或宗族关系，而非通过民主选举产生。这种非民选的权力基础，可能与现代政治强调的民选代表和民主合法性原则相悖。
缺乏制度化保障： “乡贤自治”的很多运作可能依赖于乡贤的个人意愿和道德约束，缺乏完善的制度化、法律化的运作流程和监督机制，一旦乡贤失去热情或出现问题，治理就会出现真空。
与基层党组织的关系： 在中国，基层治理的核心仍然是党组织。如果“乡贤自治”的权力边界不清，或者乡贤的利益与党组织的目标不一致，可能会产生权力博弈和矛盾，影响基层治理的统一性和稳定性。
4. 对基层自治的扭曲：
“代行自治”而非“村民自治”： 如果乡贤实质上取代了村民委员会的职责，而村民委员会的选举和运作机制又不够健全，这可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村民自治，而是由少数精英“代行自治”。
依赖性过强： 过度依赖乡贤的参与，可能导致基层政府和村民自身能力的弱化，一旦乡贤退出，整个治理体系将难以维系。
四、 如何评价“进步”或“倒退”？
是否进步或倒退，取决于：
模式的具体设计和运作： 如果“乡贤自治”是在健全的制度框架下进行的，有明确的乡贤选拔、任期、权责划分、监督机制，并且能有效回应村民的真实需求，那么可以视为一种 有益的补充和进步。
对村民自治的促进程度： 如果它能够真正提升村民的参与度、话语权和自治能力，那么就是进步。反之，如果只是少数人掌握权力，普通村民被边缘化，那就是倒退。
是否与法治精神相悖： 如果“乡贤自治”导致“人治”横行，破坏了法律的权威和公平，那么就是倒退。
对社会公平的影响： 如果加剧了贫富分化和利益固化，那么就是倒退。
与中央政府政策的契合度： 基层治理的改革需要符合国家大政方针和法律法规，如果偏离了方向，则可能被视为不合时宜或不稳定因素。
五、 总结
江苏丰县的“乡贤自治”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基层治理创新尝试。它 可能是一种进步的探索，尤其是在激发社会活力、整合资源、提升治理效率方面展现出潜力。它顺应了中国基层社会对“能人”和“德高望重者”在地方事务中发挥作用的传统期待，也可能是一种对现有基层治理模式不足的弥补。
然而，将其简单地定性为“进步”或“倒退”过于片面。 关键在于其具体实践如何展开，以及如何防范潜在的风险。
进步的可能性： 如果能够建立一套透明、公正、有效的选拔和监督机制，确保乡贤真正代表村民利益，将他们的资源和智慧用于公共福祉，促进村民的民主参与，并且与法治精神相辅相成，那么这种模式就具备了进步的特质。
倒退的可能性： 如果“乡贤自治”沦为少数精英的权力游戏，导致权力寻租、利益固化、普通村民被边缘化，甚至出现“人治”压倒“法治”的情况，那么它就可能是一种倒退，是对基层民主和法治原则的削弱。
因此，对丰县“乡贤自治”的评价，需要 持续观察其具体实践细节、制度建设成效以及对当地社会结构和村民福祉的实际影响。如果缺乏有效的制衡与监督，任何形式的权力集中都可能走向负面。
网友意见
01
很多人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一个误区，似乎大家都反对的东西就不存在，大家都赞扬的东西就可以永生。
之所以说宗族是华人社区最有生命力的自组织，原因就在于宗族作为自组织是“不以尧存，不以桀亡”的。
什么叫自组织？就是政府不用投入一丁点儿人力物力，完全是民间自发形成的组织。
用“进步与倒退”评价宗族没有意义，因为宗族就会在那儿。
02
民族国家与普世帝国有根本的区别。
民族国家最重要的是区分“自己人”与“外乡人”；而普世帝国则更多强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有一句谚语：没有自由的公平是奴役，没有公平的自由是丛林。
换言之，对于奴隶主来说，所有奴隶都是他的奴隶，奴隶与奴隶之间的差别在奴隶主看来没有差别，甚至他还要“削强补弱”。
古代罗马人通常会把抱团的奴隶卖掉，就是因为奴隶主不喜欢奴隶之间有小团体。
而在丛林社会，虽然绝对自由，但是每一个人都没有安全感，因为猎人和猎物的角色会互换，时时刻刻要紧绷着神经。
具体到现实，18世纪的美国从人均收入、幸福指数、人均蛋白质收入、人均粮食产量都要远超过同时期的俄国。
但是具体到黑人，在18世纪的时候美国的黑人还是奴隶，而沙俄已经有黑人上将了，原因就在于这个黑人的教父是彼得大帝。
换言之，宗族就是民族国家的基石，是天然会区分“自己人”与“外人”的。
而宗族的好坏，不是看宗族如何对待“外人”，而是看宗族如何对待“自己人”。
汉朝皇帝会让自己的族人嫁给匈奴人，会让自己老百姓“倾家荡产”接待归顺的匈奴人（汉武帝）。
斯大林在1946年会拿走乌克兰全部粮食援助波兰和印度，不顾苏联国内多地爆发严重人道主义灾难。
但是宗族不会。民族国家更不会。
具体到丰县，我不是说丰县买卖妇女值得原谅，丰县买卖人口当然是骇人听闻的暴行，所有责任人都应该严惩。
但是，丰县会强迫丰县妇女嫁给丰县的光棍、残疾人吗？不会。
非但不会，丰县甚至可以说是鼓励丰县姑娘外嫁到更富裕的村庄以及城市去。
而丰县同样对买来嫁给“自己人”的外来妇女的苦难不闻不问，这是不是对丰县光棍“好”？
我再次强调，我绝不是赞同丰县买卖妇女，相反，我是坚决支持严惩相关责任人的。
我只是想说给大家解释清楚什么是“宗族”。
03
从历史上说，基层原子化越彻底的朝代，寿命也就越长，而社会对王朝的认同也就越弱。
比如明朝和清朝就是两个典型。
大家不要以为只有清朝老百姓会帮八国联军搭梯子，明末崇祯皇帝上吊的时候，江南最受关注的事情是选花魁。
在多尔衮剃发令下达之前，就连阎应元都默默接受了清朝取代明朝的事实，选择回乡隐居。
苏州士绅还想对明朝尽忠，结果被希望“士绅带领他们归顺清朝”苏州老百姓打破了头，家都差点儿被砸了。
李自成不论是军事才华还是个人品德都远超朱元璋，为什么李自成最后没能复刻朱元璋的成功？
就是因为李自成输给了时间。
别看朱元璋是和尚出身，但是朱元璋继承了土豪郭子兴全部遗产啊。
朱元璋从小和尚变成一个有根据地有军队的起义军领袖，只用了3年。
李自成用了10年时间。
如果李自成也能只用3年，那么李自成未必不能和多尔衮堂堂正正逐鹿中原，可惜李自成没有时间。
原因就在于明朝社会基层原子化程度要远远高于元朝。
元朝之所以“短命”，和对基层原子化做的不好有极大的关系。
使得民间有大量的拥有随时可以拉起几千人队伍财力物力的土豪。
朱元璋在这一点上吸取了元朝教训，对中原地区社会原子化做的极为成功（其实更大的功臣是朱棣，有空再聊，朱棣才是打造明朝近300年天下的第一“功臣”）
但是这也造成明朝士大夫一直到万历年间还在怀念元朝的宽松统治。（顺便说一句，明朝民间一直有“反明复元”起义，比如北方白莲教多次奉元朝为正朔，企图“反明复元”。）
04
宗族在新时代的复苏，本质上是有关方面不愿意在农村基层投入的产物。
希望农村可以自组织起来，自己管理自己。
如果有关方面愿意投入，宗族分分钟“灰飞烟灭”，这一点上，有关方面显然是更看重城市的。
有关部门连小区自发选择业主委员会都要干涉，对小区自发选择业主委员会进行种种限制。
这和进步倒退没关系，有些人有点情绪上头，这只不过是基层治理成本的问题。没有乡贤也会有世家，黑社会，家庭教会，在诸恶之中看各位喜欢哪个。
那本著名的《中县干部》里一样也有世家，人口流动弱或流出多就是如此，谁掌握资源谁就有权力。
你说你不喜欢乡贤，想在利维坦和乡贤里选，建议还是保持个好身体，及早离开为好。我们可以骂乡贤，但当地人只会想起官员无能的场景。
而且好像很多人有误会，国家反对的是村霸和世家，不反对乡贤，甚至顾及乡贤。2015年一号文件提乡贤反应有点激烈后，后面几次一号文件就不直接提了，可以看看2022年的一号文件。
落实乡村振兴为农民而兴、乡村建设为农民而建的要求，坚持自下而上、村民自治、农民参与，启动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因地制宜、有力有序推进。
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推行网格化管理、数字化赋能、精细化服务。
创建一批“枫桥式公安派出所”、“枫桥式人民法庭”。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持续打击“村霸”。防范黑恶势力、家族宗族势力等对农村基层政权的侵蚀和影响。
这里面提到的枫桥经验已经连续多年上了一号文件，这个经验可是当年毛泽东赞赏推广的群众运动，事实上所谓枫桥经验就是乡贤制度。
人总是喜欢欺骗自己，换个名词就能舒服许多。
枫桥经验换个词就是群众路线，再换个词就是乡贤治理。起码在国家眼中，乡贤治理是一种基层精英的民主实践，总比村霸世家和家庭教会要强，也更好领导。
新乡贤，要拥护，
买媳妇，要拴住，
多生孩子能致富，
乡贤带领小康路。
十九大报告提出：党政军民学，东南西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在梁寨，官位的说服力有时并不如辈分”，“甚至有的政府办起来较困难的事，他们能够办成”，说明宗族势力影响强大。对此不自省工作方式方法，提高执政管理、服务水平，却私下让渡行政管理权力，最轻的错误也是“懒政失职”，严重一点就是放纵、护持宗族势力。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是村民自治的依据和圭臬。这所谓的“乡贤”是谁？依据什么来认定和授权？在“乡贤”行使权力的过程中，谁来监督“乡贤”？“乡贤”和乡镇村组干部之间安排有所冲突听谁的？“乡贤”出了问题谁负责？依据什么来处理处罚“乡贤”的问题？
让“乡贤”无职有权，有权无责，违背了职、权、责三者统一的行政管理原则。这种制度必然冲击农村基层组织的权威，必然导致农村基层组织涣散。
这是巨大的倒退。
春过雪消：如何评价人民公社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工业化过程中的历史作用？
春过雪消：小农经济（包产到户）是否已到最后的末路？
春过雪消：农村的乡村振兴的根本怎么建设，农村的根本出路到底是什么?
春过雪消：1949年，中国（大陆）的工业水平和规模在世界上能排到什么等级？
春过雪消：如何评价建国后、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工业体系？（近现代史之核心：国家工业化——不能理解工业化的重要和困难的人，没有资格评论中国近现代史）
春过雪消：就中国而言，近代到今最伟大的人是谁？
春过雪消：如果你可以改变你的国家一个政策或者法律，你会改变什么？
春过雪消：有哪些农业上的事实，没有一定农学知识的人不会相信？
春过雪消：中国整体的潜力有多大，尽头在哪里？
我实名反对这种“乡贤”自治
原因大家都说过了，什么“回到了旧时代”，“地主欺负农工不识字，骗走了农工的地和女儿”，诸如此类
我认为都对，客观的讲
当然你非要我在“乡贤自治”和“进步主义”当中选一个，那还不是两坨奥利给里面选一坨
这里我们需要讲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原子化和所谓的宗族之间的关系。
我们知道，自由主义者往往会指责，秦制会造成底层的原子化，从而导致社会的败坏，从而导致秦制的加强。
但是，这里似乎给人一种错误的印象，比如说
这个回答的错误之处，
首先在于，
其一、强调底层原子化，不代表赞成传统宗族社会，以及所谓之“封建”的宗族。这两者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其二、自由主义者强调的是市民社会，是个体能够实现自由的结社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其三、丰县事件，并不能证明原子化是正当的，相反他恰恰佐证了，大量的记者、各种所谓的团体，在这个事件之中的沉默态度，以及那些原子化的个体在抗争之中的无能。
所以一言以蔽之，自由主义者反对宗族的专制，更反对原子化的秦制。宗族的问题，恰恰是与秦制相关，宗族与权力结合，戕害个体，更是恶上加恶。
我不知道是悲哀还是搞笑
所谓的新乡贤居然是在2016年的两会上提出的
垃圾前面加个“新”就不是垃圾了？
主题居然是继承中国的传统乡贤文化
这不典型的取其糟粕，去其精华吗？
中国传统真的没文化了？非要搞这个破烂？
就这破烂，江苏，浙江，广东三省还都有人抢
本来还觉得破四旧很遗憾，破坏了太多文物古迹
现在想想还是砸的不够，破的不彻底
想治好一个千年毒瘤，不多付出一点代价还是不可能治好的
有病了，开刀肯定会疼
但是怕疼不治，不就等于自杀吗？
太遗憾了，刀都开了没治好病根儿
半途而废就是自我放弃
网上一搜就是三个最发达的省在乡贤上最积极
设计师说的好“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可惜精神文明总是拖后腿
老这么拖着就不怕扯着蛋吗？
这谈什么进步还是倒退都太远了，先解决扯蛋问题吧
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真的那么难共同进步吗？
扯着蛋往前跑，不难受吗？
也许我想多了
他们这些人可能根本没有蛋，所以才这么搞
老叟自治，稚童遭殃。
《乡贤工作室》、这个名目是新的、不过这《官位—辈份》双轨制、我早就知道了啊。我关注此类问题、也没有多长时间、不超过五年。这五年、差不多一开始就知道了。所以我惊奇的倒是、原来那么多舆论界冲锋陷阵的英雄之前都不知道、好似大梦初醒？
因此、
进步还是倒退？
对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不过是红轮倒转、小共同体伟大复兴以来、水到渠成的一项成就罢了。诸如此类的评价也就没有甚么特别的意义了。若说是进步、这对被《解决》的那些作为《事》的人来说算得甚么？若说是倒退、只要《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捨此还能望何處去？
人间万事、最大的幻觉莫过于以为许多时候还有不同的选项可选。
更值得提问《进步还是倒退》的、我看倒是观者的意见、《怎么办？》
例如、目前得票最高、将问题批判为「铁拳不下县」（当佗这么说的时候、佗有没有考虑一下、除了改换成时髦的字眼、其问题意识和古代史学的命题「皇权不下县」有甚么区别？佗「如何评价」其中的异—同？）、从而「大一统」（这个词组在古文中本是动—宾结构、《张大唯一的天统》。）
我们当然知道八孩女只是为了应付铺天盖地的舆论压力的抓典型，改变不了铁拳不下县的普遍事实，前三份护犊子的通告就是所谓的宗族武德对抗大一统的体现。问题是，说一千道一万，你们愿不愿意去那里生活？没有铁拳，没有女拳，没有被迫原子化，你为什么还不去？[1]
更露骨的则是不幸的梁家又一俊杰梁慕橙先生的威胁、
当你攻击对方不够进步的时候，你作为一个城市原子任大概率成为进步的代价。
遇到真保守的宗族了，某些人只能无能狂怒了[2]
对上面我在括号里提出的问题、我想至少可以指出一点区别、《皇铨》假手宗族统治佗的臣民、这是常态、只要将朝廷、势族、农民的平衡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就算成功。而如果现代《铁拳》下不去县、那却是岌岌可危的最大失败！
古代的《县官》即皇帝及其官署对臣民的一切掌控、土贡、口赋、田税、徭役、各项杂课与临时的徵发等等、都是在宗族的深度参预下、合作着实现的。可惜得紧、随着资产阶级的兴起、佗不但让土地所有者收到的庄稼的利润大为稀薄、而且也取代了佗在《公铨》那里的铁杆庄稼。村幹部前所未有的深入了《田园诗》、常驻下来、将《乡野》化为现代国家的《基层》。
攻守之势异也。
在这等情形下、急着寻求代理的就变成了宗族。佗仰赖铁拳、或其佗形形色色的甚么《手》统治下的市民社会、为佗训练、或用社役格(Geoerg Hegel)操弄的都(Diet)语说、«bilden», 佗需要的子民。
这故事的另一半、我们正好可以在老友林先生那里得到帗(/bǒ/)(Πλάτων)穴中那样的倒影。佗的祖传藥方是、
自由主义者强调的是市民社会，是个体能够实现自由的结社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对这个《天平地成》的市民社会褫夺（如果不滥用《剥削》这个政治经济学概念的话）的、然而却貌似表现为佗销化不尽的零馀的非市民的社会、先生则致以极其堂皇的陈词、
所以一言以蔽之，自由主义者反对宗族的专制，更反对原子化的秦制。宗族的问题，恰恰是与秦制相关，宗族与权力结合，戕害个体，更是恶上加恶。[3]
可是、这个「恶上加恶」、这块《恶之花绽放的土地》、如果说佗败坏在「原子化的秦制」、不知这秦制是姓嬴呢、还是姓高卑(Hanover)？我们在上面已看到、除了人口规模不大、土地兼并不严重的幼稚的早期、古代的秦氏是想要原子也不可能得到的。佗恰恰在维护原子簇，只要这个团簇不至于因过于集中、而闹到整个环境大解离。
当资产阶级得势的时候、却大不同了。佗完全应付得了这样的解离、而且十分需要解离、好从中吸附必要的劳动力。林先生将统治「传统宗族社会」的铨力与统治「原子化的个体」的铨力混为一谈、只有其中隐含的一点是正确的、就是佗在今天大声呼吁市民社会训练的那种市民「自由的结社」来「抗争」现代的「原子化的秦制」、就好象有人在五百年前呼吁豪强缔结乡约来抗拒古代那种道道地地的秦制一样的可笑。即使当集铨动荡时侥一时之幸、对失去了财产来保障市民资格的无产者也不会有任何好處。
佗甚至不及刘仲敬看得清明。《土豪》不能自処于《流沙》、却时刻在制造《流沙》、为此只好拜托某个未被世俗污染的《内亚》来解毒。林先生先是迷惑于 «Asia» 浮现在 «colonia» 之上的海市蜃楼、又主张以和保卫市民社会的幸福(happiness)背道而驰的方式对待佗、这就是犯了二重的错误。因此、无论林大师这位炼金術士如何将新毒藥的样本锻烧、液化、分离、组合、腐化、凝结、加添、升华、发酵、提升、增殖、投射、也再验不出佗孰识的旧材料了。
我不禁想到林基路的话、
你呼左派最令人啧啧称奇的地方之一，就是还幻想着在当代中国还有什么“封建余孽”，要通过“求求你搞点资本主义”来解决，却完全看不到这种所谓的“封建传统”恰恰是经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决定性塑形后所重构的一种生产劳动差序和内部的阶级图景。这恰恰不是什么“前现代”的而是完完全全“现代”的。搞笑的就在这里，恰恰是面对正在中国推行奴役的、主导着权力关系的“现代性暴政”时，某些进步分子们就立刻扔掉马克思主义和阶级分析的立场跟右狗们玩到了一起，开始走什么“东亚”“儒家”“乡村”“屠农”这些文化本质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的路径。我们举例来看，凉山彝族的家支制度难道是什么单纯的“长久以来存在的前现代残余”吗？难道像什么“家支劳动派遣公司”这种东西只是单纯的传统与现代的缝合吗？这种“落后”制度恰恰是在他们作为廉价劳动力奔赴“先进”的广东珠三角之后才开始复兴的。彝族今天在主流社会严重的那种“野蛮”形象恰恰是由珠三角的劳动差序直接塑造，并间接替国家与市场承受世界市场波动和降低企业成本的代价。但凡看过刘东旭的研究，都不会问出“到底是随着资本主义复辟而来还是始终存在”这种问题。……[4]
看来、需要《治病救人》的也不仅仅是某些左派。
现在回答这个问题、进步还是倒退？
我想在这条路上如何争执、都是没有意义的。这不过是一片血淋淋的泥潭。剩下的生命需要破开路旁或铁或铜的荆棘、在资产阶级谈虎色变的禁地开辟全新的行程。
参考
你选择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就选择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部，不存在什么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种话只是为了复辟糟粕而诡辩。
小农的农业生产以户（家庭）为基本核算单位，小农的户以充当唯一壮劳力的户主为核心，如果小农的户同时存在两个壮劳力，那么就必须分家——小岗村用震聋发聩的“父子兄弟不能合作”的豪言向天下宣示了这一点。
在小农的家庭内部，户主以绝对的专制统治着家庭内部的所有成员，丰县的拐卖妇女甚至只是这种专制统治的很一般的表现。
不要忘记农村妇女喝农药自杀的比例，不是拐来的就能好多少么？
丰县的这位官方认证的英雄母亲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极端到了徐州官场发生了认知失调。
所以，你选择了跪舔小农，就选择了制造小花梅。
每一个给大包干唱赞歌的人，都是那条铁链的组成部分。
资本主义从富裕地区大量抽取妇女资源进城从事二产三产有什么了不起？富裕地区总有办法从更穷的地方买人。
讽刺的是，相比于云贵妇女，越南妇女反而能得到中国政府更好的法律保护。因为越南妇女得到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帮助，那好歹还是个欧洲近代的产物，复活的东亚大陆中世纪社会理所当然地要更加反动。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当你们选择了复活小农，你就只能复活适合小农的上层建筑。
马克思主义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不存在你们臆想中的建筑在中世纪小农之上的所谓特色社会主义。
你们欢天喜地约的炮，就应该欢天喜地地打完，现在在这里表演义愤填膺，是什么意思？
必须要完全彻底将作为一个阶级的小农彻底消灭，中国人才有未来可言。
不然，一部分中国人就只好患有严重的牙病，连牙都不配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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