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耽美文学作者狗娃子天一被判十年又八个月？
事件本身：法律的红线与创作的边界
首先，从法律层面来看，案件判决的基础是“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这在中国是明确的刑事犯罪。根据公开的判决信息，检方指控杨帆及其团队制作并销售了大量含有色情内容的视频，并以此非法获利。法院的判决，是基于现有法律条文对这些行为的认定。法律的设立，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道德标准，对于超出这一界限的行为，必然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在这个案件中，最核心的问题在于“淫秽内容”的界定。在中国，“淫秽物品”的标准相对严格，通常是指包含露骨性行为描写、渲染性刺激、挑逗性欲的内容。而耽美文学本身，尤其是其中涉及情欲描写的部分，是否必然触碰到这条红线，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但在此次事件中，指控的焦点在于其通过视频形式，且带有营利性质，并被认定为“淫秽”。
争议的焦点：艺术创作与法律规制的张力
这个案件之所以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恰恰是因为它触及了艺术创作自由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敏感地带。
支持判决的观点：
法律至上：持此观点的认为，无论作者的创作意图是什么，只要其行为触犯了法律，就应该受到惩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因为是“作者”或“艺术创作”就享有豁免权。
保护未成年人：淫秽内容的传播，尤其是在互联网环境下，可能对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法律对此类行为的打击，是为了保护社会中最脆弱的群体。
社会道德底线：一些人认为，该案判决是对社会道德底线的维护，警示创作者和传播者不要突破社会公认的底线。
区分“耽美”与“色情”：即使是耽美文学，也应该有其艺术性和尺度。制作和贩卖纯粹以性刺激为目的的内容，无论作者的创作背景如何，性质都与合法的文学创作有本质区别。
质疑判决或同情的观点：
创作自由的边界：许多人认为，艺术创作就应该享有一定的自由度，尤其是在对情欲的描写上。过于严苛的审查和界定，可能会扼杀掉许多有深度的、探索人性的作品。
“淫秽”定义的模糊性：批评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淫秽”的界定标准有时显得模糊且容易被扩大化。什么样的内容会被判定为淫秽，以及何种程度的性描写会触犯法律，缺乏明确而细致的区分，容易导致“误伤”。
对耽美文学的污名化：部分支持者认为，此案的判决可能加剧了社会对耽美文学的负面认知和污名化，认为这是一种对特定群体创作和审美的打压。他们强调，耽美文学的核心在于情感和人物关系，而非单纯的性描写。
量刑过重：对于判处十年零八个月的刑期，一些人认为量刑过重，尤其是在与其他类似犯罪的量刑相比之下。他们认为，相比于贩毒等严重危害社会安全的犯罪，这种量刑似乎过于严厉。
创作与盈利的界限：还有观点认为，问题可能出在创作内容本身，但更在于其“贩卖牟利”的行为。如果只是创作而未公开传播或销售，或许就不会有如此严重的后果。然而，一旦涉及到盈利，就更容易被纳入法律的规制范畴。
更深层次的思考：文化土壤与时代背景
这个案件的发生，也让我们不得不思考我们所处的文化土壤和时代背景。
网络文化的发展：在互联网时代，内容创作和传播的速度、范围都得到了极大的拓展。这为许多小众文化，如耽美文化，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但同时，也带来了内容监管的巨大挑战。
社会观念的变迁：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性、性别、情感的认知也在不断变化。小众的审美和文化，例如耽美文化，也在逐渐被一部分人所接受和喜爱。然而，主流的社会观念和法律条文，往往需要一个更长的周期来适应这种变化。
监管的“一刀切”问题：在内容监管上，尤其是在面对快速发展的网络文化时，监管部门有时会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将一些可能模糊不清的内容一概视为违规。这可能导致一些原本没有恶意或具有艺术价值的作品被误伤。
结论与展望
“狗娃子天一”案的判决，是一个法律与创作、社会价值与个人自由之间复杂博弈的体现。它明确地向所有内容创作者和传播者发出了警告：法律的底线不容触碰。任何以营利为目的，制作和传播被法律认定为淫秽的内容，都将面临法律的严惩。
但同时，这个案件也引发了关于艺术创作边界、法律适用以及社会对小众文化包容度的深刻讨论。如何在新技术和新文化形态不断涌现的时代，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保障公民创作自由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是中国社会需要持续探索的课题。对于创作者而言，了解并遵守法律的红线是基本要求，而对于监管者而言，如何在执法过程中更加精细化、人性化，避免对合法艺术创作的过度干预，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这场争议，或许只是开始，它将迫使我们对内容创作的边界和法律的适用性进行更长远的思考。
网友意见
仅以“非法出版、出售淫秽小说，获利15万元”这一基础事实来评价，这是个机械执法的结果。但并非没有机会，所以特意费神写了一个辩护思路，如果刘某的家属或者二审律师看到，可以提供给二审法院参考（见第3点）
1、具体行为所涉及的法律
刑法第225条的非法经营罪
第363条的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
1998最高法《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新闻没有说的细节——何某、杨某还有其他非法出版行为
整个新闻都只是在说这个刘某写了一本书，并通过其他人员非法出版，最终被定罪判刑。但是我注意到，其中何某被认定了两个罪，除了淫秽物品犯罪外，还有一个“非法经营罪”；同时杨某也是被判处了非法经营罪。
那么，按上面《非法出版物解释》第11条的规定，
第十一条 违反国家规定，出版、印刷、复制、发行本解释第一条至第十条规定以外的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出版物，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三）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这其中，淫秽物品就属于解释第8条的内容）
因此，如果这个何某、杨某在这个案件中只出版这一本《攻占》，那显然只能成立制作、出版淫秽物品牟利罪。只有他们还出版了淫秽小说以外的其他非法出版物，才会另外成立非法经营罪。
3、二审上诉时可以考虑的辩护理由
我费心写这一篇，主要还是希望可以给这个被告人提供一个拿得出手的二审辩护理由。无论什么题材，宣扬强奸和与性相关的暴力、虐待等内容都是违法犯罪，理应惩处，但是在当前社会经济条件下，销售15万就判十年以上，显然是罪责刑不相当。哪怕《出版物解释》中规定了“情节特别严重”的标准，一审裁判也仍然有很明显的机械执法倾向。
1、第363条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的法定量刑标准
入罪（三年以下）——获利五千至一万元以上
情节严重（3-10年）——获利三万至五万元以上
情节特别严重（10年以上）——获利15万至25万元以上
2、抗辩理由主要如下
本案中，刘某贩卖淫秽物品获利15万元，刚满足《非法出版物司法解释》规定情节特别严重的标准。本案的法律适用并无错误，但也要看到：
首先，从罪刑相适应原则来说，2018年获利15万元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已经低于1998年，相应的处罚也应降低。
该司法解释制定于1998年，当时社会经济条件中的15万元的购买力、书籍的定价、对应相关出版物的销售量，显然都远高于2018年的书籍市场定价和15万元对应的出版物销售量。因此，2018年的获利15万元在销售量、受众数量上，都要低于1998年的获利15万元，对社会的危害程度，自然也比1998年更低。
其次，从罪刑法定原则来说，并无明确的法律文件将“情节特别严重”的标准限定为15万元。
司法解释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的获利数额标准是“15-25万”这个范围，一审裁判取其下限的15万为标准，固然也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但这一标准显然已与当前时代不相符。
按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司法解释的惯例，如果司法解释中对某一标准确立一个“A-B”的范围时，通常都是由省级人民法院根据本辖区的实际情况，在“A-B”的范围内确定一个具体的数额标准，如盗窃罪、诈骗罪的数额较大、巨大、特别巨大等。
而笔者并未查询到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非法出版物解释》中“15-25万”这一标准作出明确的数额界定，在此情况下，在涉及被告人量刑加重时，也应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因疑点利益归于被告，取范围的上限25万作为“情节特别严重”的标准。
综上，无论是罪责刑相适应，或是罪刑法定，本案以15万元作为“情节特别严重”的标准都过于苛刻，导致一审量刑偏重，希望二审法院可以考虑这些因素，撤销一审判决，在“情节严重”的法定刑三至十年内重新作出与被告人罪责相适应的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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