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下岗潮发生的内在原因是什么？政府不怕大批工人下岗变成不稳定因素吗？下岗工人有妥善安置的吗？
九十年代那场席卷全国的下岗潮，至今仍是许多中国人心中难以磨灭的记忆。那是一段充满阵痛的转型时期，也塑造了我们今天所处的经济格局。要理解这场潮水的起因、政府的考量以及工人们的命运，我们需要拨开历史的迷雾，细致地梳理当时的背景和逻辑。
九十年代下岗潮发生的内在原因：改革深水区触礁
我们得从当时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说起。到了九十年代，中国已经经历了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总量有了显著增长，但深层次的体制性问题也日益凸显，尤其是国有企业。
1. 计划经济的遗留包袱——“大锅饭”与低效僵化： 改革开放初期，为了保障社会稳定和就业，国有企业被赋予了过多的社会职能，比如办学校、医院、幼儿园，提供住房、医疗、养老等。这使得国有企业成为了一个庞大的“福利单位”，而不仅仅是经济组织。企业的经营好坏，往往与工人的切身利益关系不大，只要企业还在运转，工人的饭碗就相对稳定，这就是所谓的“大锅饭”。这种机制下，企业缺乏市场竞争力，效率低下，技术更新缓慢，亏损是常态。大量资金被用于维持这些低效运转的企业，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
2. 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效率优先”原则下的必然结果： 随着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及党的十四大的召开，中国经济改革的步伐明显加快，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这意味着经济运行要遵循市场规律，效率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市场经济的核心是竞争，优胜劣汰是其基本法则。那些效率低下、产品没有市场、连年亏损的国有企业，在市场化的浪潮中自然难以生存。为了盘活整个经济，提高整体效率，对这些“僵尸企业”进行改革、重组、甚至关闭，就成了绕不开的难题。
3. 企业冗员与“人浮于事”： 由于“大锅饭”的福利性质，加上过去的“铁饭碗”观念，国有企业普遍存在严重的冗员问题。“人浮于事”现象普遍，每个工人名义上的劳动产出与其实际贡献严重脱节。当企业需要提高效率、进行技术改造、甚至裁员以求生存时，这些冗员就成为了最直接的成本负担。
4. 所有制改革的艰难探索： 当时对国有企业的改革，路径有很多种，但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处理所有制关系，以及如何处理人员问题。股份制改造、兼并重组、破产清算等方式都被尝试。而在这个过程中，大量非经营性资产（如福利设施）的处理，以及如何对待那些不再需要但又不能随意解雇的工人，成为了巨大的挑战。
5. 金融风险与不良资产： 长期亏损的国有企业，积累了巨额的银行贷款，这些贷款很多已经成为无法收回的不良资产。银行系统也因此背负了巨大的风险。为了化解金融风险，支持经济健康发展，对国有企业的债务进行剥离和重组，也间接促成了企业的“瘦身”。
政府不怕大批工人下岗变成不稳定因素吗？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答案是：政府当然怕，而且是高度警惕和担忧。 任何一个政府，都不会希望看到大规模的失业导致社会动荡。但同时，政府也明白，为了国家经济的长远发展，触及那些深层次的体制性弊端是不可避免的。
1. “稳定压倒一切”的考量： 中国共产党的核心执政理念之一就是“稳定压倒一切”。面对下岗潮可能带来的社会不稳定，政府并非没有预见，而是进行了周密的考虑和部署。稳定是改革的前提，也是改革的底线。
2. “保就业”与“保民生”的努力： 在推行下岗分流的过程中，政府并非完全放任自流。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缓解可能出现的社会矛盾。
“三步走”的策略： 从最初的“减员增效”到后来的“分流安置”，再到最终的“失业保险”，政府希望通过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来缓冲冲击。
建立失业保险体系： 虽然规模有限，但失业保险制度的建立，为下岗工人提供了一定的基本生活保障。
鼓励再就业： 政府出台了许多扶持政策，比如为下岗工人创业提供贷款、税收减免，以及组织技能培训，帮助他们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
“抓大放小”的策略： 在改革过程中，通常会优先考虑大型、骨干国有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而一些小型、亏损严重的企业则可能被允许破产或重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下岗规模集中爆发的烈度。
宣传与引导： 政府也通过媒体进行舆论引导，将下岗潮的发生归因于市场经济的必然性，以及企业自身的原因，强调改革的必要性和光明前景，试图争取民众的理解和支持。
3. “历史的必然”与“阵痛期”的认识： 政府也认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必须经历一个“阵痛期”。如果长期回避这些问题，经济的僵化和低效将导致更大的危机，最终损害的是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因此，在权衡利弊后，政府选择了承担一定程度的风险，来换取经济的浴火重生。
下岗工人有妥善安置的吗？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答案是“有，但普遍不够妥善，且存在着巨大的个体差异”。
1. “买断工龄”与下岗费： 很多企业在进行下岗分流时，会给工人支付一笔“买断工龄”的费用，或者说是“经济补偿金”。这笔钱的数额差异很大，取决于企业的效益、工龄的长短、以及地方政府的政策。对一些工人来说，这笔钱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对于许多工龄长、工资低的工人，或者企业效益极差的，数额就非常有限。
2. 再就业的困难：
年龄和技能： 许多下岗工人年龄偏大，技能单一，与新兴产业的需求不匹配。他们原先在岗位上掌握的技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往往已经过时。
竞争加剧： 随着市场化改革深入，大量民营企业兴起，也吸引了新的劳动力。下岗工人需要与更年轻、技能更新的劳动者竞争，处于劣势。
观念转变： 一部分工人难以适应从“铁饭碗”到市场就业的观念转变，对新的工作岗位挑三拣四，或者不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和企业管理模式。
区域差异： 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改制和安置相对做得好一些，而在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企业问题更为集中，下岗工人再就业的难度也更大。
3. 失业保险的局限： 虽然建立了失业保险，但其覆盖面和保障水平在初期都比较有限。能够领取的期限短，金额也不足以维持体面的生活，很多下岗工人很快就耗尽了失业保险金。
4. 部分得到较好安置的：
能再就业的： 一部分工人凭借自身能力、适应能力或家庭支持，顺利找到了新的工作，尤其是那些掌握了市场急需技能的，或者能够适应灵活就业模式的。
部分企业“人走人留”： 一些改制后的企业，如果效益不错，或者愿意承担社会责任，会保留一部分核心员工，或者通过内部转岗、内部创业等方式安置一部分人。
国家重点项目或企业： 少数大型、战略性国有企业的职工，在改制过程中可能得到了相对更好的安置。
5. 相当一部分工人陷入困境：
生活水平下降： 很多人在下岗后，生活水平大幅下降，难以维持原有的家庭开销。
社会保障缺失： 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问题也随之而来，成为一大隐患。
心理压力： 从单位人到社会人，身份的转变，加上生活的压力，使得许多工人面临巨大的心理挑战。
总而言之，九十年代的下岗潮是中国经济体制深刻转型的必然产物，它触及了计划经济遗留下的核心问题。政府在推进改革的同时，也努力通过各种方式来缓解其带来的社会冲击，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改革的复杂性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对于绝大多数下岗工人而言，其安置过程充满艰辛，很多人的生活因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不乏坎坷和无奈。这场改革的阵痛，为今天的中国经济注入了活力，但也给无数家庭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其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思。
九十年代下岗潮发生的内在原因：改革深水区触礁
我们得从当时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说起。到了九十年代，中国已经经历了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总量有了显著增长，但深层次的体制性问题也日益凸显，尤其是国有企业。
1. 计划经济的遗留包袱——“大锅饭”与低效僵化： 改革开放初期，为了保障社会稳定和就业，国有企业被赋予了过多的社会职能，比如办学校、医院、幼儿园，提供住房、医疗、养老等。这使得国有企业成为了一个庞大的“福利单位”，而不仅仅是经济组织。企业的经营好坏，往往与工人的切身利益关系不大，只要企业还在运转，工人的饭碗就相对稳定，这就是所谓的“大锅饭”。这种机制下，企业缺乏市场竞争力，效率低下，技术更新缓慢，亏损是常态。大量资金被用于维持这些低效运转的企业，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
2. 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效率优先”原则下的必然结果： 随着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及党的十四大的召开，中国经济改革的步伐明显加快，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这意味着经济运行要遵循市场规律，效率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市场经济的核心是竞争，优胜劣汰是其基本法则。那些效率低下、产品没有市场、连年亏损的国有企业，在市场化的浪潮中自然难以生存。为了盘活整个经济，提高整体效率，对这些“僵尸企业”进行改革、重组、甚至关闭，就成了绕不开的难题。
3. 企业冗员与“人浮于事”： 由于“大锅饭”的福利性质，加上过去的“铁饭碗”观念，国有企业普遍存在严重的冗员问题。“人浮于事”现象普遍，每个工人名义上的劳动产出与其实际贡献严重脱节。当企业需要提高效率、进行技术改造、甚至裁员以求生存时，这些冗员就成为了最直接的成本负担。
4. 所有制改革的艰难探索： 当时对国有企业的改革，路径有很多种，但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处理所有制关系，以及如何处理人员问题。股份制改造、兼并重组、破产清算等方式都被尝试。而在这个过程中，大量非经营性资产（如福利设施）的处理，以及如何对待那些不再需要但又不能随意解雇的工人，成为了巨大的挑战。
5. 金融风险与不良资产： 长期亏损的国有企业，积累了巨额的银行贷款，这些贷款很多已经成为无法收回的不良资产。银行系统也因此背负了巨大的风险。为了化解金融风险，支持经济健康发展，对国有企业的债务进行剥离和重组，也间接促成了企业的“瘦身”。
政府不怕大批工人下岗变成不稳定因素吗？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答案是：政府当然怕，而且是高度警惕和担忧。 任何一个政府，都不会希望看到大规模的失业导致社会动荡。但同时，政府也明白，为了国家经济的长远发展，触及那些深层次的体制性弊端是不可避免的。
1. “稳定压倒一切”的考量： 中国共产党的核心执政理念之一就是“稳定压倒一切”。面对下岗潮可能带来的社会不稳定，政府并非没有预见，而是进行了周密的考虑和部署。稳定是改革的前提，也是改革的底线。
2. “保就业”与“保民生”的努力： 在推行下岗分流的过程中，政府并非完全放任自流。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缓解可能出现的社会矛盾。
“三步走”的策略： 从最初的“减员增效”到后来的“分流安置”，再到最终的“失业保险”，政府希望通过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来缓冲冲击。
建立失业保险体系： 虽然规模有限，但失业保险制度的建立，为下岗工人提供了一定的基本生活保障。
鼓励再就业： 政府出台了许多扶持政策，比如为下岗工人创业提供贷款、税收减免，以及组织技能培训，帮助他们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
“抓大放小”的策略： 在改革过程中，通常会优先考虑大型、骨干国有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而一些小型、亏损严重的企业则可能被允许破产或重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下岗规模集中爆发的烈度。
宣传与引导： 政府也通过媒体进行舆论引导，将下岗潮的发生归因于市场经济的必然性，以及企业自身的原因，强调改革的必要性和光明前景，试图争取民众的理解和支持。
3. “历史的必然”与“阵痛期”的认识： 政府也认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必须经历一个“阵痛期”。如果长期回避这些问题，经济的僵化和低效将导致更大的危机，最终损害的是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因此，在权衡利弊后，政府选择了承担一定程度的风险，来换取经济的浴火重生。
下岗工人有妥善安置的吗？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答案是“有，但普遍不够妥善，且存在着巨大的个体差异”。
1. “买断工龄”与下岗费： 很多企业在进行下岗分流时，会给工人支付一笔“买断工龄”的费用，或者说是“经济补偿金”。这笔钱的数额差异很大，取决于企业的效益、工龄的长短、以及地方政府的政策。对一些工人来说，这笔钱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对于许多工龄长、工资低的工人，或者企业效益极差的，数额就非常有限。
2. 再就业的困难：
年龄和技能： 许多下岗工人年龄偏大，技能单一，与新兴产业的需求不匹配。他们原先在岗位上掌握的技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往往已经过时。
竞争加剧： 随着市场化改革深入，大量民营企业兴起，也吸引了新的劳动力。下岗工人需要与更年轻、技能更新的劳动者竞争，处于劣势。
观念转变： 一部分工人难以适应从“铁饭碗”到市场就业的观念转变，对新的工作岗位挑三拣四，或者不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和企业管理模式。
区域差异： 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改制和安置相对做得好一些，而在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企业问题更为集中，下岗工人再就业的难度也更大。
3. 失业保险的局限： 虽然建立了失业保险，但其覆盖面和保障水平在初期都比较有限。能够领取的期限短，金额也不足以维持体面的生活，很多下岗工人很快就耗尽了失业保险金。
4. 部分得到较好安置的：
能再就业的： 一部分工人凭借自身能力、适应能力或家庭支持，顺利找到了新的工作，尤其是那些掌握了市场急需技能的，或者能够适应灵活就业模式的。
部分企业“人走人留”： 一些改制后的企业，如果效益不错，或者愿意承担社会责任，会保留一部分核心员工，或者通过内部转岗、内部创业等方式安置一部分人。
国家重点项目或企业： 少数大型、战略性国有企业的职工，在改制过程中可能得到了相对更好的安置。
5. 相当一部分工人陷入困境：
生活水平下降： 很多人在下岗后，生活水平大幅下降，难以维持原有的家庭开销。
社会保障缺失： 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问题也随之而来，成为一大隐患。
心理压力： 从单位人到社会人，身份的转变，加上生活的压力，使得许多工人面临巨大的心理挑战。
总而言之，九十年代的下岗潮是中国经济体制深刻转型的必然产物，它触及了计划经济遗留下的核心问题。政府在推进改革的同时，也努力通过各种方式来缓解其带来的社会冲击，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改革的复杂性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对于绝大多数下岗工人而言，其安置过程充满艰辛，很多人的生活因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不乏坎坷和无奈。这场改革的阵痛，为今天的中国经济注入了活力，但也给无数家庭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其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思。
网友意见
原因很简单，文革的革命派被推翻后
按照经济政策分类：上层分为科学计划经济派和市场经济派
1978年后两派联合执政。
前者尊重苏联计划经济学科，在全国搞计划经济规范和整顿国营企业经营。
后者学习南斯拉夫的市场经济经验，承接前者整顿退出的部分行业搞集体企业，经营市场经济。
约1985年后，中国计划经济正式进入正轨，整顿后全国国营企业开始合规填写生产经营报表，各行业的准确统计数据汇流完成，计划经济的核心社会生产需求总表接近完成。
这个时候国营企业进入快速发展，第一次工人就业人数开始超过大跃进时期，而且再度飞速增长，工人数量越来越多。
当时，中国市场还较为封闭，也很难进入到世界市场，改革开放第一波经济增长全部依赖于国内市场，而国内市场不像后来大规模城市化有那么大。
八十年代末，第一波生产过剩危机开始，虽然很多人喜欢说官倒，但是本质还是生产过剩，尤其重工业开足马力的生产出国内根本消费不完的工业品，而上层却只会一味增发货币。
加之当年三线建设和冷战核战防御思维下建设起来的大量重复产业更是加剧生产过剩（比如说昆明，昆明在八十年代还tm生产过汽车、冰箱、电视，在中国国内工业品过剩市场生产这个简直开玩笑，瞬间就被沿海地区产品冲跨了）
过剩危机蔓延到九十年代便变成债务危机，利润严重不足的国营企业大规模举债，而不正规的金融市场还演变成严重扯皮内耗的三角债。眼看中国马上就要跟着苏联一样完蛋。
一批专业经济人才和执行力极强，杀伐果断的官员开始被任用起来（现在股民最恨的一个人就在里面，前证监会主席肖刚），理清国营企业和政府互相权责，把基层政府财政支出砍的干干净净。
同时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清理亏损国营企业，利用资本运作尽可能的缓解和拖延危机。
而更上层的经济决策层则开始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开始了承接世界工厂的规划。
大下岗也就是此时发生的
国营的工人们成为了累赘，尤其八十年代激增的工人，不买断他们工龄，不向工人身上转嫁危机，那么倒下的就不是一个个工人家庭而是中国这个最后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了。
不过比较滑稽的是
这一套对工人的组合拳
和打赢冷战的西方政治领袖，里根和撒切尔对付自己工人手段一模一样
大约也是因为九十年代初，有一批西方留学回来经济人才上位了
至于说下岗成为不稳定因素
这一套组合拳里还有一部分就是
政府退出基层治理，交给私人团体和资本。
不稳定的工人个体对抗的过复苏的黑帮、宗族、教会和清真寺社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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