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采用京杭大运河而不用海运？

因为海运没那么好。这世界上就不存在十全十美的事情。

首先河船和海船设计上就有区别，因此在出海口需要大规模装卸，这种双船交换需要大规模人员聚集，这种聚集比起在运河全段分散聚集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港口的管理，交接，统筹，规划相当考验衙门的运筹能力。

再次，中国台风最多的季节正好是7-10月，这是中国地理决定的，实际上和农收时节撞车，农收—税收—漕运也是在这个时间段进行。因为农产品保存不易，这点即便是现在依然，因此中国封建王朝要是改漕运为海运必然和台风季节硬抗，问题在于即便是现代无论军用还是民用船只也没人去硬抗台风，因为抗不过。

所以海运必然是看脸的运输方式。

其三，海面比河面湿度更高，含盐量更高，风浪更大，在没有封闭包装的古代这种运输方式粮食受潮的概率和河运完全不是一个量级。

其四，运河运粮两岸都是内陆，安全系数高，而海运只有一面是王朝控制的国土，另外一面是大海，每年成百上千的运粮船在海面飘荡，这么一大笔财物海盗不会视而不见，甚至高丽，日本两国也不会视而不见。而要在大海上给成百上千笨重运粮船全面不分昼夜护航，需要海军完全不是封建社会能承担的起的。

至于其中贪腐，虚报沉船，虚报台风等等事情一样不会少。

运河的损失在于贪腐，并不是运河运粮，粮食就会消失。虽然消耗巨大，但是这个消耗本身就是经济循环。运河正是因为消耗巨大因此运河两岸也是国家繁华所在。

漕运虽然有很大弊病，但是其相对海运胜在一个“稳”字。要知道漕运不单单供给京师，北方外交，边关军队也是等着漕运的。

最后一点，海运即便在王朝鼎盛时期依然具备全军覆灭的可能性。而且真的和人无关。

PS：评论里面争议在于为什么不让开台风季节采用海运。

首先，刨除7-10月只是台风不那么频繁而已并不是说11月至来年6月就不会有台风。因此即便错开台风季节依然不能保证粮船不遇到台风。即便是科技发达的现在每年海面依然有台风摧毁船只的时候。

其次，大规模海船停靠依然是问题。台风来临的时候船只即便停留在港口依然会被摧毁，再说一次，即便现代船舶依然会被台风摧毁在港口，而运河或者内陆河流这样的损毁几率会大大降低(不是说绝对没有)。

再次，冬季海运会面临北方寒冷季节，在零下十几度时期去海港码头组织几万甚至十万级别的“海漕”工人大规模装卸，需要大规模御寒衣物和更充实的口粮补给。否则不是装卸而是大规模群众造反，而且是在京都附近的大规模民变。

同时因为冰封陆运需要的人力畜力也会提高一个量级，耗费时间也会加大。

第四，直接错开到来年开春四五月份才启动漕运，这意味地方政府要囤积大量粮食半年时间，甚至更久，不用说这其中的地方贪腐问题，任意地区的民变或者造反人员可以说在任意地点都可以快速获得大量粮食补给。漕运的一个重大战略措施是将地方粮食集中帝国最具统治力的京都在分配的权利。而如果这项权利因为地方政府半年时间大量粮食存储，在过三个月立刻秋收，意味任意地方政府或野心军头在起事初期可以获得充足的粮草物资。

其实经过细致规划的海运，本身就比河运的损失小，这一点明代的学者邱浚有过详细的统计和论述。

邱浚（1426—1495）字仲深，号琼台，明代琼山（今海南省琼山县）人。累官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著有《大学衍义补》一六○卷与《邱文庄公文集》。

成化年间，他就想继唐、宋的《国计簿》与《会计录》之后，编纂明朝的《会计录》。并对编纂的目的、内容和方法等都有明确的设想：“敕掌计之臣通将洪武、永乐以来，凡天下秋粮、夏税、户口、盐钞及商税、门摊、茶盐、抽分、坑冶之类租税年课，每岁起运存留及供给边方数目，一开具。仍益历年以来内府亲藩及文武官吏、卫所旗军，并内外食粮人数，与夫每岁祭祀、修造、供给等费，每朝通以一年岁计出入最多者为准，……每朝为一卷、通为一书，以备参考。……使国计大纲瞭然在目，如或一岁之入不足支一岁之出，则推移有无，截补短长，省不急之用，量入为出，则国计不亏而岁月有余矣。”

可见，邱浚对于朝廷的用度开销和数字统计是十分上心的。

他在论述经济问题时，经常以调查资料与航海知识为依据进行分析论证。

他为了驳斥漕粮海运损失甚大的错误观点，首先以调查资料为依据，破除一般人所说的“海运沉船损失”的陋见。

他说：“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浅，不虑风而虑礁。故制海舟者必为尖底，首尾均置帆。猝遇暴风，转帆为难，亟以尾为首，纵其所如。且暴风之作，多在盛夏。今后率以正月开船，置长篙以料角，定盘针以取向，一如番舶之制。……今欲免放洋之害，宜预遣习知海道者，起自苏州刘家港访问傍海居民，捕鱼渔户，煎盐灶丁，逐一次第踏视海涯有无舟行横道一舶舟港汊，沙石多寡，洲渚远近，亲行试验。委曲为之设法，可通则通，可塞则塞，可回避则回避，画图具本，以为傍海通运之法。……若夫占视风侯之说，见于《沈氏笔谈》，每日五鼓初起，视星月明洁，四际无云，因便发行，已时而止，则不遇风暴、或中途忽见云起，则易舵回舟，仍泊归港，如此可保万全，永无沉溺之患矣。”

其次，他把元朝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到天历二年（公元1329年）这四十七年的海运漕粮的记录，逐年按起运、实失及损失作了详细的统计，从统计分析中得出海运比河运损耗为小的结论。历代思想家借用历史统计数字以为其论据者很多，但一般仅以个别年度或一、两个历史统计数字来说明问题，邱浚却几乎用元王朝的历年可比的海运漕粮的统计数字来分析论证，这种统计思想与实践是值得称道的。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理解历史，最好的方法就是观察生活，看看媒体对三门峡、南水北调、三峡工程所带来生态、移民问题的担忧，以及对相关建设费用的质疑，监督、技术比如今差很多的古代社会没有类似问题？南京大学教授马俊亚有多篇论文，是专门谈京杭大运河及其影响的，我下面介绍一下。

由于气候以及历史的变迁，与隋唐时期粮食主产地不同，元明清时期华北平原无法负担京城人口，因此需要南粮北运。运粮方法有海运和河运两种，而元代以海运为主。

很难想象一个王朝具有郑和下西洋的实力， 却如@陈鹏 所言而无法克服季风影响，何况元代采用的漕运方式就是以海运为主。明朝当时之所以选择与元不同，表面原因是有舆论认为海运漕粮太危险，不人道，和秦始皇建长城一样。不过实际上这是一种荒谬的论点，因为由于京杭大运河淮河到黄河段，由于地势北高南低需要各种闸蓄水过船。通过闸口是十分危险的行为，仅嘉庆4年天妃闸的一次事故就造成上千人溺亡，因此根据隆庆年鉴大学士邱浚的统计，明代每年的漕运损失其实比元代46年都多。

至于从经济效率的角度倡导河运就更站不住脚了，因为海运只有河运成本的1/5左右。至于运力不足也是可笑，要知道嘉庆年初上海的海运沙船就有3600艘。

明清之所以会形成以河运为主的漕运主流舆论，实质上是因为从官场来讲，能通过海运捞油水不过京畿与苏浙三省，而河运的收益官员却可以遍及8省。再加上京杭运河黄淮严重破坏环境，作为地上河的黄河往往成灾，而由此带来的河工收益恰恰成了官员套利的机会。甚至有官员，就利用水患作为威胁，要求百姓乡绅行贿。

京杭运河黄淮段沿岸如此官僚生态，加上恶化的农业环境，可以预见此处必然是土匪众多。道理很简单，就和现在东北黑社会多一个道理，工人下岗了你让他做什么？其次，由于权力对生产生活的过度干预，必然造成权力对生产者的压榨，以及权力周围的人分割更多的劳动果实，因此黄淮流域社会结构必然比其他地方分化更为严重。不出所料，统计发现京杭运河黄淮流域段地主的数量比富农还多，与南苏浙、北冀鲁都不同，成为典型的哑铃型社会结构。

官员贪腐成性，乡村土匪纵横，此时地方必然会出现替代政府司法的黑社会组织，类似于意大利西西里的黑道。这些黑道成为地方土皇帝，自然胡作非为，结果黄淮流域连“初夜权”这样的事情也出现了。如此有恶霸说出“我只有生我的不嫖，我生的不嫖”，便不足为奇。

当一个社会近似于丛林法则，那么大家自然是崇拜暴力，还有人会读书么？所以之前还以出名士著称的淮地，在整个清代居然没出过一个学者。当你的老婆，随时有可能被恶霸霸占，大家自然会崇拜武松这样的英雄，甚至盗跖这样的匪徒。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多年前山西、黑龙江等地煤改，说是为了减少矿难，如今却千亿埋单，黑社会丛生。想来如若50w便可医活一个重症患者，千亿便是20w人的性命。只是“生命是无价的，公平重于效率”，也许600年前也有人说过，至今也无力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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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文献包括《从沃土到瘠壤_淮北经济史几个基本问题的再审视》、《从武松到盗跖_近代淮北地区的暴力崇拜》、《集团利益与国运衰变_明清漕粮河运及其社会生态后果》、《近代淮北地主的势力与影响_以徐淮海圩寨为中心的考察》。

漕运制度就是古代版的财政转移支付，是古代中国各个王朝重要的宏观调控工具。

要知道，古代世界，只有中国诞生了制度化，全国化，长期化的漕运制度。如果漕运只是单纯的运输粮食，那事情反倒简单了。

秦汉时期，进入大一统时代的中国，很快就有了全国性的漕运制度。

到了汉代，每年要动用槽船万艘，漕卒六万，运输数百万石粮食前往关中地区。

大家想一想，关中不是物华天宝，秦国数百年基业所在吗？怎么从秦国统一六国，到汉朝建立，不过数十年光景，关中的粮食就入不敷出了呢？

那是因为，大一统之后，秦汉两朝通过各种手段，迁徙天下世家大族，富户充实关中，使得关中人口激增，消费需求快速膨胀。

这时候，漕运是集天下财富，汇聚中央，而弱地方。

同时，运河还是经济干线和运兵通道。

当然，回答问题的角度来说，那时候漕运是给长安洛阳送粮食，没有海运的需要。

到了隋朝，修京杭大运河了，虽然起始点是杭州到北京，但仍旧不需要海运。

原因很简单，京杭大运河是贯通当时中国核心地带核心城市的大动脉，就像高铁一样把沿线城市串了起来，你搞海运，除了运粮食还能干嘛？

京杭大运河，是隋炀帝调节南北发展矛盾，促进地域融合的重要手段。各地的财富和人，事，物都沿着大运河流动。

另外，说海运省钱的，也仅仅是从运粮的角度考虑问题。

只是算运粮，那帐很简单就能算出来。

但是全国一盘棋，一算，就不划算了。

第一，在没有天气预报的情况下，海运风险大。碰到风暴，海船沉了，可不是算个账下来说什么运送十躺只赔了一趟那么简单，那是可以直接导致大动乱的——京城地区断粮的风险，谁敢担？皇帝都不敢。

第二，粮食是国家命脉，要保证海运安全的成本大于漕运成本。

第三，运粮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海运一下子把粮都运完了，那剩下的日子里，船队怎么安排？人员怎么安排？保护海运的庞大水师怎么安排？

各种总账一算，海运是既不可控，又不划算，风险还大。

阿西吧，我怎么回答这么专业的大问题。

算了，就写到这吧，吃饭去了。

看到后面一堆脑容量低于18Kb字节的留言，深感中国教育的无力与苍白。不想对其吐槽过多，直接普及基础知识：

一个国家什么行，什么不行，不要看捕风捉影的传说，更不要信旁门左道的演绎，单单看两个方面即可，一是官方行为，二是民间力量。如果有官方加持，那再差也有个底线，如果民间兴盛，那再烂也有个基础。比如蚕丝和瓷器，就是官方和民间皆有基础，那再差再烂，也有个传承与发展，因为官方不兴时，民间还有底蕴在。

回到海运。历朝历代，中国就没有一个像样的水军编制，所以导致现在后面跟帖的水军质量也都烂到极点。除了清朝洋务运动之后强行起了一个北洋水师之外，清以前的朝廷，从来就没有一个能够摆得上建制的水军体系，陆兵骑兵，各个朝代虽对武备有不同的理解和建设差别，但大体上都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各个时期的将领有强有弱，但骑兵战法步兵战法总有沿袭。可是，中国哪个朝代有成建制的海军编制呢？有也是所谓的沿江沿河的一点变通权宜，从未发展出配套的战法与技术体系，这是官方层面的问题，既然朝廷没有相应的设置，底下人自然不会去钻营这块业务，那么回到民间层面呢？同样不乐观。因为朝廷对于海禁的态度向来严厉，从不鼓励民间自行出海，民间受到禁锢，官方和民间都没有根基，又何来发展航海的土壤？

你想要造瓷器，得有许多熟练的工人，才能有效筛选出优秀领导，你想要织蚕桑，也必须有广大的群众基础，然后才有奇葩异人出现，没有哪个社会能够凭空出现一个天才，带领大家走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哪里会出优秀的东西，一定是循序渐进的结果，比如中国出去的瓷器和丝绸，是历朝历代不断积累的成果，而非某个横空出世的天才带来的无法复制的神迹。

那么，回到比瓷器和丝绸更需要基础积累的航海技术和造船业来，你就会知道中国为什么根本就没有相关的技术积累和文化底蕴了。没有官方的需求，就不会有知识分子有动力去海上勘测洋流，风向，气象变化这些基础数据，没人知道从杭州到天津沿海会经过哪些礁石，更没人知道哪些地方可以避风，没有一张哪怕非常粗糙的航海图，更没有任何天文数据，水文数据，你让谁去下海？谁不怕死？没有官方需求，民间是没这个财力去研发造船技术的，当然，若有官方开放与许可，民间或许也会自发集资造建大船，绘制航海图谱，整理水文数据，日积月累，也能有所助益，可惜，真相是大家都知道的，没有哪一个朝代的官方有明确的政策去支持民间行动。所以，民间也根本就没有技术积累和经验传承。

你让这样的中国古代，有什么胆量到海里去走一遭？

智商教育的分割线

中国没有航运技术，这是最根本原因，你想想，中国的海禁，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既然禁止人民下海，那自然就不会有航海技术了——别扯什么郑和下西洋的故事来佐证中国古代什么强大的航海技术，把传说当成历史可一点也不好玩。

古代西方很早就有人从海上登陆来到中国，比如达摩，他就是从海上登陆广东，然后北上来到嵩山少林寺的，相反，中国人去西域，却都是只敢走陆路，不说张骞，苏武啥的，达摩老祖几百年前就从印度过南海而来中国，而到了几百年后的玄奘西行取经，他走的还是张骞老路，只敢带了孙悟空猪八戒走又苦又累的西游之路，而不敢走风险更大的海路，因为中国这边根本就没有相应的航船，更没有响应技术的船夫，唐僧要是敢从海上走，那就真的很快就可以见到南海观音了。

这个，在比玄奘又晚了上百年的鉴真和尚身上再一次验证了中国航海技术的落后。

大家都知道，唐朝的广州就已经成了西洋人的集散地了，而长安更是国际大都市，日本人岁岁来朝，开着船随时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但是鉴真和尚为了去趟日本，竟然经历好几次生死大劫，这就说明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大问题，古时候，航海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科学，不但要能造好船，还要有熟悉天文水文气象的各行各业专业人才，显然，中国根本就没有这类人才，因为朝廷根本就没有着方面的需求，又不允许民众下海自发探索，这就导致了一种囚徒困境，不需要航海技术，就没有航海技术和航海人才，所以，中国人要外出，都是只能走旱路，靠两只脚走到当地，哪来的航海家？

另外，从中国的战争史上，我们也可以得出中国的航海技术有多落后。因为有个地中海，古希腊人，古埃及人，古罗马人和古阿拉伯人很早就有精湛的航海技术和舰队，秦始皇靠骑马和步兵统一中国的时候，西方人就早已玩起了大海战。而中国，哪来的大海战？那是离现在还不到两三百年的甲午海战，但也仅仅就是在靠岸边的黄海那边干了一小架而已。

往前追溯？赤壁大战好像很有名，但那可是在湖北啊，就一条河里打个战，竟已是流传千古的故事，接下来就是朱元璋与陈友谅的鄱阳湖大战，那也不过是在一个池塘里玩过家家，可这就足以让中国的历史浪涌滔天，惊心动魄了。隋唐有打朝鲜的记录，但他们主要都是跨过陆地从东北那边干过去，从山东开船过去的结局似乎都不好。

所以，怕了水的隋炀帝才会开凿运河，吃了憋的唐朝继续沿用运河，至于宋啊，明啊。清啊这些坚守闭关锁国政策的海禁国策，连小木船都不给造，航海技术自然无法萌芽，航海人才就更无从谈起，无技术无人才，人家倭寇从海上从容而来，我们英勇善战的戚家军却只能快马加鞭从岸上追，这是一种多好笑的场景啊，这是一个多滑稽的历史片段啊。

所以，综上所述，因为朝廷的海禁政策，导致无实用的航海技术出现，更无可用的航海人才传承，那自然也就无可靠的航海船队来为朝廷效力了。而且北京在元代之前都属于外国属地，不受朝廷管控，况且中国的沿海都是一片荒芜，不毛之所，什么天津，青岛，上海，宁波，连个城邦哨所的影子都没有，还是挖条运河串起杭州扬州开封这些地方比较靠谱，人工挖的水渠就那么点宽度和深度，翻不了天。傻子也能掌控，不像在那浩瀚无垠的海面上，一进水里看不到陆地就分不清东南西北。所以，虽然中国家门口自古就有片天然连接的大好水面，任由大家开发游玩，却从没有一个朝代有尝试去开发它的勇气，都是明智地在家里面吭哧吭哧地挖那条小水沟，把它当成生命线来经营。

于是，胆小又务实的中国人，就有了这么一条奇怪的大运河，而且繁忙了上千年。

未见其利，先见其弊。

北京作为首都和北方最大的军事要塞，要的是绝对安全和稳定，不能有一点疏忽。所谓安全，不单单是船沉不沉的技术问题。

如果粮食和物资海运，意味着要长期维持一支10万人左右的水师，去防备海盗、倭寇；意味着国家对朝鲜、日本的管控要远超历代，去确保海上航线的安全。

别提郑和舰队，聚在一起出动，一波流跟长期巡逻经营、维护治安不是一个概念。

军事、外交等成本，只会比“百万漕工”高；而且漕工们效率低，好歹本地消费，当扶贫了。钱花大海上，啥也看不着。

至于发展海贸，可以增加税收去养海军，进而用海运运粮，又对管理海关、征收商税提出更高要求。

古代治国，追求的还是“清静无为”、“垂拱而治”、“乡贤自治”，高税收提供高质量的政府服务，根本就是颠覆古代治国思路。

有长期经营海军的能力，有管理海关提高税收对能力，好好整顿下卫所，镇压农民起义保天下太平不香吗？

漕运与海运，从隋唐争执到民国，你翻翻奏折网，那里有四万余件折子，明朝有我老婆家的祖先启奏的，宋朝有我家祖先草拟的秘档，晚清引进旗昌煤轮的签报，是我男朋友的高祖父搞的。

别逼逼，你们谁家的祖先都参与过，除了孙家、欧阳家和老刘家。

乱着呢，纠结呢，这一团乱麻，一千年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