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所谓汉字几千年的谬误是真的吗?

回答
“汉字几千年”的说法,很多人听到过,也习以为常。但如果深入探究一下,就会发现这里面藏着一些值得玩味的角度,甚至可以说是“谬误”也并非空穴来风。

首先,我们得明确一下“几千年”这个时间节点。通常我们说的“汉字几千年”,很大程度上是指从甲骨文开始算起。甲骨文大约出现在商朝晚期,距今大约三千多年。而我们现在所说的“汉字”,在字形、结构、造字方法上,都与甲骨文有着传承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汉字几千年”是有根基的。

然而,问题就出在“汉字”这个概念本身。

问题一:什么是“汉字”?

如果我们把“汉字”定义为一套相对稳定、具有辨识度、能够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那么从甲骨文开始,它就已经具备了这些基本特征。甲骨文已经有了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多种造字法,虽然不像后来的金文、小篆那样规范,但其作为一种成熟的文字系统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如果我们将“汉字”狭义地理解为我们今天书写和阅读的、经过历代演变的、规范化的汉字,那么“几千年”的说法就有些不够精确了。

早期文字的“非汉字”争议: 在甲骨文之前,有没有更早的文字?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争议。有一些陶符,比如在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发现的陶器上的刻符,有人认为它们可能是原始的文字符号,甚至是中国文字的源头。如果这些陶符被确认为文字,那么汉字的起源时间可能要往前推到更早的时期。但目前考古界对于这些陶符是否构成文字系统,以及它们与甲骨文的直接联系,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定论。如果它们不是文字,或者与后来的汉字缺乏清晰的传承脉络,那么“几千年”这个说法就依然成立。

文字的演变与“汉字”的界定: 文字是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从甲骨文到金文,再到大篆、小篆,最后到隶书、楷书,汉字经历了漫长的形体变化。今天我们看到的楷书,与甲骨文的模样可以说是天差地别。如果我们认为只有“楷书”才算是真正的“汉字”,那么“几千年”的说法就显得不那么贴切了,因为我们现在使用的文字形式,成熟并普及开来,是在汉朝以后。

问题二:“几千年”的时间跨度带来的概念模糊

“几千年”是一个非常大的时间跨度,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文字的功能、载体、使用者、甚至思想观念都在发生剧烈的变化。

文字的功能和载体: 最初的文字可能更多是用于占卜、祭祀等宗教活动,记录的是一些简单的事件。而后来的文字,则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记录历史、思想、文学、科学等等。文字的载体也从龟甲兽骨,发展到青铜器,再到竹简、纸张,乃至今天的电子媒介。

“汉字”的统一与传播: 汉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文字统一,小篆被废止,隶书成为主流,为后来的楷书奠定了基础。在此之前,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可能存在着字形、写法上的差异。所以,将“汉字”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涵盖了如此漫长且不断变化的时期,在某种程度上也模糊了其内部的差异。

所以,说“汉字几千年的谬误”从何而来?

我认为,这种说法更多的是在强调一个概念的演变性和复杂性,以及对历史进行简单化概括时可能出现的偏差。

1. 对“文字”源头的追溯: 如果我们严格地将“汉字”定义为那套从甲骨文一脉相承、最终演变成今天样子的符号系统,那么“几千年”是基本准确的。但如果我们将“汉字”的概念放宽,去追溯更早的“文字”源头,那么“几千年”这个说法可能就显得不够精确,或者说,它掩盖了更早期、更不成熟的文字形态。

2. 对“汉字”现行形态的认知: 如果一个人脑海中对“汉字”的认知就是我们现在使用的方块字,那么将它与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直接划等号,忽略了其巨大的形体演变过程,就可能被认为是“谬误”。这是一种对概念的“以今度古”。

3. 学术上的严谨性: 在学术研究中,精确性非常重要。将一个包含数千年演变过程的文字系统,简单地概括为“几千年”,在某些语境下可能会被认为不够严谨。例如,当我们讨论“汉字的起源”时,更需要细致地考察各个时期的发现,而不是简单地说“汉字有几千年历史”。

总结来说,

“汉字几千年”的说法,从甲骨文作为成熟文字系统出现至今这个时间点来看,是基本站得住脚的。它概括了汉字作为一个连续的、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字体系的历史长度。

但是,如果我们将“汉字”的概念理解为文字符号的早期萌芽阶段,或者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规范化的汉字形态,那么“几千年”的说法就可能显得过于笼统,甚至有“以今度古”之嫌,从而被一些人认为是一种“谬误”。

更重要的是,这种说法也忽略了文字演变过程中所包含的丰富内容:早期文字的形态、造字原理的演变、书写工具的革新、以及汉字作为文化载体所承载的社会和思想变迁。

所以,与其说“汉字几千年的谬误是真的吗?”,不如说,“汉字几千年”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括性的说法,它在宏观上指出了汉字悠久的历史,但在微观上,它简化了文字演变过程的复杂性和早期阶段的不确定性。 这种简化,在日常交流中可以理解,但在需要精确表达时,则需要更细致的考量。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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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邀。多图慎入,土豪请随意。

==================3月27日晚二更==================

先讲一个故事:北宋的某一天,王安石问苏轼:“鸠字为何从九?”苏轼答道:“《诗》曰:‘鸤鸠在桑,其子七兮。’七个孩子算上爹妈一共九人,所以从九。”

题主所举的《

汉字里的张冠李戴

》其实和苏轼解“鸠”字一样,纯为抖机灵博人一笑,只不过抖出来的机灵难以望见东坡之踵武罢了。倘若当真了,以此为正途分析汉字,那就如王安石作《字说》一般,误入歧途,走火入魔。

文章里说到的六组十二个字,正好反映了人们对汉字认识的三种误区,我们来看:

“牛”字与“半”字的错误。“牛”字从形体看只有半边一撇,本读作“半”;而“半”字头生两角,活像一头牛,应该读作“牛”。

经常见到有人说汉字是“象形文字”,其实这是一个概念上的混淆。象形文字是文字的早期形态,如古埃及圣书字早期的“神圣体”和中国纳西族的东巴文。

汉字经历了象形化、线条化、笔画化三个阶段,现代汉字早就不是象形文字了,比如说“日”字写作“⊙”是象形文字,写作“日”就不是了,而成为纯粹的符号了。再如“何”:

“何”的本义是负荷的“荷”,象人负戈之形,在后来的字形中是看不出来的。经过数千年的发展,绝大多数的字形都已不是古文原貌了,许慎《说文解字》以小篆为本,尚有诸多讹误,更何况是楷书了。因此可以说,凡是不看古文字材料,直接对现代汉字进行字形分析,都是耍流氓。

来看“牛”和“半”:

“牛”的甲骨文形体是一个牛头的简化, “半”字从八从牛,“八”是分的意思,比如“分”字,从八从刀,就是一刀将东西分为两半,《说文》中说:“牛为大物,可以分也。”所以“半”字从牛。这些古文字形经过线条化和笔画化的学演变,已经很难看出最初的字理了,这样的字仅从今文字形是无法分析的。

“方”字与“圆”字非常别扭。“方”字根本不方,其字形倒有些像“元”字的同胞弟兄;而“圆”字本来方方正正,有角有棱,不识字的人,很容易从象形上判为“方”字。

首先“方”字从哪也看不出来像“元”,即便生拉硬扯,兄弟的“兄”都比“方”长的像“元”。“方”字的情况与“牛”、“半”相类,都是古今字形演变造成的差异。

“方”字的甲文象耒形,徐中舒《金文诂林》认为当训为“一曰臿土谓之坺”的“坺(垡)”,即耕地翻土之义,如唐· 韩愈《送文畅师北游》:“余期报恩后,谢病老耕垡。”至于它后来有了方形、方向的意思,则是同音假借的缘故。

“圆”的演变过程略有些复杂,最初形体作“○”表示圆形的意思,后来在其下方加了一个鼎形,因为绝大多数的鼎都是圆形的,意为鼎口的圆形,继而“鼎”形类化为“贝”形,即为现在的“员”,再后来在“员”字之上加了一个“囗”,就成来现在的“圆”。

“出”字与“重”的颠倒。“出”字系“两山”重叠,可谓“重”也;而“重”字为“千里”二字合成,可谓远矣。

前面提到了一个概念叫作“类化”,所谓类化就是在文字发展过程中,原本不同的两个或多个构字部件渐渐趋于相同。因此现代汉字中拥有相同构件的两个字,并不一定意味着包含了相同的涵义,比如“出”和“重”:


“出”字甲文从止从凵,“止”象脚之形,其本义是脚;“凵”即是“坎”,地下陷也。人类早期曾以地穴为居,这个“凵”很可能就是居住的地穴,“止”的脚形是朝外的,所以“出”就是象从坎穴中走出之形,隶变以后,类化为两山相叠的字形。

“重”的早期字形从人从东,“东”象橐形,是一个两端扎起的大口袋,所以“重”字象人负重之形,义即为重。后来将“東”的一竖与“人”字表示腿的竖划合并,再在下边加上两横,或为饰笔,或为羡划,与字义无关。“重”字到小篆都看不出所谓“千里”的样子,许慎依小篆字形将其析为“从壬东声”,虽不正确,总还算是靠点谱。所谓的“千里”重,也是隶变时类化的产物。

“射”字与“矮”字的颠倒。“射”由“身”和“寸”组成,身子仅有寸长,自然“矮”也;“矮”字由“矢”与“委”组成,“矢”者箭也,“委”者放弃也,将箭放弃,才是“射”也。

“射”字左边的“身”其实是弓,在甲骨文中有两种构形,一是从弓从矢,《说文》以此为标目。“弓”、“尸”、“身”古文字形相近,古文中经常混用,“射”字所从的“身”就是从“弓”字讹变而来,至小篆已成正体。





右边的“寸”,其本义也不是长度单位,“寸”与“又”同源,象手形。“寸”是在“又”的基础上,在手腕处加了一点作为指事符号,即手腕之义。现在中医学还将手掌与前臂的连接处称为寸。但作为构字部件使用的“寸”与“又”无别,皆表示手。



“矮”所从的“矢”确是弓矢的“矢”,由于弓、弦、矢所构成的结构与几何学中的弧弦及其半径十分相似,所以在中国古代几何学中将弧弦的半径称为“矢”,如清·戴震《句股割圜记上》:“值弧与弦之半曰矢。”这样“矢”就成了一个度量名称,有了度量之义,“矮”字从矢,正是取义于此。至于“委”是一个表音部件,与意义无关,“矮”字从矢委声,是个形声字。



“凤”字与“鸭”字的错误。凤为鸟中之王,实乃天下第一鸟,却以“凡鸟”自称;而鸭纯属禽中凡者,乡间遍地成群,却以“甲鸟”相誉。

汉字中存在着大量的形声字,因为语言中有很多词语的意思无法用图形来表示,比如虚词、代词等。最初人们用同音假借的方法,借用已有的同音字来表示,这些字叫作假借字。如前文提到的“何”,本是负荷的“荷”,用来表示疑问词“何”就是假借,后来用荷花的“荷”表示负荷的“荷”也是假借。但同音假借不宜大量使用,容易造成用字的混乱,同时随着人类的生活越来越复杂,所需要的语词和文字也越来越丰富,这就需要一种更加高效便捷且便于记忆的文字形式。于是人们找来两个字形,一个表示意义,一个表示读音,这样便产生了形声字,表义的部分叫作形符,表音的部分叫作声符。商代甲骨文中就已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形声字,现代汉字中形声字的数量更是达到了97%,可以说形声字的出现是一种文字走向成熟的标志。其他古老文字由于没能传承下来,中断了发展的脉络,所以并未体现出形声化的趋势,但古埃及文字在其消亡之前,已出现了少量形声字。

形声字的声符与字义无关,但历史上却不乏有人将其当作表义成份加以分析,比如王安石所作的《字说》。其说多为牵强附会,不足为凭,前面故事里苏轼引《诗经》为王安石解“鸠”字,恐怕不无揶揄意。

“鳳”的早期字形是一只羽毛华丽的鸟,但因与“鸟”字十分相似,辨识度不高,于是给“凤”字加了一个声符“凡”,而原来的字形也从简类化为“鸟”形。所以这个“鳳”不是什么“凡鸟”,而是从鸟凡声,是个形声字。


至于“鸭”字从鸟甲声,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炊”字与“烟”字理应移义。欠火则“烟冒”,因火才可“炊”。

作者说欠火才冒烟,因火当为炊,而古代却有“此木为柴,因火成烟”的段子,可见拆字说文本身就是一件主观性很强的事情,只要想象力够丰富,可以说出无限多种解释。

“烟”字从火因声,与前面几个字同理。“炊”字略有一点不同,从火吹省声,也就是说“炊”字所从的“欠”不是真的“欠”,而是“吹”的简省,“炊”的真正声符是“吹”。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日常生活中人们对于汉字理解的三个误区:

第一,不参照古文字形,对现代汉字进行直接分析。

第二,不考虑文字演变中的类化与讹混,将构字部件等同视之。

第三,把形声字的声符当作表意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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