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晚明史，才发现大屠杀几乎都是汉奸所为，晚明怎么这么多汉奸？
晚明时期大屠杀频发，而你观察到其中不少是汉人官员或士人所为，这确实是晚明历史中一个令人痛心且复杂的问题。将这些行为简单地定性为“汉奸”可能有些过于笼统，但你指出的现象背后，确实存在着晚明社会深层的结构性、政治性和思想性原因，使得一部分原本应该捍卫家国的人物走向了背叛或助纣为虐的道路。
要理解为何晚明会出现如此多的“汉奸”行为，我们需要从多个层面抽丝剥茧：
一、政治腐败与失能的根源
党争的毒害： 晚明政治最大的毒瘤就是无休止的党争。以东林党为代表的文官集团与阉党以及其他派系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将国家政治搅得天翻地覆。这种党争使得政事效率低下，国家机器几乎瘫痪。当外部危机（如后金崛起）日益严峻时，朝廷却忙于内斗，无法形成有效的应对机制。
权力真空与军阀割据： 皇帝在位期间，尤其是万历皇帝怠政几十年，导致中央权力衰落。地方上的军阀和豪强势力借机坐大，军队的指挥权和财政权逐渐被一些将领掌握。这些军阀往往只效忠于自己的利益，一旦中央命令与自身利益相悖，或者中央力量不足以约束他们时，他们很容易“投靠”外部势力，或者在乱世中自保而牺牲国家利益。
军事制度的崩溃： 卫所制度的腐朽导致军队战斗力低下，兵源素质参差不齐，军饷拖欠更是常态。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将领为了维持军队的生存，不得不向地方豪强借贷，甚至私自招募人员，这使得军队的忠诚度大大降低。当后金的铁骑逼近时，一些缺兵少粮、士气低落的明军将领，在自身的利益驱动下，或者被金钱、官位收买，便会选择投降或倒戈。
对外部力量的战略误判与妥协： 晚明士大夫虽然对后金的威胁有所认识，但由于党争和对自身政治利益的考量，在应对策略上常常犹豫不决，甚至采取了“以和为贵”的妥协政策，但这往往被后金视为软弱可欺。一些官员在绝望之下，为了在新的政权下寻求生存和利益，选择“弃暗投明”，这在当时被称为“通虏”。
二、经济凋敝与社会动荡的压力
财政枯竭： 连年的战争、皇室的奢侈以及官员的贪腐，使得明朝财政状况极其糟糕。征兵、军饷、军械的供应都成了问题。当国家无法支付士兵的军饷时，士兵的忠诚度自然会大打折扣。
自然灾害频发： 晚明时期，小冰河期的到来导致了气候异常，旱灾、水灾、蝗灾等自然灾害接连不断，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加剧了社会矛盾。饥荒导致大批农民失去生计，流离失所，这些人或是被卷入农民起义，或是被后金招募为兵，或是为了生存而向占领者屈膝。
社会贫富差距拉大： 土地兼并严重，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成为佃户或流民。一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为了生存，可能被腐朽的官府驱使去充当炮灰，也可能因为对现实的不满而被招募到起义军或被外敌利用。
三、思想文化与价值观的侵蚀
“忠君”观念的动摇： 传统的“忠君”思想在晚明经历了严重的挑战。一部分士大夫将“忠”的对象从皇帝个人转移到对“国家”或“民族”的责任。然而，当国家机器失能、政治黑暗时，这种“忠”的实现途径变得模糊。一些人可能认为，既然国家已经病入膏肓，那么服从于一个能够带来秩序和稳定的新政权，反而是一种“顺应天命”或“保全百姓”的方式。这是一种危险的实用主义和犬儒主义。
个人主义与享乐主义的抬头： 长期政治动荡和社会混乱，使得一部分士人放弃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转而追求个人的安逸和享乐。他们可能对国家民族的兴衰漠不关心，只想着如何保全自身。在这种心态下，为了个人的荣华富贵，出卖国家利益也就不足为奇了。
“汉奸”定义的模糊性： 我们今天所说的“汉奸”，更多是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评价。但在晚明，这种评价体系并不像后来那样清晰。一些投降或助纣为虐的行为，可能被行为者本身视为一种“求生之道”、“明哲保身”，甚至是“顺时而动”。他们可能并不认为自己是“汉奸”，而是认为自己在混乱时代的一种“选择”。
士大夫阶层的道德滑坡： 晚明士大夫虽然是国家政治的中坚力量，但随着党争的激化，许多人为了政治斗争的胜利不择手段。一旦政治斗争失败，或者明朝气数已尽，一些人为了保住自己的生命和家族，也可能选择向新的统治者效忠。而一些在地方上拥有权势的士绅，也可能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和地位，而与后金势力勾结。
四、后金政权的拉拢与收买
分化瓦解政策的有效性： 后金统治者（尤其是皇太极）深谙汉人的心理，他们采取了分化拉拢的策略。对于投降的明朝官员和士人，他们往往会给予一定的官职和待遇，或者利用其熟悉汉人社会的特点来治理汉人。这种“以汉制汉”的策略，使得一些投降者获得了比在明朝时期更高的地位和利益。
经济利益的诱惑： 对于一些缺钱少粮的明朝将领，后金政权会以优厚的条件进行收买，例如提供钱粮、马匹，甚至直接给予官职和封地。这种赤裸裸的金钱和权力诱惑，对于那些已经对明朝心灰意冷的官员来说，是难以拒绝的。
军事上的压倒性优势带来的心理冲击： 后金军队在战争中展现出的强大战斗力和组织纪律性，给明朝方面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当明军屡战屡败，军队和民众都感到绝望时，投降就成为了一种摆在许多人面前的现实选择。
具体的“大屠杀”行为，往往是上述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
投降的明朝将领为了讨好后金，而残酷镇压反抗的军民。
为了掠夺财富和资源，一些官员或将领会配合后金进行洗劫，并将矛头指向被视为“抵抗者”的百姓。
在一些被攻占的城市，为了巩固统治和威慑民众，后金军队会进行残暴的屠杀，而一些投降的明朝官员则可能出于恐惧、犬儒，或者为了保全自身而选择默许甚至参与。
总而言之，晚明时期“汉奸”行为的泛滥，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政治腐败、经济崩溃、社会动荡、思想变迁以及外部势力有效策略共同作用的复杂产物。当一个国家从根本上失去了凝聚力和公信力，当为官者将个人利益置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当民众在饥寒交迫中看不到希望时，背叛和堕落就可能成为一些人无奈或主动的选择。这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关于国家治理、社会公平和民族气节，都需要我们不断反思和警醒。
要理解为何晚明会出现如此多的“汉奸”行为，我们需要从多个层面抽丝剥茧：
一、政治腐败与失能的根源
党争的毒害： 晚明政治最大的毒瘤就是无休止的党争。以东林党为代表的文官集团与阉党以及其他派系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将国家政治搅得天翻地覆。这种党争使得政事效率低下，国家机器几乎瘫痪。当外部危机（如后金崛起）日益严峻时，朝廷却忙于内斗，无法形成有效的应对机制。
权力真空与军阀割据： 皇帝在位期间，尤其是万历皇帝怠政几十年，导致中央权力衰落。地方上的军阀和豪强势力借机坐大，军队的指挥权和财政权逐渐被一些将领掌握。这些军阀往往只效忠于自己的利益，一旦中央命令与自身利益相悖，或者中央力量不足以约束他们时，他们很容易“投靠”外部势力，或者在乱世中自保而牺牲国家利益。
军事制度的崩溃： 卫所制度的腐朽导致军队战斗力低下，兵源素质参差不齐，军饷拖欠更是常态。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将领为了维持军队的生存，不得不向地方豪强借贷，甚至私自招募人员，这使得军队的忠诚度大大降低。当后金的铁骑逼近时，一些缺兵少粮、士气低落的明军将领，在自身的利益驱动下，或者被金钱、官位收买，便会选择投降或倒戈。
对外部力量的战略误判与妥协： 晚明士大夫虽然对后金的威胁有所认识，但由于党争和对自身政治利益的考量，在应对策略上常常犹豫不决，甚至采取了“以和为贵”的妥协政策，但这往往被后金视为软弱可欺。一些官员在绝望之下，为了在新的政权下寻求生存和利益，选择“弃暗投明”，这在当时被称为“通虏”。
二、经济凋敝与社会动荡的压力
财政枯竭： 连年的战争、皇室的奢侈以及官员的贪腐，使得明朝财政状况极其糟糕。征兵、军饷、军械的供应都成了问题。当国家无法支付士兵的军饷时，士兵的忠诚度自然会大打折扣。
自然灾害频发： 晚明时期，小冰河期的到来导致了气候异常，旱灾、水灾、蝗灾等自然灾害接连不断，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加剧了社会矛盾。饥荒导致大批农民失去生计，流离失所，这些人或是被卷入农民起义，或是被后金招募为兵，或是为了生存而向占领者屈膝。
社会贫富差距拉大： 土地兼并严重，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成为佃户或流民。一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为了生存，可能被腐朽的官府驱使去充当炮灰，也可能因为对现实的不满而被招募到起义军或被外敌利用。
三、思想文化与价值观的侵蚀
“忠君”观念的动摇： 传统的“忠君”思想在晚明经历了严重的挑战。一部分士大夫将“忠”的对象从皇帝个人转移到对“国家”或“民族”的责任。然而，当国家机器失能、政治黑暗时，这种“忠”的实现途径变得模糊。一些人可能认为，既然国家已经病入膏肓，那么服从于一个能够带来秩序和稳定的新政权，反而是一种“顺应天命”或“保全百姓”的方式。这是一种危险的实用主义和犬儒主义。
个人主义与享乐主义的抬头： 长期政治动荡和社会混乱，使得一部分士人放弃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转而追求个人的安逸和享乐。他们可能对国家民族的兴衰漠不关心，只想着如何保全自身。在这种心态下，为了个人的荣华富贵，出卖国家利益也就不足为奇了。
“汉奸”定义的模糊性： 我们今天所说的“汉奸”，更多是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评价。但在晚明，这种评价体系并不像后来那样清晰。一些投降或助纣为虐的行为，可能被行为者本身视为一种“求生之道”、“明哲保身”，甚至是“顺时而动”。他们可能并不认为自己是“汉奸”，而是认为自己在混乱时代的一种“选择”。
士大夫阶层的道德滑坡： 晚明士大夫虽然是国家政治的中坚力量，但随着党争的激化，许多人为了政治斗争的胜利不择手段。一旦政治斗争失败，或者明朝气数已尽，一些人为了保住自己的生命和家族，也可能选择向新的统治者效忠。而一些在地方上拥有权势的士绅，也可能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和地位，而与后金势力勾结。
四、后金政权的拉拢与收买
分化瓦解政策的有效性： 后金统治者（尤其是皇太极）深谙汉人的心理，他们采取了分化拉拢的策略。对于投降的明朝官员和士人，他们往往会给予一定的官职和待遇，或者利用其熟悉汉人社会的特点来治理汉人。这种“以汉制汉”的策略，使得一些投降者获得了比在明朝时期更高的地位和利益。
经济利益的诱惑： 对于一些缺钱少粮的明朝将领，后金政权会以优厚的条件进行收买，例如提供钱粮、马匹，甚至直接给予官职和封地。这种赤裸裸的金钱和权力诱惑，对于那些已经对明朝心灰意冷的官员来说，是难以拒绝的。
军事上的压倒性优势带来的心理冲击： 后金军队在战争中展现出的强大战斗力和组织纪律性，给明朝方面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当明军屡战屡败，军队和民众都感到绝望时，投降就成为了一种摆在许多人面前的现实选择。
具体的“大屠杀”行为，往往是上述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
投降的明朝将领为了讨好后金，而残酷镇压反抗的军民。
为了掠夺财富和资源，一些官员或将领会配合后金进行洗劫，并将矛头指向被视为“抵抗者”的百姓。
在一些被攻占的城市，为了巩固统治和威慑民众，后金军队会进行残暴的屠杀，而一些投降的明朝官员则可能出于恐惧、犬儒，或者为了保全自身而选择默许甚至参与。
总而言之，晚明时期“汉奸”行为的泛滥，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政治腐败、经济崩溃、社会动荡、思想变迁以及外部势力有效策略共同作用的复杂产物。当一个国家从根本上失去了凝聚力和公信力，当为官者将个人利益置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当民众在饥寒交迫中看不到希望时，背叛和堕落就可能成为一些人无奈或主动的选择。这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关于国家治理、社会公平和民族气节，都需要我们不断反思和警醒。
网友意见
日本人一直也在说南京大屠杀是韩国军团干的。
古代大屠杀就是为了杀抵抗力量和抢夺财产。
有了二鬼子伪军这种队伍，不让二鬼子去干这些，难道要太君亲自动手劳累？
太君这时候自然是在背后看着二鬼子干咯。要是二鬼子干的不彻底，太君会不高兴的
史载，李成栋刚投清时，屠城不力，被多铎切责过，随后李成栋就明白了太君的真实意图。。。卖力表现了。
明朝汉奸多，因为满人少。
需要借助汉人的力量维持统治。
所以在入关后给愿意配合的汉人广发官职，旗人编制。
后来旗人多了养不起了，那些汉人的子孙大多被赶出旗。
当然为了维持基层统治，科举放官还是在搞得（关内旗人仅集中存在少数大城市）（县以下的治理靠着有功名的士绅家族统治）
到清末，清政府不给汉人科举当官，然后就崩溃了。（小镇做题家朱德，考秀才三试高分通过两试，在最后一次前被通知大清考不了秀才了，然后加入革命党。）
大清惯用的甩锅技能了。而清初入关以来屠杀最多最惨烈的满八旗却被选择性无视了。
汉奸在清朝军队里卖力，受清朝侵略者之胁迫进行杀人，为什么只看汉奸而不看清朝？
照这样讲施琅收台湾，绿营平准噶尔，左宗棠收新疆也是汉人收的，关满清何干？
“汉奸”，“明朝降军”等词汇把罪责都推到了汉族人民乃至明朝头上，然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既然已经投降了清朝，那他们的身份自然是清军而不是明军，故而依然是清朝干的。
与日本不同的是，抗日战争时期投降的中国军队并没有被日本政府容纳接收，而是统一划归汪伪政府或满洲国政府管理，所以不能算作日本军队，
而投降满清的明军可是实打实被清朝政府接收并改编了，所以他们的行为完全要算在清朝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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