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为什么我们中国特别强调“孝”?

回答
这问题问得好,也问得太实在了。要说咱们中国为什么这么看重“孝”,这可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它是咱们几千年文化沉淀下来的一个根儿,就像长在土地里的老树一样,盘根错节,枝繁叶茂。

要讲“孝”,咱们得从几个层面去拆解它,才能明白它为什么在中国人心目中地位这么高。

1. 儒家思想的基石:仁爱之本源

咱们中国文化里,绕不开一个名字——孔子。孔子说的“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这句话,那可是把孝道抬到了“仁”这个最高道德标准的“本源”位置。啥意思呢?就是说,一个人要是连自己的父母都照顾不好,都不能尊敬,那他怎么可能去爱别人,怎么可能做到仁爱呢?

在儒家看来,孝不仅仅是给父母养老送终,更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尊敬和感恩。这种尊敬,是从最亲近的人开始的,然后层层推己及人,最终达到“爱人如己”。所以,孝道就像是人际关系的“启动程序”,是培养一个人品德的关键第一步。没有这个“本”,后面的仁义礼智信,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2. 宗法社会下的社会组织形式:血缘关系的重要性

咱们中国古代,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以宗法制为基础的社会。啥叫宗法制?简单说,就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把家族一代代地组织起来。在这种社会结构下,家族的延续和稳定至关重要。

而“孝”呢,就是维护这种血缘关系稳定最重要的润滑剂。子女对父母的孝顺,不仅是对父母的尊重,更是对祖先的传承和对家族的责任。一旦哪个子女不孝,那不仅是个人品德问题,更是对整个家族秩序的挑战。家族中的长幼尊卑,就是通过孝道来明确和维系的。这种层层叠叠的家族网络,共同构成了古代社会最基本的组织单元。

3. 传承与延续:生命和文化的传递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这是另一句很经典的话,出自《孝经》。这句话很形象地说明了孝道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生命传承。咱们的生命是父母给的,所以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去糟蹋,这也是对父母的一种尊重。

更进一步说,孝道也是一种文化和精神的传承。父母将自己的经验、智慧、品德传递给子女,而子女则要继承和发扬。这种“孝”的意义,超越了单纯的物质供养,更包含了对家族精神财富的守护和发展。不孝,就是断了这份根,也断了这份香火。

4. 道德教化与社会稳定:一种重要的约束力

在中国古代,法律和道德往往是紧密结合的。孝道作为一种核心的道德规范,也常常被纳入法律的考量。比如,古代律法中就有“不孝罪”,对忤逆不孝的行为进行惩处。

这种将道德与法律结合的方式,有效地在社会层面进行教化和约束。强调孝道,就是告诉大家,在家庭内部要和睦相处,尊老爱幼,这有助于减少家庭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一个孝顺的儿子,往往也是一个忠诚的臣子,一个可靠的公民。所以,孝道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维护社会秩序的一种重要手段。

5. 情感的纽带与回报:人类最基本的情感需求

抛开那些大道理,咱们得说句心里话,孝顺的本质,其实也是一种最基本的人类情感需求。父母养育我们,付出了无数的心血和汗水,经历过为人父母的人都懂那种沉甸甸的爱。子女长大后,对父母的感恩和回报,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情感流露,也是对这份爱的回应。

虽然咱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和古代不一样了,但这种对父母的爱和责任,是不会变的。所以,咱们强调孝,也是在提醒大家不要忘记这份情感,不要忘记养育之恩。

那为什么咱们会这么“特别强调”呢?

我觉得有几个原因:

历史的惯性: 儒家思想的影响太深远了,几千年来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主流,孝道作为其中的核心,自然也就被一代代传承下来,形成了强大的文化惯性。
社会结构的需求: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家族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强调孝道有助于维系家族的稳定和传承。
文化基因的烙印: 这种对亲情的看重,对家庭的归属感,可以说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基因。
时代的反思: 到了现代社会,虽然很多传统的孝道观念需要与时俱进,但其中关于感恩、责任、关爱的精神内核,反而显得更加珍贵。在一些快节奏、甚至有些冷漠的社会环境下,重提“孝”,也是对人与人之间温情的呼唤。

当然,咱们也不能把“孝”理解得太僵化。随着时代发展,孝道的具体表现形式也在变化。过去可能是“养儿防老”,现在则更强调精神上的陪伴、理解和尊重,让父母晚年过得开心、有尊严。重要的是,那个“孝”背后的爱与责任的内核,一直都在。

所以,咱们中国这么强调“孝”,不是因为它有多么高高在上,而是因为它深深地扎根在我们的文化土壤里,是我们做人做事的一个基本准则,也是连接亲情、维系社会、传承文明的重要力量。它就像一条看不见的线,把一代代中国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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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是中国人社会治理的极高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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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在现实中是什么?就是名声,名誉,一个人的声望。

你说他是孝子,这是在夸他。也是世人对于此人的认可,尊敬。

同样的,西方人在他们善的认识中,名誉也是第一位的。

然名誉≠孝,可是西方人一样认可孝所代表的实际含义

这点与中国的孝是一样的。

只不过西方没有孝这个字,但是西方贵族所守护的第一位就是自己家族,也就是父母的名誉。

而中国人,却把名誉分的很清楚,自己的名誉为声望,父母的名誉为余荫,家族的名誉为名望。

用“孝”表达子女与父母和谐的关系。

用“亲”表达父母与子女关系

用“情”表达夫妻之间的关系。

用“爱”表达不同个体之间的关系

这些表达是非常准确的。

所以中国人并没有特别重视“孝”,这种认识属于缺什么就重视什么的人类特性。

这点是明确的

毕竟一个人一辈子要经历的事情太多了,他不可能为了一个“孝”而花一辈子去守护。能尽孝的时候,对于很多人来说,也就是老人去世那七天而已。

至于“不孝”这个词,就和“TMD”差不多一样用法,除了人身攻击之外毫无意义。

当然有人过不了良心谴责,受着内心煎熬,就非要弄出来一套理论安慰自己良心,这就另当别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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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或孝道、孝敬,是儒教传统提倡的行为,指儿女的行为尊重父母、家里的长辈以及先人的意愿,互相包容体谅,是一种稳定伦常关系表现。所谓“百行孝为先”,反映中华民族极为重视孝的观念。


孝是儒家家庭伦理的核心,且很多故事皆以“孝敬”为主图。华人彼此间常常会很有不一样的宗教信仰,但孝顺的观念在华人之间是共通的,据史学者裴达礼(Hugh D.R. Baker)所言,对家庭的尊重的观念,是各种信仰的华人间唯一的共通点。


孝的一般表现为孝顺、孝敬、孝养、孝承等。孝指为了回报父母的养育,而对父母的肯定,从而尊重父母的指令,基本上不违背父母的意愿行事。但若父母行为有所偏差时,就应规劝,不可盲从父母的命令,以免陷父母于不义。


儒家《孝经》开宗明义章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由此可见中华文化孝的观念不止于孝敬父母而已,孝敬是孝道的开始。《孝经·谏诤章第十五》:“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广至德章·第十三》:“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


《论语》中,子夏向孔子请问什么是孝。孔子说:晚辈常保恭敬和悦的神色是最难做到的。“孝”字在《论语》中,一共见于14章。其中为孔子所言,且与孝的定义有关者,共有5章。


道家《庄子·天运》孝的观念:“以敬孝易,以爱孝难;以爱孝易,以忘亲难;忘亲易,使亲忘我难;使亲忘我易,兼忘天下难;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难。”老子在《道德经》提到:“六亲不和有孝慈”,“绝仁弃义,民复孝慈”。


印度及其他亚洲地区也有类似的伦理概念,另外孝敬还可以推广为一般对年长的人的尊敬和和顺,比如对媳妇对公婆,对长辈亲戚(比如姑、伯、舅、姨等)等。


“孝”是儒学伦理道德的核心内容之一。孔孟时期,出现了假托孔子之言,阐发儒家孝道观的经典著作《孝经》。历代儒学之士都大力宣扬孝道,帝王也利用孝道来为自己的统治服务,常宣称“以孝治天下”。“孝”被古代帝王利用来为他们的统治服务。这样,“孝”就由道德范畴扩展到了政治范畴。《孝经》开篇即有:“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大雅》云:‘无念尔祖,聿修厥德。’”,阐明了通过“事君”而达到“立身”的孝道,才是宣扬孝道的真正目的。《大学》的“八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载:“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统治者利用孝道来教化百姓,就是修其身的过程。向广大民众宣扬孝行,就是希望以此影响人们,以齐其家。而这两项措施最终都是为了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


元代典籍《二十四孝》的故事大都取材于西汉经学家刘向编辑的《孝子传》,也有一些故事取材《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书籍,但不少是泯灭人性,不尽情理的愚孝,且含有大量迷信色彩和佛教因果论的思想。汉朝以后开始强调“忠臣必于孝子之门”。梁元帝有《上忠臣传表》:“资父事君,实曰严敬,求忠出孝,义兼臣子。”梁元帝也写过《孝德传》。唐代贺知章也依此例撰写过《孝德传》,他提到过沈景筠一代孝子,“事亲至孝,其母畏雷,每潮雨至,则焚香拜祝,真诚格天,迅雷不作。”后来他的母亲去世后,每雷发,则奔墓前号哭云:“景筠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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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华夏先民的“孝”,恰恰是华夏文明最最伟大的精华之一。它是跟古代中国举世无双的社会保障制度、养老措施相辅相成的!

孝道是软件,制度措施是硬件。
正如法律与道德也会双规同行、相辅相成。

华夏先民特别强调“孝”,正因为华夏先民比任何民族都重视社会保障,尤其是养老保障。
这是多么伟大崇高、可歌可泣的人道主义传统呵。

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虽然中国历代王朝都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孝为先”,但事实却表现为:
父母对子女的爱护为先。

直到现在,中国式父母对子女的付出程度,恐怕仍然是世界之最。

有充分事实根据可以证明:拥有孝道文化底蕴的中国式父母,在感情上和经济上对子女的付出,远远高于西方式父母。

于是,中国式子女对父母的养老责任和义务,也远远高于西方式子女对父母的养老责任和义务。

所以,传统的中国式数代同堂家庭,无论农村还是城市,无论在经济上还是亲情上,都普遍是关系亲密、老有所依的。

这种中国式传统家庭的融融天伦之乐,岂是缺乏孝道文化而关系冷漠的西式家庭可比?

关于华夏孝文化与中国古代养老保障、乃至古代社会保障的举世无双,

请看资料一:

周代开始出现初具规模的养老制度,这一制度规定了50岁以上的为老人。

对于如何养老,规定得也很详细。
为让子孙更好地赡养老人,周代实行有老人的家庭可减免徭役的政策。如果家中有80岁以上的老人,则儿孙中可以有一人不服徭役;
如果有90岁老人,则全家都可以不服徭役,此即“八十者,一子不从政;
九十者,其家不从政”一说。

汉朝,推行“以孝治天下”的孝道,对养老问题更加重视,提上了一个更高层次。推行了一套特殊的优惠政策,也推出了一套相对完备的制度,特别是对“家庭养老”,有着极严的规定和要求。孤寡老人到市场上做买卖,规定免缴纳租税。
酒是国家专卖品,为了照顾孤寡老人,政府允许孤寡老人开设酒店卖酒。为确保养老制度的落实,汉律还规定:不赡养老人者,要被处弃市之刑,即在闹市执行死刑并将犯人暴尸街头。对父母、祖父母等长辈不敬也是重罪,子女杀父母或祖父母,即使没有成功,也要被判处弃市之刑,殴伤长辈者同样要受弃市之刑。
汉朝最让老人有尊严、觉得幸福的地方,应该是发放“老年证”。当然,这种老年证不是今天这样的小本子,而是一种叫“鸠杖”的实用物。
鸠杖,又叫“王杖”,顾名思义是帝王赐予老人使用的拐棍,它是一种特殊权利的象征。
从史料和考古发现来看,给老人“赐杖”的制度在汉朝被正式确立,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曾做鸠杖赠送高龄老人,开了汉朝赐杖的先河。汉宣帝刘询则使之成为一种制度,规定凡是80岁以上的老人,皆由朝廷授予王杖。
但从张家山汉简中的相关律令来看,汉代较早时曾是“七十赐杖”。
为了保证鸠杖的权威性,汉朝出台了相应的法规。1959年至1981年,从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中先后出土了8根王杖(鸠杖),还随之出土了《王杖十简》和《王杖诏令册》木简。王杖诏令册》全文近600字,规定了70岁以上老人应该享受的生活和政治待遇,有学者称其为中国最早的“老年人保护法”。其中有一项规定:70岁以上老人即使触犯刑律,只要不是首犯就可以免予起诉,继承了先秦时期老人“虽有罪,不加刑焉”的制度。

梁武帝首创“养老院” 明代80岁老人都是“县长”

建“养老院”,起源于南北朝时期,高寿皇帝梁武帝萧衍曾于普通二年(公元521年),在都城建康(今南京)创办了“孤独园”。到唐朝,这样的养老机构被推广,在武则天时代,唐朝即开设主收贫、病、孤、疾者的“悲田养病院”。

真正让“养老院”这种养老方式流行起来的宋朝,北宋初年即开设名为“福田院”的养老机构,后有“居养院”,南宋则叫“养济院”等。
虽然名字不同,但都是慈善性质的养老院田;入院老人的年龄,也放宽到了50岁以上。
同时,民间养老院也普遍兴起。如洪迈《夷坚甲志》“刘厢使妻”条,在与南宋对峙的金国兴中府,有位叫刘厢使的汉族人,遣散家中奴婢,拿出全部财产兴建“孤老院”。

元朝同样重视养老,元世祖忽必烈曾采纳汉臣刘秉忠的建议, 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元朝的收养救助制度,当时各路均设立养济院1所,救助、收养“诸鳏寡孤独、老弱病残、穷而无告者”。

明、清两朝的养老院仍如南宋、元朝一样,称为“养济院”,朝廷继续发展官办、民办等各种形式的社会养老机构。

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出生于平民家庭,深知民间疾苦,对老无所依、老无所养的社会问题,有着深刻的感受。他问鼎皇位之后,规定年龄在70岁以上的老人,可免除其一个儿子的所有徭役。这个规定,其实就是把这个儿子指定为老人的专职供养者,让老人因此能够得到较为富庶的赡养。之后,朱元璋再次规定,全国各地所有80岁以上的老者,只要品行善佳,都要记录在政府档案中,以备国家财政补贴和资助。
其中,80岁以上的贫穷老人,当地政府每月要赠送大米近100斤、猪肉5斤、酒60斤(低度酒)。
另外,在当时的首都南京和朱元璋的老家安徽凤阳,对80岁和90岁以上的老人,分别授予两级爵位,使他们可以与当地的“县长”平起平坐,使老人除了能在物质上获得保障外,还能在精神上获得特殊关爱。
朱元璋还恢复了汉朝制度化的“赐杖”与“赐爵”制度,在物质救济上,明太祖朱元璋曾先后两次颁发诏令,实行孤贫老人终身养老。一次是明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一次是二十年(公元1387年)。
到了明代中期,对老人的尊重,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百岁以上的老人,国家要给他定制高级、华美的正装,给予极大的国家奖励和荣誉,在全社会树立一种尊老、爱老、养老的风尚和氛围。

古代官员退休待遇:唐代不给钱给地

古代官员正常退休叫作“致仕”,源于周代,汉以后形成制度。一般致仕的年龄为七十岁,汉代只有高级官员有“致仕”,致仕条件是年老或是有疾。汉代规定,俸禄两千石以上的高官,退休可领取原俸禄的三分之一,功勋极其卓著的少数官员甚至可以享受原俸,另外,在退休时还有一次性赏赐,如钱、黄金、粮食、房屋、车马等。如汉章帝元和三年,贤官第五伦请辞时,被汉章帝赐“以两千石俸终其身”,并加赐钱五十万,公宅一所。
唐朝官员在退休方面明确了“七十致仕”,如果不到七十岁,但是体弱多病的也要退职。“唐致仕官,非有特敕,例不给俸”。除非皇帝特批,否则的话,唐朝官员退休后没有退休金,但能得到一定数量的田地养老。

宋朝虽然也规定了七十致仕,但并没有实际执行,所以导致朝堂之上,皆老朽昏庸之辈。因为退休只能拿到斗俸,所以官员千方百计拖着不退休。

明朝起,将退休年龄提前了十年以上,只要年满六十岁,就鼓励退休。如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太祖朱元璋诏令“文武官年六十以上者听致仕”。
弘治四年(1491年),明孝宗朱佑樘又诏“自愿告退官员,不分年岁,俱令致仕”。
明代的开国功臣刘伯温,辅佐朱元璋平定天下后,于洪武四年,未满60岁时就告老还乡。
中央官员退休后享受半俸,一般情况下不给退休官员发退休金,家里实在太穷的话,根据个人申请,“有司月给米二石,终其身”。

清朝官员退休年龄也为六十岁,如果没有年满六十岁而因病提前退休是没有俸禄的,而满六十岁又有世职的可以拿半俸,但对那些有特殊功绩的官员,如打仗负伤者,则全数发给。】

——摘自《孝文化是中国古代的“养老保险”》
搜狐历史 01-23 17:13


请看资料二:

【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是一个有丰富文化传统的民族,依据自己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中国古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逐渐提出了一些有关社会保障的思想和主张,推行过一些社会保障方面的社会政策措施。


一、储粮备荒思想和仓储赈灾措施

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战胜灾害和克服意外事故的能力很差,为了维持正常的生活和社会秩序,人们需要在丰年和歉年之间进行调剂余缺,储粮备荒、以丰补歉的思想和主张便应运而生。

早在西周时期,政治家们就意识到:丰年时储藏多余谷物,以备凶年缺粮时之用,是立国安邦所必需。
《礼记》有载:“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①”春秋战国之际的思想家墨子提出同样的看法,认为“国无三年之食者,国非其国也。家无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

在储粮备荒思想影响下,自西周起,中国就出现了一种救荒、济贫的重要的政策措施一一仓储制度,即建立专门的粮仓,储存粮食,用来稳定粮价,借贷或放粮救荒、济贫(黄新鲁,1994)。

当时,仓储称为“委积”,意指除税收以外储蓄之余财,其用途包括:济贫、救荒、供养征战阵亡者的老弱眷属、招待宾客等,属地官司徒的职掌之一。

自西周以来,仓储制度延续历朝历代而不衰,只是名称各异、做法有别罢了。
如战国时期叫平籴仓;
汉代称常平仓;
隋代设义仓、社仓;
唐代设常平仓和义仓;
五代后周设惠民仓;
宋代推广惠民仓、广惠仓、丰储仓;
明代有预备仓、济农仓;
清代州、县设常平仓,市、镇设义仓,乡村设社仓② ,等等。

中国古代的仓储制度虽兴废无常,且在各朝各代都发生过官员管理不善致使粮食霉烂浪费或被贪污中饱等现象,但它确实起到了保护农业生产和救荒、济贫的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储粮救荒思想和仓储赈灾措施的传承沿袭,使历代统治者都明白,要求得国泰民安,政府必须承担起举办公共保障事业的责任。

《宋史•食货志》有如下的详细记述:“常平、义仓,汉、隋利民之良法,常平以平谷价,义仓以备凶灾。周显德中,又置惠民仓,以杂配钱分数折粟贮之,岁歉,减价出以惠民。宋兼存其法焉。③”


二、大同仁爱思想和养老慈幼措施

儒家思想是我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其倡导的大同思想是中国人民美好的精神追求,其中也包含了丰富的社会保障思想。

孔子曾对其弟子说过一段有名的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④”

就是说:在理想的大同社会中,人们不仅要关心自己的亲人,还要为社会上的弱者提供帮助,使老年人得到赡养安度晚年,使儿童得到照顾教养而健康成长,使鳏、寡、孤、独、残者都得到社会的救济安置。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大同仁爱思想,从巩固统治者地位的角度提出“善养老”的重要意义。
在《尽心上篇》中孟子曰:“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天下有善养老,则仁人以为己归矣。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所谓西伯善养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树畜,导其妻子使养其老。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饱,不暖不饱,谓之冻馁,文王之民无冻馁之老者,此之谓也。⑤”
孟子在这里要告诉人们的是:文王兴、善养老,民归之如水之就下,遂能以百里而王,而善养老的涵义就是使老人有衣穿有肉吃,不挨冻受饿。

孔孟儒家大同仁爱思想和孝道伦理之所以在其后千百年封建社会中被奉为主流价值观,是因为它适应了自然经济家庭生产方式的需要,它维护了家庭的保障功能,进而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当然,在要求家庭担负主要保障功能的同时,历代统治者也重视社会的责任,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弥补家庭功能之不足。

自唐虞起,中央就设有九官,其中司徒,专门处理百姓事务,如《周礼》记载大司徒以保息六券万民,其保息六券是:
一曰慈幼;
二曰养老;
三日赈穷;
四曰恤贫;
五曰宽疾;
六曰安富⑥。

这些措施大体上相当于今天的儿童福利、老人福利、就业服务、社会救济、医疗保健、社会安全等。其内容和措施虽不如现今的社会保障制度系统和完善,但是与千百年前的生产力水平相比,这些社会保障措施已算得上相当先进了,其中的一些做法在今天的社会保障政策措施中还能看到影子。

三、 “致仕”说法和官员退休制度

我国古代官制中,有”致仕”的说法,是指官员在年老或多病时,把职务归还给帝王,以摆脱政务颐养晚年。据考证“致仕”做法始于商代,《尚书》中就有辅佐商汤的伊尹年老告退年老告退致仕的记载。但这种做法在当时并不普遍。

延至西周,国家官制才趋完善,对“致仕”退休才有明确的规定,如《礼记•曲礼》记载:“大夫七十而致事(仕)”⑦。
这样,官员到了70岁高龄而告老还乡,作为西周礼制的一项内容确定下来,并且为后来各朝各代所沿用,致仕告老退休的官员因曾为国家出过力,退休后朝廷都有一套赏赐和供养的规定。

如汉代官员退休时,朝廷给予一次性的重赏,此外还给原俸的三分之一,直到去世。

唐代对退休大臣不但赏赐从优,而且明文规定:“五品以上致仕者,各给半禄”,有突出贡献的,经皇帝恩准,可得全禄。京官六品以下,外官五品以下,退休时各给一份承业田以养老。

到了宋代、明代,退休官员的俸禄更有提高。
自商周以来的致仕退休制度为各朝统治者所沿用,这一方面是鼓励在职官员效忠朝廷恪尽职守,为其解除后顾之忧;另一方面也为鼓励年老有病的官员让出位子使贤明之人接替职位以提高效率。
……说明我国古代的社会保障措施己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四、患难相恤主张和邻里互助措施

中国古代社会以农业立国,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自然村落和族群社区是社会的基本结构。

在社会保障网络中,除了家庭和国家的责任外,乡亲邻里之间互助相帮是很重要的支撑体系。

北宋大臣吕大防、吕大临兄弟俩在自己家乡蓝田(今陕西省内)与邻里亲友共同制定的《乡约》(也称《吕氏乡约》或《蓝田乡约》)把社会民众相互帮助的要求用契约规范的形式确定下来。

《乡约》的主要内容是: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其中患难相恤就是要求凡同约者在别人遭遇灾难时发挥团体的作用互助互济,用大家的力量分担一家的风险,这种约定体现了中国古代村民朴素的社会保障的精神。

《吕氏乡约》的做法后经南宋朱熹推行于全国,成为中国农村很多地方采用的一种社会制度。

王阳明亲自拟定的《南赣乡约》进一步规定了“死丧相助,患难相恤,善相劝勉,恶相告诫,息讼罢争,讲信修睦”的互助内容⑧。

与患难相恤主张相关联的民众互助互济的保障措施在古代就已出现,如邻里相帮操办丧葬事宜等,体现了众人出力帮助苦主分担灾难的思想,而最能反映这一思想的互助保障措施是社仓制度。

社仓是仓储制度中的一种形式,与其他仓储形式如平籴仓、常平仓等不同的是,它是以民间力量为主兴办的一种互助互济性质的备荒仓储。

社仓始于隋代,《隋书•长孙平传》载:“开皇三年„„奏令民间每秋家出粟麦一石以下,贫富差等,储之闾巷,以备凶年”⑨。

南宋朱熹大力倡导社仓,并订立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制度。

明、清时期,社仓也很盛行,而且由朝廷官府出面组织,如《明史》载:弘治中,江西巡抚林俊上书请建常平仓和社仓。明嘉靖八年,乃令各抚、按设社仓。以20至30家为一社,择家殷实而有义行者1人为社首,处事公平者1人为社正,能书算者1人为社副。
每户按出谷多少分为上、中、下三等。每户每年出谷1至4斗,每斗外加损耗5合。
遇灾荒年,上户需借谷者,可酌情贷之,有收成后还仓;中、下户需借谷者,可酌情赈给,不必还仓⑩。

从社仓制度的上述规定可见,中国古代民众之间互帮互济的保障机制己较为健全,已经能从中看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原则精神的萌芽。
例如:
社会保障要由政府出面组织,由广大民众参与;社会保障措施带有一定的强制性;社会保障的经费要由官府和民众共同筹集;经济状况不同的人应承担不同的缴费义务;社会保障要体现互助互利原则;社会保障制度实质是社会收入的再分配,等等。

五、关怀弱者的思想和居养机构的兴办

孔子的大同思想中包含了“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主张;管子在《五辅篇》中也主张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⑾。
这些同情、关怀、帮助社会弱者的思想在中国古代有很深厚的文化基础,而且代代相传一直延续至今。

与此相关联,中国古代有一种收养抚恤孤寡、流浪、乞讨人员的“居养”制度。

居养制度产生于汉代(刘燕生,2001),起初是一种暂时性的收养行为,宋代以后社会上出现一种固定的居养机构如居养院、安济坊、福田院和漏泽园等,专为收容流民、乞丐和鳏、寡、孤、独、残疾无依者。

居养分为长期收养和短期收养两种。
《宋史•食货志》载:“熙宁二年,京师大雪,诏老幼贫疾无依者,听于福田院,额外给钱收养,春稍暖为止。⑿”

明清以后,为弱者提供院内救济的居养机构较为普遍。

如明朝朱元璋于洪武三年,命令全国州县普设惠民药局,此外还设置栖流所、养济院等,给贫困病疾者以救济。
明英宗时,设置东、南、西、北四座“福田院”,共计收容300人,每年国库拿出500—800万两白银,安置贫疾者和解决鳏、寡、孤、独者的基本生活问题 ⒀。
……】

——摘自《略论中国古代社会保障思想和措施》

看到了吧,中国的官方社会保障制度,从周礼时代至明清,一直贯穿了三千来年。
这也有华夏孝道的伟大功劳啊!

而西方国家的官方社会保障制度,不过是最近几百年,学界公认自十七世纪伊丽莎白时代才开始。

由此可见,华夏先民的儒家孝道社会,足足能甩掉古代西方基督教社会十万条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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