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历史上汉族对少数民族有过屠杀吗？
首先，要明确一点，历史上所谓的“汉族”并非一个单一、凝固的概念，它本身是随着历史发展不断融合、演变而来的。在古代，当人们谈论“汉”时，可能指的是以中原农耕文明为核心的政治实体，其成员也包括了与汉文化融合的周边部族。同样，“少数民族”的称谓和概念也是随着中央王朝的统治范围和民族政策而变化的。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中央王朝与边疆民族的关系，往往是军事征服、政治羁绊、文化交流和经济往来的复杂交织。当中央王朝力量强大时，常常会试图扩张其统治范围，纳入周边民族区域。在这个过程中，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冲突往往伴随着暴力。
冲突与暴力：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
1. 早期征服与扩张：
秦汉时期：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北击匈奴，南征百越。虽然更多的是在边境地区设置关塞、屯田、戍守，但面对匈奴等强大游牧民族的抵抗，战争是必然的。历史记载中，“攻城略地”、“斩首虜獲”是战争的常态。虽然“屠杀”这个词语在古代史料中可能不常用，但大规模的杀戮和掠夺是存在的。汉武帝时期对匈奴的战争，更是倾全国之力，虽然目标是削弱和驱逐匈奴，但战争的残酷性是毋庸置疑的。当时的史书会记录“斩首多少级”，这本身就包含了大量战死者，也可能包括俘虏的杀戮。
汉朝对西域的经营： 汉朝设置西域都护府，在维护边疆稳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在这个过程中，对一些反抗的城邦或部族进行军事打击也是有的。
2. 魏晋南北朝时期：
这是一个民族大迁徙和政权更迭的动荡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建立政权（如前赵、后赵、前秦、北魏等），汉族士族和民众也向南方迁徙。在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内部或与其他民族之间存在激烈的权力斗争和民族冲突。例如，前赵的刘渊、刘曜时期，以及后赵的石虎，都因其统治的残酷性而闻名。在这些政权中，确实存在针对汉族或其他民族的报复性屠杀或镇压行为。反过来，当汉族势力反扑或南迁的汉族政权试图收复北方时，也可能发生类似的暴力事件。
3. 隋唐时期：
唐朝在疆域扩张上非常显著，与突厥、吐蕃、回纥等民族进行了长期而复杂的互动。在征讨突厥、平定安史之乱后对回纥的关系处理等方面，都有使用武力的记录。唐朝在对外战争中，也会存在屠杀俘虏或反抗者的行为，这在古代战争中并非孤例。例如，平定某些边疆的起义或叛乱时，镇压者往往会采取严厉措施。
4. 宋朝时期：
宋朝与辽、西夏、金、元等民族政权并立，长期处于军事压力之下。宋朝在面对北方民族的入侵时，常常会进行抵抗和反击，但整体军事实力相对偏弱，在失去北方领土后，也未能幸免于民族间的冲突。例如，北宋末年金兵攻破汴梁，也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和伤亡。而南宋在与金、元作战时，也存在残酷的拉锯战和杀戮。
5. 明朝时期：
明朝初年，朱元璋为了巩固统治，对一些反抗力量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其中也包括一些与明朝中央政府对立的边疆民族首领和部族。例如，对北元残余势力的追击，以及对西南地区一些土司的征服，都伴随着激烈的冲突。一些史料中记载，在镇压反抗时，可能会出现“屠城”的说法，但这需要具体分析，是战争的后果还是有组织的屠杀。明朝对宸濠之乱、王守仁平定宸濠之乱后，也存在对相关人员的清剿和处决。明朝与蒙古各部的冲突也持续不断。
6. 清朝时期：
清朝自身就是由满族建立的王朝，早期在入关过程中，以及后来征服和统治中国广袤的疆域时，与蒙古、藏族、维吾尔族等民族都发生过复杂的互动。在征服准噶尔和回部（今新疆地区）的过程中，确实发生了一些造成大量人口损失的事件。其中，“伊犁之战”等战役，以及随后的政策，存在一些争议。例如，清朝在平定大小和卓之乱时，对参与抵抗的部族进行了残酷的镇压。
“屠杀”的定义与史料的解读
需要强调的是，“屠杀”这个词语在历史语境下，其含义可能比现代意义上的“种族灭绝”更为宽泛，但也可能指有组织的、针对特定民族或群体的系统性杀戮。
战争的残酷性： 古代战争的残酷性普遍存在，战败方的士兵、甚至平民往往会遭受屠戮，这是那个时代战争的常态。很多时候，这并非完全出于民族仇恨，而是出于军事策略（如震慑敌人、防止其卷土重来）或战场失控。
报复与镇压： 在民族冲突或反抗事件中，当一方镇压另一方时，常常会采取报复性措施，这可能导致无辜者的死亡。
“大屠杀”与“灭族”的证据： 真正的“屠杀”或“灭族”行为，需要有确凿的历史证据来支撑，例如明确记载有组织的、以灭绝某个民族为目的的行动，并且有大量的人口损失记录。一些史料可能会有夸张的成分，也需要批判性地看待。
汉族内部的差异： “汉族”内部也存在地域、阶层、政治立场上的差异，不能一概而论。某些地方官吏或军事将领的行为，不能完全代表整个“汉族”或中央王朝的政策。
总结：
历史上的民族冲突，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尤为突出。在汉族建立的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的互动中，确实存在战争、征服和镇压，这些过程中 必然伴随着大规模的杀戮和人口损失。说是否存在“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屠杀”，答案是：在某些历史时期和特定事件中，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央王朝的军队，确实对少数民族进行了残酷的军事打击和镇压，其结果可能包括对反抗民族成员的大规模杀戮。
然而，将这些行为简单地概括为“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屠杀”，可能过于简化和标签化，忽略了战争的复杂性、政治背景、以及历史语境下的具体情况。更准确地说，是在特定的 政治军事冲突背景下，中央政权为了维护统治或扩张领土，对抵抗的少数民族群体进行了武力镇压，导致了严重的暴力后果和人员伤亡。
要深入了解，需要具体研究每一个历史时期，每一场具体的冲突事件，并仔细辨析史料，才能得出更细致、更客观的结论。避免用现代的道德标准去简单评判古代的政治军事行为，但同时也要正视历史中的暴力和伤痛。
网友意见
终于要谈到这个最容易引发争论的话题了，但本着秉笔直书的治史原则，却是不得不写，不能不写。因为有明一代，这样的用兵四方无时无之，是明代少数民族政策之中最为血腥残忍的篇章。
凭借强大的战争机器，明朝统治者随时都会撕下怀柔面纱，露出“利庭扫穴”的狰狞嘴脸，对不肯屈服其统制的诸少数民族发动“直捣巢穴”、“残酷屠杀”、“以夷制夷”以及“雕剿”等等惨无人道的军事侵略，达到夺人之土，灭人之族，亡人之种的罪恶目的。
所谓“直捣巢穴”就是动用具有压倒性优势规模的军队，发动正面的进攻，军事目标则直指少数民族抵抗势力的首领。这种军事行动通常为期不长，胆声势浩大，恰似夏日的急风暴雨，鼓荡着骇人的威力，极具破坏力。因为举凡少数民族首领所居之地，多为该民族的文化、经济和政治的中心，无论军事攻击是否能够达成目的，所造成的兵燹之灾都会对该地区产生极大的破坏，使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难以恢复过来。此钟军事行动，以明初国力强盛之际为最多，打击对象也多以较为强大的少数民族势力为主。例如明太祖朱元璋洪武三年（1370年），便发动数十万大军分三路深入北方草原，捣毁了北元势力的核心应昌，迫使其首领元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仅率数骑逃走，并获不及逃走的皇孙买的里八腊及后妃多人，缴获元之玉玺、宝册等“重器”，“降五万余人”（《明史·太祖本记》），几乎将整个北元势力的中心人物和政权象征一网打尽。对于这次在军事和政治上均具有深远意义的大捷，亲自指挥了此次军事行动的大将李文忠在拜表奏捷之际也不免扬扬得意的自夸武勋说，“进开平乘破竹之势，克应昌奋覆巢之威。”（明·无撰山人《北平录》）之后，五年（1372年）春，篮玉以优势兵力在蒙古中部的土拉河畔大败北元名将扩廓贴木儿，都是典型的远出数百里或千里之外的“犁庭扫穴”战法，这个始于汉武帝对匈奴之战的词汇，带有深刻的民族复仇痕迹，因此明朝统治者为了继续诱骗、瓦解少数民族的抵抗，示人“华夷无间”之诚，因此在对外的官方文件中较少使用或尽量隐讳，因此在明人留下的各种类型的史料之中，多使用“蹂虏庭”的说法。当然，也有部分明人特别钟爱“犁庭”一词，在自作的书籍或笔记之中仍有出现。比如明人高岱在《鸿猷录》之中记述永乐年间的武功之际，就直言不讳的使用了“成祖五出漠北，三犁虏庭”，不过，他却没有解释另外两次为何没能“犁庭”，事实上，那两次都没能取得好的战果，其中一次还损失惨重。以明之宏大统一之势力，却在“五出漠北”之后依旧不能彻底消灭其时已呈现出分崩离析之势的北元，甚至遭到大败，可知所谓“犁庭”并非如字面意义上那样义气风发，而此类文人往往只顾用文字抒发个人的快感，全然不顾这“犁庭”二字在汉蒙两民族之间造成的重大伤亡和破坏，得意洋洋的为屠杀行动树碑立传，正是那种放一堆狠话后却怂恿同伴们拼命，自己缩在安全的后方喝茶喊加油的人的可憎嘴脸。
经过之前的论述后，我们大体可以勾勒出“直捣巢穴”战法的轮廓，如欲得到更加直观的印象，也可以参考美国入侵伊拉克的行动步骤，捉住萨达姆才是最终的目的。因此，我们应该可以称此两种类似行为以“美伊战争的古代版”或“直捣巢穴的现代版”。从美军占领伊拉克却直到一年后才捉住萨达姆的低效行为可见，明朝统治者的“直捣巢穴”也时常是战果辉煌却不能达到活着或者消灭少数民族抵抗势力首领的最终目的。因为，这种战法最大的缺陷之一就是必须动员大量的兵力，仅调兵一项就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与时间，而其军事行动也无法做到兵贵神速，给予被征剿者以极大的腾挪空间，故此即使强入洪武、永乐二帝，也总是陷入功亏一篑的不了之局。同时，这种残酷的大规模打击势必激起少数民族对明朝的更大憎恨，
只需势力稍有恢复，即会发动对明边的复仇性袭击，将战争的基调拖入冤冤相报的消耗战泥潭，使明朝自身也受到巨大损害。何况，大规模战争对国力的消耗之大早在洪武末年就显现出来，成祖虽称明君，却不能与民休息，因而在永乐末年和宣德初年时，明的国力已经大幅度下降，于是就有了宣宗时期裁撤管理东北及兴安岭外库叶岛等广大地区的奴儿干都司的事件发生。这个事件象征着“直捣巢穴”的军事政策的彻底失败，也是明朝从上升期走向衰退期的分水岭。
至于明代中期以后，“直捣巢穴”的行动基本上不再发生，即使偶有贪功边将发出战争叫嚣，也多半在朝议中遭到冷遇，充其量不过是虚张声势的恫吓。直到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辽东经略杨镐调集九万大军向刚刚建立的女真族后金政权发动四路围攻，也提出了“犁庭扫穴”的口号，但在女真族杰出的军事家与政治家努尔哈赤的巧妙布置之下，遭到迎头痛击，终至全军覆没。杨镐此人在“朝鲜之役”中的蔚山攻坚战中表现拙劣，却被明庭以为知兵，谁知在真正的豪杰面前却只落得灰头土脸，铩羽而归，自身在崇祯朝被斩于市曹也是汉满两族受其直接或间接残害的百姓们所乐见的下场。
接下来，让我们略略回顾一下明朝三百年间对少数民族的残酷屠杀政策。如果说“直捣巢穴”是针对北方或东北方较为强大的少数民族，那么残酷屠杀的受害者则以南方与西南诸少数民族为主。较之蒙古和女真，他们的势力更加弱小，对明军武力的抵抗能力也更弱。加之北方各族多为马背民族，以步兵居多的明军在与之野战之际即使取胜，也很难追赶残部，难以彻底屠戮殆尽。所以，这样的军事政策就只能使用于南方各族人民的头上。明朝利用这种残忍伎俩，无非是为了籍此来震慑南方各族的反抗决心，为下一步的征服行动铺平道路。当然，如果可以通过屠杀将一个民族彻底灭绝，基于“好的蛮夷即是死的蛮夷”的罪恶之思，明朝统治者在斩落屠刀之际也决不会有片刻犹豫。
从各种当时留下的史料来看，每次针对南方少数民族的军事镇压行动，都会留下“斩首万余”至“千余”不等的血腥记载。也许有人会问，这么不体面的事情当时的人怎么会留下自己的罪行记录呢？其实很简单，因为在那些不知容赦为何物的刽子手眼中，这是他们足以夸耀的战绩，是升官发财的阶梯，更是最高统治者们可资炫耀的武功。他们不仅不会以为耻辱，反而会大书特书，唯恐后人不知。诚然，在那个与人文精神和宽容美德绝缘的时代里，刽子手们不会有任何觉悟可言，但是如果在今天这个文明进步的时代里还有人将此种屠杀行为引以为荣的话，那只能认为此类人有着一颗不知羞耻的枭獍之心。
屠杀政策始于洪武年间，第一个被我们列入屠夫名单的叫做吴复的人，他是从朱元璋于濠州时代的创业老臣，参加过攻克泗、滁、和、采石、太平等城市的一系列重要战斗。明朝建立后，被授予怀远将军、安陆卫指挥使的要职，之后便投入了对南方诸少数民族的镇压之中。关于此人的屠杀记录，史有明载的是在洪武十六年在广西“克墨定苗，至吉剌堡，筑安庄、新城，平七百房诸寨，斩获万计”，不过他本人显然在也这一系列战斗之中受了重伤，“是年十月，金疮发，卒于普定”（《明史·吴复传》），也算是刽子手的应得下场。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个“杀人盈万”的刽子手，较之另外一位叫做韩观的男子，却是小巫见大巫了。
韩观其人在洪武十九年（1386年）出任桂林右卫指挥佥事，因“讨平柳州、融县诸蛮”而升任广西都指挥使，二十七年（1394年）“讨全州、灌阳诸瑶，斩千四百余人”，翌年“捕擒宜山诸县蛮，斩其伪王及万户以下二千八百余人”，因此晋升至征南将军，是一个靠屠杀少数民族起家的十足刽子手。他在洪武年间的最大“战绩”是在二十八年（1395年）“移兵征南丹、奉议及都康、向武、富劳、上林、思恩、都亮诸蛮，先后斩获万余级”，这个“战功”使他在二十九年（1396年）晋位都督同知。《明史》评价他“性鸷悍，诛罚无所假”，鸷是古代传说之中的一种食肉猛禽，将一个象鸷一样凶悍，杀人不眨眼的恶魔派往广西，实为当地少数民族的一大劫难。同时，韩观平素即喜杀人，所杀之人也不拘泥于少数民族，尤其是酒醉之后。有一次，庆远的诸生（明代对考取秀才入学的生员的称呼）们来看望他，这本是一种礼节性的访问，他却一口咬定对方是“贼觇我也”，竟全部杀害。关于他的广西的用兵方略，明史有“得贼必处以极刑。间纵一二，使归告诸蛮，诸蛮胆落。由是境内得安”的记载，也就是说，凡是被他所捕获的少数民族俘虏，除了留下一、两个活口之外，都难逃一死。然后将少数活口放回，将自己亲眼目睹的残忍杀戮向部落内广为传播，造成心理恐惧感。这正是前文所述的残酷屠杀政策的实质所在，而韩观本人正是这一残忍政策的忠实执行者。然则，从日后“柳、浔诸蛮乘观出，复叛”的记载来看，“境内得安”之说不过是反抗运动在恐怖高压之下暂时进入低潮期而已，并不能从根本上缓和化解民族矛盾，反而会埋下更深的仇恨，激起更多的反抗。他“嗜杀”的名声与“实绩”一直传入朱元璋的耳中，不得不亲自下旨告诫他“蛮民易叛难服，杀愈多愈不治。卿往镇，务绥怀之，毋专杀戮”，大约是有了这样的命令，至于洪武之末，史书上就不再看到韩观的屠杀行为了。直到永乐年间，随着新帝登基后加强了对少数民族的军事镇压后，韩观体内的噬血因子再度活跃起来，永乐元年（1403年）他就固态复萌，“击斩理定诸县山贼千一百八十有奇”。当然，相对于之前斩首万人的“成绩”而言，这不过是为了接下来更大的屠杀行为而做的热身运动罢了。永乐五年（1408年），韩观在亲自指挥贵州、两广部队扑灭马平、来宾、迁江、宾州、上林、罗城、融县、武宣、东乡、桂林、贵平、永福等地的少数民族起义的战斗中，有一次“斩首万余级，擒万三千余人”，平或超了他在洪武二十八年的“战绩”。就是这样一个双手沾满少数民族鲜血的罪恶之徒，居然受到明成祖的“嘉劳”（《明史·韩观传》）。由此可见，成祖本人同样是一个噬血魔王。至于韩观死后无嗣，也许是苍天对这个屠夫的惩罚吧。
继韩观之后继续奉行屠杀政策的是山云。他的父亲山青是从明成祖起兵靖难的勋臣，以拥戴之功受世袭军职。山云在父亲死后，袭任金吾左卫指挥使。宣德三年（1429年）“佩征蛮将军印，充总兵官”赴广西，专门负责镇压韦朝烈领导的壮、瑶等少数民族起义。他在到达广西后立刻积极的调兵遣将，先后奏请招贵州、广东兵入广西，共同绞杀起义军。他的理由是“庆远、郁林苗、瑶非大创不服”，与前任韩观的想法如出一辙，就是主张通过大杀，多杀的残酷手段来达到恐吓效果。在得到朝廷的兵力支援后，他在广西“先后大战十余，斩首万二千二百六十”，几乎相对于韩观两次大屠杀的总合。较之韩观，云山比较聪明，懂得软硬兼施的道理，因此除了屠杀之外，他也做过一些“询问里老，抚善良，察诬枉”的事情，因此死后被广西的一部分人“立祠肖像祀焉”（《明史·云山传》）。且不言其是否在惺惺作态，但染在他身上的两万多名少数民族的血迹，是一座祠堂所无法洗刷的罪恶烙印。
广西各族遇到了这三个屠夫可谓不幸，但同样的不幸在邻省贵州也同样发生着。随着明朝势力进入贵州的第一个屠夫叫做萧授，资历与云山的父亲云青相当，他在永乐十六年（1419年）以右军都督佥事、总兵的身份来到贵州，宣德二年（1428年）“破昆阻比寨，穷追，斩伪王以下数百人”，宣德七年（1433年）“进军筸子坪……斩首五百九十余级”。正统元年（1436年），他又“老当益壮”的再度出兵镇压广西蒙顾十六洞壮族与为躲避改土归流迫害从湖广逃来的各族百姓的联合起义，他使用长期包围的战术断绝起义军的粮草，终于“悉擒斩其酋，余党就诛”（《明史·萧授传》）。虽然没有明确的杀戮数字，但从文字记载来看整支起义军应该没有多少人能躲过他的屠刀。在回到贵州后，他又多次出兵镇压三羊洞和黄柏山的苗民起义，因此晋升左都督。
正如广西三屠夫的有所传承一样，出现在贵州的屠夫也是后继有人。萧授之后的方瑛，其父方政即为贵州武官，死于镇压麓川苗民起义的战争之中。因为这层原因，使得方瑛的到来带有一层家门仇恨的色彩。果然，他在“矢报父仇”的心态驱使下领兵六千再攻麓川，“击斩数百人，躏死者无算”，终于完成了他父亲的“遗愿”。如果说这次战斗还可以解释为亲情仇恨，那么他在景泰三年（1453年），以“讨白石崖贼，俘斩二千五百人”的屠杀行为替自己换取了左都督官职，则是彻头彻尾的用屠苗之血染紫袍！五年（1455年），他又凭借“克中潮山及三百滩、乖西、谷种、乖立诸寨……斩首七千余”而晋爵南和伯。屠夫竟曰和，可谓绝妙的讽刺。在他四十五年的人生之中，在贵州“前后克寨几二千，俘斩四万余”，即使是韩观那样的杀人狂，都望尘莫及。而明朝统治者却赞他“平苗之功，前此无与比者”，并“赐谥忠襄”（《明史·方瑛传》）。
在残酷杀戮的同时，明朝的边将们更是竭尽变态杀人狂之能事，故意使用极端残忍的手段来杀死少数民族俘虏，“支解刳肠胃，分挂林箐中，累累相属”（《明史·韩雍传》）。自古道，杀人不过头点地，将对方杀死的时候给个痛快也就是了，缘何使用剖腹剜肠的非人手段？剖腹剜肠也罢了，缘何又要挂在林中？在汉族的葬仪传统之中，死人入土为安，最忌暴露于天。可见这些明朝的边将已经在升官发财思想的驱动下完全丧失了人性，试图以此立威，压制敢于少数民族的自觉权利。以上这些仅仅是明代南方边将之中的几名较有代表性的人物而已，象他们一样甚至超过他们的屠夫可谓车载斗量。在他们的带领下，明军如野兽般闯入少数民族的村寨，所过之处，白骨积山，房舍为墟，田园荒芜，六畜无踪。这种破坏生产的手段不仅仅是残暴欲望的表现，也是针对少数民族生产能力低下，平时缺乏粮食储存，一旦遭到严重破坏，则口粮难以为继，即使藏身深山，只需长期围困，终究可以逼迫其投降或出山决战，如果不肯，则干脆饿死。至于抢来的土地，则做为赏赐给予协助进剿的土司或干脆留做长期围困的屯田之用。
同样，这种手段不仅适用于南方，在对付北方和东北方的蒙古、女真等各族时，也被经常使用。明朝初年，将投降的蒙古各部编为朵颜三卫和赤斤、罕东七卫的目的就是遵循了“以夷制夷”的方略。他们就是明朝“东捍女真，北捍蒙古”（《明世宗实录》卷146）的樊篱，至于发生战争，死的同为蒙古人，于明无伤，可谓机关算尽，但后来朵颜三卫终于倒向后金，反而成为攻击明朝的主力军，这正是此种政策破产的一个实证。所谓欺骗，可以一时，又怎能一世呢？明朝始能设谋而终不能变通，实在是作茧自缚，愚不可及。
对不从于明的蒙古瓦剌和鞑靼两大部落，明朝也在其间扮演着挑拨离间者的不光彩角色。鞑靼俺达汗强盛后，嘉靖帝“闻其与瓦剌小王子不睦”（《西园见闻录》卷66），遂遣使通瓦剌，不慎为俺答察觉，使不得通，反而招致了俺答犯边的军事反击，使得明朝于南方倭寇未平之际，只得两面作战，窘迫不堪。这是标准的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行为。
对东北女真诸部，明朝也同样包藏祸心。“文皇帝设奴儿干都司，以羁縻之事，同（建州）三卫均资捍蔽者，盖以金元世仇，欲其蛮夷相攻”（《明神宗实录》卷444），完全是借女真之力侧翼包围北元的一种策略，最终的目的还是让少数民族互相攻击，彼此削弱，明朝则坐收渔人之利。在女真内部，明朝也同样在制造纷争，为了防止建州三卫强大起来，明朝就扶植海西女真加以制横，同时又与喀儿喀蒙古暗通声气，夹击建州。这些阴谋行动激起了建州女真的极大愤慨，引发了从明朝中叶起连续不断的抗争。这一抗争直至努尔哈赤起兵时达到高潮。在著名的“七大恨”之中，努尔哈赤毫不留情的揭露了明朝针对女真统一的一系列阴险行为，鞭笞了“以夷制夷”这一恶毒手段对女真各部团结所造成的伤害与破坏。例如第二恨，叶赫九部“会兵攻我，南朝休戚不关，袖手坐视，”“后我国复仇，攻破南关（辉发），”“南朝责我擅伐”。“后北关（叶赫）攻南关，大肆掳掠，南朝不加罪。我国与北关，同是外夷，事一处异，何以怀服？”这种显而易见的偏袒行为，在努尔哈赤的咄咄逼问下，真是无可抵赖的确凿证据。又见第四恨，“北关与建州，同是夷属，我两家构衅……缘何助兵马，发火器，卫彼拒我？畸重畸轻，良何伤心”（薛红《清代全史》，第一卷，P115—116）。可见，这“七大恨”完全是明朝错误的少数民族酿成的恶果。因此可以说，努尔哈赤早期起兵反明，是一种民族自觉的表现，是弱势民族反抗强势民族压迫的正义行动，是对明朝罪恶本性的总讨伐。
最后谈谈“雕剿”。故名思义，雕者为猛禽，其捕食快而迅猛。以雕作比，就是形容此种行动必须迅速准确，事先必须得到确凿的情报，然后间道行军，出其不意的达到消灭反抗势力首领的目的。大约相对于现在的“斩首行动”。“雕剿者，师不移，即倏而入，倏而出，如雕之博兔也。”（明·田雯《黔书》卷1）这是与“直捣巢穴”和“残酷屠杀”完全相反的战术，讲求的就是少做无谓之战，“禽贼先禽王”，一旦成功，则可利用起义军失去首领的混乱加以消灭或诱降。这也是因明朝中后期国力下降后，为弥补用兵困难而采取的补充手段。从嘉靖年间开始渐渐普及使用，直至明末。万历三年（1575年），在围剿府江地区黎福庄父子领导的少数民族起义时，“雕剿”手段就获得了成功。不过，“雕剿”需要本地人做为耳目来配合，又需要经过周密策划，而间道轻装出击一旦被发觉，就有全军覆没的可能，因此只能做为其他军事手段的补充。
以上介绍的这些手段，有时会单独使用，有时则几种手段互相配合，但宗旨就在于消灭少数民族的抵抗力量，达到永久占领的目的。然则，如此四面八方用尽心机，却不知安缉和睦之道，即使暂时取得成功，也无法获得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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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聊Game Freak在宝可梦系列里的“历史倒车”，那可真是不少，而且每当有这种事情发生，粉丝群体里都能掀起一场不小的风波。咱们就一件件来掰扯掰扯。首先，得提一个最容易被拿出来说的，也是最让人诟病的——“全图鉴”这个概念的萎缩。想当年，在红绿蓝黄那个年代，把151只宝可梦全部收服，然后交给博士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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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高原，这片承载着辉煌文明与跌宕历史的土地，在其漫长的岁月里，曾见证过无数王朝的兴衰更迭。从古老的雅利安人迁徙而来，到波斯帝国的崛起，再到后来的伊斯兰征服与蒙古铁骑的蹂躏，伊朗高原的政治版图如同风中的沙丘，不断被重塑。要梳理伊朗高原历史上所有政权并非易事，因为这个地区在早期文明的形成过程中，往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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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雇佣兵的历史，简直就是一部活生生的欧洲战争史、政治史，甚至是经济史。他们像一股股洪流，时而汹涌澎湃，时而暗流涌动，深刻地塑造着这片大陆的命运。要理解雇佣兵，得把他们放到那个时代的大背景下细细品味。雇佣兵的兴起：从封建到国家在中世纪早期，欧洲的军队主要还是依赖于封建制度下的兵役。国王、领主们召唤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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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历史长河中，群星璀璨，要选出十位“超级巨星”并进行排名，无疑是一项极富挑战但也充满乐趣的任务。这不仅仅是对数据和荣誉的简单堆砌，更需要考量他们在不同时代对比赛的影响、技术革新、以及对篮球这项运动的文化意义。在我看来，以下的十位球员，无论从哪个角度衡量，都足以站在NBA历史的金字塔尖。至于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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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触及到了民族身份认同的复杂性。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从几个维度来审视。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东干人”这个概念。历史上的东干人，主要是指在19世纪俄国吞并中亚的时期，一部分居住在中亚地区的中国回族人（尤其是在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地）因为各种原因，包括政治动荡、战争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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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田信长，这位日本战国时代最具争议也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的历史的确引人入胜，想要深入了解，几本好书绝对是开启这扇大门的不二之选。如果想从一个比较宏观的视角切入，了解信长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他如何从一个不起眼的尾张国主一步步崛起，建立起影响深远的天下布武大业，那么《织田信长》这本书是不错的起点。它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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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当前这场席卷全球的疫情，将其置于历史的长河中进行审视，不仅能帮助我们更清醒地认识眼前的挑战，更能从中汲取经验，为未来的防范与应对打下基础。事实上，人类与各类传染病之间的斗争，贯穿了文明发展的始终，每一次的爆发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塑造了我们的社会、经济、文化乃至思想观念。一、 传染病的“老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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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比尔·拉塞尔在篮球史上的地位，那绝对是如同基石一般的存在。要理解他的伟大，不能仅仅停留在数字和奖项上，而是要深入到他所代表的那个时代，他所带来的变革，以及他对比赛的影响。首先，我们必须强调他无可匹敌的总冠军数量。十一枚NBA总冠军戒指，这一个数字就足以让无数球员望尘莫及，更不用说他还是其中两次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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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炮”，这俩字儿一出来，脑子里瞬间就堆满了各种画面：战场上哑火的火炮，战机在空中失灵，又或者，某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还没开始就因为各种原因胎死腹中。 说起来，这“冷炮”二字，用得太形象了，一股子说不出的憋屈和无奈。 它不是那种轰轰烈烈、声名远扬的失败，更像是一种无声的、被遗忘的失落。 我个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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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李振中先生译本《历史绪论》第一卷中关于柏柏尔人食物的表述，即“主要食物是大麦和玉米”，是否为错译，我们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详细的探讨。首先，要准确判断这个翻译是否出错，我们必须对照原著进行核查。任何翻译的准确性都建立在对原文的理解和转译上。因此，最直接也最关键的步骤是找到李振中先生所译《历史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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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深入了解北欧五国的历史人文社科，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毕竟这片土地上的故事，从维京人的雷霆万钧，到如今福利国家的宁静致远，横跨千年，内容丰富得让人目不暇接。不过，要说起能真正让你沉浸其中的好书，我倒有几部私藏，绝不是那种干巴巴的教科书，而是能让你读得津津有味的。首先，我们得从一个宏观的视角切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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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很高兴为您推荐几本适合初学者深入了解奥斯曼帝国历史的通史类著作。奥斯曼帝国是一个横跨近七个世纪，疆域辽阔，文化多元的伟大帝国，其历史的厚重感和复杂性确实需要一些引导。我尽量以一种更具个人色彩和引导性的方式来介绍这些书，希望能帮助您开启这段奇妙的历史之旅。在选择通史类著作时，我们希望找到的不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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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寻找能与《东晋门阀政治》或休谟《英国史》相媲美的欧洲历史著作，我们需要从几个关键维度来衡量：思想的深度、史料的驾驭能力、行文的精妙以及对后世历史研究的启发性。 这两部著作都有着各自的时代意义和学术范式。《东晋门阀政治》以其对中国古代政治结构和社会变迁的精微分析而著称，它不仅梳理了门阀士族如何在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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