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哪些可以真正称为军神的人？

没有攻无不克的军神，只有战无不胜的伟大领袖。

“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毛泽东：《在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1927年8月7日）

“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年11月6日）

举世公认，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中国各族人民的领袖，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

2017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90周年，也是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并带领工农红军上井冈山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90周年，还是毛泽东提出建立新型人民军队、确定“支部建在连上”和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系列组织制度90周年……回顾90年光辉历程，留给我们的是无尽的思索和深深的启迪。

90年，尽管在人类发展史上只是短短的一瞬间，但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发展史上，却写下了浓墨重彩的大手笔。 书写这一壮丽篇章的中国最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当数毛泽东。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长河看，毛泽东既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也是伟大的实践家；既是一位伟大的军事理论家，又是一位伟大的军事统帅。 在领导人民军队创建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创造了一系列经典的军事话语，字字堪称箴言，句句铿锵实用。

比如：“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这句箴言，讲的是司令部与党委的关系、“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的关系。在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里，建军的总原则和核心就是党指挥枪，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不管你本事有多大，领导的队伍人数有多少，都必须听从党的指挥，不能与党组织对抗，更不能与党中央对抗、闹对立，要用无产阶级的党性和铁的纪律严格要求自己，自觉地维护党的团结和党中央的权威。

比如：“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句箴言讲的是纪律建设对于党和军队的极端重要性。在人民军队发展壮大的过程中，铁的纪律要求、严格的规矩要求，始终是挺在前面的。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毛泽东还特别提出通过建立报告制度，来促进党和军队的纪律建设，要求各地党政军一把手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侧重讲政策性、策略性的各类问题、各种倾向及其解决办法。

蒋介石当年在总结国民党失败的原因时，曾经深有感触地说过：“感知国军失败，不是因为外敌，而是因为内乱”，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优点，“一、组织严密；二、纪律严厉……”

比如，“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这句箴言讲的是军事战略指导的根本方略，是毛泽东创新的“战争指导艺术的最高境界”。毛泽东用兵，善于发现敌人的弱点，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变被动应战为“完全主动作战”。他特别强调“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觉，给以不意的攻击，是造成优势和夺取主动的方法，而且是重要的方法”。在毛泽东胸中，战争指挥已经演变成一门“艺术”，一门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比如，“兵民是胜利之本”——这句箴言讲的是要取得战争胜利，必须动员全体中国人民，让所有兵和民都发挥自觉能动性。人民战争是我们的根本优势，是我们克敌制胜的法宝。没有政治上的动员，没有全体军民的主动参与，就不可能取得胜利。毛泽东坚信，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真正的力量属于人民。“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

比如，“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两句箴言讲的是我们的战略眼光和战术准备。毛泽东认为，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看，反动势力必然日趋没落、进步力量必定逐渐上升并最终取代反动势力，新旧交替、进步取代没落，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毛泽东特别强调：“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因此我军在战略上要取“以一当十”之气势，而在战术上要懂“以十当一”之道理。

比如，“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等等箴言，讲的是人民军队不是为少数人或狭隘集团私利存在的，它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全民族的利益而存在、而战斗的。毛泽东讲清了我们这支军队与其他军队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的力量来自于人民，一切从实际出发、密切联系群众，是它的独特优势，也是它战胜一切敌人的根本法宝。毛泽东告诫人们，任何时候，都要牢记：“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 ……

翻开人民军队创建和发展的历史，毛泽东的军事箴言比比皆是。这些说理深刻又通俗易懂的箴言，不是凭空臆想出来的，而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从艰难困苦中探索出来的，是从血的教训中得出来的结论。 这些军事箴言，包括了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根本原则、根本遵循，包括了人民军队的军事战略和战术，伴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从弱小走向强大，从单一兵种走向多军兵种合成部队转变，成为一个“强大的陆、海、空军”“强大的国防军”，并不断走向正规化、现代化。这些军事箴言，也成就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军人的智慧果敢和血肉精神。许多军事箴言，已经凝结为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不变军魂，至今仍在遵循。

仅从这些军事箴言中，我们就可以知道，在当今中国和世界，只要不带敌意和主观偏见，只要尊重历史的本来面目，那么对毛泽东的评价，就会得出客观公正和令人信服的结论。

同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缔造者之一的周恩来，是这样评述毛泽东的：“毛主席创建人民军队方面的成就，他在军事上的战略战术，在政治上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在经济上的一些文章，在文化上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哲学上的创造，他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等等，多得很。毛主席的成就不仅广，而且专，而且精。”周恩来以自己的亲身体会告诉人们：“毛泽东是在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巨大人物。”

同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缔造者之一的朱德，又是这样评述毛泽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之所以能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成为现在装备精良、一往无前的军队，是和毛主席及党中央的直接领导，特别是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导息息相关，密切不可分的。人民解放军的产生、发展、壮大及其全部斗争历史，也就是光辉的毛泽东军事科学思想生动的体现。”“我们的军队所以组织得好、教育得好、指挥得好，并取得胜利，就是依靠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导，一步一步地、一次一次地在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又从而加以锻炼、加以提高所得来的。”

作为军事统帅的邓小平曾这样评述毛泽东：“要打仗，军事方针是什么？就是毛主席的十条军事原则。……凡是打得好的仗都是依靠了这十条，不依靠这十条，仗就一定不会打好。”新中国成立后，他还特别提出：“继承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发展我国军事科学。”

在建军七十周年的时候，对毛泽东的军事贡献作了这样的评述：“毛泽东同志是我军的主要缔造者。他在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过程中，提出了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一整套方针和原则。他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武装斗争道路。他阐明了以人民军队为骨干，依靠人民、武装人民进行人民战争的思想。他制定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革命军队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一系列战略战术。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又及时提出加强国防建设，实现国防现代化的指导方针。毛泽东同志善于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总结和概括中国革命战争的丰富经验，形成了光辉的军事辩证法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创造性发展。”

在建军八十周年的时候，总结人民军队建军治军的历史经验时说：“人民解放军培育和形成了优良革命传统。人民解放军的优良革命传统，集中起来就是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体现了人民解放军的性质、宗旨、本色，凝聚着党和人民对军队的重托和期望，是我们总结人民解放军八十年建军治军经验的基本结论。”这里面讲的，都是毛泽东为人民军队奠定的基础。因此特别强调：“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引我们党正确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条件下建设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实行人民战争，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以及取得全国政权后建立现代国防的重大课题。”

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的时候，特别肯定了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的历史功勋，他专门提到：“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解决了缔造一个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建成一支具有一往无前精神、能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新型人民军队。”

毛泽东，无论作为伟大的政治家、理论家，还是战略家、军事家，还是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伟大缔造者和伟大统帅，这些都是历史形成的，是在生与死的艰苦斗争中一步步走出来的，是在血与火的严酷考验中一次次炼就的，也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及其人民军队审慎选择的结果。因此，无论对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思想建树，还是对毛泽东的精神风范、个人形象，不是一些人凭借政治偏见或假借学术异说就能诋毁的，更不是一些人依靠造谣诬蔑或满嘴攻击谩骂就能削弱的。

历史经过长久沉淀，才显露出厚重；思想经过岁月风尘，才砥砺出力量。拨开历史的风云，我们看到的毛泽东，值得用心去长久品味和不断思索。既能品出其思想之厚重，亦能品出其道路之艰辛，还能品出其语言之精练实用。 梳理并解读毛泽东这些经典实用的军事箴言，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毛泽东思想的博大精深和毛泽东语言的独特魅力。这些军事箴言或军事名言，在当时引领了人民军队的精神世界和前进方向，在后来以至未来，仍然雄踞在人民军队的发展理念中，构成中国军队话语体系的基石。

毛泽东军事箴言，是军事理论和军事实践的凝结！

毛泽东军事箴言，是人民军队实战管用的武器！

毛泽东军事箴言，是我们党、军队、国家的宝贵财富；是我们民族精神家园中的瑰宝！

1927年春天以后，随着蒋介石叛变革命，南京和武汉国民政府相继“清党”和“分共”，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戛然而止，革命形势跌入谷底。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由此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几十年的响亮口号。这一口号最初的表述方式是这样的： “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毛泽东之所以这么说，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大革命的失败创深痛巨，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从党在大革命前后对武装斗争的认识与实践中找到历史依据。

★建党之初没有枪杆子的遗憾

在成立的最初阶段，中国共产党把主要精力放在宣传主义和组织工人上。在党看来，这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本质决定的，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正因如此，对有人热衷于搞枪杆子的做法，党曾经一度持批判态度。 在宣传主义方面，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党的创立者，十分重视共产主义的宣传。陈独秀早在1915年即创办《青年杂志》，一年以后，《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后逐渐成为时代的号角，引领了一批又一批青年人。李大钊在1919年《新青年》第6卷第5、6号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向国人大致介绍了马克思主义。这些宣传在党成立初期的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因为此时马克思主义刚刚传入中国，一些概念并不像今天这样为大家熟知，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也大都是读过一些书的知识分子。在这样的情况下，让农民占大多数的民众接受并认可马克思主义，并继而起来为之奋斗，宣传似是唯一可行的选择。此时，站在时代的前列看清时局，指出革命的对象，并以此宣传和动员民众，汇集最大的革命力量，显得尤为重要。

在组织工人方面，党组织在上海、北京、济南、武汉、长沙、广州等产业工人比较集中的城市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但由于这些城市毕竟是在军阀的直接统治之下，运动并没有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那时，工人运动开展比较突出的一个是北京郊外的长辛店，一个是湘赣边界的安源。安源煤矿共有矿工12000多人，所产煤经过株萍铁路和粤汉铁路，运至湖北的汉阳，供汉冶萍公司炼钢用。在安源煤矿附近，又有铁路工人1000多人，煤矿加上铁路，也算得上是一个产业工人集中地。当时负责湖南党务的毛泽东很重视安源路矿的工人运动，先后派李立三和刘少奇到安源工作。他们以“平民教育”为名，在安源办理平民小学和工人补习学校，在其中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并秘密发展党的组织。在安源，有合法身份的工人俱乐部通过罢工等方式为工人争取了大量的利益，也使得党的主张深入人心

无疑，党在创建初期所开展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对党的发展壮大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一个革命的政党，如只掌握“笔杆子”而没有“枪杆子”，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黄埔军校建立之后，党即逐步认识到枪杆子的重要性。黄埔的学生军让党第一次体会到建设一支“党军”的重要性。这支部队是国共合作中两党用政治训练和严明纪律打造的一支新军，它是那么与众不同：完全没有军阀部队的旧习气，一切都是崭新的，军官和士兵不仅英勇战斗，更明白为什么战斗、为谁打仗。在这样的背景下，1924年11月，周恩来赴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后，即选调优秀共产党员到各部门任职，还代表中共广东区委直接领导在黄埔军校的中共党组织，扩大共产党的影响。不仅如此，中共广东区委还直接领导了一支革命武装——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党中央也在1925年的四届二中全会上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12月12日，又将“军事运动委员会”改为“军事部”，这是第一个专门从事军事工作的组织。1926年7月，党召开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通过建党以来的第一份《军事运动议决案》。第一个专门从事军事工作的组织和第一个决议案的通过，是一个显著标志。

但是，党在此时并没有能真正掌握一支有力的武装，以致在蒋介石突然叛变革命时，我们的武装力量极其弱小，甚至束手无策。从1927年3月到中共六大，短短15个月，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的有30多万，被监禁的有4600多人。党员的数量从1927年5月时的57967人，一下子降到11月时的17650人，减员幅度几达70%！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提出

面对局势突如其来的骤然巨变，下一步怎么走？这个问题非常急迫地摆在党的面前。但中央领导层中一些人的认识一时并没能跟上急遽变化的局势。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召开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此时距离“四一二”政变过去仅仅半月余，全党上下最为关切的是如何认清当前的严峻形势，选择什么样的道路，怎样继续革命。但是，大会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对此只是作了这样的表述：“现在革命已进到第三个阶段，封建分子与大资产阶级已转过来反对革命。在这阶段中，革命势力之社会基础是无产阶级、农民与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联盟。”并且认为：“现在的时期不是革命低落的时期，而是紧张剧烈的革命斗争时期。”各种条件“都利于中国革命发展到工农小资产阶级之民主独裁制的阶段”。这还没有找到问题的要害，对指导中国革命也缓不济急。

山雨欲来风满楼，局势越来越紧张，而党中央部分领导人却还没有完全跳出旧思维的窠臼。5月2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认为：“湖南工农运动所引起的纠纷，会形成全部政局上很严重的问题。纠纷之起因，一方面是由于蒋介石叛变后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湘籍军官在内）的势力及宣传，动摇了国民党领袖的工农政策；一方面是由于贫农幼稚行动如均分财产对于土豪劣绅之逮捕罚款以及关于宗教道德革命等，引起了小资产阶级小地主尤其是军人之剧烈反对。”显然，会议认为农运和工运过火是导致合作破裂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其实，在没能独立掌握武装力量的情况下，党唯一比较有力的凭借便是工农运动，以及由此动员起来的广大群众。在这样的节骨眼上却自缚手脚，将这唯一可借助的力量也近于放弃了，以赤手空拳来应对敌人的全副武装，哪有不失败的道理呢？

令人欣慰的是，这并不是全党唯一的声音。早在1927年初，毛泽东在实地考察了湘潭等五县的农民运动之后，认为批评农民运动“过分”的议论“貌似有理，其实也是错的”。他进一步说： “上述那些事，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

毛泽东的认识明显高明多了。他认识到所谓“过火”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也看到了其必然性和积极意义。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指出了革命的暴力性质。既然革命是暴力的，那么暴力的革命必然要求革命的暴力，即枪杆子。虽然毛泽东此时还没有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但他的思想深处无疑已经有了这样的认识。

到了7月，国共合作已到破裂的边缘，局势更加明朗。7月4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上山”和“投入军队中去”的策略，并说“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反之，“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这并不是毛泽东突发的念头，而是对中国革命实际情况深入了解和分析之后得出的符合实际的结论。早在6月，毛泽东就提出要发动群众，恢复工作，山区的人上山，滨湖的人上船，拿起枪杆子进行斗争，武装保卫革命。在7月上旬，他又和蔡和森谈及形势，并由蔡和森致信中央政治局常委：“我们提议中央机关移设武昌，同时中央及军部应即检查自己的势力，做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枪杆子的问题，在毛泽东看来，已是十分重要且关乎全局的成败了。

7月15日武汉国民党政府宣布“分共”，继南京政府后叛变革命，大革命失败。

8月7日召开的紧急会议上，面对中国革命异常险峻而复杂的形势，面对国民党这个强大的敌人，毛泽东没有照搬俄国的革命经验，没有言必称马列地将问题停留在理论分析上，而是根据历史经验和现实斗争的需要，响亮地提出： “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一观点，无疑是对中国革命理论和斗争方式的巨大突破。 毛泽东的话，是针对瞿秋白等人讲的。当时在中央领导机关内部，形成了只注重城市斗争而忽略发动农民群众武装斗争的“左”倾错误。毛泽东的观点并未得到党内一些主要领导人的赞同。毛泽东后来回忆：

“瞿秋白犯路线错误。他们在湖南弄到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话，他们就大为恼火，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于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撤了。”

对抗国民党反动派以反动武装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最直接有效的就是以革命的武装去反对它！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是在大革命失败后最有影响力的三次大起义。

南昌起义是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开始。7月31日晚上，“全南昌市宣布戒严，将近半夜二点钟的时候，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同志率领北伐军三万余人，在南昌举行了武装起义，全城内外响起了一片激烈的枪声。”“到天亮时止，全部结束了战斗，歼灭敌人一万多人，武装起义宣告胜利结束。”南昌起义的意义无须赘言，它的重要性怎么说都不为过。由此开始，党开始摸起自己的枪杆子干革命。

秋收起义是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的一次武装起义，毛泽东还为此专门填了一首《西江月·秋收起义》的词：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 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秋收起义虽然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全国革命形势低落等原因而失败了，但它锻炼了一支队伍——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这支队伍在秋收起义受挫之后，根据毛泽东当机立断的命令，改变原有部署，退到浏阳文家市集中。在文家市，毛泽东向全师指战员说：

现代中国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有枪杆子才能打倒反动派。这次武装起义受了挫折，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当前力量还小，还不能去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大城市，应当先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去保存力量，发动农民革命。

在此之后，起义军经三湾改编，走上井冈山，逐渐发展成为党领导的最著名的武装。 广州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又一次大的起义。这次起义在广州这个华南最大的城市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但由于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坚持只能以城市为中心，必须“进攻进攻再进攻”，政权在坚持3天之后便遭到强大敌人的反扑。 到底怎样才能找到一条完全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还在继续探索着。

★找到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在井冈山建立工农武装割据之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做了深入的思考，回答了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问题。毛泽东认为，红色政权之所以能存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 “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若只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而没有正式的红军，则只能对付挨户团，而不能对付正式的白色军队。所以虽有很好的工农群众，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所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

随后，毛泽东等人又在赣南、闽西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并在1931年11月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它对内先后颁布了各种法律，使各根据地的苏维埃政权有着共同的章程可循；对外可以用国家政权的名义进行对等的交涉或发出公开号召，在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但由于中共中央“左”倾冒险主义的发展，蒋介石军事、政治战略的改变等原因，第五次反“围剿”以失败告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不得不实施战略转移，并最终在陕北落脚。

到达陕北之后，时代的主题已经由土地革命逐渐向全民族抗战慢慢转变。中日民族矛盾已经超越阶级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个事实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挽救中华民族。但是，另一方面，在此之前，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在光明与黑暗的历史选择中缠斗了10年，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为此流过的血无法估量；国民党及其代表的反动集团也仍没有放弃消灭共产党的企图。在这样的背景下，拿了10年的枪杆子，此时该怎么处理？这又是一个从未遇到过的新问题，党也在这个问题上经历过不小的曲折。

恰在全面抗战开始后不久，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在1937年12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的错误主张，否认共产党在抗战中争取领导权的重要意义，否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主张放弃枪杆子。在蒋介石时刻都磨刀霍霍的时候，这样的主张自是十分危险的。

毛泽东则比王明清醒得多，他充分认识到枪杆子的无比重要性。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结论，再次强调“枪杆子”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性： “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现在是民族抗战，还要争民族的兵权。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劳动人民几千年来上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欺骗和恐吓的老当，很不容易觉悟到自己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全民抗战，把劳动人民推上了战争的舞台，共产党员应该成为这个战争的最自觉的领导者。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同样是拿枪杆子，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在于与人民的关系，共产党是为人民拿枪杆子，也就是毛泽东说的“要争人民的兵权”。 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的五星上将马歇尔参观延安，他感慨地说： “在延安，听到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人民’……中国人民如何，世界人民如何。到人民中去’，‘向人民学习’，这些都是口号，但又包含着比口号更深的意义，代表着一种极深的感情、一种最终的信念。” 这位美国将军明白了中国共产党人取得胜利的原因。

这就是毛泽东1947年10月18日给中共佳县县委题词所说的： “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一面”。

与此相反的是，同样掌握先进的枪杆子却反人民的国民党并不明白这一点。

1948年10月，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第一兵团司令、吉林省政府主席、陆军中将郑洞国，在长春放下武器投降。几年后，郑洞国去上海就医路过北京时，当年围困长春的人民解放军将领萧劲光和萧华，请他吃全聚德烤鸭，希望他出来为人民做一些事情。在上海养病期间，他请求参加新中国建设。经毛泽东提议，他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委员。不久，毛泽东请郑洞国吃饭，席间郑洞国赞叹毛泽东的理论水平，毛泽东却这样回答他：拜人民为师，这就灵了。”

在这场改变中国命运的革命战争中，共产党最终战胜国民党，人民解放军最终战胜国民党军，取得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这其中，关键不在枪杆子本身硬不硬，而在谁站在人民的立场代表人民。人民群众的意志、智慧和力量，即民心所向、民智所施、民力所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等人的正确领导之下，深刻汲取历史经验，反思“左”和右的教训，紧紧握住为人民打仗的枪杆子，从而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并最终用人民的枪杆子，缔造了一个全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引自

《毛泽东军事箴言（全三册） 》

主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毛泽东军事箴言》编撰组

主 编 杨明伟

撰 稿 杨明伟 李珍 周炳钦 曹前发 王颖 戚义明 吕臻 祝志伟 单劲松 付闪 邵建斌 李振 李雨檬 李炼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