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和法律有关的细思极恐的故事?

说一个很普通的刑法罪名：敲诈勒索罪

第二百七十四条 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细思极恐的其实并不是这个罪名，也不是刑法条文，而是这个罪名的界限，不着急，我先一点点说。

大概很多人都听说过美国的麦当劳烫咖啡的天价赔偿案吧。就是1984年的时候，一个老太太去麦当劳买了杯咖啡，不小心咖啡被打翻，老太太被热咖啡烫伤，随后将麦当劳告上法庭，陪审团裁定麦当劳需要负担270万美金的惩罚性赔偿，并支付16万美金的医药赔偿，法官倒是良心点，把惩罚性赔偿降到数十万美金。不过在1984年那个时代，因为一杯咖啡就要索赔数十万美金，仍是天价金额。

估计大多数人知道这个案件时候一样，看到上面寥寥数语，基本都会嘿嘿一笑，心中嘲讽美帝司法和陪审团制度的不靠谱，这明显是狮子大张口——漫天要价啊。其实我的第一印象也并不例外。不过后来看了些资料改变了原来的看法（这个原因放在最后去讲）。

说这个案例，是想引出正题。在我学习刑法中的敲诈勒索的罪名，看罗翔老师的讲课视频时，罗翔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如何区分敲诈勒索与正当行使权利（维权）的界限？

罗翔举了一个例子，

（假如）我到一家餐馆吃饭，结果吃出一颗苍蝇，我于是对老板说你得赔我三千块，你要不赔我钱，我就到消协告你。大家觉得这是正当行权还是敲诈勒索？（2006年国家司法考试真题）

答案是正当行权。

那如果把三千块改成三千亿呢？而且我还只要硬币，这是正当维权还是敲诈勒索？（下面有学生回答说是敲诈勒索）

而这就是司法实践中存在最大争议的天价维权案……

山东一个小伙子和燕京啤酒，喝出一块玻璃渣，结果提着燕京啤酒到燕京啤酒厂，索赔金额5000万人民币。燕京啤酒厂直接报警，后来以敲诈勒索的未遂给定了。

各位觉得定的合理吗？合理吗？

下面有学生回答说合理

所以2006年为什么考这个知识点？（因为）2006年北京发生了著名的黄静案。

一名首都经贸的大学生（黄静）花了2万多块（06年的两万块），买了一台华硕笔记本电脑，结果这台电脑经常坏，修了好多次没有修好，后来有一次华硕的工程师居然给她按上了测试版的主板（口误，实际是CPU），这是行业丑闻，因为测试版的主板（CPU）是绝对不能用于商用的。结果黄静一生气索赔，索赔金额为500万人民币（口误，实际是美元），华硕直接报警，黄静被抓，从2006年一直被关到2008年奥运会前夕，海淀检察院才下发一纸文书，说经查你只是维权过度，不属于敲诈勒索，我们赔给你18000块国家赔偿金，你还可以再买一台华硕牌笔记本电脑……

这就是为什么2006年（国家司法考试）考了那个苍蝇案。所以希望各位一定要注意，天价维权无论如何都不构成敲诈勒索。大家觉得我吃出一颗苍蝇，我能不能要3000亿？

当然可以。给不给是你的事，但要不要是我的事。对此没有必要用刑法加以解决。（觉得超出法定赔偿额则应是民事纠纷）

而且从社会效果来看，从手段来看，大家觉得天价索赔时弊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弊？

利大于弊。

如果中国老百姓都敢去行使天价索赔，大家就不可能知道那么多稀奇古怪的化学物品的名字了。什么三聚氰胺，什么盐酸克伦特罗，就是因为我们赔得太少了，才有那么多错综复杂的食品问题。

罗翔在讲完上述这些，还强调，一定要知道权利基础，不仅仅包括法定的，还包括社会生活所许可的权利。并举了一个更为典型的案例，郭利案。

郭利，北京人，2008年他曾经是同声传译师，2008年的年收入就有100多万元。大家觉得是不是一个成功人士？是标准的成功人士。2008年他的女儿出生，他说我要给女儿提供作为父亲能够提供的最好的条件，所以他选取了一款天天在CCTV打广告的奶粉，叫施恩奶粉（雅士利旗下品牌），蒋雯丽做的广告，说100%USA，100%美国奶油，结果全是胡说八道，没有一滴奶来自美国。是100%三聚氰胺（这里有些夸张哈，不过三聚氰胺的比例确实高），后来郭利去检查，发现这个奶粉三聚氰胺超标国家标准100多倍，一个几岁的小姑娘，得了小儿肾炎。如果你是她的父亲，你怎么办？

郭利索赔金额200多万（口误，实际为300万），要的多吗？要的多吗？

雅士利集团直接报警，最后广东省潮安县人民法院一审以敲诈勒索罪判处郭利五年有期徒刑，法院的观点是，你孩子有肾炎，按照法律规定你赔呗，哪能赔200多万（300万）呢？200多万你还不是狮子大张口啊，有肾炎拿医疗证明来，多少医疗费我给你报多少，很多司法机关就这么认为对的，认为权利就是法定的。

但希望各位一定要注意法治社会，权利是法定的，还是法律没有规定的，都是我们的权利？

只要法律没有规定，只要法律没有禁止，都是我们的权利。这个案件非常的经典，雅士利集团老板不是一般人，是全国人大代表，代理这个案件的律师是我非常敬佩的张燕生律师（曾用八年时间将念斌投毒案平反的律师，代理过多个改变中国法治进程的案件）。雅士利老板以人大代表的名义给司法部发了一个函，让司法部去调查张燕生律师，说这个律师，经常在网上散布对他公司的不利言论，经常接受境外媒体的采访，严重危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扣了一顶好大的帽子。司法部拿到人大代表的函，必须调查，但司法部启动程序调查之后，发现张律师没问题呀，反而这个案件有问题。所以2011年知会广东高院说这个案件有问题。11年高院提审，启动审判监督程序，重审此案，最后撤销原审，发回重审。潮安县人民法院再次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你怎么着我就这么判对吧，法院与法院之间是什么关系，监督关系（不是领导关系）……郭利不服再次上诉，二审法院再次维持原判。

郭利在监狱里面服满了五年刑，一天都没有减，为什么没有减刑，因为他要坚持申诉，被认为不服从监规改造，不属于减刑，这也就是为什么18年法考一个至关重要的重点，就是17年关于减刑假释的司法解释，有一个重要的修改（对于罪犯的正当申诉，不能不加区分的认为是不认罪悔改），都是这些案件得出来的血淋淋的教训。

郭利出狱后成了上访专业户。

2017年广东高院指派广东省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此案，法院当庭宣布郭利无罪，但是一个人最美好的年华，都被我们的司法机关耗光了，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权利不仅仅包括法定的，还包括社会生活所许可的权利。

这就是为说敲诈勒索罪名的界限细节是一个细思极恐的地方，因为罪与非罪，往往就在两者的一念之差。

【注】以上这些案例的原话，是引述罗翔课上的讲述的内容，因为是讲课举案例嘛不是著书写论文，所以有些口误的地方，我有的直接修改了，有的我用括号注明了，引述部分为了排版美观，有的我用了引用块功能，有的没有用。但这些提到的案例让我印象实在太深刻，不过有的案例好像有事实争议(郭利案中有两次索赔的细节，但翻查媒体说法不一，不确定谁的说法是对的)，所以供大家自行斟酌吧，但这个罪名界限的道理是没错的。

回过头来，说开头提到的美国麦当劳咖啡案，在最近看何帆翻译的新书《十二怒汉》中，何帆序言提到了这个案件的细节

当时的新闻报道一味渲染陪审团“偏袒”原告，却刻意遗漏下述信息：第一，为满足顾客口味，麦当劳卖的咖啡比行业建议的温度高二十度；第二，受害妇女阴部被严重烫伤，必须进行大规模手术和植皮；第三，麦当劳此前已收到七百多件关于所售咖啡过烫的投诉，但从未咨询过烫伤专家的意见；第四，麦当劳几位主管在庭审作证是态度傲慢，表明不愿调整销售策略（但在此案判决后，麦当劳降低了咖啡温度）；第五，陪审团裁定的两百七十万美元惩罚性赔偿仅相当于麦当劳两天的咖啡销售额，法官事后将这笔惩罚性赔偿降到了四十八万美元。

完整回顾上述事实，可以看到陪审团在这起案件中的裁判其实代表了普通公众对“公正”的朴素判断，并非意气之见。

摘自何帆所译《十二怒汉》书中序言第29页内容。

所以有时候想想，对比麦当劳咖啡这个经典的案例，或许就是我们今天要思考，为什么法律上敲诈勒索罪的界限问题是个细思极恐的问题，罪与非罪就在一念之间。好的法律加之良好的运用，会产生积极的效果，相反则会让我们细思极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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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未免有些误解，特地在文末补充强调，本回答关于刑法中敲诈勒索罪与正当维权行为界限问题，我并没有认为是法律条文的不明确而导致的两者混淆的状况，两者的区别在法理上界限非常清晰(敲诈勒索罪的构成必须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详细可看推荐置顶评论)。原上述回答中，不断列举案例及国家司法考试真题的用意，是在强调，出现混淆的情况的直接原因，是司法实践中某些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对两者的认识错误，导致的悲剧发生。06年司法部之所以将之列为考试题目，也是用意强调所有司法从业人员要对两者行为的区别清晰掌握，避免日后悲剧再次发生。

另注，评论区中由于知乎app规则，精选评论除原回答作者筛选置顶外，其他评论如果热度高，也会被知乎自动置顶。所以置顶的精选评论有些是我筛选过的，也会出现，有时不注意被知乎自动置顶的现象，所以精选置顶评论，并不完全代表我的立场哈~

。。。我给你讲几个细思极恐的与法律有关的故事。

有人告诉我，男方付了首付，夫妻二人共同还贷，离婚后房子属于男方。

然而她不说，男方要支付女方合理的对价，包括女方承担的房贷部分和房屋升值的相应部分。

有人告诉我，男方买房，女方装修，离婚后一无所有。

然而她不说，离婚之后，装修会被合理估值，男方即使拿走了自己买的房，也要乖乖还你装修费。

有人告诉我，女性为了照顾家庭做了全职主妇，离婚后一无所有。

然而她不说，婚姻法40条明确规定，因抚育老人，照料子女，协助另一方工作付出较大义务的，在分配财产时予以适当补偿。

法律最可怕的故事就是，任何一个法盲，哪怕从来没有翻开过婚姻法，也没有在裁判文书网上搜索任何一个判决，就可以凭着自己对一个问题的固有成见去非难这个国家的法律。他们不需要懂法，不需要懂立法的考量，执法的现状，只要有一腔激情，顺便开个上帝视角，就可以像穿越到现代的马丁路德金一样，张口就是我有一个梦，就可以像国会大厦前的林肯一样，告诉你我们有一栋裂开的房子，然后就是威武雄壮的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反正讨论法律是不需要门槛的，今天我讨论康斯坦丁集为何不存在你也许连题目都看不懂，但是我问你人贩子是不是应该一律死刑，即使加上法律标签，也一定进来一群人，开头就是一句“虽然我不懂法”………我很想知道，你们会不会点进物理学，然后来一句，虽然我不懂物理，但是我要谈谈我对巨磁效应的理解。

细思极恐。我不知道大家在其他学科上保持沉默是不是出于对专业性的尊重，但是带着一种明显错误的观点自以为是的对一个自己不熟悉的专业评头论足真的好吗？不管是什么来源，在一个公众场合发言之前先了解一下自己想要讨论的内容，提出观点之前验证一下观点的正确性，百度两分钟就能做到的事，对任何一个专业讨论而言都不过分吧？

所以说，哪怕有再多人为了中国的法制前赴后继，对于某些人来说，法律不过就是一场关于男女，权力之类字眼的激情演说。幌子罢了，反正这面旗子这么大，踩一踩又何妨？

细思极恐

顺便，题主，希望我的回答能令您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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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原答案，因为答主文字排版不甚熟练，试着以横线作一下分割，如果影响了您的阅读体验，请务必谅解。

过去的两周，很多知友浏览了我的答案，其中一些在我的评论区内进行了更深一步的探讨，大大扩充了原题和原答案所讨论的范围，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很多对本答案的补充以及反对意见都令我个人受益匪浅。

考虑到这些问题都是本答案的延伸，我在原答案之下作一个统一的回复。出于讨论痕迹的保留，和评论区上下文的需要，我除了错字之外保留原答案不变，避免修改之后一些知友的讨论因为缺少上下文，人为的造成阅读障碍。

以下为回复正文：

随手为之的答案莫名点赞过千，实在有些惶恐。

本题原本是相当冷门的一题，数月之内也只有两个答案，且关注者寥寥。答主甚至在评论区中和@杜刀自嘲，“因为我所说的现象（法盲普法）是个个例，所以我的答案没有普遍意义。其实因此没有赞我还蛮高兴的。”

未想言犹在耳，突然观者如潮。

原答案其实纯粹是出于一时的激动而对原题主作的讽刺，虽然之后题主几次更改原题，依稀还可以看出，题主借由看似中性的“与法律有关的细思极恐的故事”单方面输出婚姻法对女性不公的判断，并且有意识地以先入为主的观念偏向性解读了其所列举的全部法条，甚至在一些地方完全无视法律文本。

故而原答案其实只是一起气愤之下的随手涂鸦之作，本身干货寥寥，然而在逐步的讨论中，问题的中心已经由我原答案中的“非专业人士偏向性普法”变成了“婚姻法立法是否隐含女性歧视”，进一步“中国女性权益是否得到了充分保障”，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显然，在逻辑上，我的答案（对偏向性普法的讽刺)是无法推导出任何对婚姻法立法的判断的，更不用说对女性权益的讨论了。就这一点而言，评论区的很多知友的评论让我一头雾水。

应该说诸如@Evil D M关于强制执行的质疑，以及@崔巍关于在中国现有的证据保留意识前提下，举证的难度问题，还有@苏里关于农村妇女普遍失地的举例，本身是非常有实际意义的，然而我也必须指出，这些评论原则上文不对题，原答的观点只限于答主的法律解读是错误的，其既不能推出婚姻法是公正的也不能推出反向，而这些评论已经由原法条的解读延伸到了整部法律以及法律所依托的社会背景讨论中去了，这似乎有点渐行渐远的意思。如果实在不明白的，恰好评论区有一位@罗心澄 似乎是逻辑学专业人士，你们可以私下进一步的讨论。

当然，不能因为这些评论没有完全地指向原答案我就视而不见，在最后，我会有对类似问题进一步的分析，但是从行文顺序而言，我们一步一步来吧。

在原答案的基础上，@延静斋孙 提出了一个比较有意义的问题，大意是，要求非专业人士在专业性讨论中表现出专业素养是否是合理的？

我个人认为，他的这个问题还含有两个很小很小的隐藏前提

即

1出于言论自由的原则和公民议事的需要，部分的专业性讨论容许公民参加是合理且必须的。

2专业性知识的普及要求部分专业领域的讨论对一般人开放。

原则上我认可这两个前提，然而这两个前提似乎在暗示，一般人应当参与一些专业领域的讨论（比如实践性较强的法学领域），而如果我们认可他们的参与，却要求其表现出与专业人士一样的专业素养，是否有些强人所难？

个人认为这个问题是所有评论当中最犀利的，虽然在我看来，原题法条的偏向性解读不是因为无知，而是因为利用法律完成价值输出的需要，但是我也无法完全地排除其言论是出于无知的可能。对一个无知的人进行嘲讽，似乎和我们一般的道德直觉相违背。

我的理解是，原答案语境中的专业性讨论，应当是指一个需要适当学术基础方能参与的讨论。这种学术基础的要求，不是资质性的（准入标准）而是能力性的（参与能力下限）。盖因任何的专业性讨论，在讨论之初就有了许多预设的前提和既有的结论，也就是牛顿所谓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以前一段时间大热的引力波为例，如果在知乎上讨论引力波的发现过程，很多物理学的大牛一定都有自己的见解。但是如果我跳出来说，这次引力波的数据是伪造的，因为光是一种粒子，粒子怎么会有干涉呢？估计我的回答会贻笑大方。因为波粒二相性应该是这种讨论的常识问题。

当非专业人士参与专业讨论时，无法避免的，就是这种基础知识的缺失，在不全面的知识结构之下，纵使双方使尽浑身解数，也不过是鸡同鸭讲，更甚者，互有误解之下，讨论就由就事论事转向人身攻击。

所以我在对@延静斋孙 的回复中说，所谓的专业性，更多指的是专业性的态度，学术的开放心态，恰当的自我评估，对专业人士本身的尊重乃至公共政策问题尽可能去除偏见和心证。我向来认为，一个心智正常的人，在努力吸收知识（而非视而不见）的前提下，完全有能力完成任何学科的前置知识储备（所花时间不计），如果一个非专业人士愿意以开放的态度和好学的低姿态了解自己所希望讨论的专业问题，知乎是一个良好的互助平台，我一直这么认为。

但如果相反，满足于残缺的知识结构却强行反驳，有时不免令人生厌。

同样在原答案的基础上，@古月 纠正了我的一个错误，婚姻法40条适当补偿适用的前提是夫妻分别财产制。

这个的确是我的疏忽，原则上，夫妻共同财产制的情况下，不考虑特殊情况，夫妻财产是公平原则兼照顾女性利益为主的方式进行划分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妻子是全职太太，也能够分的其丈夫在外工作所获得的财产。所以我在回答时主要分析的是夫妻分别财产制的情况。

婚姻法40条原本所希望解决的问题是，如果夫妻在婚前约定分别财产制（男方收入归男方，女方收入归女方），但是在婚姻过程中，一方对家庭尽到了较大的照料义务（比如全职太太或者全职丈夫），离婚后如何进行财产划分的问题。

虽然基于意思自治原则，夫妻的婚前约定是对为了财产利益的划分应当视为有效，但是考虑到婚姻的特殊性，婚姻法依旧规定40条的适当补偿，对付出较大精力在家庭事务中的一方给予救济。

考虑到我原答案的希望表述的意思是“婚姻法40条本身不涉及女性歧视”，而我原本的疏忽不影响行文和最终的结论，我就没有对原答案直接进行修改，在这里特别说明一下，另外，再次感谢@古月的指正。

接下回应一下

，

，

（类似问题的知友较多，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请恕我总结一下，这些知友的意见似乎是，由于其他法律（如民事诉讼法中的强制执行问题），社会偏见（如农村妇女失地问题），甚至是法律意识问题（如证据保留意识和诉讼意识），中国女性的权益无法得到良好的保护，所以在设立婚姻法时，有必要进一步的进行倾斜性的立法以维护实质公平？

首先必须指出，即使我实际上同意，但是作为一个专业性质讨论的一部分，强制执行有多困难，农村妇女失地问题有多严重，法律意识如何影响了实体法的运行是需要举证的，虽然我可以接受女性普遍受到不公正待遇这个前提，但是严格意义上讲，这个观点的提出者需要为此作出论证。

值得注意的是，女性（实际意义上）是否被歧视和女性（婚姻法法条文意上）是否被歧视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命题，前者是一个实证意义上的判断，而后者是一个规范意义上的判断。所以后者可以通过说理完成大部分的论证，而前者却需要大量的实证研究。

当然，考虑到我们不是在完成一篇论文，我们可以略去这个环节。（然而对于诸如很多女性，大多数国人这样的模糊描定是严肃的讨论所不能接受的，这种模糊会在之后的讨论中如影随形并产生很多不必要的争执）

进一步说，其实这些知友是将现行的许多女性权益问题归咎于婚姻法的立法缺失，并且认为公共立法应当更多的关注社会性别视角。

我可以接受这个结论的后半部分但是不能接受前一半。

从立法倾向而言，亚里士多德说过，衡平的正义来自于惯例，是高于成文法的正义。在亚里士多德使用这句话时，他其实在为“自然地习惯以及维持这种习惯的自由”辩护。以平权的视角看来，选择性的堕胎（以生育男婴），选择性的遗嘱继承（排除女性继承权），选择性的教育（如只供儿子读大学）本身是需要改变的两性不公正待遇。

如果我们把性别歧视看作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自然地习惯”（在中国，也许这的确是），那么毫无疑问，亚里士多德的这句话就是在为性别歧视辩护。时至今日，很多支持两性平权的人都认为，女性歧视不是“自然地正义”，因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说明女性天然弱于男性。但即使是如此，请允许我延伸一下，

我们也会思考，我们是否拥有维持这种习惯（即使它是不正义的）的自由？

这就是类似立法的两难。

从意思自治的角度讲，私人的公司聘用员工应该是一个纯粹的个人选择，然而事实上，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已经立法规定女性在私人公司内的比例了。遗嘱继承，目前看来仍然完全基于遗嘱设立者的个人意向，我们是否应当基于平权考量，强制规定女性预留份额呢？更进一步而言，关于堕胎问题的“隐私权”争议，在美国最高院有一段血淋淋的历史，今后我们是否需要建立一个专门的机构或者通过专门的程序审查女性堕胎的理由，并且将性别因素设置为堕胎禁止事项呢？如果是，那么我们如何辨别一位母亲基于何种原因堕胎呢？如果以立法形式禁止产前预检以探测性别，又是否侵犯夫妻的其他权力呢？

性别歧视的来源多种多样，其中必然有一些涉及纯粹的个人选择或者和公民的其他权力之间相关，我们如何依靠法律本身在这之中作出取舍？

问题的关键在于，法律只能规制权力或是权利，而歧视问题，尤其是性别歧视问题，严格意义上讲是一个社会问题。性别歧视所涉及的是一个国家的社会文化风俗习惯道德观念等等等等，我们无法通过立法去禁止一个歧视行为，因为在迈出这一步之前，我们早就踩到了公民自由的红线。

曾经在另一个问题的评论中说到“我认同私人歧视在道德上是错的，但是这仅仅是在我和你的道德上是错的，如果我们要立法禁止歧视从而达到公平，那么我们也要立法禁止逆向歧视，但是这是达不到的，因为这相当于你要通过理性去预测和建构社会。最后我们需要立法规定出来一整套人类行为规范，这不可能。但是如果你仅仅是禁止歧视而不禁止逆向歧视，那么就是矫枉过正。这是制度不可能禁止私人歧视的原因。”

在这个基础上，所谓婚姻法的社会性别视角无非是用法律解决道德问题的又一经典案例。

终究，法律的诸多价值在两性问题上交缠，立法者时刻游走于公民自由和实质正义的两端，公民自己选择着自己的生活，这是法律所无法改变的现实。

以上。

哦，忘了，婚姻法具体的情况分析有一位知友写的比我具体的多，具体请移步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