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内蒙古男子半夜入室持斧头砍人后，被家属反打致死（反杀），法院判反打者防卫过当？
您好，关于您提到的内蒙古男子半夜入室持斧头砍人后，被家属反打致死（反杀），法院判反打者防卫过当的事件，这是一个非常复杂且引发广泛讨论的案例。要评价此事，我们需要从多个维度来剖析，包括法律、伦理、社会心理等层面。
首先，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个事件可能涉及的关键要素，以及为什么法院会做出“防卫过当”的判决，这往往是事件中最容易引起争议的部分。
事件还原（基于普遍报道的逻辑推演）：
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
深夜侵入： 一个男子（我们称之为“侵入者”）在深夜，未经许可，带着凶器（斧头），破门而入，闯入了他人的住宅。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其严重的犯罪行为，直接威胁到了居住者的生命安全和财产。
持凶攻击： 侵入者进入住宅后，并没有停下，而是立刻对屋内正在熟睡或受到惊吓的家属（我们称之为“被侵犯者”）发动了攻击。斧头作为一种致命的凶器，其使用的意图非常明确：重创甚至杀死对方。
生命危急中的反击： 被侵犯者在生命受到极其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出于强烈的自卫本能，进行了反击。反击的形式可能多种多样，比如使用身边的工具（棍棒、刀具等），或者徒手进行格斗。在这种生死关头，人的反应往往是极端的、非理性的，目标是阻止对方的攻击，保护自己的生命。
反杀结果： 在激烈的反抗过程中，被侵犯者成功制服了侵入者，但很不幸，侵入者最终因此丧失了生命。
为何法院会判“防卫过当”？这里是争议的核心，也是需要我们深入分析的地方：
在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法律体系中，正当防卫（或称自我防卫）是允许的，但前提是必须符合一定的法律规定。而“防卫过当”则是指防卫行为超出了必要的限度，给对方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害。要理解这个概念，我们需要关注以下几个关键点：
1. 防卫意图与程度：
合法防卫： 当你的生命、身体、财产或他人、国家、社会等受到非法侵害时，你有权进行防卫。
必要限度： 防卫行为必须是制止侵害所必需的。这意味着防卫的强度、方式和手段，应当与侵害的性质、程度相适应。不能因为对方偷了一块饼干就将其打死。
“适度”的难题： 在一个极其混乱、充满恐惧和肾上腺素飙升的生死瞬间，被侵犯者如何能精准地衡量“必要的限度”？这是法律在实践中面临的巨大挑战。法律往往需要事后冷静地分析，而现场的当事人可能根本没有这个能力。
2. 侵害是否正在进行？
侵害的持续性： 法律通常规定，防卫权在侵害行为正在进行时才能行使。一旦侵害行为已经停止，或者威胁已经消除，继续防卫可能就不再被认为是正当防卫。
“反杀”的界定： 如果侵入者在被制服后，已经失去了反抗能力，但被侵犯者仍然继续攻击致其死亡，那么这就很可能被认定为防卫过当。例如，对方已经倒地不起，不再构成威胁，但你依然上前补刀。
3. 防卫手段与侵害手段的比较：
凶器对比： 侵入者使用斧头，这是具有强大杀伤力的凶器。被侵犯者为了自保，使用更具杀伤力的手段来制服对方，理论上可能被认为是在制止侵害。
手段的“必要性”： 法院可能会考量，是否有其他足以制止侵害但又不致对方死亡的手段。比如，如果仅仅是为了赶走对方，但却使用了足以致命的攻击，这就有可能被视为过当。然而，在被斧头威胁的瞬间，能够迅速反应并有效制止对方的手段，往往本身就带有高风险。
4. 事后分析与现场判断的差异：
冷静的法律审视： 法院的判决是在事后，经过侦查、取证、辩论等一系列程序进行的。法官会运用法律条文和证据来评估当时的情况。
现场的“情绪化”： 而在现场，被侵犯者是在极端的恐惧、愤怒和求生欲的驱使下行动的。他们的行为更多是出于本能反应，而非冷静的法律考量。
对“防卫过当”判决的评价，往往包含以下几个层面：
法律逻辑的严谨性：
支持观点： 从纯粹的法律条文和程序正义来看，如果侵犯者在被制服后已经丧失了继续侵害的能力，但被侵犯者仍然将其杀死，那么“防卫过当”的判决是符合法律逻辑的。法律需要划定一个界限，防止人们滥用自卫权。
质疑观点： 然而，许多人认为法律在面对极端暴力时，过于侧重理论上的“必要限度”，而忽略了现场的实际情况。在生死存亡之际，要求一个人冷静地计算“少一点力道”是不切实际的，甚至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他们认为，在面对持斧行凶的入侵者时，任何能有效制止对方的手段都应该是被鼓励的，而不是被苛责的。
社会认同与情感共鸣：
同情被侵犯者： 社会大众普遍对遭受非法侵害的受害者抱有同情。他们更倾向于认为，在遭受如此严重的威胁下，被侵犯者有权利采取任何手段保护自己，包括导致侵犯者死亡。
质疑司法“冰冷”： “防卫过当”的判决，在很多人看来，是对受害者保护自己权利的限制，甚至是对他们遭遇的漠视。这种判决容易引发“好人没好报”、“法律不近人情”的感受。
“以暴制暴”的讨论： 也有人会担心，如果对防卫行为过于苛刻，是否会鼓励犯罪分子更加肆无忌惮，因为他们知道被侵犯者可能会因为“防卫过当”而承担法律责任。
伦理道德的考量：
生命权 vs. 生命权： 这是一个极端的情况，涉及到两个生命权的冲突。法律在平衡这些权利时，需要在保护个体免受非法侵害和维护社会秩序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谁之过”的追究： 很多评论会认为，整个事件的悲剧根源在于那个半夜持斧闯入的侵入者。他的非法行为是引发一切后果的始作俑者。将主要的法律责任归咎于反击者，在道德上难以令人接受。
事件中的具体细节会极大地影响最终的评价：
例如，如果侵入者已经被完全制服、捆绑，但随后被杀，那么“防卫过当”的判决就相对容易被理解。但如果侵入者在被反击的过程中仍在挣扎，或者其攻击行为并未完全停止，那么界定就变得更加困难。
总结：
评价这样一个“反杀”案例，不能简单地说是对是错。
法律层面： 法院的判决是基于对当时证据的分析和法律条文的适用。如果存在“防卫过当”的情节，例如在对方已无还手之力时继续施加致命伤害，那么法律上的判决有其依据。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在生死关头，法律对“必要限度”的界定，与现场当事人的感受和反应存在巨大鸿沟。
社会层面： 大多数人会同情遭受攻击而反击致死的人，并质疑法律的“不近人情”。这种判决容易引发对“正当防卫”边界的讨论，以及对司法公正性的反思。
伦理层面： 责任的起点显然在于那个非法侵入者。将主要责任归咎于受害者，在道德上存在争议。
此类案件往往成为社会讨论的焦点，因为它触及了我们对于“安全”、“公平”、“正义”以及“人性底线”的认知。它迫使我们思考，在极端威胁下，法律应该给予人们多大的保护空间，以及我们如何才能更好地平衡保护个人生命安全和维护社会秩序。同时，它也提醒我们，守法的重要性，以及未经许可闯入他人住宅、携带凶器攻击他人的行为，其后果将是极其严重的。
首先，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个事件可能涉及的关键要素，以及为什么法院会做出“防卫过当”的判决，这往往是事件中最容易引起争议的部分。
事件还原（基于普遍报道的逻辑推演）：
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
深夜侵入： 一个男子（我们称之为“侵入者”）在深夜，未经许可，带着凶器（斧头），破门而入，闯入了他人的住宅。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其严重的犯罪行为，直接威胁到了居住者的生命安全和财产。
持凶攻击： 侵入者进入住宅后，并没有停下，而是立刻对屋内正在熟睡或受到惊吓的家属（我们称之为“被侵犯者”）发动了攻击。斧头作为一种致命的凶器，其使用的意图非常明确：重创甚至杀死对方。
生命危急中的反击： 被侵犯者在生命受到极其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出于强烈的自卫本能，进行了反击。反击的形式可能多种多样，比如使用身边的工具（棍棒、刀具等），或者徒手进行格斗。在这种生死关头，人的反应往往是极端的、非理性的，目标是阻止对方的攻击，保护自己的生命。
反杀结果： 在激烈的反抗过程中，被侵犯者成功制服了侵入者，但很不幸，侵入者最终因此丧失了生命。
为何法院会判“防卫过当”？这里是争议的核心，也是需要我们深入分析的地方：
在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法律体系中，正当防卫（或称自我防卫）是允许的，但前提是必须符合一定的法律规定。而“防卫过当”则是指防卫行为超出了必要的限度，给对方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害。要理解这个概念，我们需要关注以下几个关键点：
1. 防卫意图与程度：
合法防卫： 当你的生命、身体、财产或他人、国家、社会等受到非法侵害时，你有权进行防卫。
必要限度： 防卫行为必须是制止侵害所必需的。这意味着防卫的强度、方式和手段，应当与侵害的性质、程度相适应。不能因为对方偷了一块饼干就将其打死。
“适度”的难题： 在一个极其混乱、充满恐惧和肾上腺素飙升的生死瞬间，被侵犯者如何能精准地衡量“必要的限度”？这是法律在实践中面临的巨大挑战。法律往往需要事后冷静地分析，而现场的当事人可能根本没有这个能力。
2. 侵害是否正在进行？
侵害的持续性： 法律通常规定，防卫权在侵害行为正在进行时才能行使。一旦侵害行为已经停止，或者威胁已经消除，继续防卫可能就不再被认为是正当防卫。
“反杀”的界定： 如果侵入者在被制服后，已经失去了反抗能力，但被侵犯者仍然继续攻击致其死亡，那么这就很可能被认定为防卫过当。例如，对方已经倒地不起，不再构成威胁，但你依然上前补刀。
3. 防卫手段与侵害手段的比较：
凶器对比： 侵入者使用斧头，这是具有强大杀伤力的凶器。被侵犯者为了自保，使用更具杀伤力的手段来制服对方，理论上可能被认为是在制止侵害。
手段的“必要性”： 法院可能会考量，是否有其他足以制止侵害但又不致对方死亡的手段。比如，如果仅仅是为了赶走对方，但却使用了足以致命的攻击，这就有可能被视为过当。然而，在被斧头威胁的瞬间，能够迅速反应并有效制止对方的手段，往往本身就带有高风险。
4. 事后分析与现场判断的差异：
冷静的法律审视： 法院的判决是在事后，经过侦查、取证、辩论等一系列程序进行的。法官会运用法律条文和证据来评估当时的情况。
现场的“情绪化”： 而在现场，被侵犯者是在极端的恐惧、愤怒和求生欲的驱使下行动的。他们的行为更多是出于本能反应，而非冷静的法律考量。
对“防卫过当”判决的评价，往往包含以下几个层面：
法律逻辑的严谨性：
支持观点： 从纯粹的法律条文和程序正义来看，如果侵犯者在被制服后已经丧失了继续侵害的能力，但被侵犯者仍然将其杀死，那么“防卫过当”的判决是符合法律逻辑的。法律需要划定一个界限，防止人们滥用自卫权。
质疑观点： 然而，许多人认为法律在面对极端暴力时，过于侧重理论上的“必要限度”，而忽略了现场的实际情况。在生死存亡之际，要求一个人冷静地计算“少一点力道”是不切实际的，甚至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他们认为，在面对持斧行凶的入侵者时，任何能有效制止对方的手段都应该是被鼓励的，而不是被苛责的。
社会认同与情感共鸣：
同情被侵犯者： 社会大众普遍对遭受非法侵害的受害者抱有同情。他们更倾向于认为，在遭受如此严重的威胁下，被侵犯者有权利采取任何手段保护自己，包括导致侵犯者死亡。
质疑司法“冰冷”： “防卫过当”的判决，在很多人看来，是对受害者保护自己权利的限制，甚至是对他们遭遇的漠视。这种判决容易引发“好人没好报”、“法律不近人情”的感受。
“以暴制暴”的讨论： 也有人会担心，如果对防卫行为过于苛刻，是否会鼓励犯罪分子更加肆无忌惮，因为他们知道被侵犯者可能会因为“防卫过当”而承担法律责任。
伦理道德的考量：
生命权 vs. 生命权： 这是一个极端的情况，涉及到两个生命权的冲突。法律在平衡这些权利时，需要在保护个体免受非法侵害和维护社会秩序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谁之过”的追究： 很多评论会认为，整个事件的悲剧根源在于那个半夜持斧闯入的侵入者。他的非法行为是引发一切后果的始作俑者。将主要的法律责任归咎于反击者，在道德上难以令人接受。
事件中的具体细节会极大地影响最终的评价：
例如，如果侵入者已经被完全制服、捆绑，但随后被杀，那么“防卫过当”的判决就相对容易被理解。但如果侵入者在被反击的过程中仍在挣扎，或者其攻击行为并未完全停止，那么界定就变得更加困难。
总结：
评价这样一个“反杀”案例，不能简单地说是对是错。
法律层面： 法院的判决是基于对当时证据的分析和法律条文的适用。如果存在“防卫过当”的情节，例如在对方已无还手之力时继续施加致命伤害，那么法律上的判决有其依据。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在生死关头，法律对“必要限度”的界定，与现场当事人的感受和反应存在巨大鸿沟。
社会层面： 大多数人会同情遭受攻击而反击致死的人，并质疑法律的“不近人情”。这种判决容易引发对“正当防卫”边界的讨论，以及对司法公正性的反思。
伦理层面： 责任的起点显然在于那个非法侵入者。将主要责任归咎于受害者，在道德上存在争议。
此类案件往往成为社会讨论的焦点，因为它触及了我们对于“安全”、“公平”、“正义”以及“人性底线”的认知。它迫使我们思考，在极端威胁下，法律应该给予人们多大的保护空间，以及我们如何才能更好地平衡保护个人生命安全和维护社会秩序。同时，它也提醒我们，守法的重要性，以及未经许可闯入他人住宅、携带凶器攻击他人的行为，其后果将是极其严重的。
网友意见
虽然我们天天喊着舆论绑架司法，天天说无限膨胀的民意就是恶魔。
但是昆山案件和强奸杀人和解，近期一正一反的经验告诉我们：我国司法的问题，是急需被舆论绑起来狠狠调教。调教过度会坏掉，但是你完全不调教的话，她就太高冷，不知道自己的主人是谁了。
这件事根本就不像媒体报道看上去的那么单纯。
闹到现在的根本原因就是证据不足，事实不清，所谓防卫过当不过是法院和稀泥式的判决罢了。
死者家属与被告根本性的分歧点在哪？
就在于死者王生娃究竟是故意躲在煤堆里伺机行凶，还是没逃出去被人堵在煤堆那活活打死。
前者就是正当防卫，后者就是故意杀人。
看上去法院采信了被告方的证词，认为是王生娃点燃鞭炮试图继续行凶，这才被这家人防卫过当打死。
然而实际上看看判决结果，就算是防卫过当，在死者有重大过失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给被告判什么判7年10年的，要知道于欢才判了5年啊，那还是在没有生命的紧迫危机之下。
其实这个判决下来，当事人心里就应该门清了，法官心里其实根本就没有采信被告方的说法，反而是认为死者一方的假设更加可信。死者行凶之后，试图逃离结果被人堵在院子里，于是点燃鞭炮制造混乱伺机逃脱，结果还是没跑掉被围在煤堆那活活打死，这根本就不是防卫过当，而是报复杀人。
然而法院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能够证明这一点，所以干脆就和个稀泥，说法给你算防卫过当，堵住被告人的嘴，量刑按故意伤害，堵住死者家属的嘴，双方各让一步，皆大欢喜。想的是很好，然而这种和稀泥式的判决注定是无法服众的，因为你的判决本身就充满了矛盾。
太忙，先占个坑
很多人把这个案件和昆山案件相提并论，其实犯了一个大错，估计这个错也是新闻希望你们犯的。那就是案件时间呀。
“红星新闻”微信公号9月19日消息，今年7月，内蒙古判决了一起和“防卫过当“有关的案子，被告方家属认为此案和江苏昆山市的“龙哥反杀案”一样，也应该是“正当防卫”，但死者一方则坚决不认同“正当防卫”的说法。
然而，查阅判决书，清清楚楚的写着判决时间是2018年1月30日。昆山龙哥案件是8月。
不负责任的猜想，“红星新闻”是有目的的带节奏。
案件实际情况确实不太清楚，判决书对于争议最大的，致命伤害究竟是在制服过程中，还是在制服之后语焉不详，写得实在是很业余。
另外，再不负责任的猜一个，近年来相关风气要变，如果真的能证明不是因为报复而在制服歹人之后故意攻击他，这个案件二审结果可能不一样，说不定已经在准备二审了，红星新闻适时发文，不是没有原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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