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罗斯福和杜鲁门没有因为使用原子弹，而被称为战犯或被谴责？
罗斯福总统和杜鲁门总统在二战末期做出使用原子弹的决定，并且这个决定最终得以实施，至今仍是历史上一场巨大的争议。然而，他们两人都没有被视为战犯，也没有因此受到广泛的谴责，这背后有着复杂的地缘政治、军事现实、国际法解读以及历史叙事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二战已经进行了近六年，欧洲战场虽然已经胜利，但太平洋战场仍然异常惨烈。日本帝国孤注一掷，拒绝投降，其军队的顽固抵抗，以及可能引发的本土登陆战的巨大伤亡预期，是促使美国考虑使用原子弹的关键因素。
军事考量下的“必要之恶”
在1945年，美国本土对于如何结束太平洋战争的讨论，充斥着对“登陆日本本土”——也就是“奥林匹克行动”（Operation Olympic）和“皇冠行动”（Operation Coronet）——的巨大担忧。历史学家们普遍认为，基于对日本军队在冲绳岛战役等一系列战役中的顽强抵抗的观察，高层预估登陆本土将导致至少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盟军士兵和同样数量的日军及日本平民死亡。
冲绳岛战役的惨烈教训： 冲绳岛战役是二战中太平洋战场上最血腥的战役之一。在这场战役中，日军不仅动用了大量的正规部队，还大量使用神风特攻队进行自杀式攻击。盟军付出了巨大的伤亡，数万美军士兵阵亡或受伤。这次战役的惨烈程度，使得美国高层对登陆日本本土的可行性产生了极大的疑虑，并严重推高了预估的伤亡数字。
日本平民的准备： 尽管日本政府内部已有部分人倾向于投降，但军队的强硬派仍在鼓吹“本土决战”，并开始动员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普通民众进行抵抗训练，准备以“一亿玉碎”来抵御盟军登陆。美国情报部门也掌握了这些信息，进一步加剧了对登陆战的担忧。
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原子弹被许多人，包括当时的许多美国领导人，视为能够避免更大规模流血冲突的一种“必要之恶”。他们认为，原子弹能够迅速迫使日本投降，从而减少所有参战方的人员伤亡，包括美国士兵和日本平民。
原子弹的“新武器”地位与国际法
在二战时期，对于使用原子弹是否违反国际法，存在着相当大的模糊性。
缺乏明确的禁止性条约： 在1945年，还没有任何国际条约或普遍接受的国际法准则明确禁止使用核武器。虽然《日内瓦公约》等涉及战争法的条约已经存在，但它们主要针对的是传统武器的使用，而核武器作为一种全新的、毁灭性极强的武器，其性质和影响超出了当时的法律框架。
“战争手段”的界定： 国际法允许参战方使用“战争手段”以达成军事目的，但禁止使用“不必要的痛苦”或“不分青红皂白的毁灭性”的手段。原子弹的使用，特别是对广岛和长崎这样人口稠密的城市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其“不分青红皂白”的性质引发了后世的广泛批评。然而，在当时，决策者们更多地将其视为一种能快速结束战争的“有效手段”，而非纯粹的“报复”或“虐杀”。
历史的视角与政治的现实
将罗斯福和杜鲁门定义为战犯，需要将今天的国际法和道德标准强加于过去的特定历史时刻，这在很多历史学家看来是不公平的，也忽略了当时的复杂性。
罗斯福的角色： 罗斯福总统在原子弹计划（曼哈顿计划）的早期阶段批准并推动了其发展。他从未亲自做出使用原子弹的命令，因为他在1945年4月就已去世。因此，将使用原子弹的直接责任归咎于他，在时间线上是不准确的。
杜鲁门的决策： 杜鲁门总统是在罗斯福去世后接任总统的，他继承了一个已经进行到关键阶段的项目，并面临着结束战争的巨大压力。他是在听取了多方建议，并权衡了各种利弊后，才最终批准了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命令。从当时美国国内的普遍看法来看，他的决策得到了广泛的支持，被视为对国家利益负责的表现。
胜利者的历史叙事： 历史的评判，很大程度上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作为二战的战胜国，美国在战后主导了国际秩序的建立，并且在全球范围内宣传了其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对使用原子弹这一决策的辩护，也成为了其历史叙事的一部分，强调其是为了更快地结束战争，挽救更多生命。
缺乏国际审判的动力： 即使有人提出要追究责任，但在二战结束后，国际社会的主要焦点在于重建和建立新的国际秩序，例如联合国的成立。并没有一个强大的、有普遍认同的国际机制来对战时盟军领导人进行审判。而对轴心国战犯的审判（如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主要是针对他们犯下的具体战争罪行，例如屠杀、虐待战俘等，这些罪行在当时有明确的国际法基础。
后世的批评与反思
尽管罗斯福和杜鲁门没有因此被追究战犯责任，但对使用原子弹的道德和战略上的批评从未停止。
人道主义的质疑： 许多历史学家、和平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认为，原子弹的使用造成了无法形容的痛苦和毁灭，其对平民的直接伤害，无论如何辩解都难以令人接受。他们认为，即使没有原子弹，日本最终也会因为苏联的参战和战略轰炸而投降，只是时间会稍长一些。
政治动机的猜测： 也有观点认为，使用原子弹并非完全出于避免登陆伤亡的军事考虑，还可能包含向苏联展示美国军事实力，以在战后世界格局中占据优势的政治意图。
核武器的扩散与威慑： 原子弹的使用，也开启了核武器时代，带来了长期的核战争威胁和军备竞赛。从这个角度来看，原子弹的使用也为人类带来了新的、更深远的危机。
总结来说，罗斯福和杜鲁门没有因为使用原子弹而被视为战犯或受到广泛谴责，主要原因在于：
1. 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军事现实： 普遍的预期是登陆日本本土将导致极其惨重的人员伤亡。
2. 国际法的局限性： 当时缺乏明确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国际法规，且原子弹的性质超出了既有法律的界定。
3. 胜利者的历史叙事和政治现实： 美国作为战胜国，其历史叙事占主导地位，且在战后没有出现对其进行追责的强大政治意愿或国际机制。
4. 决策者的责任划分： 罗斯福在世时原子弹尚未被使用，直接下令者是杜鲁门，而他的决策在当时的美国国内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支持。
尽管如此，对这一历史事件的道德和伦理辩论，至今仍在继续，并促使国际社会不断反思战争的残酷性以及新型武器带来的挑战。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二战已经进行了近六年，欧洲战场虽然已经胜利，但太平洋战场仍然异常惨烈。日本帝国孤注一掷，拒绝投降，其军队的顽固抵抗，以及可能引发的本土登陆战的巨大伤亡预期，是促使美国考虑使用原子弹的关键因素。
军事考量下的“必要之恶”
在1945年，美国本土对于如何结束太平洋战争的讨论，充斥着对“登陆日本本土”——也就是“奥林匹克行动”（Operation Olympic）和“皇冠行动”（Operation Coronet）——的巨大担忧。历史学家们普遍认为，基于对日本军队在冲绳岛战役等一系列战役中的顽强抵抗的观察，高层预估登陆本土将导致至少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盟军士兵和同样数量的日军及日本平民死亡。
冲绳岛战役的惨烈教训： 冲绳岛战役是二战中太平洋战场上最血腥的战役之一。在这场战役中，日军不仅动用了大量的正规部队，还大量使用神风特攻队进行自杀式攻击。盟军付出了巨大的伤亡，数万美军士兵阵亡或受伤。这次战役的惨烈程度，使得美国高层对登陆日本本土的可行性产生了极大的疑虑，并严重推高了预估的伤亡数字。
日本平民的准备： 尽管日本政府内部已有部分人倾向于投降，但军队的强硬派仍在鼓吹“本土决战”，并开始动员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普通民众进行抵抗训练，准备以“一亿玉碎”来抵御盟军登陆。美国情报部门也掌握了这些信息，进一步加剧了对登陆战的担忧。
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原子弹被许多人，包括当时的许多美国领导人，视为能够避免更大规模流血冲突的一种“必要之恶”。他们认为，原子弹能够迅速迫使日本投降，从而减少所有参战方的人员伤亡，包括美国士兵和日本平民。
原子弹的“新武器”地位与国际法
在二战时期，对于使用原子弹是否违反国际法，存在着相当大的模糊性。
缺乏明确的禁止性条约： 在1945年，还没有任何国际条约或普遍接受的国际法准则明确禁止使用核武器。虽然《日内瓦公约》等涉及战争法的条约已经存在，但它们主要针对的是传统武器的使用，而核武器作为一种全新的、毁灭性极强的武器，其性质和影响超出了当时的法律框架。
“战争手段”的界定： 国际法允许参战方使用“战争手段”以达成军事目的，但禁止使用“不必要的痛苦”或“不分青红皂白的毁灭性”的手段。原子弹的使用，特别是对广岛和长崎这样人口稠密的城市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其“不分青红皂白”的性质引发了后世的广泛批评。然而，在当时，决策者们更多地将其视为一种能快速结束战争的“有效手段”，而非纯粹的“报复”或“虐杀”。
历史的视角与政治的现实
将罗斯福和杜鲁门定义为战犯，需要将今天的国际法和道德标准强加于过去的特定历史时刻，这在很多历史学家看来是不公平的，也忽略了当时的复杂性。
罗斯福的角色： 罗斯福总统在原子弹计划（曼哈顿计划）的早期阶段批准并推动了其发展。他从未亲自做出使用原子弹的命令，因为他在1945年4月就已去世。因此，将使用原子弹的直接责任归咎于他，在时间线上是不准确的。
杜鲁门的决策： 杜鲁门总统是在罗斯福去世后接任总统的，他继承了一个已经进行到关键阶段的项目，并面临着结束战争的巨大压力。他是在听取了多方建议，并权衡了各种利弊后，才最终批准了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命令。从当时美国国内的普遍看法来看，他的决策得到了广泛的支持，被视为对国家利益负责的表现。
胜利者的历史叙事： 历史的评判，很大程度上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作为二战的战胜国，美国在战后主导了国际秩序的建立，并且在全球范围内宣传了其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对使用原子弹这一决策的辩护，也成为了其历史叙事的一部分，强调其是为了更快地结束战争，挽救更多生命。
缺乏国际审判的动力： 即使有人提出要追究责任，但在二战结束后，国际社会的主要焦点在于重建和建立新的国际秩序，例如联合国的成立。并没有一个强大的、有普遍认同的国际机制来对战时盟军领导人进行审判。而对轴心国战犯的审判（如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主要是针对他们犯下的具体战争罪行，例如屠杀、虐待战俘等，这些罪行在当时有明确的国际法基础。
后世的批评与反思
尽管罗斯福和杜鲁门没有因此被追究战犯责任，但对使用原子弹的道德和战略上的批评从未停止。
人道主义的质疑： 许多历史学家、和平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认为，原子弹的使用造成了无法形容的痛苦和毁灭，其对平民的直接伤害，无论如何辩解都难以令人接受。他们认为，即使没有原子弹，日本最终也会因为苏联的参战和战略轰炸而投降，只是时间会稍长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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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武器的扩散与威慑： 原子弹的使用，也开启了核武器时代，带来了长期的核战争威胁和军备竞赛。从这个角度来看，原子弹的使用也为人类带来了新的、更深远的危机。
总结来说，罗斯福和杜鲁门没有因为使用原子弹而被视为战犯或受到广泛谴责，主要原因在于：
1. 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军事现实： 普遍的预期是登陆日本本土将导致极其惨重的人员伤亡。
2. 国际法的局限性： 当时缺乏明确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国际法规，且原子弹的性质超出了既有法律的界定。
3. 胜利者的历史叙事和政治现实： 美国作为战胜国，其历史叙事占主导地位，且在战后没有出现对其进行追责的强大政治意愿或国际机制。
4. 决策者的责任划分： 罗斯福在世时原子弹尚未被使用，直接下令者是杜鲁门，而他的决策在当时的美国国内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支持。
尽管如此，对这一历史事件的道德和伦理辩论，至今仍在继续，并促使国际社会不断反思战争的残酷性以及新型武器带来的挑战。
网友意见
首先，罗斯福脑溢血死了，二战还没结束，原子弹也没用上，他并不知道原子弹的具体效果。
其次，杜鲁门作为副总统接任总统之后，被告知，罗斯福在位期间已经花了20亿，研发出3颗原子弹，威力巨大，一颗可以干掉一个城市。杜鲁门之前并不知情，只是感觉脑洞很大，没法理解，啥玩意啊，于是下令，扔2个看看效果，然后傻眼了。这直接促成二战结束，一般的历史评价认为杜鲁门应承担的政治责任较轻。
就这样，别搞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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