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讲究道理的儒学理教地位越高，社会风气反而越不好？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一个前提：任何一种思想体系，其在理论上的崇高和在现实中的实践，都存在巨大的落差。 儒学作为一种高度理想化的伦理政治哲学，其核心目标是构建一个和谐有序、德行高尚的社会。但社会是由形形色色的人组成的，人性的复杂性和现实的利益冲突是无法回避的。
一、 儒学“理教地位越高”的表象与现实：
“理教地位越高”通常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官方正统地位：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被确立为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历代王朝都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理政的指导，将儒家经典作为科举考试的必备内容，培养了大量的儒生官员。
教育体系核心： 儒家经典是历代教育的核心，从私塾到官学，再到后来的书院，都以儒家伦理道德作为教育的重点。人们从小就被教导要遵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等原则。
社会价值导向： 儒家思想深刻地塑造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强调孝道、忠诚、仁爱、礼仪等美德，成为衡量一个人品格和行为的标准。
然而，这种“地位高”并不意味着普遍的实践效果好。
二、 为何地位越高的儒学，社会风气反而可能“越不好”？
这里面的“不好”并非完全否定儒学的积极意义，而是指其在实践中暴露出的问题和产生的负面影响：
1. 理想与现实的距离： 儒学构建的是一个理想化的社会，要求个体具备高度的道德自觉性。但人性是复杂的，现实社会充满了各种诱惑和压力。当理想的教条与严酷的现实相遇时，很多人会选择屈从于现实，甚至将儒家思想扭曲利用。
举例： “仁”和“义”在理论上是崇高的，但在官场倾轧中，人们可能用“仁义”包装自己的私利；“孝”被强调到极致，有时也成了子女压抑自我、牺牲个人幸福的枷锁。
2. 僵化与保守的负面影响： 儒学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思想体系，其在发展过程中也积累了一定的僵化和保守成分。当它被固化为“唯一正确”的教条时，可能会扼杀创新精神，阻碍社会进步。
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 儒学强调的“三纲五常”虽然有其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但在某些情况下，也加剧了社会等级的固化，压抑了底层民众的独立思考和反抗精神。对权威的绝对服从，在缺乏制衡的情况下，容易滋生腐败和不公。
对变革的抵制： 历史上，一些试图改革图新的人物，常常会受到保守派儒生的阻挠，他们会以“祖宗之法不可变”等理由来维护旧秩序，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3. 儒家思想的被扭曲和滥用：
“君君臣臣”的异化： 帝王将相可能将儒学作为维护其统治的工具，强调臣子的愚忠，而忽略了“民为贵，社稷次之”的理念。这使得官员趋向于迎合上级，而不是为民服务。
“礼”的空洞化： 儒学强调“礼”，但如果“礼”仅仅停留在形式，而缺乏内在的道德支撑，就会变成虚伪的包装。人们可能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反而更加狡猾。
“人治”的局限性： 儒家思想重“人治”而轻“法治”。虽然推崇有德之人治理天下，但当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时，“人治”很容易滑向人情、关系和腐败。有权者可以凌驾于“礼”之上，普通人却被“礼”所束缚。
4. 缺乏自我批判和更新机制： 儒学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虽然也有过“改制”的呼声，但整体而言，其核心体系相对稳定。当社会发生剧烈变化时，如果儒学自身无法有效地进行反思和调整，就容易与时代脱节，导致其指导作用下降，甚至成为阻碍。
5. 教育内容的片面性： 科举制度虽然以儒学为核心，但过于强调对经典的背诵和解读，而忽略了实践能力、创新思维和独立判断的培养。长此以往，培养出的读书人可能擅长辞章，却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也容易形成官僚主义作风。
6. 社会竞争与功利主义的夹击： 儒学强调道德修养，但社会现实往往更看重功名利禄。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许多人可能会发现，遵循儒家道德标准反而不如一些“灵活”的手段更能获得成功。当“成功”的标准偏离了儒家所倡导的德行时，社会风气自然会受到影响。
三、 重新审视“道理”与“风气”的关系：
这里需要澄清的是，“讲道理的儒学”和“社会风气不好”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一种复杂互动的结果。
儒学是原因，也是结果。 儒学在塑造社会风气的同时，也被社会现实所塑造和改造。一些负面现象的出现，恰恰是儒学在实践中未能有效抵制或被扭曲的结果。
“道理”不等于“行为”。 很多人在内心深处是认同儒家道理的，但他们在行动上却无法完全做到，或者因为环境所迫，或者因为个人私欲。当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情况普遍存在时，社会风气自然就显得“不好”。
总结来说，之所以会出现“讲究道理的儒学理教地位越高，社会风气反而越不好”的观感，并非因为儒学本身不好，而是因为它：
理想化太高，与现实存在巨大差距。
容易被统治者扭曲，成为维护其统治的工具。
在实践中可能滋生僵化、保守和虚伪。
缺乏有效的自我批判和与时俱进的机制。
被现实社会的功利主义和人情关系所侵蚀。
这就像一个国家的法律条文再完善，如果执行者腐败无能，社会风气依然会很糟糕。儒学作为一种思想指导，其生命力在于不断地被理解、被实践，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地反思和调整，而不是被神化或僵化为一成不变的教条。当儒学仅仅停留在“道理”层面，而未能有效转化为个体和群体的自觉行动时，所谓的“风气不好”也就在所难免了。
网友意见
大家知道，思想教育工作，TG认第二，没人敢认第一，当年连日本八路都教育出来几千个，还有三十多个日本八路为了掩护群众牺牲的。
但是就是这么厉害的TG，也承认，在根据地发展不好，打了败仗的时候，逃兵现象就多发
根据地发展的好，打胜仗的时候，逃兵就几乎没有了
所以就有说法：
管仲：衣食足而知荣辱
韩非子：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也就是说，黄老和法家这一派，认为上古的“三代自治”其实就是东西多，人少，大家自然就没什么争夺的，自然人心都是善良的。
现在人越来越多，东西越来越少，为了活下去了自然就得 挣，民风也就坏了
儒家这一派，是认为，“三代之治”是因为上古有圣人，大家都是好人。现在挣是因为大家都坏了。说起来有个笑话，康有为考察美洲，说这些国家法律几乎都差不多，怎么就发展的天差地别，最后得出结论，我以为会分析地缘政治，结果说因为美国开国的是一群圣人，好吧，你赢了···
而到了理学盛行的时候，是元朝以后，元朝仁宗开科举，当时朝廷里全是学理学的，于是规定由程朱修订的四书五经称为正统
后续明清也延续了这个传统
至此，程朱理学彻底封神
那么，在无法提高生产力的时候，只能通过剥夺没有什么社会福利的平民的生存资源、 天然权利，甚至禁锢其生理本能，绝对地降低平民阶层的地位，以相对地扩大强势群体的权势和福利。
这个不管是我们的程朱理学，还是欧洲中世纪的教会，还是中东某沙漠，都是这样子
无法发展以后，只能人为的降低平民的条件，然后相对的提高另外一批人的待遇。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理学、神学、印度教等等他们的地位越高
这个群众的待遇就越高
那么相对的，平民的待遇就自然越来越差了
那么就真的是养蛊了
发展到最后，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兄弟病死或者意外身亡了，那么侄子就可以夭折了，然后弟妹就能殉节了，最后弟弟的家产就到我手里了
这个看古代的一些文人笔记，经常发生这种事儿，儿子死了，就在儿子坟头把儿媳妇儿卖了的
家里男性死了，遗孀睡觉都得睁着一只眼看着儿子，然而儿子还是会夭折，然后这个遗孀就可以卖掉了。
这种赤裸裸的掠夺，其实就是底层已经活不下去了，只能这种养蛊，吃人的活法
用七武士的说法就是
农民坏、笨、贪婪、残忍·····
但是！是谁！是谁让他们变成这个样子的！！
是你们！！
也就是题主说的：为什么讲究道理的儒学理教的地位越高，社会风气反而越不好？
其实这个是表象
是理学压制生产力发展，人口多，物资不够，只能在抢夺平民越来越少的物资上想办法
就像农民起义搞得天下民不聊生
其实，是天下被“大儒”、“圣人”们弄的民不聊生，才有的起义
一个朝代从开始到结束，农民起义没有几百上千，好意思叫一个朝代？
但是只有王朝末期的农民起义才能席卷全国。
因为这时候，天下已经被大儒”、“圣人”们压榨的活不下去了。
大家都知道，发展生产力才能解决问题，改善生产关系也是为了发展生产力
但是儒家把不着谁不惹谁当宅男研究生产的农家都赶走了，生产力发展直接停滞（注：经常有短视频评论说袁隆平在古代能封神，言外之意就是我们现代对他不好，呵呵，袁老只是改良水稻，古代赵过，一人之力让天下亩产，所有的土地，都增产一倍，但是他封神了没有？没有，名气最大的还是和他同时代的董仲舒·····）
那么这时候，儒家拿出来的办法，自然就是程朱理学了
这个和印度教和沙漠三教都差不多
不同的是基督教的教会学校还比较宽容，孟德尔就是在教会里研究豌豆的，所以最后还能发展出来文艺复兴。
儒家比较恐怖，别说其他的学说了，连儒家自己内部流派，那都是杀的血淋淋的··
最后只能是最极端最变态最垃圾最能跪舔蛮夷的理学上位了（注：南宋儒家各种流派，南宋灭亡，到元朝当官的，理学最多，到了元仁宗时候，朝廷里理学占据了绝对优势。明末儒家流派也很多，其他的流派大多披发入山或者殉国，理学洗干净舌头又去舔蛮夷的屁股了，清朝里边还是学理学的最多了）
毕竟儒家的理论就是心灵鸡汤大全，名言警句汇编，完全没有逻辑这一说，那么只能靠暴力来当后盾，靠颠倒黑白的理学大师们来鼓吹。
而这时候，可以提供无限暴力的蛮夷，自然就和理学婊子配狗了
因为儒学不是确定的法律法规，他的最终解释权归属于当世的所谓大儒。
而大儒可以随意根据自己的意愿对儒学书籍进行解释。
而这种情况，则是相当于将判决条件交给了所谓大儒的个人意志。
最明显的就是，孔子的这句:
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以直报怨。
被大儒解释为，以德报怨，后两句干脆删除。
于是被忽悠的民众，不可以报复欺压他们的大儒，他们要以德报怨。
起义的都是该死的泥腿子。
而大儒可以随意报复对他们进行复仇的，因为要他们以直报怨。
大儒们都是人上人。
朝鲜的末代王朝李朝，是一个把儒学理教推崇到了极致的社会，但同时也是一个风气极端败坏的社会，当时朝鲜本国实学家丁若镛在《经世遗表》中是这样描述的：
“国家岁入，常年不过十二万石。若值凶年，输于京江者每不过数万石，国之经费将焉出矣……一结所收之当国用者，极不过十五斗。而方其敛之于民间也，以如斛之斗，敛三十四斗，解之以京斗，则小不下四十五斗。是又民输三而公受其一也。上而削国，下而剥民，于其中央所肥者，贪官猾吏。”
当时朝鲜的人口已经达到了一千多万，但朝廷每年的收入却只有十二万石，仅相当于同时期日本一个藩主的水平，这中间的差额被谁收走了，可想而知。1592年日本短暂占领朝鲜全境之后曾经实行过“八道检地”，测量田亩、重新征税，结果当年日本从朝鲜征收的收入居然高达一千一百万石。
贪官污吏横行，社会压抑变态，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儒学理教的流行让上层社会和底层人民丧失了制衡官僚系统的意志和能力，但是却对官吏们本身起不到约束的作用，结果就是原本三角形的平衡结构被打破，失去控制的官吏们开始一家独大。
受理学的洗脑影响，朝鲜李朝的上层王室开始推崇所谓“安贫乐道”的表象，各种艺术形式开始倒退偏向于寡淡和简化，之前高丽王朝时期还称得上繁盛的文化开始全面衰退。曾经用青瓷作瓦当的高丽王宫，到了李朝变成了被当代中国网友们调侃成“连地主大院都不如”的破败建筑。
如果只是文化艺术层面上的衰落还不是最要命的，但是君主对朝政控制力削弱的另一个后果，是用于保障国家正常运转的经费入不敷出，这就相当要命了。
甲午战争时期，赴朝作战的聂士成在《东游纪程》中对于朝鲜李朝在民户、守军和赋税方面的空缺情况做了这样的记载：
“原定马兵一百二十名，炮兵一百二十名，皆属虚数。民户原籍七千户，频值荒歉，皆四散谋食，今不过三千户，兵亦在内。现镜城镇按抚使岗公照西法练兵五百名，以三百名驻镜城，以二百名分布十邑。”
实际上，即使是在建立之初编制尚在的军队，其装备水平也是堪称稀烂的，甚至还搞出过纸糊大炮这种在其它国家是笑话，但在朝鲜却成为军用制式装备的“发明”：
領相曰，南蠻國紙銃之制，極妙云，方使奇震興, 監做矣。上曰, 其制何以為之? 領相曰，以熟銅造其體，以紙厚裹之，着以同油，運用甚輕，高低任意，聲壯而及遠，雖二三十里，可以及達矣..中略..
又所啓，紙砲，或以木，或以大竹爲之，以紙厚塗其外，則其中可藏許多鐵丸，制度甚好。且輕便於運用，其力猛烈及遠，日放十餘度，不爲傷破矣……
——朝鮮國《丙子日記》
用于替换这些使用纸糊大炮旧军队的，是靠西法练习的500名新军士兵，但其中有200名被分配到10座邑城，能起什么作用呢？而讽刺的是，民生凋敝，军备颓丧，而赋税却被大量用来养那些冗官冗吏。
日本学者德川外志子在《朝鲜王朝之禄俸制与国家财政体制》里专门叙述了朝鲜李朝晚期的这种情况：朝鲜李朝的城池规模窄小，最大的平壤府城周围16里，最小的咸阳邑城仅0.5里。所以大城不过万户，小邑从几百到五千户上下不等。可是就这种情况下，某些城市居然吃公家饭的官吏达到数千人之多。
李朝王室受儒学理教影响失去了对官僚系统的制衡能力，那么朝鲜李朝社会的普通平民呢？
平民受理学洗脑的情况还要更为严重。聂士成在《东游纪程》中对当时李朝统治下的社会整体提出了尖锐的批判：“城内荒陋至极，民苦可知。朝鲜民情太惰，种地只求敷食，不思蓄积，遇事尤泥古法，不敢变通，读书几成废物。”
上无君王压制，下无黔首反抗，朝鲜李朝的官吏们控制了整个国家后接下来要做什么？当然是日复一日地内斗了。
朝鲜李朝采取血统论的两班贵族制，规定只有少数血统纯正的人有资格参与科举，这让朝鲜李朝的党争激烈和复杂程度甚至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先是按照出生地域分出东人党、西人党，后来又分出南人党、北人党，北人党又分大北派、小北派，小北派又分清小北、浊小北，大北派又分成骨北、肉北、中北，南人党又分清南、浊南，西人党又分老论、少论。
这种党争的历史仇恨甚至一直延续到今天，造成了韩国社会的“东西对立”。韩国的“东西对立”主要是东部庆尚道和西部全罗道的地域之争。庆尚道和全罗道的面积特别大，占了韩国一半。虽然后来都又分成两道，但当地人还是觉得两道是一体。庆尚道过去多发麻风病，故被称作“麻风”，全罗道过去较贫穷，故被称做“吝啬鬼”，其他道也各有外号。这两道人才最多，势力最大。不过由于庆尚道有釜山港，近代发展快，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上也势力大，所以韩国除了传统上流放罪臣又喜欢闹事的全罗道外，大部分道都去抱庆尚道的大腿。在军队里也有岭南派（庆尚道）和湖南派（全罗道）之争。在过去韩国的政治、军事、经济上，庆尚道派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全罗道派则一直受到压制，两派仇深似海，比南北朝鲜之间的仇怨大多了。韩国这两派的斗争异常凶悍，暗杀、政变、屠杀，无所不用其极。
有没有想过社会风气从始至终就没好过呢？《镜花缘》中的君子国只不过是浪漫主义下的产物而已。
其实我们总是说人心不古，可是“人心不古”这句话本身就是古人说的，我们的古人也觉得他们所生活的时代很糟糕，所以畅想古代一定很好，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可是古代的古代也是一样的。我们总不能说道德在一点一点的沦丧，沦丧到今天已经无下限了，这不符合常理。
某韩剧有这样一句台词:“不能说她那么有钱还那么善良，而是应该说她有钱，所以善良。”中国古代物质生活水平不发达，都不用说怀璧其罪，可能就因为你穿了一件没打补丁的衣服被强盗杀害。吃人的传统从春秋战国（或者说更早）一直延续到《水浒传》成书的年代（或者说更晚)，而我们今天，老太太碰瓷，大妈霸占广场都成了不可饶恕事情，奸杀幼女更让人们觉得要把凌迟恢复。你说人们对道德的要求更高呢，还是更低呢？而这种高低不取决于高台教化是否彻底，而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
以上。
地位越高，说明越能定义什么叫有道德，什么叫没道德，越能定义什么叫有道德，没道德，越能在女子不能改嫁，要为父母守孝几年啊，婚礼应该有什么规程啊，这类无关紧要的东西上发力，而逃避对真正的犯罪的追究。
整个儒家就是自说自话。
我称之为神经病学问。
当社会过度关注那些细枝末节的东西的时候，谁还有精力去管什么是真正的道德？那些道德的制定者，又有谁能监管到他们，而他们恰恰又是那群读书人。
一手掌握谁可以死后封神，谁可以死后遗臭万年，一手掌握实际的利益，没有监管，坏事做尽。这样的一群人在历史的舞台里沉淀两千年，社会风气能好才怪，老百姓都是上行下效的，官老爷虽然读过书，老百姓也没有一个是傻子。
看了下其他人的回答，我觉得他们有必要看看儒林外史，看完儒林外史以后你会发现，儒家的道德圣人，清官比贪官更坏，而在儒家道德评价里，清官比贪官更好。
儒家的道德，和真正的道德，没有半毛钱关系。
在儒学的理想世界里，你的每一个行为都被儒家人进行道德评价，而怎么评价，由他们说了算。他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因为儒家的思想非常复杂，而一件事也有好多方面，两者结合起来的结果就是，他们随时可以道德绑架，道德的最终解释权归儒家人所有。
他们的祖师爷孔夫子因为和少正卯同时开设私人补习班，每当少正卯讲课的时候，孔夫子的学生都跑过去听，严重影响了孔夫子的教育生意，于是孔夫子一在鲁国掌权，第一时间就杀了少正卯，还给人定了五个思想罪。祖师爷就是这样身体力行的示范了儒家应该怎么用公家的道德办自己的事。
所以才有礼教杀人一说。
盛行礼教杀人的社会，还能指望什么风气吗？老百姓虽然没读书，但没一个傻的啊，上行下效，不是儒家人也会用道德杀人了。
道德杀人的流毒一直延续至今，看看每天，每个小时，每分钟发生多少起道德绑架吧。
我们的社会表面上看起来是有道德了，风气却真正的败坏了。碰瓷的老人就是这场道德审判狂欢的结果，但是社会还谈什么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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