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俄国皇帝尼古拉一世？
评价尼古拉一世，需要从他统治时期俄罗斯帝国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以及他所采取的政策和措施来分析。
一、 统治背景与核心理念：
尼古拉一世登基于一个充满动荡的时期。他的哥哥亚历山大一世去世，引发了“十二月党人起义”，这次起义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的、反对沙皇专制和农奴制度的革命尝试。这次经历深刻地影响了尼古拉一世，让他对任何形式的异议和革命都深恶痛绝，并将维护帝国统治的稳定和秩序置于首位。
他的核心统治理念可以概括为“正统主义、东方正统和人民”（Православие, Самодержавие, Народность）。这三个核心理念贯穿了他的统治，也直接影响了他的政策：
正统主义（Православие Orthodoxy）： 强调东正教在俄罗斯社会中的核心地位，将其视为国家统一和忠诚的基石。他积极推行宗教的俄化政策，试图统一帝国的宗教信仰，并利用宗教来巩固沙皇的权威。
专制（Самодержавие Autocracy）： 坚定不移地维护沙皇的绝对权力，反对任何形式的宪政改革或地方自治的呼声。他认为沙皇的权力是神圣的，是帝国稳定的唯一保障。
人民（Народность Nationality/Populism）： 这个概念的含义比较复杂。在尼古拉一世的理解中，它更多地是指“俄罗斯人民”的特殊性和统一性，强调俄罗斯民族的独特性，并将其与西方思想和制度区分开来。他试图通过强化俄罗斯民族意识来抵御外来影响，并以此作为统治合法性的来源之一。然而，这种“人民”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自上而下强加的，并未真正关注人民的实际需求和福祉，特别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奴。
二、 主要政策与措施：
基于上述核心理念，尼古拉一世推行了一系列具有鲜明特点的政策：
1. 严酷的政治压制和镇压：
镇压十二月党人起义： 这是他执政初期最重要的事件。起义者被严厉审判和惩罚，五位领导人被绞死，许多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这次事件塑造了他对革命和自由主义思想的恐惧。
设立第三处和秘密警察： 为了维护统治的绝对安全，他成立了“第三处”，这是一个秘密警察组织，负责监视、审查和镇压任何被认为是颠覆性的思想和活动。审查制度变得异常严酷，出版物和言论受到严格控制。
对外干预与“欧洲宪兵”： 尼古拉一世认为自己有责任维护欧洲的秩序和君主制，以对抗日益增长的革命思潮。他积极干预他国政治，例如镇压了1830年的波兰起义，并派出军队镇压1848年匈牙利的革命。这使得他被一些人称为“欧洲的宪兵”。
2. 对官僚体系的改革与强化：
官僚制度的集中化和效率提升： 尼古拉一世是一位勤勉的管理者，他对官僚体系的效率非常重视。他试图通过统一的规章制度和严格的纪律来提高政府的运作效率。
《俄罗斯帝国法律大全》的编纂： 这是他任内一项重要的法律成就，首次系统地整理和汇编了俄罗斯帝国的所有法律，为法律体系的规范化奠定了基础。
农奴问题上的保守： 尽管他也认识到农奴制度存在问题，并且进行了一些零星的改革（例如改善国有农奴的生活条件），但他并未触动私有农奴制度的核心。他认为农奴制度是社会秩序的基石，担心废除农奴制度会引发社会动荡。这种保守态度，是导致俄国长期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3. 文化与教育上的保守化：
俄化政策的推行： 在波兰、芬兰等非俄罗斯民族地区，他推行强烈的俄化政策，压制当地的语言、文化和政治自治。
教育内容的审查和限制： 他对教育内容进行严格审查，限制引入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强调对沙皇和东正教的忠诚。大学的自治受到限制，学术自由受到压制。
4. 外交政策与对外扩张：
维持欧洲均势，但以俄国利益为先： 在欧洲事务中，他一方面试图维持旧有的君主制秩序，另一方面也积极维护俄罗斯帝国的利益和影响力。
对奥斯曼帝国的扩张政策： 尼古拉一世继承了俄国历代对黑海和巴尔干地区的觊觎，对衰落的奥斯曼帝国采取了积极的扩张政策，这最终导致了克里米亚战争。
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 这是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最重大的失败。这场战争暴露了俄国在军事、经济和技术上的落后，以及官僚体系的腐败和低效。战败对俄罗斯帝国造成了巨大的打击，也直接促成了其继任者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
三、 评价与影响：
对尼古拉一世的评价是复杂的，褒贬不一：
正面评价：
维护了帝国统治的稳定： 在一个充满革命动荡的时期，他以强大的意志和严酷的手段，成功地镇压了潜在的颠覆活动，维护了俄罗斯帝国的统一和沙皇的统治，避免了更早的革命爆发。
勤勉的行政管理者： 他对政府运作和法律体系的规范化做出了努力，其编纂的法律大全是重要的成就。
坚定的国家主义者： 他对俄罗斯民族和国家的忠诚毋庸置疑，致力于提升俄罗斯的国际地位。
负面评价：
扼杀了自由和进步： 他僵化的保守主义和严酷的政治压制，扼杀了俄罗斯社会的自由思潮和改革动力，阻碍了社会进步和现代化进程。
固守落后的农奴制度： 对农奴制度的保守态度，是俄罗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障碍，为后来的社会矛盾埋下了隐患。
军事和外交的僵化导致战略失误： 克里米亚战争的惨败，是其僵化政策和战略判断失误的直接后果，暴露了俄罗斯的整体落后。
“欧洲宪兵”的形象加深了欧洲的警惕： 他的干预主义政策，使得欧洲其他国家对俄罗斯的扩张意图充满警惕，加剧了国际间的紧张关系。
总结：
尼古拉一世是一位典型的“保守型君主”。他坚信自己的统治是神圣的，并以维护既有秩序为最高目标。他勤勉自律，但思维方式僵化，对改革和变革充满恐惧。他的统治在短期内为俄罗斯帝国带来了稳定，但从长远来看，他所推行的保守政策，特别是对农奴制度的固守和对思想的压制，极大地阻碍了俄罗斯的现代化进程，并为日后的动荡和革命埋下了伏笔。
可以说，尼古拉一世是俄罗斯帝国走向衰落和革命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的统治模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帝国的表面稳定，但却未能解决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反而使得这些矛盾更加尖锐。他的时代，是俄罗斯帝国由盛转衰，在内部保守和外部压力下步履维艰的时期。
网友意见
如果一个人将其在当代问题中产生的立场带入历史，就会输出一些很有意思的观点；反绿先锋 @王陶陶 国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好例子。
这位答主先是在第一段中盛赞了尼古拉一世对梅特涅的原则的“极其尊奉”，也就是以维持欧洲各国政治与领土的正统性作为俄国外交的根本立场（我们先不论这个前提正确与否）：
但在第二段中，又批评了亚历山大一世1820年代的希腊政策：
然而。。。亚历山大一世的希腊政策，不正是对梅特涅的尊奉吗？反过来说，尼古拉一世的希腊政策，不正是对梅特涅的违背吗？难道国师写的时候没发现，自己的第二段完全能够推翻自己的第一段？
事实上在希腊革命爆发之前，俄国对希腊问题的态度依然受叶二的希腊计划（Греческий проект）与《库楚克-开纳吉条约》的影响，在奥尔洛夫起义（俄国海军元帅奥尔洛夫支持下的伯罗奔尼撒与克里特起义）后长期充当希腊人庇护者的角色。1821年起义爆发时的俄国的外交大臣正是希腊革命的坚决支持者、希腊人卡波蒂斯特利亚（Kapodistrias，日后希腊第一共和国的首任总统）。
此时亚历山大一世正在参加莱巴赫会议，正是梅特涅说服了亚历山大，使其将希腊起义视为对奥斯曼正统君主的叛乱，谴责了希腊革命并将卡波蒂斯特利亚撤职，选择维护奥斯曼的领土与政治现状。而尼古拉一世登基后，梅特涅依然希望俄国反对希腊革命，尼古拉对此并不买账。对于梅特涅来说，奥斯曼的穆斯林君主和法国奥地利的基督徒君主没有区别，希腊反抗穆斯林的正教徒和北意大利的叛党没有区别。消灭巴尔干半岛的民族主义者，同样是抵御欧洲革命风潮的一部分。是什么让你产生了梅特涅对正统主义的维护，仅限于基督教君主的错觉呢？
我非常理解王国师，作为”研究过奥斯曼帝国边疆治理“的反绿人士，在帝俄（及其保守主义盟友）的希腊立场上采取另外一种叙事，然而，不幸的是，在奥斯曼的土地上，帝俄作为东正教保护人的立场，与其对于保守主义的支持是不相容的，是根本矛盾的。无论是亚历山大一世，还是尼古拉一世，帝俄在近东问题上的出发点始终都相当实用主义，没干过非黑即白二选一这种事儿。
而王陶陶这个答案将矛盾的两点强行调和——你可以用尼一的正教保护者立场去对比亚一的正教保护者立场，也可以用尼一的保守主义立场去对比亚一的保守主义立场，并分别作出评价；但用尼一的正教保护者立场去对比亚一的保守主义立场立场，去论证亚历山大算计现实利益，尼古拉则是“理想主义君主”，就很暴论了。
因为这种矛盾的存在，所以根本没法笼统地将尼一的政策概括为恪守或者不恪守梅特涅的君主神圣原则——说白了，维护正统君主也好，保护正教和斯拉夫同胞也好，都是工具箱里的工具而已，尼古拉和他的大臣们不是傻子。尼一对于近东事务和大陆事务的处理是不一样的，而且在近东事务中，尼一对希腊问题和多瑙河公国问题的处理也是不一样的。简单的说，尼一不是一些人想象中的那个因共同的正教信仰和拜占庭传统而拯救希腊的理想主义骑士。
尼一对东方事务的处理其实相当灵活。
在多瑙河公国的问题上，尼一甩开英法奥，在《1812布加勒斯特条约》的框架下单方面与奥斯曼谈判，谈判结果就是1826年的《阿克尔曼协定》。协定中俄国替多瑙河公国争取了自治等特权，两公国的总督需由俄国同意选举产生，同时拿到了高加索的领土与土耳其领海的航行权。
在希腊的问题上，尽管他和亚历山大一世一样，有将希腊起义者视为对合法统治的叛逆的倾向，但他登基后对梅特涅的劝说并不买账，而是接受了英法协调下的合作措施从而介入希腊革命。
1828年4月俄土战争爆发之后，俄军攻克阿德里亚堡，但并未继续进攻君士坦丁堡，而是决定保留奥斯曼，并签下了《阿德里亚堡条约》。条约中俄国取得了对两多瑙河公国的保护国身份与在奥斯曼的商业特权，同时规定希腊建立一个自治而不独立的王国，就和塞尔维亚一样。
到此时尼古拉的政策谈不上有上述两种立场中的任何一种——他既没有听从梅特涅，不干涉奥斯曼，也没有表现出理想主义的拯救者形象，而是试图牺牲多瑙河公国和希腊的独立理想以换取俄国利益的最大化。
接下来发生了两件对俄国不利的事情：俄土双边在《阿德里亚堡条约》中对希腊的计划被推翻，在多边的《伦敦协定》中希腊获得了独立；亲俄的卡波蒂斯特利亚被暗杀。俄国对希腊的态度又回归到其《阿德里亚堡条约》中的希腊政策，开始在希腊的边界划定问题上维护土耳其的领土完整，两国订立了《皇家码头协约》，俄土组成防御同盟，俄国军舰可以在海峡自由通行；并且在俄国需要时，海峡对外国关闭。俄国事实上获取了对奥斯曼的保护国地位。
到这个时候，尼古拉一世又开始使用梅特涅工具，在1833年9月在梅特涅的陪同下与普王、奥皇签订了《蒙深格莱茨条约》和《柏林协定》，组成新的保守主义联盟以支持土耳其维持现状——亚历山大一世在1820年代的外交政策再次重演。
但是到了1840年，《伦敦海峡公约》签署，海峡成为国际水道，俄国失去了对奥斯曼的单一保护国地位，使得尼一再次调整对土政策，又开始扮演一些人想象中的”理想主义者“，最终引发克里米亚战争。
看到这里我觉得读者应该有概念了——对政治人物进行脸谱化的描述是多么不靠谱，即使是对于尼古拉一世这种被斯拉夫派广为称颂的、行动坚决感情强烈的专制君主。亚历山大一世到尼古拉一世的外交政策具有相当连贯性，并没有王国师回答中戏剧性的差异。而尼古拉一世在近东问题上相当灵活，绝不是一个抱着”共同的拜占庭传统与正教信仰“的口号不放的、唐吉坷德式的斯拉夫派街头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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