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梵高没有在发疯时打高更，高更还会跑去巴黎，去南太平洋的小岛么，高更还会是我们所知道的高更么？
我们不妨从一个假设开始：如果梵高没有在那个失控的夜晚伤害高更，他们紧绷的关系是否能维持下去？
起初，梵高对高更的到来充满了期待。他梦想着在阿尔勒建立一个“南方画室”，一个艺术家们可以共同生活、创作、交流的乌托邦。高更，作为他仰慕的艺术家，是这个梦想的灵魂人物。梵高为高更布置了房间，购置了颜料，甚至为他的到来而欣喜若狂地创作了《向日葵》。他渴望在高更身上找到一种艺术上的指引和陪伴，一种能够温暖他内心孤寂的火焰。
然而，两人的性格和艺术理念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在高更到来后逐渐显现，并最终压垮了他们脆弱的友谊。
性格冲突： 梵高是情感炽烈、神经质且极度敏感的。他全身心地投入艺术，几乎到了燃烧自己的程度。他需要理解、支持和肯定，但也容易因为微小的挫折而陷入痛苦的深渊。而高更则相对更为冷静、理性，甚至带有一种贵族式的骄傲。他追求的是艺术的独立性，对商业和赞助有着自己的考量，并且并不完全适应梵高那种近乎癫狂的创作状态和生活方式。高更更看重艺术的“装饰性”和“象征性”，而梵高则更执着于捕捉光线和色彩的“真实感受”。
艺术理念的分歧： 尽管两人都受到印象派的影响，但他们的方向却渐行渐远。高更对日本浮世绘和原始艺术的迷恋，驱使他走向了象征主义和综合主义的道路，他试图摆脱现实的束缚，创造出更具精神性和情感力量的画面。而梵高，尽管也在探索表现主义的语言，却始终无法割舍对自然世界的观察和描绘，他用浓烈而扭曲的色彩来表达内心的激荡，但对象依然是根植于现实的。这种理念上的差异，在高更的批评和建议中，可能让梵高感到被误解和否定，加剧了他的不安。
回到我们的假设：如果梵高没有失控。
scenario A: 他们能和平分手吗？
即使没有那场激烈的冲突，两人的关系也几乎不可能长久。他们的性格和艺术理念的张力太大了，就像两个不同频率的振动体，难以和谐共振。高更是一个非常清楚自己艺术方向的人，他需要的是一个能够提供给他创作空间和一定经济支持的环境，而不是一个需要他不断去安抚和引导的伙伴。而梵高，尽管渴望陪伴，但他的内在痛苦和艺术追求是极其个人化的，他需要的是一种理解，而非简单的共情。
如果冲突以一种更平和的方式结束，比如高更觉得与梵高无法合作，决定离开，他们很可能只是“和平分手”。高更可能会回到巴黎，继续他已有的艺术生涯和社交圈。
scenario B: 高更还会去南太平洋吗？
极有可能，而且很可能比我们所知的更早。
高更一直渴望摆脱欧洲的文化束缚，寻找更纯粹的艺术灵感。他曾多次表达过对异域风情的向往，对原始土地的迷恋。在他和梵高共处之前，他就已经展现出对这种生活方式的向往，只是苦于缺乏经济支持和实际机会。
梵高在阿尔勒时，高更已经开始表现出对这种“逃离”的渴望。他感受到在巴黎的艺术圈中，他面临着来自现实的压力，以及他认为的艺术的“腐朽”。他需要的是一片新的土壤来滋养他的艺术理念，而南太平洋，特别是塔希提岛，正是他心中那个充满原始生命力和独特色彩的理想之地。
所以，即使没有梵高那场戏剧性的“割耳事件”，高更内心对南太平洋的渴望依然存在。那次事件只是加速了他与梵高关系的破裂，并可能让他更坚决地认为，他需要离开欧洲的“文明”社会，去寻找他所追寻的艺术的“根”。如果两人和平分开，高更可能会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寻找去南太平洋的机会上，比如寻求赞助，或者提前筹划他的旅行。他也许会花更少的时间在欧洲艺术圈中周旋，而是更早地将目光投向远方。
高更还会是我们所知道的高更吗？
是的，而且我认为他会更加坚定和专注地走向他最终的艺术道路，但我们对他的认知可能会有所不同。
艺术风格的形成： 南太平洋的经历，特别是塔希提岛的色彩、光线、人文风情，以及当地的原始艺术和神话传说，是高更艺术风格最终定型的关键。他在那里发展出了更加大胆、平面化的构图，饱和度极高的色彩运用，以及充满象征意义的画面表达。如果他因为某种原因未能去南太平洋，或者去得晚了，他的艺术风格可能会在欧洲继续探索，也许会更深地融入巴黎的象征主义潮流，或者发展出一种不同的“后印象派”分支，但他不太可能形成那种我们熟知的、充满异域风情和精神力量的风格。
艺术的“野性”与“原始性”： 我们之所以铭记高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敢于打破常规，追求艺术的“野性”和“原始性”，挑战欧洲的艺术传统和价值观念。南太平洋给了他实现这一追求的绝佳舞台。如果他留在了欧洲，他的艺术或许会更加精致，但可能也会失去那种直击人心的原始力量和对现代文明的反叛精神。他可能会成为一个杰出的象征主义画家，但很难成为那个“不顾一切去追寻原始艺术的拓荒者”。
个人形象的塑造： 梵高与高更在阿尔勒的那段经历，加上梵高割耳的极端事件，让高更的形象变得复杂而充满争议。人们一方面佩服他敢于冒险的勇气，另一方面也对他是否“背叛”了梵高而有所非议。如果他与梵高和平分手，他可能不会承受那样沉重的道德包袱，他的个人形象或许会更纯粹地被视为一个追求艺术理想的先行者，而不是一个与疯子共处又不得不逃离的“幸存者”。
总而言之：
如果梵高没有在发疯时伤害高更，他们之间紧绷的合作关系很可能还是会破裂，因为他们性格和艺术理念的根本冲突难以调和。高更对南太平洋的向往是内心深处的驱动，那次事件只是加速了他的决定。没有梵高的那个“意外”，高更很可能会更早、更坚定地踏上前往南太平洋的旅程。
而至于高更是否还是我们所知道的高更？我认为，他的艺术灵魂会驱使他去寻找那片能让他的艺术绽放的土地，只是他到达那里并最终定型的过程，以及我们今天看待他的角度，可能会有所不同。他依然会是那个挑战传统、追求原始艺术的先驱，但他的故事线或许会更少一些戏剧性的转折，更多一些清晰而坚定的走向，而他的艺术，也必然会因为缺乏南太平洋那片独特的土壤而呈现出不一样的色彩和风貌。历史的河流一旦改变了一个细微的节点，流淌出的景象便可能截然不同。
网友意见
这个说法的确是夸大了。
梵高是否打了高更并不确切，我读过的记载里面只提到梵高拿出了剃须刀对着高更，把他吓坏了。之后就发生了著名的割耳事件，梵高跑去了妓院，把割下的一块耳朵交给他比较亲的叫瑞秋的妓女让她”好好保管“。然后回到家失血过多晕过去，后来才被警察发现。
高更的拜访和圣诞前几天的这次冲突，与其说是影响了高更，影响梵高的程度远远更深。高更本身在1885年的时候就已经搬回巴黎过，因此也是回到巴黎去。至于他两年后去了大溪地，我认为和这次拜访梵高并没有直接联系。
梵高和高更两个人的关系算是比较奇特的，二人的性格和对待绘画的一些基本的看法都非常不同。高更本身是一个非常自负的人，他和梵高相处期间大部分时间把自己看做梵高的老师，他认为他和梵高短暂的两个多月的相处给”他的朋友“带来了很大程度的启发并且自己的技术让梵高也进展很大（这段话的意思是来自高更自己的原话，我手中没有当时读的书的原文，但意思就是这样，甚至更高傲一些）。而梵高因为起步晚但是非常投入，态度一直是放的比较低的。众所周知他练习量非常大，在十年的艺术生涯里面留下的油画就将近一千副，再想想他做的素描练习，数量自然更是在完整的油画作品之上。这其中他对艺术的热忱还有他本人一直保持谦虚和学习的态度都有很大的分量。
高更对梵高的拜访是1888年，梵高搬到Arles之后。且他的拜访是在梵高的数度邀请之下，并非是像朋友直接互相达成的“我去新家那玩玩吧”“好的我一定好好招待你”之类的感觉。梵高很仰慕高更，欣赏他的画作，因此希望在和他的相处和练习中得到一些灵感。
梵高和高更在题材上有一点非常大的分歧就是梵高是个写生派的，他没办法靠想象来画东西。而高更，以他的众多代表作来说，是个走比较象征、观念题材的画家，经常画宗教画面。梵高其实长期以来一直觉得没办法画“想象”的画面是自己的弱点，比较纠结。而高更到了之后也一直劝解他的朋友应该学会画一些非写实的题材。梵高做了一些尝试，但是结果他认为是失败的。于是他开始肯定自己走写生自然派的路线，并不再强迫自己做虚幻题材的练习。他跟他弟弟Theo写的信中也提到他认为像高更画的那种风格，虽然是想象中的画面，但是所描绘的事物完全和现实脱节（他在这里指的是一副高更所绘的耶稣在橄榄园中），并不是他所探寻的艺术。我认为这是他们直接矛盾的很重要一个环节。（值得一提的是梵高在这里是拿高更和Delacroix和Rembrandt 作比较，在他心中这两人才是画宗教题材的大师，因为他们的虚构画面都是基于现实来创作的。梵高在一年后搬到圣雷米的疗养院时一直在临摹他们的作品。）
另外高更的拜访是在梵高的精神情况开始变得比较不稳定的阶段。而高更对于梵高时常居高临下让梵高很受挫折的态度很可能是梵高变得情绪不稳定而拿出刀片对峙的原因。这之后梵高割耳、被送医院、出院后精神状况更是大幅度下滑，然后反复在家和医院中来往，隔年就自己主动到圣雷米的疗养院报道治疗，在出院后的一年多，37岁时结束自己的生命。
高更在梵高拿出剃须刀片以后和他发生争执然后就离开梵高家里了。在听闻梵高出事以后也并没有再见过他，确切的说一般认为，1888年12月23号的晚上，就是他们两人最后一次见面。高更至此回到巴黎去，嘱咐Theo说让梵高不必再来见他，因为他觉得自己在梵高面前出现梵高的状况来说是“致命”的打击。（高更用了fatal这个词）。
写到这里发现谈论梵高比较多，请题主见谅我对梵高的敬爱太深……
高更去大溪地的主要原因，我觉得还是和他家中的变故还有他被异域风格深深吸引有关系。高更是在巴黎出生的，却因为他父亲的政治活动在拿破仑上台后一家逃出法国，他父亲在海上过世，而高更则是跟着他妈妈和外婆在秘鲁长大到七岁。这段童年经历对高更一直以来对异域风情的向往有很大程度的影响。他成年后更是加入海军，一直都常常处在漂泊状态。高更早期学印象派，但是很快就不走印象派的那一列。他在1886年的时候去了法国的一个半岛布列塔尼，那是一个和巴黎地区非常不同，甚至和法国本身文化很不一样的地区。布列塔尼用自己的语言，着民族服饰，也有自己的宗教。高更很受那样的文化吸引，去了布列塔尼三次。这期间他和贝纳成了很好的朋友，一起作画，基本奠定了他成熟时期的风格。
当时的巴黎，整个艺术圈都很受异域文化的影响。日本在1850年代黑船事件后和美国签订条约开国，58年就和法国英国等国家签了通商协议。这时候的日本处在江户时期，浮世绘版画的盛行随着贸易往来转到巴黎。当时的巴黎到处都有人收购日本的印刷品，也有很多文学。德加、马内、莫奈、梵高、高更等等我们知道的十九世纪法国画家都是日本主义Japonisme的追捧者。
88年高更离开梵高以后还去了法国另外一个海外省马提尼克，也是一个风情文化很不同的地区。高更在1889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上看到更多其他国家的文化，得到很大的震撼。隔年就下定决心卖了很多画然后去了大溪地。当时的他已经和他的妻子分开非常多年了，虽然他膝下有四个孩子，但是也并不和家人们一起生活。几乎是85年以后就独身一人。高更本身，大概就是“原谅我这一生放纵不羁爱自由”的灵魂吧。始终向往着远离巴黎那样令人厌倦的文明的，热情而淳朴的热土。他实际上从南太平洋回到巴黎一次，办了一个展。但是当时的巴黎人根本不欣赏他在大溪地得到新的启迪和洗涤的作品，画展失败告终。让他大概是更反感巴黎这样浮躁的社会，于是很快又回到南太平洋的小岛去了。
因此是的，就算他没有去见梵高，他还是最终会离开巴黎，去追求他心中的热土和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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