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党的理科思维在人文社科领域是否会掀起巨大的革命？
一、 理解“工业党的理科思维”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工业党的理科思维”指的是什么。这里可以理解为：
系统性与结构性思维： 将事物视为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系统，注重分析其内部结构、要素之间的关系以及整体的运作机制。这与工程学、管理学等领域强调的系统工程和组织管理息息相关。
量化与数据驱动： 强调通过可量化的指标来衡量、分析和评估事物。依赖数据收集、统计分析、建模仿真等方法来得出结论和指导决策。
效率与优化导向： 以提升效率、降低成本、实现最佳结果为目标，不断寻找改进和优化的方法。
问题导向与解决方案驱动： 善于识别问题，并基于科学方法设计和实施解决方案。
实证主义与可证伪性： 强调基于经验证据的检验，理论需要能够被事实所证实或证伪。
逻辑推理与因果分析： 强调严谨的逻辑推导和对事物因果关系的清晰理解。
将这些特质与“工业党”联系起来，可以理解为一种务实、高效、注重实践和结果、以科学技术为基础解决实际问题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在中国的语境下，“工业党”往往也与国家发展、科技进步、产业升级、经济建设等宏大叙事紧密相连。
二、 工业党理科思维对人文社科领域的潜在影响
工业党的理科思维如果引入并被广泛采纳于人文社科领域，可能会带来多方面的深刻变革，甚至引发“革命性”的冲击：
1. 研究方法的革新：
量化研究的兴起与深化：
社会学/政治学： 大数据分析在社会调查、舆情监测、政治行为预测等方面将发挥更大作用。例如，通过社交媒体数据分析公众情绪和社会群体分化，通过选票数据分析政治偏好和影响因素。
经济学： 更多地运用计量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方法，对经济现象进行更精细的建模和预测。
心理学： 大规模在线实验、脑科学与心理学的结合，将进一步深化对人类认知和行为机制的理解。
历史学： 数字人文的兴起，利用计算方法分析历史文献、图像、地图等，发现新的历史模式和关联。
建模与仿真技术的应用：
社会模型： 构建复杂的社会动力学模型，模拟社会行为、群体互动、信息传播、疾病传播等，以理解社会系统的演化规律。
政策模拟： 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运用模型进行前瞻性分析，评估不同政策选项的潜在影响和效果，从而实现“科学决策”。
文化传播模型： 分析文化产品（如电影、音乐、文学作品）的传播路径和影响机制，研究文化变迁的动力学。
跨学科的融合加速：
计算社会科学： 科学方法被用于社会科学问题，催生了计算社会科学这一交叉学科，整合了数据科学、计算机科学和传统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
神经科学与认知科学与人文社科的结合： 例如，用神经科学解释伦理判断、美学感知、艺术欣赏等，为理解人类的文化创造和情感体验提供生理学基础。
人工智能在人文社科研究中的应用： 利用AI进行文献分析、内容生成、文本挖掘、图像识别等，提高研究效率和发现新视角。
2. 研究主题与关注点的转移：
关注现实问题和“解决式”研究：
从纯粹的理论思辨转向更侧重于解决现实社会问题，如贫困、犯罪、环境污染、教育不公、公共卫生等。
研究成果更容易与政策制定、社会治理、产业发展等实际应用相结合，强调研究的“效用性”和“贡献性”。
对效率和优化的追求：
研究公共服务效率、社会运行效率、信息传播效率等，并提出优化方案。
例如，研究如何通过技术手段提升医疗服务可及性、优化交通系统、提高城市管理效率。
对复杂系统和相互作用的理解：
更关注社会系统内部的反馈机制、涌现现象、自组织过程，而非孤立地看待社会现象。
例如，研究城市化进程对生态环境和社会结构的影响，分析全球化如何重塑地方文化。
3. 评价标准的变化：
实证证据的权重增加：
研究的科学性、数据支撑的可靠性、方法论的严谨性将受到更多重视。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思维可能体现在对研究成果的评价上，更看重其可操作性和实际影响。
可复制性与可检验性：
如同科学实验一样，人文社科研究也可能被要求具有更高的可复制性和可检验性，以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影响力与应用性被强调：
研究成果的社会影响、政策影响力、经济效益等可能成为重要的评价指标，而非仅仅是学术上的理论贡献。
4. 可能的范式转变（革命性的冲击）：
如果这些影响足够深远和系统，甚至可以称之为一场“范式转变”，就像托马斯·库恩所定义的科学革命一样。其核心在于：
从“解释世界”到“改造世界”的倾向更强： 虽然人文社科一直有改造世界的理想，但工业党思维会更强调通过科学方法、技术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并以结果导向来衡量成功。
对人文社科固有思维模式的挑战： 传统上，人文社科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可能更多地依赖于哲学思辨、历史解释、文本分析、定性访谈等。工业党的理科思维可能会质疑这些方法的效率和普适性，并引入更具“科学性”的量化和模型方法。
打破学科壁垒： 为了解决复杂问题，必然会推动学科之间的深度融合，模糊传统学科的界限，促进新的交叉学科的出现和发展。
数据成为新的“文献”和“证据”： 大量、精细的社会数据将成为研究新的基础，改变研究者获取信息和构建知识的方式。
三、 工业党理科思维在人文社科领域引发革命的可能性分析
革命性的可能性体现在：
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提升： 许多困扰社会的难题，如贫困、环境恶化、社会不公等，往往具有复杂的系统性，需要更科学、更量化的分析和更有效率的解决方案。工业党思维在这方面有天然优势。
提升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引入更严谨的量化方法和数据分析，可以减少主观臆断和哲学思辨的过度依赖，使研究结果更具客观性和说服力。
促进新技术的应用与创新：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计算科学等技术的发展，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方法和工具也在不断革新，为“理科思维”的渗透提供了技术基础。
社会对“科学性”和“效率”的需求增长： 在快速发展的社会中，人们越来越希望看到社会科学能够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而非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
然而，认为它必然引发“巨大革命”也需要审慎，存在以下局限性和挑战：
人文社科的独特性： 人文社科研究的对象是人、社会、文化、思想等，这些领域往往包含高度的主观性、情感性、价值性、象征性和情境性。简单的量化和模型化可能无法完全捕捉其复杂性和微妙之处。
例如，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对艺术价值的评判、对人生意义的追寻，很难完全用数据和算法来量化。
社会互动中，人的动机、信念、情感等非理性因素往往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些是纯粹的“理科思维”难以完全处理的。
方法论的适用性边界： 科学方法和工具并非万能，将其简单套用于人文社科领域可能导致“过度拟合”或“简化模型”，忽略重要的非量化因素，甚至产生误导。
例如，基于数据的“相关性”并不等于“因果性”，尤其是在复杂的社会现象中。
价值导向与伦理困境： 工业党的“效率”和“优化”导向，在人文社科领域可能引发价值冲突。例如，以效率为名牺牲个体权益、以数据为依据进行“社会工程”等，都可能带来伦理问题。
数据隐私、算法偏见等问题，是数据驱动研究中必须面对的挑战。
理论的深度和原创性： 过于强调量化和技术应用，可能导致研究者陷于数据的海洋，而忽略了对概念、理论框架的深入思考和原创性构建。人文社科的哲学根基和批判性思维仍然至关重要。
“工业党”标签的局限性： 如果将“工业党”视为一个标签，可能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或特定群体偏好，而科学思维本身是普适的。重要的不是“谁”的思维，而是思维本身的科学性、有效性和局限性。
对人文社科从业者的挑战： 将理科思维引入人文社科，需要人文社科研究者具备跨学科的学习能力，掌握新的研究工具和方法，这需要时间和投入。
结论：
工业党的理科思维，在方法论和研究范式上确实有可能在人文社科领域掀起一场深刻的变革，甚至可以说是“局部革命”或“范式演进”。它能够极大地提升研究的效率、精确度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推动跨学科的融合，使人文社科研究更贴近社会发展需求。
然而，将其描述为“巨大的革命”需要审慎。这场变革的深度和广度，取决于以下几个关键因素：
1. 程度的融合而非取代： 理科思维作为一种工具和方法论，更适合与人文社科固有的深刻洞察、哲学思辨、价值关怀等相结合，而不是完全取代。成功的变革在于“融合”而非“颠覆”。
2. 对人文社科内在复杂性的尊重： 承认并处理人文社科研究对象的主观性、情境性和价值性，是避免方法论局限的关键。
3. 跨学科人才的培养和激励： 需要培养既懂人文社科理论，又掌握量化方法和计算技术的研究人才。
4. 对伦理和价值的持续反思： 在引入科学和技术的同时，必须保持对伦理规范、价值判断和社会后果的警惕和反思。
总而言之，工业党的理科思维为人文社科领域带来了强大的“赋能”，极有可能在其研究方式、应用领域和评价体系上带来显著的“升级”或“迭代”，并可能在某些子领域引发类似“革命”的突破。但将其视为一场颠覆性的、全盘性的“巨大革命”，可能过于简化了人文社科的复杂性和独特性。更准确的说法可能是，它开启了人文社科领域一个更加科学化、量化化、数据化、工程化、跨学科化的新时代，这种演进将是深刻而渐进的，并且充满了机遇与挑战。
网友意见
“理科思维”和“工业党的理科思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理科思维”并不是二战后行为主义革命或者各种量化革命带来的新声，而是自古以来就始终存在于人文社科领域。且不说古典时期，柏拉图在学院门口挂上“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或者亚里士多德编撰《物理学》。近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学和法学奠基之时，恰好也是近代科学革命的时候。当时一个拥有相当知识的人完全可以同时思考科学与政治问题，比如提出实验科学范式的培根是英国的掌玺大臣和衡平法院大法官；霍布斯认真研究过数学和物理；哈维曾经用他的血液循环理论论证英国国王的统治；莱布尼茨是法学博士，参与制定美因茨的法典，据说还确立了最早几条潘德克吞体系的规则。
而在方法论层面，也存在对科学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有意识的模仿、学习和应用。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对数学的模仿分两种路径，一种是“数学－几何”的方法。格劳秀斯在《论战利品法》的第一章对自己的方法做了一个清晰简洁的声明：
正如数学家在任何具体证明之前通常会预先陈述几条所有人都能达成一致的宽泛公理，从而找到某个固定点可以由此追溯接下来的证明，我们也会指出某些最一般的规则和法，把它们当做需要回忆而不是初次学习的预先假设，从而奠定一个可以放心地建立其他结论的基础。
这段声明包含了两种重要的方法。其一是抽象，如同数学家把图形从具体的物体中抽象出来，并且运用几何学规则进行分析，格劳秀斯认为自然权利是不可改变的自然法则的一部分，因此可以建立起一套由抽象的公理和规则组成的自然权利和政治理论体系，而不是拘泥于一时一地的具体政治事件和争议。格劳秀斯在《战争与和平法》中再次宣称自己写作时没有考虑“我们这个时代的任何争论，无论是那些已经出现的还是可能出现的”。其二是几何学的论证方法，即通过有序的定义、公理、公设和定理体系进行论证。一个非常戏剧化的故事说，霍布斯在阅读了《几何原本》后，被其中清晰的论证所打动。另一个更知名的例子是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从其完整的标题《用几何程序证明的伦理学》便可窥见一斑。这部作品严格使用几何学的论证方法，有一个严格的欧几里得式的框架。一开始有一组八条编了号的定义和公理，并且导出了另外的命题和证明；之后又有其他几组编号的定义和公理，并由此推导出另外的命题和证明。
在此基础上，莱布尼茨更进一步希望建立一个被称为“一般科学”的体系，从中可用数学的方法来处理物理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问题，用他本人的话说：“当争议发生时，需要进行争论的不再是两个哲学家，而是两个会计……他们只需要拿着笔，坐到自己的款项前，对对方说：‘让我们算一算’。”尽管莱布尼茨的理想从未变成现实，但这种“数学-几何”的研究方法仍然在根本上塑造了近代政治哲学的理论研究范式。
运用数学解决政治问题的另一种路径现在则更加为人所熟悉，这种路径尝试为理解社会提供一种数据基础和定量分析。在这种路径下，“数学”不仅意味着抽象观念和几何论证形式，而更加具体的意味着收集和积累定量数据，并且引入比例、代数、图标、统计方法、微积分等具体的数学工具。一位伦敦的布商格朗特在1662年出版了一本小书，名为《关于死亡表的自然观察和政治观察》。在这本书中，格朗特对新生儿的死亡率和死亡的具体原因、伦敦城和乡村的死亡率差异、不同年份的生育率和死亡率等问题进行了计算。格朗特强调政治科学应该建立在定量数据及其分析的基础之上，而且分析的工具并不是高深抽象的理论，而是简单的加减乘除会计学，或者如他本人所述的“店铺算术的数学”。这种研究路径的另一位开拓者佩蒂爵士是英国皇家学会的创始会员之一，他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在运用一种新颖的研究方法，并且在《政治算术》一书中对这一方法做了如下阐释：
我的工作方法目前还比较罕见。因为我并非只用比较级和最高级的语词和理智上的论证，而是通过数、重量和度量来表达我自己，只是用能够诉诸感官的论证，只考虑在自然中有可见根据的原因。至于那些依赖于特定的人的易变的思想、意见、爱好和激情的原因，还是留待别人去研究吧。
和格朗特一样，佩蒂同样利用数据和数学技巧来处理住房、医院、航运、人口等问题。尽管佩蒂和格朗特均受困于数据的匮乏，也缺少足够的数学技巧，但他们开创的定量研究路径在如今已经在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成为最为成功的研究范式之一。
科学对社科领域的影响并不限于数学领域，物理学和生物学同样影响了当时的学者，其中最著名的当属霍布斯。霍布斯在很多场合都宣称自己致力于创造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科学的方法可以把物理学、生物学和政治学统合在一起。霍布斯将最新的物理学和生物学相结合，他认为人的身体可以被视为一套复杂的机械和力学传动系统。在《利维坦》导言的最开头，霍布斯就提出了一个如同“弗兰肯斯坦”的形象：一个自动机械装置可以被视为一个人造的生命，他的心脏无非就是发条，神经只是一些游丝，而关节不过是一些齿轮。在此基础上，霍布斯把政治体比作一个“人造的人”，而国家这个“人造人”同样也是高度机械化的：“主权是人造的灵魂，官员和其他司法、行政人员是人造的关节，用以紧密连接最高主权并推动每一关节和成员执行其任务的赏罚是神经”。在另一个类比中，霍布斯说货币是国家的血液，货币在国家中流通相当于人体中的血液循环。
乍看起来，霍布斯的修辞颇为类似利用有机体比喻解释国家的传统理论。但与传统观点不同之处在于，霍布斯认为人/人造政治体的运作可以通过类似研究物理学的运动而被认识，人的欲望和嫌恶不是修辞隐喻意义上的“运动”，而是真实的“运动”。所以我们可以在《利维坦》中看到，霍布斯在讨论政治议题前，首先以“自觉运动的内在开端”的称呼详细讨论了人的激情。而且人/人造政治体的官能和属性则可以通过研究最新式的生物学而被认识。例如霍布斯对疟疾进行了非常详细的病理学介绍，他提到在疟疾这种病症中，肌肉部分凝结或者被毒物堵塞，于是静脉管循着自然过程向心脏放空血液之后，无法从动脉管得到血液的补充，由此导致发冷和发热，如果心脏无法突破梗阻，病人就会死掉。霍布斯进而认为这种疾病与金钱通往国库的道路被人民的固执阻塞，导致国家陷入危机是非常类似的，主权者如果不能如同大力搏动的心脏一般以暴力打开金钱供应的道路，国家就会灭亡。现在有不少工业党对于国家的想象也是这么个套路，甚至还没有霍布斯的想象来的精细。
上文解释了“理科思维”对人文社科领域的影响。那么什么是“工业党的理科思维”呢？大概就是既不了解社科领域研究的历史发展、也完全不了解社科领域当前的学术研究进展。凭借自己的本能，重新发现17世纪欧洲人已经注意到的研究方法。
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早就深入到社会科学研究中去了，历史学也不例外。
这些年渐渐为国人所知的计量史学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但是，历史研究最基础的还是“史料占有”，即使计量史学研究也需要足够多，且足够真实的数据。
如果一个问题“史料占有”不足，就不要说什么研究，也不要搞什么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老老实实读原始材料（原始数据统计）去。
在历史研究领域，尤其是具体问题，什么工业党理科生思维都不如原始材料。
这里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抗战时期边区特产问题，这个问题知乎著名工业党马前卒、黑岛人用“理科生思维”，“工业党逻辑”分析，辟谣，坚持认为特产问题纯属别有用心的坏人污蔑、抹黑。
然而 @北风 用足够多的各种原始材料，电报原文教育了马前卒、黑岛人这些工业党，也告诉我们这些吃瓜群众，吹破天的“工业党理科生思维”在第一手材料面前就是一个p。
当电报原文显示最高领导层对某些问题作出了具体批示，甚至出现了那个拼音字母是“YP”植物名称时，你来告诉我，怎么用工业党理科生思维来证明“特产问题”不存在？
什么时候理科思维成“工业党的”了？
我不知道“理科思维”指什么，假如我们用泛化的定义来指代这个词汇，把它总结为“有意识地使用统计、建模等方式，将一个具体问题化约为抽象的代数或几何问题，并遵循严格的逻辑，使用数学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与解答”的话，那我很想问问，这种意识是工业党特有的么？难道所有理工类专业的学生都是工业党么？难道人文社科的研究者彻底与这种思维绝缘么？
（如果说理科思维指是否了解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的知识的话，那我真没啥可说的了，不成体系，何以称之为“思维”）
从小学的应用题开始，数学教育就开始培养这种能力，难不成这是为了让所有学生都变成工业党？人文社科研究中从来不缺少计量方法，难不成这也是因为他们是工业党？退一万步讲，即使是历史学中最传统、也是最基本的考究能力，照样需要逻辑推演能力。
要鉴别一个人是不是工业党，不是看他喜不喜欢计量，而是他是否秉持着那套“技术、工业、经济的发展是人类发展的最重要（或者更进一步说，“唯一”）的指标和目的”的价值观。如果工业党开始说什么“理科思维”之类的话，那只能说明他们已经明白这套价值观没什么市场，只好退而求其次，随手捡起一面更易被群众接受的旗帜来粉饰自己了。
求求你们工业党别再黑理科思维了
天朝畸形的文理分科教育造就大量精神残疾的工业党
稍微有点常识的都知道，自然科学，人文社科都是近代哲学分裂延伸出来，无论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都是一脉发展出来的。
笛卡尔，莱布尼茨，斯宾诺莎，乃至后面的罗素的数理哲学，以及孔德的实证主义，杜威的实用主义，年鉴学派和计量史学这才是理科思维。
一堆常识不分，高中选了理科门都没入，沾沾自喜的工业党这不叫理科思维，这叫技工思维。
在人文社科领域，有可能掀起革命的，并不会是所谓工业党，因为工业党本就是人文社科领域的一个已经存在了很久的小子集，而并不是一个能找到与整个“人文社科”有核心差异的他选/alternative。
人文学科是以观察、分析及理性批判来探讨人类情感、道德和理智的各门学科，终究是指向“人”的。工业党作为一个很可能并不成体系的小子集，最终目的也并没有变，在历史的任何一个时期，在任何一种定义下，也都是服务于“人”的。也正是因为此，我们所能看到的，针对工业党的一切批判，都是通过找到“虽然工业党是为了服务于人，但最终会损害人”的自洽话术来展开的。
而且，通过首先将所谓的工业党描述成具有社达、反人文、精英主义、纳粹等的特征，然后再去批驳，是一个几乎没有难度，同时也很没有价值的操作。当然，我直觉理解中的所谓的工业党，确实是具有社达、反人文、精英主义甚至是纳粹的些许特征的，于是确实也不冤枉。
所以，在当下的历史时期和人文风潮下，我是大体认可这些批判的。但与此同时，这样的自洽话术，是具有很强的可复制性的。即，类似的逻辑，几乎可以用在对一切广义人文社科领域下的“XX党”或“XX论”的反驳中，只要这些“XX党”或“XX论”的陈述形式是立论，而不是对其他“党”或“论”的驳论即可。
最终，我们是很难去“证明”，任何一个“党”或“论”，是绝对正确或绝对错误的。存在的仅有，在特定历史时期和人文风潮下，“XX党”或“XX论”更受学术或民众中的“主流”的认可；以及，在特定历史时期和人文风潮下，“XX党”或“XX论”的具体应用和实践，在功利层面展现出了更高的“效用”。
真正能在当下的所谓“人文社科”领域掀起巨大革命的事物，目前看来的可能性，有且只有两个：
1，对到底何谓“人”的重新认知和定义；
2，基于1，对“人存在的终极目的”的全面重思。
以上两点，在广义“人文社科”的漫漫历史长河中，其实已经被各路先贤多次涉及到了。但这种涉及，放在所谓“理科”的范畴上给个比喻，更像是在高能物理时代，去谈论古希腊哲学家或墨子这种东方哲学家，早就提出过“原子论”一样，等同于彻底无关。于是我们并不能在高能物理时代去说，“你提出的新方向，公元前的先贤已经研究过了”，这会异常可笑。
这种新的可能性的出现的根本原因，确实也并非是广义“人文社科”的自我发展，而确实是科技进步到一定程度，以及现代性演进到一定程度后的必然。具体缘由包括但不限于：
1，由现代性下的工业化教育、传媒、算法等所左右，“人”的自由意志甚至是欲望，变得愈发非自主和非自控。
2，生物学、神经科学、脑科学和心理学等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大脑变得愈发具有客体性。
3，虽然目前还差得很远，但我们触到了入门级人工智能的存在，并闻到了超人工智能的可能性，使得对“到底何谓智能”，“到底何谓人”的重新思考，变成了一个被动的必然。
4，与3类似，虽然目前还差得很远，但我们触到了主动基因编辑的大门，而这在“人文社科”领域最直接的问题指向便是：我们服务的“人”，到底是什么？是现在的个体，还是现代的群体，还是未来的个体，还是未来的群体；未来的个体和群体，与今天的个体和群体有多大的差异，可被认为是不同的物种；当不同的物种已经必然不具备相同的情感、道德和理智基础的时候，我们今天的一切围绕当下个体和群体的情感、道德和理智的研究，是否还相关？
5，哺乳动物历史上亿年，类人猿历史上百万年，智人历史几万年，文明史几千年，工业史几百年，现代科技史（以核能、信息技术等为标志）几十年......我们看到了明显的加速效应。但接下来会如何，没人能准确预知。如果是加速爆炸，“人”的概念会必然更新，推倒重来；如果是趋于极限，于是原地踏步，“人存在的终极目的”的全面重思也会接踵而来，否则我们将无法找到任何可说明“人”与“草履虫”有本质不同的自洽说辞，进而使得一切“服务于人”的说法变得卑微。由此，为了重启加速，在科技领域上很可能需要的操作，即主动创建新的智能 -- 不论是通过自我编辑，还是通过硅基化，均可被形容为主动进化，也自然会指向“人”的概念的全面更新。
（于是，存在于21世纪之前的人文社科的学者、学说和论证，是几乎必然与此话题和范畴无关的，因为那时尚不存在任何展开这种讨论的现实基础，而只可能是类似公元前“原子论”一样的类科幻想象。）
总之，只要“人文社科”是指向“服务于人”的，那么，范畴定死了，任何“XX党”或“XX论”，都绝谈不上什么“巨大的革命”-- 或者，早就被讨论烂了；或者，根本就是不成体系的臆想而已。
这就像是Chomsky的Universal Grammar一样，反驳这个理论的人，基本上都是因为不知道这个理论到底在说啥，但真的明白这个理论的人，又会第一时间知道这是一套废话，因为它几乎等价于是在说，“人类语言的物理基础是大脑”。任何对“人类语言”的研究，这个“党”那个“论”，都不可能推翻Universal Grammar，因为它们不可能推翻自己所在的范畴。能称得上是将其“推翻”（比喻义）的，只可能是超越范畴的事物，类似“我们为什么要研究人类语言？”于是我们才能看到，在有关“语言交流”计算机领域，并不必然需要围绕Universal Grammar去进行仿生，而是纯靠统计习得，也能实现特定目的。这原因本就在于，核心“范畴”变了：从真实的人类大脑，变成了二极管机器，而后者并不存在Universal Grammar的天然限制。
所以，称得上可能能掀起革命的，必然是“超越现有范畴”的事物，于是指向就只可能是一个方向：“服务于人，那么什么是人？又是服务于人的什么？这种服务本身又为何有意义？”。而这种新的探索，也必然不是漫漫历史长河中，无数先哲们在架空科技认知的情况下，纯臆想出来的思维游戏，而是将会有必然的现实意义：
“人”的客观存在，在固定延续了几万年之后，可能真的到了要主动步入新概念新存在的大门口了。
这将是我们这个自诩的宇宙智慧，是否能冲破大过滤器的最关键一步。
若有人真心将本文的后半段，作为“工业党”的定义的话，那么是的，这确实是在人文社领域掀起巨大革命的唯一可能，也是有关“人”的未来的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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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德·特朗普的“重新工业化”（Reindustrialization）政策，或称“美国制造”（Made in America）倡议，核心在于通过各种政策手段，将制造业岗位和生产能力从海外，特别是中国，重新转移回美国本土。这一理念伴随着一系列具体的政策工具和目标。下面将从利弊两方面进行详细阐述：特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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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对中国现代工业的援助是一段复杂且影响深远的历史，其影响至今仍在不同层面体现。要理解其重要性，我们需要从多个维度来分析：一、 奠定中国现代工业的基石——“一五”时期的全面援助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几乎没有现代工业基础。苏联在“一五”计划（19531957年）期间向中国提供了空前规模的援助，这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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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一个自主工业化的中国在进入二战时，旁边是否会出现一个“昭和日本”，这其中蕴含着对历史进程、国家发展路径以及国际关系演变的复杂推演。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拆解几个关键要素：什么是“自主工业化”的中国，昭和日本的特质，以及中国工业化对日本可能产生的影响。首先，我们得明确“自主工业化”的中国是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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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er在工业界的“卡脖子”难题：我们如何撕开一道口子Transformer，这个曾经在学术界掀起滔天巨浪的模型，如今已不再是实验室里的宠儿。它正以惊人的速度渗透进工业界的各个角落，从智能客服到自动驾驶，从内容生成到蛋白质折叠，我们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感受它的力量。然而，伴随着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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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话说，“民以食为天”，粮食，这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咱们的耕地，就是这“天”的根本。可最近总听到有人说，要把农业“工业化”，要像搞工厂一样，流水线、标准化、效率高。这听着是挺有道理的，毕竟工业发展确实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咱得好好琢磨琢磨，这农业，到底能不能，或者说应不应该，就这么硬邦邦地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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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联对中国工业化的帮助能否补偿在东北洗劫的损失，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从多个层面去审视，并且很难用一个简单的“是”或“否”来回答。双方的叙事和历史解读也存在显著差异。苏联在东北的“洗劫”与“拆迁”首先，需要明确“洗劫”这个词的含义和历史背景。二战结束后，苏联出兵东北，一方面是按照同盟国协定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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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工业化道路在20世纪2030年代相比中国（主要指1950年代后的工业化）确实展现出一定的“顺利性”，但这一结论需要结合历史背景、政策逻辑和国际环境进行深入分析。以下从多个维度展开比较： 一、历史背景与资源禀赋差异1. 苏联的资源基础 苏联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尤其是煤炭、铁矿、石油和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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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业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其独特的魅力、宏大的场景以及背后蕴含的智慧与汗水，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无数艺术家们灵感的源泉。从蒸汽时代的轰鸣到智能制造的悄然变革，机械工业的演进史就是一部充满戏剧张力的史诗。要说涉及机械工业的艺术创作，范围实在太广了，几乎涵盖了我们能想象到的所有媒介。我尝试从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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