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清朝科举一废除，儒家在读书人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
清朝末年，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中国传统的读书人阶层和社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直接导致了儒家思想在他们心中的地位出现了急剧的滑落。这背后并非单一原因，而是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从科举制度本身以及它与儒家思想的紧密联系说起，再去看时代变迁如何侵蚀了这种联系的根基。
首先，我们得明白，在清朝的大部分时间里，科举不仅仅是选拔官员的唯一途径，更是读书人实现价值、获得社会地位和经济保障的“敲门砖”。读书，学儒，考科举，这是千百年积累下来的“标准配置”。儒家思想，尤其是经世致用、修齐治平那一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科举考试的“教材”和“标准答案”。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通过考察学子对儒家经典的理解和阐释能力，实际上是在通过制度强化儒家思想的权威性和核心地位。
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说，他的毕生所学，他的价值实现，很大程度上都系于科举。当科举取消了，这条连接儒家学问与现实利益的“高速公路”就被彻底封死了。这就像一个行业，它的核心技术一直都是跟着某个特定标准走的，突然有一天这个标准被废除了，但新的标准或者其他出路又没有及时跟上，那掌握旧技术的人自然会感到前途渺茫，甚至产生怀疑。
其次，时代的变化和西学的涌入是另一大关键因素。19世纪中后期，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带来了他们先进的军事技术、政治制度和科学知识。这让很多有识之士，包括那些曾经的科举精英，开始反思中国自己的路子是不是真的“不行”了。
在这个过程中，儒家思想所强调的“祖宗之法不可变”的精神，在面对西方强大的冲击时，显得越来越保守和不合时宜。西方科学技术带来的具体成就，比如铁路、电报、新式武器，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进步。而儒家思想，更多的是一种道德伦理、政治哲学和人文精神的探讨，虽然其价值是深远的，但在那个急需“救亡图存”的时刻，它提供的直接解决路径显得有些模糊。
当新的知识体系——西学，以其强大的解释力和实用性，开始渗透到教育体系和国家改革的方方面面时，传统的儒家教育体系自然就受到了挑战。如果一个人想在新时代谋求发展，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政治制度，甚至新的思想观念，可能比死抠儒家经典更能带来实际的好处。科举的取消，恰好为这种新趋势的全面展开扫清了制度上的障碍。
再者，儒家思想本身在晚清的处境也并非一成不变。在清朝统治下，儒家思想已经被高度官僚化和意识形态化。它不再仅仅是孔孟之道，更是维护大清统治的“官方哲学”。当政权本身摇摇欲坠，其所倚仗的思想体系自然也会跟着受损。民众和士大夫对清政府的失望和反抗，也间接影响了他们对官方推崇的儒家思想的认同。
更重要的是，儒家思想虽然博大精深，但其核心内容，比如“三纲五常”，在一定程度上也与近代以来强调的个人权利、平等、民主等观念存在张力。当人们开始接受新的价值观念时，自然会对那些与之不符的旧有思想体系产生质疑。
所以，清朝科举一废除，对于读书人来说，意味着他们过去积累的学问和投入的时间，在新的社会评价体系中失去了直接的变现能力。而与此同时，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发展方向正在发生剧烈转变，西学和新的思潮填补了知识和价值的真空。在这种双重冲击下，儒家思想失去了其在读书人心中的绝对权威和中心地位，更多地被视为一种历史文化遗产，或者被重新解读和筛选，而不是作为指导一切行为的终极真理。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儒家思想从此就消失了。只是它的功能、它的地位，以及人们看待它的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它从“敲门砖”变成了“文化符号”，从“救国之道”变成了“历史反思”的对象。这种转变，是整个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经历阵痛和转型的一个缩影。
首先，我们得明白，在清朝的大部分时间里，科举不仅仅是选拔官员的唯一途径，更是读书人实现价值、获得社会地位和经济保障的“敲门砖”。读书，学儒，考科举，这是千百年积累下来的“标准配置”。儒家思想，尤其是经世致用、修齐治平那一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科举考试的“教材”和“标准答案”。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通过考察学子对儒家经典的理解和阐释能力，实际上是在通过制度强化儒家思想的权威性和核心地位。
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说，他的毕生所学，他的价值实现，很大程度上都系于科举。当科举取消了，这条连接儒家学问与现实利益的“高速公路”就被彻底封死了。这就像一个行业，它的核心技术一直都是跟着某个特定标准走的，突然有一天这个标准被废除了，但新的标准或者其他出路又没有及时跟上，那掌握旧技术的人自然会感到前途渺茫，甚至产生怀疑。
其次，时代的变化和西学的涌入是另一大关键因素。19世纪中后期，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带来了他们先进的军事技术、政治制度和科学知识。这让很多有识之士，包括那些曾经的科举精英，开始反思中国自己的路子是不是真的“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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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新的知识体系——西学，以其强大的解释力和实用性，开始渗透到教育体系和国家改革的方方面面时，传统的儒家教育体系自然就受到了挑战。如果一个人想在新时代谋求发展，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政治制度，甚至新的思想观念，可能比死抠儒家经典更能带来实际的好处。科举的取消，恰好为这种新趋势的全面展开扫清了制度上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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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儒家思想虽然博大精深，但其核心内容，比如“三纲五常”，在一定程度上也与近代以来强调的个人权利、平等、民主等观念存在张力。当人们开始接受新的价值观念时，自然会对那些与之不符的旧有思想体系产生质疑。
所以，清朝科举一废除，对于读书人来说，意味着他们过去积累的学问和投入的时间，在新的社会评价体系中失去了直接的变现能力。而与此同时，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发展方向正在发生剧烈转变，西学和新的思潮填补了知识和价值的真空。在这种双重冲击下，儒家思想失去了其在读书人心中的绝对权威和中心地位，更多地被视为一种历史文化遗产，或者被重新解读和筛选，而不是作为指导一切行为的终极真理。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儒家思想从此就消失了。只是它的功能、它的地位，以及人们看待它的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它从“敲门砖”变成了“文化符号”，从“救国之道”变成了“历史反思”的对象。这种转变，是整个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经历阵痛和转型的一个缩影。
网友意见
哈哈哈，一看问题就知道是你。
哥们，真的，有路子麻烦带带我。是什么让你孜孜不倦，乐此不疲的一直问这种问题？
既然是花子虚的提问，照例先更正一下：
1905年谕立废科举以兴学堂，从1906年起实施。但是四书五经和当官并未脱钩。
废科举只是用策论代替了八股文，同时增考一门经济学（搜罗经时济变之才的意思，不是现在的经济学，这门课包括算学、地理、格致等等，类似于现在高考的理综），考试形式和大多数内容都沿袭旧制，同时，清政府还给本国的学堂学生和海龟留学生按照学堂级别名气的高低，分别授予贡生举人进士等旧头衔和相应的官职，所以这个“废科举”其实等于没废，只是在科举的时候加试了一门杂学而已。这时候儒家的地位有所动摇，但远不到一落千丈的时候。
一落千丈是辛亥革命以后的事，国民政府重新颁发了谕令，革除了清政府换汤不换药的废科举，提倡新学，完全不考四书五经的内容了，这时候，才称得上一落千丈。这是1913年的事。
一落千丈的原因就很简单了——你没用了。
在《儒林外史》第一回里，作者借王冕的口对科举评价如下：
读书人有了这样一条荣身之路，便把那文章的出处都忘记了。
又在第十三回里，借马二先生的口进一步说明：
马二先生道：“…。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时候，那是用‘言扬行举'做官，故孔子之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讲到战国时已，游说做官，所以孟子历说齐梁，这便是孟子的举业。到汉朝用‘贤良方正'开科，所以公孙弘、董仲舒举贤良方正，这便是汉人的举业。到唐朝运诗赋取士，他们若讲孔孟的话就没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会做几句诗，这便是唐人的举业。到宋朝又好了，都用的是理学的人做官，所以程、朱就讲理学，这便是宋人的举业。到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这就是日日讲究‘严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做官?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
儒林外史作者的意思就是，读书人并不在意书本身，只不过拿它做个敲门砖，进得门里，当官发财一齐来。
这块砖，各个时代有各自不同的材质，儒学并不是一直都在当砖用的，它在清代确实是唯一的一块砖，但到了民国年间，砖改成了西学，儒学敲不开门了，当然会一落千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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