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恶性事件的曝光成功促成了立法修法的案例？
1. “三聚氰胺”奶粉事件——食品安全法的重塑
事件曝光： 2008年，中国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起初，是一些患有肾结石的婴幼儿家长在网络上交流，发现患儿的症状惊人相似，且都饮用了同一品牌的婴幼儿奶粉。随着媒体的深入调查，一个可怕的事实浮出水面：为了提高奶粉的蛋白质含量，不法分子在奶粉中非法添加了有毒的工业原料三聚氰胺。
触目惊心之处： 这不仅仅是一起简单的食品造假事件，它直接威胁到的是祖国的未来，是那些最无辜、最脆弱的生命。成千上万的婴儿因此遭受了严重的健康损害，有的甚至死亡。这种为了微薄利润而牺牲婴幼儿健康的行径，彻底击穿了人们对食品安全的信任底线。
曝光过程与公众反应： 一开始，一些地方政府试图压制消息，但互联网的传播速度和家长的坚持，让事件迅速发酵。媒体的报道，特别是那些深入调查和采访受害家庭的报道，将事件的残酷性赤裸裸地展现在公众面前。全国人民群情激愤，对政府监管部门的失职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对“苏丹红”鸭蛋、“毒胶囊”等一系列食品安全问题的累积不满，在“三聚氰胺”事件中爆发，形成了巨大的社会压力。
立法修法过程： 在巨大的民意压力下，政府不得不采取行动。2009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审议通过。这次修法最核心的变化，在于大幅提高了对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特别是增加了对恶意造假者的巨额罚款和刑事责任。同时，也加大了对食品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的要求，完善了食品召回制度，并强调了政府的监管责任。
深远影响： “三聚氰胺”事件成为了中国食品安全领域的一个分水岭。它让人们深刻认识到，现有法律在惩处食品安全违法者方面的不足，以及加强监管的紧迫性。虽然食品安全问题依然存在，但这次修法无疑为遏制食品造假行为提供了更强大的法律武器，也让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2. “躲猫猫”致死案——对羁押场所安全的审视与监管
事件曝光： 2009年，在云南晋宁县，一名13岁的少年张某在看守所内离奇死亡。官方最初通报称其在看守所内玩“躲猫猫”游戏时，因意外碰撞墙壁导致死亡。然而，家属在看到孩子遗体后，发现其身上有明显的殴打痕迹，对官方的说法深感怀疑。
触目惊心之处： 一个未成年人在警方羁押期间，以如此荒诞的理由死亡，这本身就极具冲击力。家属质疑的背后，隐藏着对看守所内暴力、虐待以及司法公正性的深深忧虑。这不仅仅是一条年轻生命的逝去，更是对国家司法体系透明度和人权保障的严峻拷问。
曝光过程与公众反应： 事件最初由地方媒体报道，但由于家属的强烈质疑和对官方说法的抵制，引发了全国媒体的关注。网络上，人们纷纷传播相关信息，对“躲猫猫”这一说法表示极大的不信任。对看守所内部情况的未知，加剧了公众的猜疑和对官方不作为、甚至掩盖真相的担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未成年人在羁押期间的权益保障问题。
立法修法过程： “躲猫猫”事件引发了社会各界对看守所管理、办案过程中的权力滥用以及信息公开透明度的广泛讨论。虽然没有直接针对“躲猫猫”这一特定行为的修法，但它极大地推动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部门规章的讨论和反思。
《看守所条例》的修订： 事件发生后，公安部对《公安部看守所管理规定》（原《看守所条例》）进行了修订，强调了保障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规范了民警的行为，并对看守所的内部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包括对在押人员的健康状况进行日常检查，以及在发生意外情况时的应急处理机制。
刑事诉讼法的完善： 更为重要的是，这一事件以及类似事件的累积，促使了《刑事诉讼法》在后续修订中更加关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例如，对讯问的规范、对强制措施的限制、以及对家属知情权的保障等方面的规定得到了加强。
深远影响： “躲猫猫”事件虽然最终给出的解释并不能完全消除公众的疑虑，但它如同一记重锤，敲开了人们对看守所等羁押场所管理问题的关注。它促使司法部门和社会公众开始审视，在权力运行的过程中，如何确保最基本的公平和正义，尤其是在面对弱势群体时。
3. “毒跑道”事件——校园体育设施安全标准提升
事件曝光： 2015年以来，全国多地中小学陆续爆出“毒跑道”事件。许多学校新铺设的塑胶跑道，在投入使用后，学生出现了头晕、恶心、皮肤过敏、流鼻血等症状。经过检测，这些跑道普遍含有超标的挥发性有机物（VOCs）、苯、甲醛等有害物质，对学生的身体健康造成了严重威胁。
触目惊心之处： 学校本应是孩子们安全学习成长的地方，而“毒跑道”的出现，将校园变成了潜在的“毒害”场。孩子们每天在充满有毒气体的环境中运动，长期吸入这些有害物质，无疑是对他们身心健康的巨大摧残，更是对教育公平和责任的背叛。
曝光过程与公众反应： 最初，一些家长在发现孩子出现健康问题后，开始自行检测，或者向学校和媒体反映情况。随着媒体的深入报道，特别是对受害学生采访，以及对不合格材料的曝光，事件迅速蔓延。公众对于学校管理部门和相关供应商的监管失职感到愤怒，认为这是“黑心”工程，是对孩子们生命健康的不负责任。
立法修法过程： “毒跑道”事件引发了社会对校园体育设施建设标准的广泛质疑。
国家标准的修订与更新： 在事件的推动下，国家相关部门迅速启动了对塑胶跑道等体育设施建设相关标准的修订工作。2017年，国家质检总局、国家体育总局联合发布了新的《中小学体育设施建设技术要求》（JR/T 00332017），对塑胶跑道的铺设材料、检测方法、有害物质限量等方面都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增加了许多之前未涉及的检测项目。
强化监管与责任追究： 地方政府也开始加强对学校建设项目的监管，对不合格材料供应商和施工单位进行严厉处罚，并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追责。一些地方出台了更细化的管理办法，要求在项目招投标过程中，对材料供应商的资质和产品质量进行严格审查。
深远影响： “毒跑道”事件直接推动了校园体育设施安全标准的提升，为孩子们提供了更健康、更安全的运动环境。它也让社会各界更加重视学校建设项目的质量把关，增强了家长对孩子在校期间健康的关注度，并促使相关部门在监管上更加到位。
这些案例都证明了，当触目惊心的恶性事件发生，并通过媒体的揭露和公众的呼声被广泛关注时，它们就具备了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立法修法，往往是回应公众诉求、弥补法律漏洞、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途径。
网友意见
原文链接：http://news.qq.com/a/20091029/000522.htm
从外地来上海打工的孙中界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不惜牺牲自己的一根手指，一个公民凭借自己的量挑战社会公权力，而且以一种近乎惨烈的方式，孙中界的命运和之前开胸验肺的张海超如出一撤。从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开始，一系列“个体”事件对于中国社会的进步、社会制度的完善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2003年，孙志刚（由于他的死亡而引发国务院出台了新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
2005年，佘祥林（被关押11年后无罪释放，暴露了刑讯逼供等问题，导致国家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复议权）
2009年，李乔明（“躲猫猫”事件被害人，暴露了看守所内的牢头狱霸问题）
2009年，张海超 （为了证明自己是尘肺而不是肺结核而开胸验肺，直接导致卫生部要求加强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
2009年，孙中界 （上海“钓鱼执法”事件当事人，这个来自外地的打工仔为了证明自己没有非法运营而自残手指）
以下文字来自 2009年10月26日《国际先驱导报》从孙志刚到孙中界：一个人的战斗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于秋 记者陈璟贝发自北京
这位18岁的河南小伙子也许做梦都不会想到，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被全国媒体所关注，而代价是，一根断指。
在孙中界被认定在上海打工期间涉嫌非法营运，“为表清白”自残小指一周之后，10月21日，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根据上海市政府要求进行的核查公布了结果：不存在所谓的“钓鱼式执法”问题。
这样的结果显然无法令孙中界信服。而不满意的还有上海市的高层。上海当地新闻网站新民网头条置顶的新闻大标题为《上海高层不满浦东结论 邀各界彻查孙中界案》。当天，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决定成立联合调查组，对孙中界涉嫌非法营运一事作进一步的调查。
一根断指：够不够换“清白”
好心反遭冤枉，令他心中郁闷，他甚至用菜刀伤了自己的小指，这一切都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10月14日晚7时许，上海庞源建筑机械工程有限公司司机孙中界驾驶一辆金杯面包车，行驶在闸航路上。这是他到上海的第三天，到公司上班的第二天。
据孙中界事后向媒体回忆，他路过浦东新区闸航路、召泰路路口附近，一名年约20岁的年轻人站在路中央拦车。看到这名年轻人无公交车、出租车可搭乘，“出于同情心”，孙中界顺道将他送到1.5公里外的目的地。
5分钟后，他驾驶的车辆被另一辆面包车逼停到路边，搭车男子向车里扔了10元钱，并且在放钱的同时，右手拔钥匙，左脚踩刹车。
接着，车门被打开，一名男子出示了上海市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调查处理通知书，称孙中界从事非法客运，孙中界和车辆都被带离现场。最后，孙中界在调查处理通知书上签字。
当晚，孙中界受到公司批评。好心反遭冤枉，令他心中郁闷，他甚至用菜刀伤了自己的小指，这一切都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正是在这一晚之后，媒体对上海“钓鱼式执法”（也称“倒钩式执法”）问题进行大篇幅的报道和解读。尽管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的初步调查结果认定，不存在所谓的“钓鱼执法”问题，而上海浦东新区政府重新组建的联合调查组还没有取得更进一步的成果，但媒体却已采访到金盆洗手的上海“钓头”，曝光了“钓鱼式执法”的内幕。
据悉，上海市闵行区交通执法大队曾披露光辉“业绩”：两年查处非法营运车辆5000多辆，罚没款达5000多万元，超额完成上级的预定指标。而《新闻晚报》披露，在闵行区，“钓钩”每“钓”到一位私家车司机，便可获得300元人民币，“钓头”则提取200元。其他区的行价甚至更高。
因此，有评论认为，正是在业绩和经济效益“双赢”的刺激下，各地交通执法部门互相仿效，使用“钓鱼式执法”强行罚款，牟取巨额利益，也由此导致车主与执法部门的矛盾激化。
律师王明红对媒体表示，“钓鱼式执法”缺乏正当的执法目的，执法手段上也违反了法定程序，从某种角度上讲，是一种滥用职权的违法行政行为。目前，有些区县已经紧急叫停了这种“钓鱼式执法”方式。
一个人，改变一部法律
从孙志刚开始，以一己之惨痛代价暴露制度的缺陷并使之得以完善的人，不乏其数
然而，对于从某种程度上使得“钓鱼式执法”被曝光甚至叫停的孙中界本人而言，他付出的代价未免过于沉重。
而在他之前，以一己之惨痛代价，暴露制度的缺陷并使之得以完善的人，不乏其数。在他之后，相信还有。
2003年，那个27岁的年轻生命，孙志刚，因未携带任何证件，被错误作为“三无”人员收容，而后被同被收治的人员殴打致死。孙志刚的死亡使得一项“恶法”（《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得以废止，而后，国务院出台了新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
从“收容”变“救助”，孙志刚付出的是生命的代价。他的墓志铭上写道：以生命为代价推动中国法治进程。
相比之下，佘祥林稍为幸运，却同样沉重。
1994年，他被指控杀害了自己的前妻张在玉，在证据不足，甚至有人看到其前妻的情况下，仍然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11年后，那个一度“被杀害”的前妻重新回到当地公众的视野中，佘祥林被判无罪释放。
正是在包括佘祥林案件等一系列冤假错案的影响之下，2005年，法学界展开关于死刑程序的激烈讨论，最高法院则宣布收回下放长达二十多年的死刑复核权，并为此增建3个专门负责死刑复核的法庭。普遍认为，正是在这一年，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步伐明显加快，司法领域的人权保护成为改革的焦点。
但社会系统是如此复杂，死角暗沟比比皆是，于是类似的个体事件并未绝迹。
今年2月8日，云南省晋宁县24岁男子李乔明因盗伐森林被拘押，受伤致死。云南警方最初给出的说法是，他是与狱友玩躲猫猫游戏时撞墙受伤。
由于网友的热议和质疑，一个新的网络流行语“躲猫猫”诞生。由于网民剥茧抽丝穷追猛打，各地看守所命案接连曝光。因此，从4月20日开始，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对全国看守所开展为期五个月的监管执法专项检查活动。一些地方的看守所开始改造监控系统，甚至实行“阳光公安监所工程”改革。更重要的是，建立检察院巡查制度，改革押审合一制度，将调查权与羁押权分开的呼声也在法律界蔓延开。
今年6月，被多家医院诊断为尘肺的张海超，因为现行职业病诊断制度的漏洞，始终无法拿到相关的鉴定证明。为了弄清病情，他坚持“开胸验肺”，用胸前那道再也抹不去的伤疤换来了一纸鉴定和61万元的职业病赔偿。
此后，卫生部发文要求加强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
别让他们孤独前行
社会制度的完善，是不是一定要个人付出这么沉重的代价？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舒国莹注意到，新近发生的张海超、孙中界等事件体现了近年执法过程中的新现象——公民的不服从。
“如果公民认为法制不合理，或者执法过程中有过失，有人会采取抵抗法规的方式，也就是不服从。那么，问题就变为，国家制度如何应对、解决公民不服从的问题。”他表示，“从现在的一些案例看来，国家制度改变了原有的一些不合理的方式，达到与行动个体的一致。”
“孙志刚案等标志性的事件，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莫纪宏说，“但是，张海超、孙中界事件却让我们思索，社会制度的完善，是不是一定要付出这么沉重的代价？”
在一个以人为本为目标的国家，以这种方式换来社会进步或许并不值得庆幸。由于中国记者所作的大量报道，这些事件也同样引起了外国同行的注意。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驻京首席记者吉米·福洛库鲁斯就认为，这些事件为中国政府敲响了警钟。他向本报指出：“今天的中国社会，虽然不像西方一些对中国持偏见的人所想的那样，人治而非法治，专政而不民主，我也看到了中国政府在很努力地推进中国社会的法治进程，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中国社会目前的确还存在许多问题，中国政府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如果公权力能够主动发现现有机制的弊端加以改进，或许可以避免无法挽回的个人代价。在这个过程中，社会舆论其实可以发挥其独特的作用。日本共同社记者盐泽英一就强调，不要忽略了媒体舆论监督对推进中国社会法治建设的作用。可以想像，如果没有媒体的曝光，孙志刚和佘祥林等事件很难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
2011年，国家颁布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并废止了《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
最大的变化在于，以前法律允许“先拆再补偿"，而现在，原住户不得到补偿，就不得进行拆迁，
原来的《拆迁管理条例》，规定
“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经当事人申请，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是被拆迁人的，由同级人民政府裁决。裁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作出。
当事人对裁决不服的，可以自裁决书送达之日起3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拆迁人依照本条例规定已对被拆迁人给予货币补偿或者提供拆迁安置用房、周转用房的，诉讼期间不停止拆迁的执行。”
而现行的《补偿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
“ 实施房屋征收应当先补偿、后搬迁。
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对被征收人给予补偿后，被征收人应当在补偿协议约定或者补偿决定确定的搬迁期限内完成搬迁。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采取暴力、威胁或者违反规定中断供水、供热、供气、供电和道路通行等非法方式迫使被征收人搬迁。禁止建设单位参与搬迁活动。”
这一点新的改变，说是“字字带血”不为过，
2009年11月13日，四川一位女业主唐福珍，用自焚的方式阻止对自家三层楼房的暴力拆迁，伤重不治身亡，唐福珍的哥哥回忆道，“唐福珍往身上倒了两次汽油，下面的人没有试图阻止，‘还回话要求其’不要与政府作对，你现在下来还来得及。”
（事发时的视频截图）
2010年9月10日， 江西抚州市，100多名政府工作人员围住了凤岗镇钟家，就房屋拆迁“开展有关政策法规解释和思想教育工作。” 31岁的钟如琴、59岁的罗志凤，以及钟家的结义兄弟叶忠诚（79岁）点燃了浇在身上的汽油，一死二伤。 钟家姐妹钟如翠、钟如九在准备赴京反映情况的路上，又遭到数十人的暴力阻拦及非法拘禁。
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我只选取了被媒体广泛报道，真实性可以确定的两例。
正是由于一个个这样的事件，房屋征收与拆迁才获得了政界，学界与一般大众的空前关注。
尽管新的法律已经出台，类似的恶性事件渐渐淡出人们视野，但从各种渠道，我们仍能或多或少听闻层出不穷的“钉子户”事例，地方政府虽然稍微收敛了一些，但仍然在用更间接的方式向被拆迁者施压。
现行的法律还有不少漏洞，例如对房屋价值及补偿金额的评估，并没有做出详细的规定，缺乏权威的第三方评估和监督机构，导致现实中还有不少强迫订立的补偿协议。
但至少有一点值得欣慰： 我在在司法案例数据库进行了检索，发现自2011年以来，我国已经有了一万六千多起针对房屋征收补偿的诉讼，我们有依据，有渠道，去讨个说法。
这个世界上的不公正，从来不会停止，但至少我们手中不是手无寸铁，
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但有很多的人，已经倒在了之前的路上，
我们不能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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