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政治上极其强调个人自由的右派，在私生活的问题上却又不强调个体自由了呢？
要详细解释这一点，我们需要从几个层面来分析：
一、 右派政治上强调的“个人自由”的内涵：
经济自由与财产权： 这是右派最核心的自由概念。它包括自由市场、低税收、减少政府管制、保护私有财产、自由贸易等。他们认为个人有权利通过自己的劳动和智慧积累财富，并自由支配这些财富，不受政府的过度干预。这种自由是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动力。
有限政府与个人责任： 右派普遍信奉“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认为政府的角色应尽可能有限，主要职责是维护法律和秩序、保护国家安全、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他们强调个人的自主性和责任感，相信个体能够做出对自己最好的选择，并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不依赖政府的福利或过度保护。
免受国家侵犯： 这种自由还包括免受政府非法搜查、强制征用、任意逮捕等侵犯。他们强调个人隐私和公民自由不受国家权力的滥用。
为什么右派在这些方面极度强调个人自由？
自由主义传统： 许多右派思想根植于古典自由主义，强调个体的权利和自由是至高无上的。
市场效率： 相信自由市场能够最有效地配置资源，促进经济发展。
反对集体主义： 警惕国家权力过大导致个人自由被压制，也警惕福利国家模式下个人对国家的过度依赖。
二、 右派在私生活问题上“不强调”或“限制”个人自由的原因：
这里所谓的“不强调”或“限制”，并不是说右派完全反对个人在私生活中的自由，而是说在某些特定议题上，他们的优先考虑可能转向了其他价值，例如：
1. 传统价值观与社会秩序：
家庭作为基石： 许多右派人士认为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构成单位，并强调传统的家庭结构和价值观（例如一男一女的婚姻）。他们可能认为，某些在私生活中的选择（如非婚生子女、同性婚姻）会威胁到这种传统的家庭模式，进而威胁到社会稳定和秩序。
道德权威： 他们可能倾向于接受宗教或历史悠久的道德教诲，认为这些教诲能够为个人行为提供指导，并维护社会的道德共识。因此，在涉及性道德、堕胎、同性恋等问题时，他们可能更倾向于支持符合这些传统道德规范的法律或社会压力。
“良心自由”的界限： 虽然他们强调免受国家干预的自由，但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也可能认为社会或社区有权对不符合其道德标准的行为进行评判，甚至在法律层面设置限制。
2. 对“过度自由”的担忧：
道德相对主义的威胁： 一些右派人士担心，如果每个人都可以完全自由地定义自己的道德标准和生活方式，社会可能会滑向道德相对主义，导致价值的真空和社会的解体。他们认为，某些普适性的道德原则是维持社会凝聚力的必要条件。
社会退化论： 有些人可能认为，某些被视为“自由化”的私生活选择（如某些形式的艺术表达、个人行为）是对社会健康和文明的挑战，会带来负面影响，因此需要加以约束。
3. 宗教信仰的影响：
神圣的道德律法： 对于许多将宗教信仰作为个人生活指导原则的右派人士来说，宗教教义往往对许多私生活议题（如婚姻、生育、性行为）有明确的规定。他们会认为，这些神圣的律法不应被个人的自由意志随意更改或否定。
信仰自由的辩护： 他们也会同时捍卫自己的“信仰自由”，包括在公共领域表达和实践其宗教价值观的权利，这有时会转化为支持限制他人与自己宗教教义相悖的私生活行为。
4. “自由”的界定不同：
消极自由 vs. 积极自由： 右派政治上强调的“个人自由”更偏向于“消极自由”（Freedom from），即不受外部力量的干涉。而在私生活问题上，当涉及到某些社会议题时，他们可能会转向强调“社会责任”或“公共道德”，或者认为某些行为会对他人或社会造成“负面影响”，从而需要限制。
以“共同善”名义的限制： 有时，这种对私生活自由的限制会被包装成是为了维护“共同善”（Common Good）或“公共利益”，例如，认为限制某些关于性或家庭的自由有助于维护下一代的成长环境。
举例说明：
堕胎问题： 极度强调个人经济自由的右派人士，在堕胎问题上可能成为强烈的反对者。他们不认为女性有权自由选择堕胎，因为他们将胎儿视为具有生命权利的个体，并认为堕胎违反了“生命权”和某些宗教道德原则。这里的个人自由（女性的身体自主权）被另一项被认为更重要的“生命权”所压倒。
同性婚姻问题： 强调经济自由和契约自由的右派人士，可能会在同性婚姻问题上采取保守立场。他们认为婚姻的传统定义不应改变，这种改变可能会破坏社会结构，或者受到宗教教义的反对。这里的个人自由（同性伴侣结婚的自由）被对传统家庭模式的捍卫所抑制。
大麻合法化： 在经济自由方面，一些右派人士可能支持大麻合法化以增加税收和减少政府管制。但另一些右派人士则会因为道德或健康原因反对合法化，认为这会鼓励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损害社会道德风貌，尽管这似乎与经济自由的原则相悖。
总结来说， 右派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强调个人自由，是为了追求效率、创新和个人成就，核心是减少国家干预和强调个人责任。然而，在私生活领域，尤其是涉及到道德、家庭和社会结构的问题时，一些右派人士的优先考量可能会转向维护传统价值观、宗教信仰、社会秩序和他们所理解的“共同善”。他们并非完全否定个人在私生活中的自由，但他们倾向于将这种自由置于一个由传统道德、宗教或社会秩序构成的框架内，认为超越这个框架的自由是对社会更大利益的威胁。
因此，这种“不强调”或“限制”并非是意识形态的根本矛盾，而是不同“自由”概念在不同语境下的权重调整，以及对个人自由与社会、道德、宗教责任之间关系的理解不同所致。这使得右派的政治光谱在不同议题上表现出复杂性和多样性。
网友意见
其实，经济、文化、政治这三个方面的左右，往往是要分开看的。
纳粹虽然被普遍认为是极右翼，但一些经济措施其实偏左，之所以认为是极右翼，是因为他们在政治光谱上是极右。
但如果一定要分一个统一的左右翼，也不是不可以。左和右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其实他们的区别并不在于喜欢自由还是管制，是喜欢集体主义还是个人主义。而是在于他们对于社会改变的态度。
在社会进步角度讲，左和右相当于油门和刹车。左是总想要把社会往新的方向改，右总是觉得传统一点比较好。没有左，只有右，这个社会就一潭死水，不会发展。只有左，没有右，这社会的发展往往就异想天开，什么乱七八糟的主意都敢拿出来试，社会也会受创。所以可以说，左翼是社会前进的动力，而右翼则是社会的稳定器。
好，我们回来讲题主的问题，为什么美国右翼在政治上强调个人自由，而在私生活的问题上却又不强调个体自由了？
原因很简单，因为对于欧美来说，这两点都是当下的传统。
美国右翼强调政治自由，那只是相对于其他地区而言的。其实在美国，左翼要求的政治自由比右翼还要高。
比如说，关塔那摩不经审判就把人关进监狱。右翼往往觉得没什么大问题，左翼却觉得这是危害自由。
左右翼的观点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一些最后被社会普遍接受的左翼观点，最终也会变成右翼观点，而左翼则会继续向前迈一步，两方又形成差异。
有产者与无产者的在政治上要平等。这曾经是右翼抗拒的、左翼推动的。最后全社会觉得这也挺好，于是接受了。所以这个东西就变成了欧美左右翼共享的一种观点。然后是不同肤色的人平等、男女平等，等等。而1900年的左翼，大多数也是不支持同性恋婚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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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中国这里，就比较有意思了。
中国的左右翼和欧美的左右翼总是对不上号。有的人说是恰好相反。其实不是。
中国的左翼偏保守，而右翼呼吁改革。有的人说是中国的左右翼和欧美的左右翼恰好相反。其实不是。
中国现在的所谓左翼，放在1930、1940、1950，甚至1960年代，都是货真价实的左翼。他们执行的是几乎最左的经济政策。但如今这只能说是成为了当下的传统，所以现在一般所说的中国左翼，其实是真正的右翼。中国左翼的经济主张，在中国是一个传统，不是一个改革方向。而中国左翼的文化主张往往也较为传统。站在中国的角度，中国政府是一个中右翼政府，而不是左翼政府。
现在一般所说的中国的右翼，也不是欧美的左翼，而是欧美的中右翼传播过来的结果。他们引领了很多的改革，但这与其说是推动改革的左翼，不如说是很大程度上照搬欧美成熟经验——毕竟那个是少有的成功经验。你会注意到中国右翼很多代表人物，对欧美左翼往往并不赞同，而是认同欧美右翼。所以，中国的话语权其实掌握在两个右翼手上：基于中国传统的右翼和基于欧美传统的右翼。由于欧美右翼已经接受了一些中国传统右翼尚未接收的文化和政治理念，所以从某些角度看起来，似乎中国“右翼”要比中国“左翼”（亦即中国传统右翼）偏左（欧美意义）。但问题是，在一些其他问题上，比如社会公平，中国“左翼”还是是比中国“右翼”偏左的（欧美意义）。因此，按照欧美的标准，中国左右翼的划分非常混乱。
基于中国现实的左翼，有一些模糊的形状，还没有形成足够的力量。这是因为我们历史上走了一条极左的道路，但又一直比较落后，花了几十年往回退了一些，发展良好。但未来到底要向哪里走，还没有非常完整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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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一些人开始莫名其妙地对欧美左翼抱有某种优越感。一说话就是”白左“有多蠢多蠢。
其实我这么说吧。不做事，就不会犯错。要改变社会，就一定会有造成负面影响的可能。有的社会改革，玩砸了就是玩砸了，不可行就是不可行。但这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不变就是出路。所以，我们一定会看到“白左”犯很多蠢、出很多错，但也不要以为右翼就高明到哪里去了。被社会普遍接受的社会发展路径，必然是左翼给出的，而不是右翼。左右翼就是社会逐步发展所需的一个均衡。社会改良，步子太大会扯到蛋，步子太小就会影响其他方面的发展。
谢邀。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
首先题主描述的这个现象的确存在，只是需要加一个限定条件：题主描述的是英美右派。
否认这一点的同学，请自行戳
共和黨 (美國)，
保守黨 (英國)的介绍。这些右翼政党毫无疑问主张在政治上保护个人自由，限制政府权力，同时在社会政策上保护传统价值，维系婚姻稳定，反对同性恋、堕胎和不努力工作吃救济的行为。
其次，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上来看待这个问题：
第一个层面是：现代社会是把政治自由和其它方面的自由分开谈的。
小密尔在其名著《论自由》里开篇就说，他要谈论的不是哲学家经常讲的意志自由，而是政治自由。也就是说，他要谈的不是布里丹的驴，也不是高尚的人才自由堕落的人就不自由，他要谈的是政治权利该怎么分配，公权力在什么情况下才能干涉一个人的自由行为。
而他提出的标准，就是：公权力绝对不应该干涉一个人的自由权利，除非这个人的行为干涉到其他人享有的同等自由权利。
在这个框架之下，你爱搞基搞基，爱看A片看A片，爱变态变态，只要你不干涉其他人，你随意。
所以一个强调政治自由的人，和一个反对同性恋的人，根本不矛盾。
他可以认为同性恋是邪恶的，但他可以同时坚决捍卫一个同性恋的合法权利。他自己能做的事只有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大声呼吁，直到有一天民主程序认可同性恋是邪恶的，并将之上升为法律。在此之前，他知道自己不该去碰那个同性恋一根手指头。
但是这只解决了这两种主张之间的不矛盾，没有解决题主要问的问题。
所以还有第二个层面，那就是：今天这种保障自由权利的政治哲学观念，与历史上的新教有莫大的关系。
实际上，限制王权、尊重法律、保障自由权利的观念起源非常非常早，比新教要早得多。12世纪就已经有这样的政治学说。
但是这些政治学说转化为现实，确实跟新教有很大的关系。
新教的核心是什么？是因信称义，是个体可以直接获得上帝的恩赐而无需借助教会这个中介，是每一个信徒都可以是祭司，唯一权威只有《圣经》。
这样一批人首先是信徒。他们看不起不信教的人，他们看不起天主教会内部的堕落、道德败坏、肮脏行为，他们是用更纯洁的信仰来反对天主教那种更堕落的信仰。
而当他们自认为是更纯洁的人时，他们会主张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结成社会共同体？答案是自由个体的自愿联合，换句话说，共和主义。
我承认你是跟我同样道德高尚的人，因此我信任你，认可你的自由权利，不予干涉，是因为我相信你能把你自己范围内的事处理好。反过来你对我也一样。 总之我们的共同任务是反对道德败坏又支持专制君主的天主教会。
当然，实际情况中，不同新教教派的主张不太一样。比如路德是比较亲政府的，而加尔文就比较支持搞神权共和。英国国教介于纯粹的新教和天主教之间，但是它反对天主教会，因此带有很强的共和主义色彩。相比之下，1645年内战后许多更激进的新教派别崛起，比如写出《失乐园》的弥尔顿，他是一个坚定的共和主义者，同时也是某个激进新教教派的秘密信徒。还有写出《大洋国》的哈灵顿，这本书里描写的乌托邦最接近新教的政治理念——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大洋国对不信神的人和低等人，可是一点也不客气。
但总体而言，新教比天主教更富有抗议精神，更靠近共和主义，这是没有疑问的。
所以当公理会，这个新教教派被英国国教迫害后，他们中一部分逃到了荷兰，另一部分乘着五月花号，飘洋过海，来到美国。
他们的目的不是仅仅在这里生活，他们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山巅之城。
所以我们来到了第三个层面：美国的公理会精神，也就是后来成为美国保守主义核心的精神，它到底是怎么看待这个世界的？
……我们在上帝面前共同立誓签约，自愿结为一民众自治团体。为了使上述目的能得到更好地实施、维护和发展，将来不时依此而制定颁布的被认为是对这个殖民地全体人民都最适合、最方便的法律、法规、条令、宪章和公职，我们都保证遵守和服从。
这是《五月花号公约》中的内容，签订者是一群清教徒。
Wee shall finde that the God of Israell is among us, when ten of us shall be able to resist a thousand of our enemies; when hee shall make us a prayse and glory that men shall say of succeeding plantations, "the Lord make it likely that ofNew England." For wee must consider that wee shall be as a citty upon a hill. The eies of all people are uppon us. Soe that if wee shall deale falsely with our God in this worke wee haue undertaken, and soe cause him to withdrawe his present help from us, wee shall be made a story and a by-word through the world. Wee shall open the mouthes of enemies to speake evill of the wayes of God, and all professors for God's sake. Wee shall shame the faces of many of God's worthy servants, and cause theire prayers to be turned into curses upon us till wee be consumed out of the good land whither wee are a goeing.
这是约翰·温斯普罗著名的“山巅之城”布道词，他是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总督，这是一个1629年由一群清教徒成立的殖民地。温斯普罗宣称，英格兰已经亵渎了信徒与上帝之间的契约，他们来到新英格兰就是要重建这个契约。这个使命使得他们的城市成为了山巅之城，所有人都在看着他们，他们是世上的光，要让上帝的敌人蒙羞。
20世纪60年代，美苏争霸最激烈的时候，美国一个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在演说中引用了这篇演讲词。11天后，他当选总统，他就是约翰·肯尼迪，曾经支持过麦卡锡，在位时迫使赫鲁晓夫在古巴导弹危机上退步，也在柏林喊出了那句Ich bin ein Berliner（我是一个柏林人）。
这种精神是深入美国精神骨髓里的，即使是民主党，在那种情况下，也会露出獠牙。
他们视自己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对内保障每一个人的自由权利。但他们视这个世界是不安全的，美国是独特的，是“例外”的，是山巅之城，是应许之地。他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就是向所有人展示他们作为上帝选民的独特性，这其中包括他们在道德上的纯洁性。所以他们一方面坚决主张自由权利，反对政府干涉，另一方面又宣扬家庭和谐、勤奋工作等价值，并且出于宗教理由反对堕胎、同性恋合法化等话题。
他们就是美国那些保留清教徒特征最多的右派，也是美国“核心价值观”的把持者。当然，由于美国宪法确立的政教分离原则，他们不会纯粹用宗教观点去看待国内国际事务，但是他们骨髓里的精神依然传承了下来。至于山巅之城外面的世界里，那些“不信者”和“上帝的敌人”是谁，答案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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