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当下,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面临怎样的困境?如何解决「融资难」、「涉企乱收费」等问题?

回答
疫情防控常态化下,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面临的困境及解决之道

疫情防控常态化,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深刻影响。对于数量庞大、贡献巨大的中小微企业(以下简称“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以下简称“个体户”)而言,他们更是首当其冲,面临着诸多严峻的挑战和困境。以下将详细阐述这些困境,并针对性的提出解决方案。

一、 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面临的困境

1. 经营压力持续加大:

需求萎缩与不确定性: 疫情反复导致消费信心受挫,居民消费意愿降低,尤其是在餐饮、零售、旅游、娱乐等接触性、聚集性行业。同时,宏观经济下行压力也影响了企业间的产品和服务需求。需求的不确定性让企业难以准确预测销量和经营状况,进而影响生产和投资决策。
成本上升: 原材料价格上涨、物流成本增加、人工成本(如社保缴纳、防疫物资采购等)的刚性支出,都不断挤压着中小企业和个体户的利润空间。疫情期间,部分企业为了保障员工健康,额外增加了消毒、防护等成本。
现金流断裂风险: 销售额下滑、回款周期拉长、租金和人工等固定成本的持续支出,使得许多中小企业和个体户面临严重的现金流压力。一旦现金流断裂,企业将难以维系,甚至面临倒闭风险。
产业链供应链中断与不稳定性: 疫情导致的封锁、物流受阻等问题,使得企业的原材料供应和产品销售环节受到严重影响,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受到考验。一些企业可能因为上游供应中断而无法正常生产,或者因为下游需求不足而产品积压。
市场竞争加剧: 经济下行环境下,企业间的竞争更加激烈。中小企业和个体户在品牌、资金、技术等方面普遍处于劣势,更难在市场中获得优势地位。

2. 融资难问题依然突出(“融资难”、“融资贵”):

尽管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金融支持政策,但中小微企业和个体户的融资难问题依然普遍存在,主要体现在:

信用风险与抵押物不足: 许多中小企业和个体户缺乏有价值的抵押物,如固定资产、土地使用权等,这使得它们难以获得银行的传统信贷支持。同时,疫情带来的经营不确定性也增加了银行对企业信用风险的担忧。
信息不对称: 银行等金融机构对中小微企业和个体户的经营状况、还款能力等信息了解有限,难以准确评估其信用风险,导致放贷意愿不足。
信贷门槛高: 部分银行在审批贷款时,仍然存在较高的门槛,对企业的规模、经营年限、财务报表等有较为严格的要求,使得许多初创期或规模较小的企业难以达标。
贷款流程复杂、耗时长: 繁琐的申请流程、漫长的审批周期,对于急需资金周转的中小企业和个体户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融资贵”问题: 即使能够获得贷款,部分中小企业和个体户也面临贷款利率较高、中间环节收费较多的问题,进一步增加了经营成本。
政策性金融支持传导不畅: 虽然有政策性银行、信用担保机构等提供支持,但信息不对称、合作机制不完善等原因,可能导致政策性金融支持未能有效传导到真正有需要的企业。

3. 涉企乱收费问题依然存在(“红顶中介”、“僵尸中介”):

尽管国家持续治理“红顶中介”和“僵尸中介”问题,但部分地方和领域,中小企业和个体户仍然面临各种不合理的收费,主要表现在:

强制性服务收费: 一些政府部门或其下属机构,以提供“服务”或“指导”为名,强制企业购买相关产品或服务,或参加收费的培训、会议等。
不透明的审批收费: 在项目审批、资质认证等环节,可能存在不公开、不透明的收费项目,且收费标准不明确,让企业难以接受。
行业协会或中介机构的垄断性收费: 部分行业协会或中介机构利用其行业影响力,设置不合理的入会费、服务费、咨询费等,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
“搭车收费”或“附加收费”: 在办理某项业务时,被要求同时办理其他收费项目,或者在提供基本服务之外,增加各种不必要的附加收费。
“僵尸中介”的“僵尸”价值: 一些本应提供专业服务的市场化中介机构,因市场竞争不充分或自身服务能力不足,未能有效发挥作用,但仍然收取不菲的费用。
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被动收费: 企业对相关政策、法规、市场行情等信息掌握不足,容易被一些不法中介利用,支付不必要的费用。

4. 营商环境有待优化:

政策落地存在偏差: 虽然国家层面出台了大量支持中小企业和个体户的政策,但在地方执行过程中,可能存在政策理解偏差、执行力度不足、或者区域间政策不均衡等问题。
市场准入和公平竞争仍需加强: 部分领域仍然存在隐性壁垒,限制了中小企业和个体户的公平竞争机会。
法律法规执行的稳定性与可预期性: 部分企业反映,监管政策变化较快,或者法律法规的解释与执行存在不确定性,增加了企业的经营风险。

二、 解决“融资难”和“涉企乱收费”等问题的对策建议

针对上述困境,需要政府、金融机构、行业协会以及企业自身共同努力,多管齐下,才能有效解决“融资难”、“涉企乱收费”等问题,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中小企业和个体户渡过难关,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 解决“融资难”问题:

1. 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信贷结构:
大力发展普惠金融: 引导金融机构将更多资源配置到服务中小微企业和个体户上来,优化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提高服务效率和覆盖面。
差异化考核与激励: 建立对金融机构服务中小微企业和个体户的差异化考核和激励机制,鼓励其加大对该群体的信贷投放力度,同时合理容忍必要的风险。
发展供应链金融: 依托龙头企业,围绕核心企业与上下游中小微企业之间的信用和交易,创新供应链金融产品和服务,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融资成本。
鼓励发展特色化、专业化金融机构: 支持村镇银行、民营银行、地方性商业银行等在服务中小微企业和个体户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鼓励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提高风险评估和贷中贷后管理水平。

2. 加强信用体系建设,破解信息不对称难题:
构建全国统一的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打通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征信机构之间的信息壁垒,整合企业工商、税务、司法、经营等多元化信息,为金融机构提供更全面的企业画像。
推广信用贷款和基于场景的融资模式: 鼓励金融机构基于企业日常经营数据(如纳税记录、社保缴纳记录、交易流水等)和特定场景(如采购、销售、用工等)开发信用贷款和各类创新型融资产品。
发展基于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的金融服务: 运用新技术提升融资的可追溯性和透明度,降低金融机构的操作成本和风险。

3. 完善担保体系,分散风险:
加大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的投入力度: 提高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的资本金、担保能力和风险代偿能力,降低其对小微企业的担保费率。
鼓励信用保险和再担保发展: 引导保险机构开发针对中小微企业和个体户的信用保证保险产品,并建立完善的再担保体系,分散金融机构的风险。
探索多元化担保模式: 支持以知识产权、专利、商标、应收账款、存货等为质押或抵押的融资模式,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

4. 优化贷款审批流程,降低融资成本:
推广“几日贷”、“随借随还”等产品: 缩短贷款审批周期,简化申请材料,提供更加灵活便捷的贷款服务。
严查不合理的收费: 严禁在贷款过程中搭设不合理的收费项目,坚决打击“高利贷”和非法中介收费行为,切实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提高金融服务的透明度,让企业充分了解贷款条款、利率、费用等信息。

5. 强化政策支持和财政联动:
落实和完善税收优惠政策: 进一步降低中小微企业的税负,释放企业发展活力。
运用好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 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和个体户的信贷支持。
鼓励设立纾困基金或专项贷款: 针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企业,设立专门的纾困基金或提供低息专项贷款,帮助其渡过难关。

(二) 解决“涉企乱收费”问题:

1. 强化源头治理,坚决打击不合理收费:
全面清理和取消不必要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 对于已经取消的收费项目,要确保执行到位,防止反弹。
规范政府部门及其所属机构的收费行为: 严禁强制或者变相强制企业接受有偿服务、购买产品或参加培训。对确需保留的收费项目,要明码标价,公开收费依据、标准、去向。
深化“放管服”改革,减少不必要的审批和许可: 减少行政审批环节,自然就能减少相关的审批收费。

2. 加强市场监管,规范中介服务行为:
净化行业协会收费环境: 加强对行业协会的监管,杜绝垄断性收费、强制性入会费、不透明的服务费等行为。鼓励行业协会提供有价值的专业服务,而不是通过不合理收费盈利。
整治“红顶中介”和“僵尸中介”: 坚决取缔与政府部门“挂钩”过深、利用行政权力牟取暴利的中介机构。对于服务能力不足但收费高昂的中介机构,要加大市场监督和淘汰力度,鼓励公平竞争,提供优质服务。
推行中介服务清单制: 建立并公开需要中介服务的事项清单,明确收费标准和主体,企业可以自主选择服务机构,提高透明度。

3. 畅通监督和举报渠道,强化问责机制:
建立便捷高效的投诉举报平台: 鼓励企业通过政府热线、在线平台等渠道,积极反映涉企乱收费问题。
加强对投诉举报的快速响应和处理: 对于举报属实的,要严肃查处,并向社会公开处理结果,形成有效震慑。
建立“以案说法”机制: 定期公开曝光涉企乱收费的典型案例,提高企业的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

4. 提高政策透明度和企业信息获取能力:
加强政策解读和宣传: 通过多种渠道,向企业清晰传达国家和地方的惠企政策、减税降费政策、以及相关法律法规,让企业明明白白消费。
鼓励企业建立内部合规和风险管理体系: 提升企业识别和抵制不合理收费的能力。

5. 发展市场化服务,提高效率与质量:
鼓励市场化、专业化的第三方服务机构发展: 通过市场化竞争,提供更优质、更高效、价格更合理的咨询、培训、法律服务等,满足企业的多元化需求。
支持行业协会向专业化、服务型转型: 引导行业协会从收取费用为主,转向提供知识产权保护、技术交流、市场推广等增值服务。

总结: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的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是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和重要支撑力量。解决其“融资难”和“涉企乱收费”问题,不仅仅是帮助企业生存和发展,更是维护经济社会稳定和国家经济活力的重要举措。这需要一个系统性、持续性的改革和治理过程,需要政府部门、金融机构、行业协会和社会各界共同发力,构建一个公平、透明、高效的营商环境,让广大中小企业和个体户能够轻装上阵,焕发新的生机。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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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邀。

既然是为政府工作报告建言的问题,那我就以个人观察浅言一二。


中小微企业的生存困境是有区别的。个人感觉:

中型企业最头疼借钱;

小型企业最头疼市场;

微型企业及个体户最头疼社会治理。


中型企业一般得有个百来号人,一年总营收上千万到几个亿之间。

这种企业最大的痛苦就是资金链。

你的客户结款有账期,在客户结款之前,你是在拿自己的钱去垫业务执行;

中型企业的业务,一单成本几十万很正常;一个月做个七八单也很正常;而现在客户给六个月的结款账期,更正常。

很多一年营收一个亿的中型企业,趴在账上的现金恐怕也就五百万。

如果年景好,客户能正常结款市场没有波动,那天下太平;但一遇灾年,老客户欠款或延长账期,新客户没有,那麻烦就大了。

只凭现金,很多中型企业发三个月工资都够呛。这个时候,中型企业急需银行的低息贷款来撑过危机。

但他们一般是搞不到的,多数得转去求助地下钱庄和供应链金融。


法律对高利贷的规定,是一年银行LPR贷款利率的4倍,也就是差不多年化率16%左右。民间借贷是24%,24%至36%之间双方协商,超过36%的部分不予认定。

现实是另一码事。

全世界银行都一样,很少对濒临资金链断裂的企业伸出援手,哪怕这家企业的经营能力并没有实际变化。即使官方松开银根,多出来的钱也往往是被借给了行业巨头。

资本的原动力是追求收益,其次是躲避风险。因此在灾年里,银行总是会不自觉地扮演马太效应的加速器。

所以很多资金链困难的企业不得不去找门槛更低但代价高得多的民间借贷。

我很久没接触过桥的业务,记得前几年的过桥周转垫资利息是千分之一到千分之五之间,根据不同地区和行业而变化。

这是日息。

拿最常见的千分之二来算,年利率是73%,爆了法定上限一倍有余。

而这利息73%的周转资金还不好借,得是挺优质的(换言之抵押物比较充足的)企业才能借到。

不要替放贷方担心高利贷的法律问题,有的是低收高借的方法,24%那条线只对最粗暴的一纸明文合同有效。

一遇灾年,小点的企业很容易被迫走上实质的高利贷道路。熬不过去的,老板跑路公司完蛋,原本还可以的经营结构被贱价拆卖。这就是中型企业的噩梦。


小型企业头疼的是市场,也就是增长。

他们已经不是个体户小作坊,二三十个人做的业务要么是高度细分,要么是低端小集成。

这种企业严重依赖整体市场变化。做高度细分的看大客户的年景,做低端小集成的看整个行业的交易量。

因此小型企业反而没啥好说的,好好活着,大环境不好立马收摊转行就是了,熬的意义不大。


微型企业和个体户最头疼社会治理。

因为企业极小,就几个人甚至自己,成本不高转身灵活。

但也正是因为太小了,所以尽管微型企业们也要头疼资金链和市场问题,但最直接的忧虑还是社会治理。

中型企业尚有熬一下的资本,小型企业勉强也能收缩转行机动一下。而一单罚款、地方上一条规定的变更,就能把一片微型企业给带走。

年营收只有几十万到百来万,客户来源非常具体,往往就是方圆三公里。这种微型企业像生态链里的基层生物,对土壤水质的变化极为敏感。

地方综合执法大队可以直接决定他们的存亡。


融资难问题、市场增长问题、乱罚款等社会治理问题,所有企业都要考虑,但中小微各有侧重。

个人觉得:

融资难,这是“宽货币窄信用”的问题。金融机构手上有钱,但总是发不到需要的企业手上。这是上面要重点攻克的难关。

能不能真正做到所有放贷业务的全链条定向数据分析?发了3000亿中小微的专项贷款,上头能不能交叉比对出哪些是真放了、哪些是被打包成供应链金融被地方巨头拿去发高利贷了?

这事不是靠发文能解决的,这是要扎扎实实做金融数据的穿透。

乱罚款等社会治理问题,这在于合理KPI和依法治国。

GDP是KPI这无法否认,但现在已经明令要高质量增长,罚款能算增长么?看地方经济数据,能不能更注重结构而非总量?

KPI合理就能减少起码50%的地方瞎搞动力。

依法治国非一日可成,但这是根本问题。这块欠账太多,只能一步步来。

窄信用问题是眼下核心,先解决;地方治理可以逐渐跟上。上下两端都推进改革,市场增长自然会恢复。

因为说到底,虽然大环境不好,但别忘了我国中小微企业实际上背负着颇为沉重的运营成本。单把这块成本压低了,就能还回来一大块增长。

这就是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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