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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为什么就只有希特勒成恶魔了呢？

回答
“为什么就只有希特勒成恶魔了呢？” 这个问题触及了历史评价、大众认知以及我们如何理解极端的邪恶。答案并非简单一句“因为他做了坏事”，而是涉及了多种复杂因素的叠加和历史事件的特殊性。以下我将尽量详细地阐述：

1. 希特勒行为的极端性与规模：

系统性、工业化的种族灭绝（大屠杀）： 这是希特勒及其政权最臭名昭著的罪行。虽然历史上存在各种形式的压迫和杀戮，但纳粹德国通过系统性的工业化手段，以种族清洗为目标，大规模屠杀了600万犹太人，以及数百万其他少数群体（如罗姆人、残疾人、同性恋者、政治异见者等）。这种精确的计划性、大规模的执行以及对“非人”的定义和迫害，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其残酷程度和对人性的泯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发动世界大战： 希特勒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造成了约7000万至8500万人死亡，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冲突。他的侵略性扩张政策、对其他国家的无端攻击以及对战争的煽动，给全球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极端化： 纳粹的核心意识形态是基于极端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希特勒将其提升到一个国家政策和行动的指导原则，认为“雅利安人”是优等民族，而其他民族（尤其是犹太人）是劣等和有害的，需要被消灭。这种将整个民族污名化、非人化的理论，为后来的大屠杀提供了“合法性”的借口。
对人性的彻底蔑视： 希特勒和纳粹政权在很多方面展现了对人类生命和尊严的极度蔑视。人体实验、强制劳动营、集中营里的非人待遇等等，都反映了他们将他人视为纯粹的工具或可以随意处置的“垃圾”的态度。

2. 历史的“凝固点”与叙事的塑造：

历史的记忆与教育： 二战的胜利者（盟国）在战后主导了历史的叙事和教育。由于纳粹德国是轴心国的核心和战争的发动者，并且犯下了如此骇人听闻的罪行，战胜国自然会将希特勒及其政权定位为主要的反派和罪魁祸首。这种叙事在战后几十年里被反复强调、教育和宣传，深入人心。
明确的敌人形象： 与许多历史上的冲突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一个相对清晰且邪恶的敌人形象——纳粹德国和希特勒。这使得希特勒成为一个容易被标签化、被具象化的“恶魔”。这种形象的塑造，有助于战胜国凝聚国内共识，并向世界展示其正义性。
文学、电影和流行文化的影响： 希特勒及其纳粹德国的故事，因其戏剧性和极端性，成为了无数书籍、电影、纪录片和艺术作品的素材。这些作品在不断重塑和强化希特勒作为邪恶象征的形象，使其成为一个广为人知的文化符号。
历史事件的特殊性： 希特勒的崛起和纳粹的掌权，本身就充满了戏剧性和警示性。一个曾经不得志的艺术家如何一步步登上权力巅峰，如何利用民众的不满和恐惧，如何建立起一个极权国家并发动世界大战，这些过程本身就引人入胜且发人深省。

3. 与其他历史人物的对比与区别：

“恶魔”的定义是相对的： 我们通常将“恶魔”定义为极端的邪恶、残忍和破坏性。历史上有许多统治者、军事领导人或个体也犯下了严重的罪行，例如：
成吉思汗： 他的征服战争导致了数千万人的死亡，其残酷性也极高。
斯大林： 在其统治下，苏联也发生了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劳改营和饥荒，造成了数百万人死亡。
其他独裁者或战争罪犯： 例如波尔布特、萨达姆·侯赛因等，也犯下了严重的罪行。
希特勒的“独特之处”在于“工业化”和“系统性”的邪恶： 虽然许多领导人都曾发动战争或进行镇压，但希特勒的“大屠杀”是通过一种近乎工业化的流程来执行的，其目标是系统性地消灭一个民族。这种将灭绝种族作为国家政策核心的做法，在历史上具有某种程度的“独特性”。
“标签化”与“符号化”： 历史事件的复杂性往往会被简化为易于理解的叙事。希特勒的罪行如此极端且后果如此深远，使得他成为最容易被“标签化”和“符号化”的邪恶代表。其他一些领导人的罪行虽然也极其严重，但可能在规模、方式或文化影响力上不如希特勒那样具有“代表性”。

4. 历史评价的演变与反思：

现代历史学家的观点： 现代历史学家承认，许多历史人物都犯下了严重的罪行，并且并非只有希特勒一人。然而，希特勒的罪行之所以让他“独占鳌头”，更多是因为他所犯下的罪行的“极端性”和“规模性”，以及他所代表的意识形态的“破坏性”。
警惕历史的重复： 将希特勒定位为“恶魔”，也是一种警示，提醒人们警惕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反犹主义以及极权主义的危险，防止类似的悲剧重演。

总结来说，希特勒之所以在普遍认知中成为了“恶魔”的代名词，并非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做过坏事的人，而是因为：

他所犯下的罪行（尤其是大屠杀和发动世界大战）在规模、残忍程度和系统性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他所代表的意识形态（极端种族主义和灭绝性仇恨）具有极大的破坏性。
二战的胜利者主导了历史叙事，并将希特勒塑造成了一个明确的反派形象。
文学、电影等文化媒介不断强化了他的“恶魔”形象，使其成为一个强大的文化符号。
与其他历史人物相比，希特勒的罪行在“独特性”和“标志性”上更为突出。

理解这一点，并不是为了为其他罪犯开脱，而是为了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历史，理解邪恶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如何避免其再次发生。承认希特勒的特殊性，是为了更好地反思人类历史的黑暗面，并从中汲取教训。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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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不知道题主到底是故意在发明历史还是被某些人忽悠瘸了，题目描述就是离了个大谱……

希特勒怎么就成罪人了呀，清军入关杀了人，汉人一千多万，成吉思汗横扫亚欧大陆屠杀了一亿多的人口。拿破仑横扫欧洲大陆，走到一个地方就屠城。为什么就希特勒成罪人了呢。

这段题目描述引述的两个例子一个比一个离谱。首先满清入关屠杀是肯定有屠杀的，但是“一千万人”这个数字有夸大之嫌。即便是把史书所载的几个重要的满清屠杀事例人数全都加起来，与一千万也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

至于说拿破仑“走到一个地方就屠城”这样的话就更是扯淡了。马德里巴塞罗那柏林维也纳罗马米兰莫斯科哪个欧洲名城没有被拿破仑的铁蹄践踏过？真要是“走一个地方就屠城”的话恐怕欧洲人早就灭绝了。虽然拿破仑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帝国主义者，但是在杀人这一方面他并没有踏破当时欧洲的平均水平线。的确，他的军队在占领区劫掠，但是同期与他敌对的俄普奥军队也劫掠，吃相并不比法国好到哪里去。他在西班牙对付游击队的时候有大规模处决反抗者的记录，但这也是整个十九世纪欧洲贵族/资本家/殖民者对付巷战里的反抗者/丛林里的游击队的基本操作。《战争与和平》中俄国贵族讨论拿破仑的黑点，最骇人听闻的，是在中东处死了3000战俘——而且还是在本方缺乏补给养不活战俘的情况下。

当然，讨论满清/拿破仑到底杀了多少人对于这个题目来说意义不大，因为不论满清/拿破仑暴虐与否，都不妨碍我们将希特勒以及以他为代表的纳粹德国、法西斯主义视为人类历史上最恶的极端。

我在另一个问题下具体讨论过这个问题，这里就粘贴一下了：

除了用拿破仑去和希特勒比，还会有基于不同立场的人，出于不同的目的，把欧洲殖民者，现在的美国，曾经的苏联，或者成吉思汗与希特勒相提并论。这些人无疑是忽视了人类社会道德水准在近代以来的进步，更是抛开剂量谈毒性，把不同程度的罪恶等而视之。
纳粹之恶，不仅仅在于侵略、限制自由甚至杀人——这些不过是独裁者们的经典操作了，虽然需要被批判，但是不至于被批判成这个样子。纳粹之恶，在于他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将“灭绝某一特定种族”作为一个公开宣传的政策目标，并且真的以一种极高的效率将其付诸实施的政权。首先，它以仇恨和屠杀为目的：绝大多数的独裁者只会把杀人当做维护统治的手段，而纳粹法西斯思想和核心就是“争夺生存空间”与“净化人种”，杀戮是纳粹的本能。其次，它对某些特定群体的屠杀是无条件无差别的：只要你天生残疾，或者天生是犹太人/吉普赛人，那么不论你对纳粹是否忠诚，不论你信仰什么宗教什么主义，不论你贫穷或者富有，你都要死。与之相比，大多数的暴君和入侵者还算是讲道理的——毕竟面对他们，大部分老百姓还是可以选择破财消灾，当奴才保命，人滚地留这样的选项。其三，这种屠杀是有组织，有预谋且是自上而下全面推行的，历史上的确存在很多由于军纪不佳或者种族仇恨失控导致的对平民的单方面屠杀，但是这些往往是自下而上的，无组织无纪律的，而且往往是暂时性的，局部性的。而纳粹的屠杀则是来自高层的授意，并且在一个精密的官僚系统的主导下，以工业化的方式，在全国范围进行的。历史上的别的屠杀更多的是在无政府状态下人们的兽性爆发，而纳粹的屠杀则不仅仅是兽性，而是一种极为病态的，不能仅仅用人性/兽性来描述的纯粹的恶。如果说历史上纵兵劫掠、大肆屠城的暴君们更像是杀人越货的悍匪，那么纳粹则更像是恐怖片里的变态杀人魔，前者固然危险，但是后者让人想一想就毛骨悚然。最后，从屠杀的规模来说，纳粹造成的全球范围内的死亡是前无古人，估计后也不会有来者的。即便抛开性质上的差异，单看屠杀的数量，纳粹足以成为人类历史上各种罪恶的极限。
如果我们考虑到人类文明在近代以来的进步，那么纳粹的恶就更加触目惊心了。纳粹的各种屠杀，是在人类文明高度进步，国际法、战争法已经有了大体框架的20世纪发生的，而且位置是在当时全世界最发达的欧洲。19世纪以前，无论是欧洲殖民者，非洲大酋长，还是东亚的皇帝，都没有什么道德底线，屠杀印第安人的殖民者是伟大的英雄征服者，杀得江南十室九空的曾国藩也能被捧为完人、圣人。那时的种种暴行，或许只有少部分该被归咎于某个个人或者某个政权的残暴，更多还是那个时代的野蛮与蒙昧的结果。然而，在人类早已摒弃了奴隶制，签署过《非战公约》和《日内瓦公约》，倡导民族自决，谴责一切侵略战争的20世纪，纳粹居然能做出比历史上所有屠夫都更罪恶、更血腥、更暴力、更变态的事情来，这就不能甩锅给时代了——它完完全全就是纳粹本身的恶。
很多动机不纯或者智识欠缺的人甚至会声称自己反对的某种意识形态和纳粹一样罪恶，或者比纳粹更罪恶。比如哈耶克千方百计就是要论证苏联和纳粹是一丘之貉，米塞斯甚至觉得法西斯能够从共产主义者手中保护西方文明，这种话底下的潜台词无非是“既然对方已经和纳粹一样恶了，我学习纳粹的手段去对付他们也是完全正当的吧”——于是乎才会有麦卡锡主义、有皮诺切特、有今天中东欧的新纳粹。类似的，某些人成天喊着“盎撒匪帮”比纳粹还丑恶，心里装着的不也是“争夺生存空间”的纳粹思想吗？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自由派还是保守派，大可以反对自己在意识形态上的敌人，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该将纳粹的恶与其它的恶等同起来。当年的法西斯不就是靠着和保守派谈反共，和民族主义者谈打倒帝国主义，和穷人谈消灭异族蛀虫，进而利用人们共同的恐惧与仇恨崛起的吗？历史的教训很明显——将任何目标，包括但不限于反共、打倒资本家、国家尊严、社会稳定、击败外敌等等等等，凌驾于反纳粹之上的人，要么是缺乏历史常识，要么是纳粹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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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纳粹的恶具有现代性。

从蒙古到侵华日军，无论多么残忍，杀了几百万人，其屠杀都是出于落后和野蛮。人类对现代文明的一大期待就是这些东西会随着文明进步而消失。

而纳粹的屠杀是工业化的、流水线的、讲究效率的、有意识形态正名的。从根本上打了现代化文明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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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法国投降后，希特勒带着几个亲信巴黎一日游，他去了巴黎大剧院、圣母院、先贤祠等等，离开时满足地说，今天终于实现了他年轻时的心愿。

亲信正为元首爱巴黎而感动。不料他说，我曾反复考虑过是否摧毁巴黎，现在我觉得没必要，将来日耳曼尼亚（希特勒给未来柏林起的名字）建好以后，会比巴黎震撼一百倍。

1945年，希特勒反复要求摧毁巴黎，留下一句千古名言：巴黎烧了吗？（也有翻译成巴黎在燃烧吗？）

纳粹时代有个笑话，因为针对残疾人出台了绝育的法律，非常细，凡有可能遗传的病一律绝育。而戈培尔恰恰是畸形足，经过科学家缜密研究，他这病不遗传，所以戈培尔博士部长免于被绝育。

不提大家都知道的屠杀犹太人，就看他是怎么对待自己的同胞吧。

1939年他签署命令，消灭精神病人和残疾人。目击者称，很多精神病患者并非无知无觉的白痴，他们知道自己要被杀死，哭喊着被拖上车。他还允许对残障儿“安乐死”，患病的儿童发现，小伙伴经常被带走后再也不回来，一见到“医生”就喊救命。

当汽车到来时，一名病人喊道：“谋杀者来了！”医院职员经常给狂躁的病人注射高剂量镇静剂，这样他们就能在半昏迷的状态中被抬上汽车。但是一些病人开始拒绝注射，他们害怕里面有毒。当一些人被抬上汽车时，他们开始武力抵抗，而他们的反抗只会招致更残忍的暴行，这只能令其他人愈发焦虑。被拖上车的时候，许多人开始失声痛哭。《第三帝国的到来》

1944年下半年，东线崩溃。苏军已经抵达战前德国边界，而宝贵的火车车皮，汽油，煤炭和电力，哪怕前线急需，也要被用于运送几十万犹太人去死亡集中营。前线急缺兵员，成千上万年轻力壮的党卫队仍在后方一心一意搞屠杀流水线。1942年，秉承他的意图，纳粹召开万湖会议，之后开始大规模屠杀犹太人。六百万犹太人上在1942-1945年被杀害的。东线越危急，屠杀越凶猛。甚至有人传达希特勒意图，不论战争胜败如何，灭绝犹太人就是胜利。

1945年，希特勒说德意志民族被打败了，是劣等人种，不配再生存下去，要求摧毁德国所有的基础设施。

“再也没有必要为德国人民的基本生存需要什么而操心了，”他回答道，“恰好相反，最好是连这些生存的基础都破坏掉，而且由我们自己亲手毁灭这一切。这个民族已经证明是弱者……”希特勒用这些话把德国人民一笔勾销了，他对施佩尔解释说，“那些在这场斗争结束之后幸存下来的人都是劣等人，因为优秀者早已经战死了。”（《最后一役》）

末日时与所有人类包括自己同胞为敌，不是疯狂的恶魔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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