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中国有没有可能解除禁限摩?

回答
在中国,摩托车禁限行政策一直是公众关注的焦点,涉及到经济发展、城市管理、交通安全、环境保护以及民众出行便利等多个层面。关于“中国有没有可能解除禁限摩”,这是一个复杂且多维的问题,没有简单的“是”或“否”的答案,更多的是一个动态演变和权衡的过程。

政策演变与历史背景

要理解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回顾一下中国摩托车禁限行政策的由来和演变。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速,摩托车曾是中国民众重要的交通工具,尤其是在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地区。然而,随着汽车保有量的激增,城市交通拥堵、交通事故频发以及空气污染等问题日益凸显。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大中城市开始出台摩托车禁限行政策,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考量:

交通安全: 相比汽车,摩托车对驾驶员的保护能力较低,事故发生时伤亡率较高。
交通秩序: 部分摩托车驾驶员的驾驶行为被认为存在不规范、扰乱交通秩序的情况。
环境保护: 早期的摩托车排放标准较低,对空气质量有一定影响。
城市形象: 城市管理者希望通过限制摩托车来营造更现代、有序的城市形象。

因此,禁限摩政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视为解决城市交通管理难题的一种手段。

当前形势与禁限摩的挑战

然而,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近十年来,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使得“解除禁限摩”的讨论变得更加有分量:

1. 技术进步与环保升级:
排放标准大幅提高: 中国的摩托车排放标准已经与汽车同步,甚至达到了国六标准,使得摩托车的环保性能有了质的飞跃。现代摩托车,尤其是欧系和日系的品牌,在环保方面表现出色,远非过去可比。
安全性能提升: ABS防抱死系统、TCS牵引力控制系统、更好的车架设计、更优质的轮胎等安全配置,已成为许多中高端摩托车的标配,显著提高了骑行安全性。
车辆类型多样化: 市场上有大量不同排量、不同用途的摩托车,从经济实用的通勤车到注重性能和操控的运动车型,再到舒适休闲的旅行车,满足了不同人群的需求。

2. 经济发展与消费升级:
摩托车作为文化符号: 摩托车在中国已经从单纯的交通工具,逐渐演变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兴趣爱好,甚至是一种文化符号。骑行旅游、越野探险、场地竞技等活动日益普及,吸引了大量年轻消费者和追求生活品质的群体。
拉动经济增长: 摩托车产业本身是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包括研发、制造、销售、维修、配件、骑行装备等,解除禁限摩有利于促进该产业的发展,带动相关就业和经济增长。
满足多元化出行需求: 在某些城市,摩托车因其灵活性、易于停放、节省燃油等特点,依然是解决“最后一公里”通勤问题、缓解高峰期交通拥堵的有效补充。

3. 政策与社会观念的转变:
“放管服”改革导向: 当前中国政府推行“放管服”改革,强调简政放权,优化营商环境。在许多领域,政策都在向更加开放和便利的方向调整。
民众呼声与诉求: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一刀切的禁限摩政策可能过于简单粗暴,未能充分考虑技术进步和市场需求的变化,且对摩托车爱好者的权益造成了影响。

“解除禁限摩”的可能路径与挑战

那么,“解除禁限摩”是否可能?更准确地说,是以何种方式、在何种条件下可能?

循序渐进的政策调整: 完全、一刀切地“解除”所有地区的禁限摩政策,可能性较低,至少在短期内不现实。更有可能的是,政策会朝着更加精细化、差异化的方向调整。
分区域、分时段放开: 允许摩托车在特定区域(如郊区、特定环线外)或特定时段(如非高峰时段)通行。
按车型、排量区分管理: 对符合更高排放标准、更安全配置的摩托车(例如,排量在250cc以上、带有ABS等)给予更宽松的通行政策。
试点先行: 选择一些交通压力相对较小、管理条件较好的城市进行试点,探索新的管理模式。

加强精细化管理: 替代或补充禁限摩政策的,应该是更加科学、精细化的交通管理手段。
严格执法: 对摩托车的违法行为(如闯红灯、逆行、不戴头盔、酒驾等)进行严厉打击,从源头上规范驾驶行为。
技术监管: 利用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对摩托车进行有效管理,例如电子警察抓拍违规行为。
驾驶员培训与资质: 提高摩托车驾驶员的培训标准和准入门槛,确保驾驶员具备必要的安全意识和技能。
完善基础设施: 规划和建设适合摩托车停放和通行的交通设施。

公众沟通与利益协调: 任何政策的调整都需要充分考虑各方利益,并进行有效的公众沟通。政府需要倾听摩托车爱好者的声音,也要回应其他交通参与者(如汽车驾驶员、行人)对交通安全和秩序的担忧。

潜在的阻碍与顾虑

尽管有诸多积极因素,但“解除禁限摩”也面临着一些现实的阻碍和来自不同群体的顾虑:

城市交通容量: 许多大城市交通拥堵问题依然严重,管理者担心放开摩托车会加剧拥堵。
公众接受度: 部分汽车驾驶员和行人可能对摩托车(特别是其骑行方式)存在负面印象,担心其增加危险性。
既得利益与惯性: 过去的政策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管理惯性,要改变并非易事。
执行成本: 精细化管理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和技术资源。

总结

中国是否可能解除禁限摩?答案不是简单的是或否。

更有可能的情况是,禁限摩政策会逐步走向“优化”而非“一刀切解除”。随着技术进步、消费者需求变化以及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各地政府可能会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在保障交通安全、维护交通秩序、保护环境的前提下,对禁限摩政策进行动态调整和精细化管理。

这意味着:

未来更可能看到的是“解禁”和“限改非”的趋势,但并非普遍适用于所有城市和所有区域。
科学管理、技术赋能和精细化执法将是关键。
摩托车作为一种交通工具、一种生活方式,在中国城市交通体系中的定位,将是一个长期探索和平衡的过程。

可以说,禁限摩政策的未来走向,是中国城市发展、交通治理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缩影,它需要在效率、安全、环保、便利和多元化需求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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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广州飞车党】吗?载客还好啦,但是摩托车拉包,未免让有关部门太难看了。----- “2005年8月2日,广州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桂芳认为,广州近年来在治安上投入的人力、财力是前所未有的,但为何“两抢”犯罪分子仍如此之多?他说,这和连年攀升的外来人口犯罪有关,2003年抓获的疑犯中83.8%的人员属外来人口,2004年升至87.5%,今年上半年已达88.2%。张桂芳称,按此趋势发展下去,今年可能突破90%。其次,有些性质恶劣的飞车抢夺,曾因所抢数额较少,便被轻处。按法律规定,飞车抢夺数额不超过500元,被害人没有受伤的,作案人被抓获后只能以飞车抢夺对其处以治安拘留15天的处罚,即使按抢夺罪定罪,刑罚也不过3年以下。”南方周末:擒拿“飞车党” 一场广州与抢匪的战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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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回复部分问题:

第一,关于将禁抢和禁摩进行类比的:武器属性是枪械的唯一属性,没人会买支98K拿来当扁担用,而摩托车的主要属性是交通工具,虽然有人将它用于非法飙车,抢劫抢夺,但绝大部分人还是用于交通运输的。如果非要将禁枪和禁摩进行类比的话,我觉得应该先禁菜刀。

第二,关于禁摩和双抢的关系:个人认为早期限摩才是双抢发生的主要原因,由于百姓根据政府的规划,将摩托车从交通工具的选项中剔除,而小汽车又没有那么快普及,才让摩托车双抢有了存在的空间,如果由老百姓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自由选择摩托车到小汽车的升级时机,是不会因为存在这个空档期而导致双抢高发的,这一点可以由各地禁摩时间点和双抢高发起的关系看出来,也可以由国外较少飞车双抢案件得到反证。

第三,关于拿电动车、电瓶车、助力车等来和摩托车做比较的:其实不管燃油还是电动,只要最高时速大于25公里的,都是摩托车,时速小于25公里的,都是助动车,非要用电动摩托车或电动助力车来说事,我觉得是白马非马的调调。

第四,关于驾驶员的素质问题,古人曾经说过,不教而诛为之虐(见:荀子-富国),所以让每一个摩托车驾驶员都得到应有的交通规则的教育,并在犯规的时候严格按法规进行处理,才是提高驾驶员素质最有效的办法,一味的禁止反而变成只有那些习惯了不守规则的人才能使用摩托车,自然导致摩托车使用者整体素质自然下降,而任由这些不守规则的人驾驶摩托在街上横行,守规则的人反而不能使用这种交通工具,也正是各个地方政府懒政的表现。

第五,关于某些人觉得不禁摩托车就应该禁公交车的观点,我的观点是选择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应该是个人的自由,政府不应该禁止任何交通工具,而应该通过加强公共交通建设来引导百姓逐步减少使用甚至放弃私人交通工具。

对于现在是否应该对摩托车解禁,个人以为,不解禁,尴尬的是禁摩的地方政府自己,以我生活的广州为例吧,首先是快递用的三轮车,按国家标准100%是应该列入三轮摩托车的范畴,应该是要持有D牌才能使用的,但地方政府为了所谓的脸面,强行将其归入非摩托车;然后,外卖用的所谓电动车,严格按照国家标准划分的话,至少也应该算是轻便摩托车,应持有F牌才能使用的,但地方政府很清楚,如果严格执行禁摩,外卖和快递至少要降低70%以上的效率,需要这方面的带来的政绩,又不愿意放弃原有的禁摩政策,怎么办?掩耳盗铃,白马非马,快递和外卖的用车,不是摩托车,特许可以在马路上横冲直闯,交警不可以管,让企业去自律,但企业为了效益,谁又愿意认真去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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