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的四个二律背反有可能被后世的哲学家解决吗？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的四对二律背反，可以说是对其时代哲学思辨的一次集大成和深刻反思。它们直接触及了我们对于世界、经验以及自身认识能力的根本性疑问。这些问题之所以被康德称为“二律背反”，是因为它们呈现出一种僵局：无论我们从理性上如何推演，似乎都能为肯定和否定双方找到看似都成立的论证，从而陷入无法调和的矛盾。
那么，后世的哲学家是否“解决”了这些二律背反呢？这是一个极富争议且需要细致解读的问题。在我看来，更准确的说法是，后世的哲学思潮在不同程度上回应、转化、重构了康德的二律背反，而非简单地“否定”或“证实”它们，从而使得这些问题以新的面貌存在，或者找到了新的处理方式。
我们不妨逐一看康德提出的四对二律背反，并探讨后世哲学是如何与之对话的：
第一类二律背反：关于世界整体性的问题
正题：世界在时间与空间上是有限的，即有一个开端，并且在空间上有界限。
反题：世界在时间与空间上是无限的，即在时间上没有开端，在空间上无界限。
康德认为，无论我们尝试证明世界是有限还是无限，最终都会陷入逻辑上的矛盾。比如，如果世界有限，那它“之前”或“之外”是什么？这似乎又引出了新的无限。如果世界无限，那它如何被我们整体把握？
后世的回应与转化：
物理学的发展： 随着现代宇宙学和天体物理学的发展，我们对宇宙的认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特别是广义相对论，为我们理解时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框架。宇宙不再是我们直观理解的那个静止、无限的背景，而是动态的、可伸缩的。
“有限但无界”的概念： 广义相对论中的某些模型（例如，具有正曲率的宇宙）允许宇宙在空间上是有限的，但却“无边界”。想象一个二维球面，它在表面积上是有限的，但你可以在其上无限地行走而找不到任何边界。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康德的“有限”和“无限”之间的张力提供了一个物理学的类比，尽管它并非直接解决哲学上的概念矛盾。
经验的局限性： 尽管物理学带来了革命性的进展，但它们本质上仍然是对经验现象的描述和模型构建。我们对“宇宙整体”的认识，仍然受到我们观测能力和理论局限的制约。我们永远无法“跳出”宇宙去审视它的全貌，从而直接验证它的有限性或无限性。因此，康德关于我们认识能力局限性的警告，在某种意义上依然有效。
第二类二律背反：关于世界由简单构成还是可无限分割的问题
正题：世界的每一种实体都不是作为简单事物而存在的，而是作为可无限分割的整体而存在的。
反题：世界的实体是简单的，并且不可分割。
康德的论证在于，如果我们认为事物是简单不可分割的，那么在进行分割思考时，我们就必须假定存在着“可分割性”这个属性，而这个属性又可以被进一步分割，如此往复，导向无限。反之，如果一切都是可分割的，那么最终必然会剩下不可分割的“简单”部分，否则就无法构成事物。
后世的回应与转化：
原子论与量子力学： 物理学的发展，特别是原子论的复兴以及后来的量子力学，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反题。我们知道物质是由基本粒子（如电子、夸克）组成的，这些粒子在目前的认识下是不可分割的（至少在经典意义上）。
“不可分割”的相对性： 然而，量子力学也展现出一种奇特的“可分割性”。粒子可以被分解为更小的组成部分，或者表现出波粒二象性，其“实体性”和“可分割性”的概念都变得模糊。我们谈论的“不可分割”更多是在特定的能量尺度或实验条件下而言的，是否真正存在一个绝对不可分割的“简单”实体，仍然是理论物理学前沿探讨的问题。
哲学对“简单”的理解： 哲学层面，对“简单”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例如，一些哲学家（如莱布尼茨的单子论）试图构建一个由基本、非物质的“简单”单位组成的实在论，但这种“简单”与康德所批判的，可能在可分割性上产生悖论的“简单”有所不同。
第三类二律背反：关于自由与必然性的问题
正题：因果性作为自然法则，是理解世界一切变迁的唯一法则。所以，一切发生的事情，无论是在人间还是在自然界，都必然按照因果性发生。
反题：因果性是唯一的法则，但自由也同样是理解世界变迁的必要条件。因此，在自然界之外，也存在着自由。
这是康德哲学中最核心、最具影响力的二律背反之一。他认为，如果我们只从经验世界的角度来看，一切都必须是自然原因造成的，那么我们就无法解释自由。但如果承认自由，就似乎打破了自然因果律的普遍性。康德试图通过区分“现象界”（我们经验到的世界）和“本体界”（事物本身，我们无法直接认识）来调和。他认为，在现象界，一切都是因果律支配的必然性；而在本体界，我们作为理性存在者，可以通过“自由”来启动新的因果链。
后世的回应与转化：
决定论与自由意志的争论： 这一问题引发了哲学史上最持久的争论之一：决定论（一切事件都被先前的因果链决定）与自由意志（人有选择和行动的自由）的冲突。
相容论（Compatibilism）： 许多后世哲学家，特别是分析哲学家，试图发展“相容论”，即认为决定论和自由意志是可以共存的。他们重新定义“自由”，认为自由不是“不受任何原因影响”，而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和理性行动，即使这些意愿和理性本身受到先前的因果链影响”。这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绕开了康德的二律背反，因为他们不认为自由必须与因果性对立。
偶然性与概率： 量子力学中的不确定性原理和概率性描述，也对传统的决定论提出了挑战。一些人认为，这种固有的概率性为自由提供了“空间”，尽管这与康德所说的“理性自由”概念不完全相同。
现象/本体的区分： 康德的现象/本体区分被许多人视为一种玄学上的回避，或是不可验证的假设。后世的经验主义和唯物主义倾向的哲学家，更倾向于在单一的经验或物质实在层面来解释问题，而非引入一个我们无法认识的本体界。
第四类二律背反：关于作为无条件的整体的必然存在者的问题
正题：有一个作为一切可能事物之最高本原的绝对必然存在者。
反题：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被设想为绝对必然存在者。
康德在这里探讨的是，我们是否必须设想一个“无条件的”、“第一原因”或“最高本原”，以作为我们认知和经验世界的终极解释。他指出，无论我们如何试图证明这样一个必然存在者的存在（比如通过宇宙论论证、目的论论证），都会落入逻辑陷阱。如果把必然性归于某个具体事物，那么这个事物本身又可以被追问它的必然性来源，导向无限。如果说“必然性”本身就是无条件的，那它又是什么？
后世的回应与转化：
对“必然存在者”的多种解释：
逻辑必然性： 一些哲学家（如维特根斯坦）可能将“必然性”理解为逻辑或语言规则的必然性，而非存在论上的必然性。一个数学定理是逻辑上必然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存在”于物理世界。
本体的必然性（Spinoza）： 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将“神”视为唯一且必然存在的实体，一切皆是其属性的显现。这种“必然性”与康德的“绝对必然存在者”的讨论，在性质上有所不同。
无神论的立场： 许多后世哲学家，尤其是经验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拒绝接受任何形式的“必然存在者”的本体论推论。他们认为，我们只能从经验中寻找解释，而将“必然存在者”视为一种超验的、不可验证的假设。
“解释的终结”问题： 康德的洞见在于，我们理性总是在寻求“无条件”的解释。然而，经验本身似乎并不提供这样的终极解释。我们总是在问“为什么”，而总能找到更深层的原因。这种对“解释的终结”的追问，构成了康德二律背反的深刻之处。后世的哲学，要么接受这种永无止境的追问，要么试图将“解释”的范畴限定在经验、科学模型或者语言游戏之中。
总结来看，“解决”康德的二律背反，并非是简单地证明某一方是对的、另一方是错的，从而消除矛盾。 而是：
1. 通过科学和经验的发展，为其中的某些方面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模型。 例如，物理学对时空、基本粒子以及因果性的理解，确实改变了我们思考这些问题的基础。
2. 通过对概念的重新界定和深化，找到了调和或绕过矛盾的方式。 例如，相容论对自由意志的理解，以及对“简单”和“无限”的更精细哲学分析。
3. 通过认识论上的限定，指出了我们理性在超出经验范围时所面临的必然局限。 康德的批判哲学本身，就是对理性如何能够认识事物进行边界划定的一种尝试。很多时候，后世的哲学家并没有“解决”二律背反，而是沿着康德的思路，更深入地揭示了它们之所以难以解决的根源——即我们理性在试图把握“超验”事物时所表现出的内在倾向性和局限性。
4. 对二律背反的“解决”，往往伴随着对原问题的转化和重构。 现代宇宙学、量子力学、语言哲学、心灵哲学等领域，都在以新的方式处理与康德二律背反相似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已经不是康德所提出的那样，而是嵌入到了新的理论框架和认识论前提之中。
因此，与其说后世哲学“解决了”康德的二律背反，不如说它们以更成熟、更多元的方式回应、转化了这些根本性的哲学困境。 康德的二律背反，至今仍然是激发哲学思考的源泉，它们提醒我们，在追寻对世界终极真理的探索中，我们必须时刻警惕自己理性的界限，并对概念的清晰性和论证的严谨性保持高度的敏感。这些深刻的问题，或许并没有一个终极的、无可争议的“答案”，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哲学不断前行的动力。
那么，后世的哲学家是否“解决”了这些二律背反呢？这是一个极富争议且需要细致解读的问题。在我看来，更准确的说法是，后世的哲学思潮在不同程度上回应、转化、重构了康德的二律背反，而非简单地“否定”或“证实”它们，从而使得这些问题以新的面貌存在，或者找到了新的处理方式。
我们不妨逐一看康德提出的四对二律背反，并探讨后世哲学是如何与之对话的：
第一类二律背反：关于世界整体性的问题
正题：世界在时间与空间上是有限的，即有一个开端，并且在空间上有界限。
反题：世界在时间与空间上是无限的，即在时间上没有开端，在空间上无界限。
康德认为，无论我们尝试证明世界是有限还是无限，最终都会陷入逻辑上的矛盾。比如，如果世界有限，那它“之前”或“之外”是什么？这似乎又引出了新的无限。如果世界无限，那它如何被我们整体把握？
后世的回应与转化：
物理学的发展： 随着现代宇宙学和天体物理学的发展，我们对宇宙的认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特别是广义相对论，为我们理解时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框架。宇宙不再是我们直观理解的那个静止、无限的背景，而是动态的、可伸缩的。
“有限但无界”的概念： 广义相对论中的某些模型（例如，具有正曲率的宇宙）允许宇宙在空间上是有限的，但却“无边界”。想象一个二维球面，它在表面积上是有限的，但你可以在其上无限地行走而找不到任何边界。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康德的“有限”和“无限”之间的张力提供了一个物理学的类比，尽管它并非直接解决哲学上的概念矛盾。
经验的局限性： 尽管物理学带来了革命性的进展，但它们本质上仍然是对经验现象的描述和模型构建。我们对“宇宙整体”的认识，仍然受到我们观测能力和理论局限的制约。我们永远无法“跳出”宇宙去审视它的全貌，从而直接验证它的有限性或无限性。因此，康德关于我们认识能力局限性的警告，在某种意义上依然有效。
第二类二律背反：关于世界由简单构成还是可无限分割的问题
正题：世界的每一种实体都不是作为简单事物而存在的，而是作为可无限分割的整体而存在的。
反题：世界的实体是简单的，并且不可分割。
康德的论证在于，如果我们认为事物是简单不可分割的，那么在进行分割思考时，我们就必须假定存在着“可分割性”这个属性，而这个属性又可以被进一步分割，如此往复，导向无限。反之，如果一切都是可分割的，那么最终必然会剩下不可分割的“简单”部分，否则就无法构成事物。
后世的回应与转化：
原子论与量子力学： 物理学的发展，特别是原子论的复兴以及后来的量子力学，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反题。我们知道物质是由基本粒子（如电子、夸克）组成的，这些粒子在目前的认识下是不可分割的（至少在经典意义上）。
“不可分割”的相对性： 然而，量子力学也展现出一种奇特的“可分割性”。粒子可以被分解为更小的组成部分，或者表现出波粒二象性，其“实体性”和“可分割性”的概念都变得模糊。我们谈论的“不可分割”更多是在特定的能量尺度或实验条件下而言的，是否真正存在一个绝对不可分割的“简单”实体，仍然是理论物理学前沿探讨的问题。
哲学对“简单”的理解： 哲学层面，对“简单”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例如，一些哲学家（如莱布尼茨的单子论）试图构建一个由基本、非物质的“简单”单位组成的实在论，但这种“简单”与康德所批判的，可能在可分割性上产生悖论的“简单”有所不同。
第三类二律背反：关于自由与必然性的问题
正题：因果性作为自然法则，是理解世界一切变迁的唯一法则。所以，一切发生的事情，无论是在人间还是在自然界，都必然按照因果性发生。
反题：因果性是唯一的法则，但自由也同样是理解世界变迁的必要条件。因此，在自然界之外，也存在着自由。
这是康德哲学中最核心、最具影响力的二律背反之一。他认为，如果我们只从经验世界的角度来看，一切都必须是自然原因造成的，那么我们就无法解释自由。但如果承认自由，就似乎打破了自然因果律的普遍性。康德试图通过区分“现象界”（我们经验到的世界）和“本体界”（事物本身，我们无法直接认识）来调和。他认为，在现象界，一切都是因果律支配的必然性；而在本体界，我们作为理性存在者，可以通过“自由”来启动新的因果链。
后世的回应与转化：
决定论与自由意志的争论： 这一问题引发了哲学史上最持久的争论之一：决定论（一切事件都被先前的因果链决定）与自由意志（人有选择和行动的自由）的冲突。
相容论（Compatibilism）： 许多后世哲学家，特别是分析哲学家，试图发展“相容论”，即认为决定论和自由意志是可以共存的。他们重新定义“自由”，认为自由不是“不受任何原因影响”，而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和理性行动，即使这些意愿和理性本身受到先前的因果链影响”。这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绕开了康德的二律背反，因为他们不认为自由必须与因果性对立。
偶然性与概率： 量子力学中的不确定性原理和概率性描述，也对传统的决定论提出了挑战。一些人认为，这种固有的概率性为自由提供了“空间”，尽管这与康德所说的“理性自由”概念不完全相同。
现象/本体的区分： 康德的现象/本体区分被许多人视为一种玄学上的回避，或是不可验证的假设。后世的经验主义和唯物主义倾向的哲学家，更倾向于在单一的经验或物质实在层面来解释问题，而非引入一个我们无法认识的本体界。
第四类二律背反：关于作为无条件的整体的必然存在者的问题
正题：有一个作为一切可能事物之最高本原的绝对必然存在者。
反题：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被设想为绝对必然存在者。
康德在这里探讨的是，我们是否必须设想一个“无条件的”、“第一原因”或“最高本原”，以作为我们认知和经验世界的终极解释。他指出，无论我们如何试图证明这样一个必然存在者的存在（比如通过宇宙论论证、目的论论证），都会落入逻辑陷阱。如果把必然性归于某个具体事物，那么这个事物本身又可以被追问它的必然性来源，导向无限。如果说“必然性”本身就是无条件的，那它又是什么？
后世的回应与转化：
对“必然存在者”的多种解释：
逻辑必然性： 一些哲学家（如维特根斯坦）可能将“必然性”理解为逻辑或语言规则的必然性，而非存在论上的必然性。一个数学定理是逻辑上必然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存在”于物理世界。
本体的必然性（Spinoza）： 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将“神”视为唯一且必然存在的实体，一切皆是其属性的显现。这种“必然性”与康德的“绝对必然存在者”的讨论，在性质上有所不同。
无神论的立场： 许多后世哲学家，尤其是经验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拒绝接受任何形式的“必然存在者”的本体论推论。他们认为，我们只能从经验中寻找解释，而将“必然存在者”视为一种超验的、不可验证的假设。
“解释的终结”问题： 康德的洞见在于，我们理性总是在寻求“无条件”的解释。然而，经验本身似乎并不提供这样的终极解释。我们总是在问“为什么”，而总能找到更深层的原因。这种对“解释的终结”的追问，构成了康德二律背反的深刻之处。后世的哲学，要么接受这种永无止境的追问，要么试图将“解释”的范畴限定在经验、科学模型或者语言游戏之中。
总结来看，“解决”康德的二律背反，并非是简单地证明某一方是对的、另一方是错的，从而消除矛盾。 而是：
1. 通过科学和经验的发展，为其中的某些方面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模型。 例如，物理学对时空、基本粒子以及因果性的理解，确实改变了我们思考这些问题的基础。
2. 通过对概念的重新界定和深化，找到了调和或绕过矛盾的方式。 例如，相容论对自由意志的理解，以及对“简单”和“无限”的更精细哲学分析。
3. 通过认识论上的限定，指出了我们理性在超出经验范围时所面临的必然局限。 康德的批判哲学本身，就是对理性如何能够认识事物进行边界划定的一种尝试。很多时候，后世的哲学家并没有“解决”二律背反，而是沿着康德的思路，更深入地揭示了它们之所以难以解决的根源——即我们理性在试图把握“超验”事物时所表现出的内在倾向性和局限性。
4. 对二律背反的“解决”，往往伴随着对原问题的转化和重构。 现代宇宙学、量子力学、语言哲学、心灵哲学等领域，都在以新的方式处理与康德二律背反相似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已经不是康德所提出的那样，而是嵌入到了新的理论框架和认识论前提之中。
因此，与其说后世哲学“解决了”康德的二律背反，不如说它们以更成熟、更多元的方式回应、转化了这些根本性的哲学困境。 康德的二律背反，至今仍然是激发哲学思考的源泉，它们提醒我们，在追寻对世界终极真理的探索中，我们必须时刻警惕自己理性的界限，并对概念的清晰性和论证的严谨性保持高度的敏感。这些深刻的问题，或许并没有一个终极的、无可争议的“答案”，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哲学不断前行的动力。
网友意见
按照数学的观点，前三个二律背反全都不是问题。在我看来，第四个二律背反完全不知所云，我根本不知道康德在说什么，所以不再论证。
第一个，康德认为，时间上没有开端意味着无穷的等待，无穷的等待意味着不能完成。翻译成数学语言，就是说，在实数域上，任何两个具体的点的距离都是有限的。但是，宇宙的时间轴为什么非得限定在实数域呢？扩展到超实数域（hyperreal numbers），就会发现，两个具体的点的距离完全可以大于任何实数！康德论证就失效了。
反过来说，康德认为，如果宇宙在时间上有开端，那么任何变化都在时间中呈现，没有时间就没有变化，宇宙也就不能开端了。但是，只要我们把宇宙定义为四维空间，时间，变化这些概念就只在这个空间里有效，这个四维空间之外既无时间也无空间，实际上也就完全取消了这个问题。
第二个，康德认为，一个物体必然有体积，有体积就意味着它可以分划为不同的部分，所以没有不可分割的基本粒子。按数学语言也就是说，在三维欧氏空间中任何一个有体积的图形都可以划分为两个有体积的图形。但是基本粒子为什么非要有体积呢？只要规定基本粒子可以没有体积，只占据一个点，或者用高维空间代替三维空间，把基本粒子的体积藏在其他维度里面，或者用超实数域，规定基本粒子的长度可以是无穷小量，或者把三维欧氏空间划分为离散的部分，规定宇宙并不是三维欧氏空间，而是欧氏空间模这个划分构成的商空间，也就不是问题了啊。
反过来说，康德认为，无穷个0加起来还是0，所以物质必然可以分割为不可再分的占据体积的基本粒子。但是，在超实数域里，存在一种无穷小量，它们虽然单个小于任何正的实数，但是无穷多个无穷小量加起来也是完全可能得到正实数的。
第三个，康德认为，决定论的世界里因果律必然追溯到一个最初的原因，所以自由意志存在。但是为什么不能是无限循环追溯，永远不能追溯到最初的原因呢？用数学语言来说，就是在图论里，有限的树必然有树叶，而无限的树未必。
反过来说，康德认为，自由意志如果存在，就有一个自由意志是最初的原因。但我们刚才已经论证了未必有所谓最初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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