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一定是有益的吗？如果是，为什么美国会开始走向孤立？
自由贸易的“善”：它为何被推崇？
首先，我们得承认自由贸易的核心理念所带来的巨大益处。其最显著的优势在于资源配置的优化。当国家能够自由地进行贸易，它们就可以专注于生产自己最擅长、成本最低的商品和服务。例如，一个国家拥有丰富的劳动力和成熟的纺织业，而另一个国家在技术研发和高端制造方面占据优势。通过自由贸易，两国可以互通有无，卖出自己生产过剩且成本较低的商品，同时购入自己生产不足或成本高昂的商品。这不仅能提高全球的生产效率，还能降低生产成本。
其次，自由贸易能够促进竞争与创新。当各国商品能够自由进入市场，本土企业就需要面对来自全球的竞争压力。为了生存和发展，它们必须不断提升产品质量、降低成本、改进技术。这种竞争环境就像是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催化剂，加速了创新的步伐。同时，消费者也能因此受益，他们拥有更多样化的选择，并且能够以更合理的价格购买到商品。
再者，自由贸易有助于扩大市场规模，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国内市场总有其局限性。通过自由贸易，企业可以将产品销售到更广阔的国际市场，这意味着更大的销售量、更多的利润，以及由此带来的就业机会增加和经济的整体扩张。
最后，从更宏观的层面看，自由贸易也被认为是一种增进国家间理解与和平的方式。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使得国家在决策时会更多地考虑到贸易伙伴的利益，减少了因经济摩擦而引发的冲突的可能性。
自由贸易的“影”：为何并非“一定”有益？
尽管自由贸易有着诸多理论上的优点，但在现实操作中，它也并非“一定”能带来普遍的福祉，甚至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加剧不平等和损害特定群体的利益。
最直接的挑战在于国内产业的冲击。当一个国家开放市场，允许廉价的外国商品涌入时，那些缺乏竞争力的国内产业可能会面临生存危机。例如，发展中国家可能难以与已经成熟且规模化的发达国家产业竞争，导致本国的某些行业被淘汰，大量工人失业。这不仅造成经济损失，更会引发社会动荡。
其次，自由贸易可能加剧收入不平等。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中，那些拥有更高技能、更易于适应全球化需求的人群，往往能从贸易中获得更大的收益，比如高科技人才、跨国公司高管等。而那些从事低技能、易被自动化或廉价劳动力替代工作的群体，则可能面临工资停滞甚至下降的困境。这种“赢家通吃”的局面，会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
此外，自由贸易也可能导致环境和社会标准的“逐底竞争”。为了吸引投资和保持低成本，一些国家可能会放松对环境污染的监管，或者允许更低的劳工标准。这导致全球性的“逐底竞争”，即各国为了在国际贸易中获得优势，不断降低对企业行为的约束，最终损害环境和劳工权益。
还有一种常见的担忧是国家安全和经济主权。过度依赖外部供应，尤其是在关键领域，例如能源、粮食、半导体等，可能会使国家在面临国际危机时处于被动地位。历史上，贸易禁运和制裁就曾成为重要的地缘政治工具。
美国走向“孤立”：自由贸易的阴影如何显现？
正是看到了自由贸易的这些“阴影”及其对自身利益的影响，美国才开始出现“走向孤立”的苗头。这并非简单的“反自由贸易”，而是对现有自由贸易模式及其带来的后果的一种 “再评估”和“纠偏”。
1. 国内产业的失落感与就业结构性问题： 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制造业的很多岗位确实因为全球化和自动化而流向了海外，尤其是自动化技术和外包生产。这导致了“锈带”等地区的经济衰退，大量蓝领工人失业，或者被迫接受低薪的服务业工作。这种“被抛弃”的感觉，是许多美国民众对自由贸易产生疑虑的根源。他们认为，自由贸易并没有惠及到所有人，而是让少数精英和跨国公司获益，而代价是普通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水平的下降。
2. 贸易逆差的担忧： 美国长期以来存在巨大的贸易逆差，尤其是在与中国的贸易中。虽然贸易逆差并非衡量经济健康状况的唯一标准，但许多美国人认为，这象征着美国失去了制造业基础，并将宝贵的财富转移给了其他国家。这种观点认为，自由贸易协议未能有效保护美国的就业和产业，反而让其他国家占据了不公平的优势（例如，通过操纵汇率、提供国家补贴等）。
3. 国家安全与供应链韧性： 近年来，全球地缘政治风险加剧，新冠疫情的爆发更是暴露了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美国发现，在许多关键领域，如医疗用品、半导体芯片等，过度依赖来自特定国家的供应，对其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因此，推动“供应链回流”（reshoring）或“近岸外包”（nearshoring），确保关键物资的供应安全，成为美国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方向。这本质上是对过度自由贸易导致过度依赖的一种反制。
4. “公平贸易”而非“自由贸易”的呼吁： 许多美国政策制定者和民众开始呼吁的是“公平贸易”，而非无条件的“自由贸易”。他们认为，自由贸易应该是建立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的，如果其他国家存在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如知识产权盗窃、强制技术转让、非关税壁垒等），那么美国就应该采取措施来纠正，而不是一味地坚持“自由”原则。
5. 国内政治的需求： “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政治口号，很大程度上就包含了对过去经济政策的反思，包括对自由贸易的批判。将制造业岗位带回美国、保护国内产业、对抗不公平的贸易行为，这些议题 resonated （引起共鸣）了许多选民，尤其是在那些受全球化冲击最严重的地区。因此，政府采取一些“保护主义”或“单边主义”的贸易措施，也与回应国内政治诉求有关。
“走向孤立”的实质：是“收紧”而非“放弃”
需要澄清的是，美国目前所表现出的“走向孤立”并非意味着它要完全放弃国际贸易，而是要 “收紧”其参与全球贸易的规则和条件。它更倾向于：
选择性地进行贸易谈判： 倾向于签订更有利于本国产业和就业的贸易协定，而不是笼统的“自由贸易”。
加强贸易执法： 更加严厉地打击不公平的贸易行为，例如加征关税、实施制裁等。
鼓励国内生产与投资： 通过税收优惠、产业政策等方式，支持国内制造业和关键产业的发展。
重塑全球贸易规则： 试图影响和改变现有的国际贸易规则，使其更能反映美国的利益和关切。
总而言之，自由贸易并非灵丹妙药，它的实施效果与具体国情、产业结构、全球经济环境以及政策执行的公平性息息相关。美国“走向孤立”的趋势，正是其在深刻反思自由贸易带来的挑战，试图在“全球化”与“国家利益”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这并非是对自由贸易理念的彻底否定，而是对其进行“再定义”和“再塑造”的过程，以期让贸易规则更能服务于本国人民的福祉和国家安全。
网友意见
@温义飞 已经把比较优势理论下的分配问题说的很清楚了，在这里我想说另外两点，即便是不考虑利益的分配问题，把国家看作一个整体，自由贸易依然可能带来一些负面的效果。
1. 假定一个发达国家，一个发展中国家。然后发达国家有一个高污染的行业。因为发达国家的政府管理比较规范，所以会对这个高污染行业收取很高的税，于是这个行业只能生产出有限的产出。
需要注意的是，因为该行业的高污染的本质，所以这个时候政府高收税是强制企业对自己的污染负责，也就是所谓的庇古税，内化了外部性，这是对社会福利的改进。
但是这个行业内的企业可能不那么开心，于是他们就寻求外包，把工厂开在了法律法规不那么健全的发展中国家，没有了法律的约束，这些企业可以在发展中国家生产出很多的产品然后销售到全世界，但是由此产生的环境恶果，就丢给发展中国家给承受了。
这种情况下的外包，在不考虑劳动成本的差异情况下，其实就是这个行业内部的企业利用国家之间的法律法规的完善度的不同而进行的套利行为，强行的“外部化”了本来已经内化的外部性。这显然是会造成社会福利的净损失的，还不如不外包。
2. 发展中国家在这场博弈中其实也并不完全是弱者，自有一套另外的方法。我们知道，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往往是高利润的部分被发达国家所占据，而发展中国家往往只能靠出售劳动力和原材料。也就是发达国家吃肉，发展中国家喝汤。但是这也就意味着发达国家吃的“肉”来自于发展中国家。那么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自己光脚不怕穿鞋，就可以可着劲的折腾了：可以大举借债，可以大兴土木……
反正如果发展中国家乱了，发达国家会少赚很多钱，那么发展中国家就可以在国家的政策和建设中肆无忌惮的承担风险，借本来不该借的债，建本来不该建的项目。反正如果侥幸赚了，钱是我自己的，如果我亏了，那么发达国家少不了要给援助，兜着底。不然我真的倒了，固然我是没有汤喝了，发达国家的肉也消失了。这就是因为主权国家之间，一方无法彻底的控制另外一方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后果，而由此产生的道德风险问题，会让发展中国家倾向于采取过于冒险和激进的政策。
在欧债危机中，虽然希腊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发展中国家，但是无可否认，希腊和德国、法国这些欧盟大佬相比确实弱很多。而希腊加入欧盟之后，就敢于大举借债，而后经济危机发生了还不起怎么办？一边耍赖，一边要德国替它还账。反正你德国不替我还的话，我就退出欧盟，退出欧元区，到时候欧元震荡，受损的还是你德国最严重。
上面两个例子其实都反应了一个共同的问题——经济全球化其实呼唤的是行政全球化，财政政策全球化和货币政策全球化。过去十几年的全球化大潮是在美国的主导下进行的，美国作为冷战之后的唯一的超级大国，也是事实上的世界警察，对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相当的政策影响力，而美元也是事实上的世界货币。可以说是部分的缝合了上面提到的行政、财政和货币全球化的问题。所以克林顿时代全球化的繁荣，和当时美国一超独大的地位是分不开的。
随着美国的相对地位在逐渐的下降，全球化出现问题是迟早的事情。在之前的一个答案里面，我就说过，经济学教科书里面的那些背叛和困境，最容易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看到——因为现实的经济中，在个人和企业这个层面，我们有很多可以用来解决信息不对称，解决承诺力的方案和工具，比如签合同，比如雇监理等等，因为现实中我们总是不难找到一个权威第三方——或者是政府、或者是法院的存在，来保证双方能够按照条约执行，并且给毁约方惩罚。
而国家和国家之间是没有第三方强制力量的，唯一能够制约的只有信誉，但是信誉长期来看是也是可以有意识的加以利用和操控的无形资产。强国与弱国之间的逆选择和道德风险，只能通过强国对弱国提供恰当的激励，才能达到次优的结果，而这个强国因为无法控制弱国，对弱国付的信息租金，也是有可能大于强国完全不外包的时候所产生的额外成本的。
就拿不久前的大选来说，希拉里和特朗普，从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对目前美国因为自身实力下降所造成的全球化困局的两种解决方案：
- 希拉里的政策是在弱化国家的边界，强化公司的作用，其实就是放手让公司进行全球化的运作，以此来加强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联系，减少因为政策、货币等方面所造成的摩擦；
- 特朗普的政策则是孤立主义，强化国家边界，政府引导公司把外包的业务回流一部分，舒缓国内的政治压力，划清和其他国家之间的界限。
从世界总福利的角度来看，两种方法运作的好的话，都能够对目前全球化中产生的问题起到一个改进的作用，但是希拉里的方案主要体现在对总量的改进上，而特朗普的方案则还包括了对美国中下层劳动者利益的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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