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有没有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呢？
一、 对汉族官员的倚重与吸纳：
早期征战中的合作： 在成吉思汗早期的征战过程中，特别是灭辽、金的过程中，他需要管理被征服地区的行政事务。许多契丹、女真以及汉族的官员和士人，因为种种原因（如忠诚于旧朝、希望在新政权中获得一席之地、或仅仅是适应环境），选择效忠于蒙古。
耶律楚材的杰出贡献： 耶律楚材是辽朝皇室后裔，在蒙古灭金后归降。他成为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尤其是窝阔台）重要的顾问和助手。耶律楚材精通汉族政治、经济、法律制度，他为蒙古帝国在征服后的统治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和建议，包括：
建议建立行政机构： 借鉴汉唐的郡县制和三省六部制等，帮助蒙古人建立起有效的行政管理体系，区分军事与民政职能。
推行税收制度： 建议实行户税、地税、商税等，为蒙古帝国提供了稳定的财政收入，而不是简单地掠夺。这极大地缓和了被征服地区的民怨，有助于稳定统治。
建议改革法律： 引入汉族的法律观念，使其更加系统化和规范化，以适应多民族国家的治理。
倡导文化政策： 鼓励发展农业，保护文人士大夫，为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空间。
其他汉族官员的作用： 除了耶律楚材，还有很多汉族官员在蒙古帝国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在经济管理、漕运、驿站建设、税收征管等方面，他们将汉族的成熟经验带入蒙古的统治体系。
二、 政治制度与行政管理上的借鉴：
模仿与改造： 蒙古人在征服过程中，并不总是照搬汉族的制度，而是根据自身的需求和实际情况进行“拿来主义”式的改造。例如，他们建立了驿站制度（但规模和效率可能更大），在各地设置行政机构，任命官员负责税收、司法等。
汉字的应用与推广： 尽管蒙古人有自己的文字（畏兀儿字母改造的蒙古文），但在与汉族地区交流和管理时，汉字仍然被广泛使用。例如，早期的法律文书、公文、诏令等，很多都使用汉文书写。后来，蒙古帝国的官方语言之一也包括汉文。
科举制度的萌芽： 虽然完整的科举制度在元朝才确立，但蒙古帝国在选拔人才方面，也逐渐开始借鉴汉族的官僚选拔方式，尤其是在后期，一些官员的任命会考虑到其才学和管理能力。
三、 经济与农业政策的影响：
重视农业生产： 蒙古人最初是游牧民族，但随着帝国的扩张，他们也认识到农业的重要性。许多汉族官员鼓励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减轻农民负担，这有助于稳定被征服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秩序。
推动贸易与交流： 蒙古帝国打通了亚欧大陆的交通要道，这促进了东西方的贸易和文化交流。在这个过程中，汉族的丝绸、瓷器、技术等通过陆路和海路传播到西方，而西方的商品和技术也传入中国。汉族的商业运作模式和管理经验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吸纳。
四、 文化与思想层面的渗透：
儒家思想的吸收（间接或有限）： 尽管成吉思汗本人和早期的蒙古贵族可能对儒家思想缺乏深入了解，但随着大量汉族士人进入权力中心，他们的思想和价值观自然会影响到统治者和统治体系。尤其是在法律、道德、治国理念等方面，汉族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存在的。
文学艺术的交流： 随着蒙古人统治中国北方，汉族地区的文学艺术也与蒙古文化产生了交集。例如，在元朝时期，虽然这是成吉思汗的后代所建立，但汉族的小说、戏曲等蓬勃发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蒙古统治者的接纳。
宗教观念的包容： 蒙古帝国对各种宗教都采取了相对包容的态度，包括中国的本土宗教和佛教。这种包容性也使得汉族传统文化和宗教得以在蒙古统治下继续存在和发展。
五、 战略战术上的学习（并非完全是汉文化，但有相关性）：
攻城技术： 在攻打汉族金朝时，蒙古军队吸纳了汉族和契丹人先进的攻城技术和器械，例如投石机、云梯等。这并不是直接学习“汉文化”的哲学或艺术，而是学习汉族在军事工程上的实用技术。
总结：
成吉思汗及蒙古帝国对汉文化的吸收是一个长期、渐进且多维度 evolving 的过程。这种影响并非是蒙古人主动放弃自身文化去完全模仿汉族，而是在统治一个庞大的、以汉族为主体的地区时，为了更有效地管理、稳定统治、获取资源以及实现长治久安，而主动或被动地借鉴、吸收和改造了汉族在政治、经济、法律、行政管理、以及部分文化思想上的成熟经验和制度。
可以说，如果没有对汉族先进制度和文化的吸纳，蒙古帝国很难在短短几十年内建立起一个如此庞大且相对稳定的帝国，并将其统治延续到其他地区。耶律楚材等汉族官员的贡献，以及蒙古统治者在实际管理中的学习和调整，都充分证明了汉文化对成吉思汗及其蒙古帝国产生的深远影响。这种影响，为后来元朝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网友意见
看了圈已有的回答，好像都没在正面回答这个问题，我来说下呗.....
目前来说，其实从未有什么证据能表明成吉思汗存在汉文化素养，哪怕略微熟悉汉族语言。
以太祖对丘处机的“问道”来说，据丘处机随行弟子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载，二人之间的交流完全是依靠契丹人耶律阿海、西夏人阿里鲜等译人实现的：
译者问曰：“人呼师为腾吃利蒙古孔（译语谓天人也），自谓之邪？人称之邪？”师曰：山野非自称，人呼之耳。译者再至曰：旧奚呼？奏以：“山野四人事重阳师学道，三子羽化矣，惟山野处世，人呼以先生。”
九月朔，渡河桥而北。师奏：“话期将至，可召太师阿海。”其月望，上设幄斋庄，退侍女，左右灯烛炜煌。惟阇利必镇海、宣差刘仲禄侍于外，师与太师阿海、阿里鲜入帐坐。奏曰：仲禄万里周旋，镇海数千里远送，亦可入帐与闻道话。于是，召二人入，师有所说，即令太师以蒙古语译奏，颇惬圣怀。
三月七曰，又辞，上赐牛马等物，师皆不受，曰：祇得驿骑足矣。上问通事阿里鲜曰：“汉地神仙弟子多少？”对曰：“甚众。神仙来时，德兴府龙阳观中，尝见官司催督差发。”上谓曰：“应于门下人悉令蠲免。”仍赐圣旨文字一通，且用御宝，因命阿里鲜（河西人也）为宣差，以蒙古带、喝剌八海副之，护师东还。十曰，辞朝行。自答剌汗以下，皆携蒲萄酒、珍果，相送数十里。临别，众挥涕。
· 解惑之一·
唉？有人可能要纳闷了，成吉思汗不是还给丘处机含情脉脉地写过“我不曾忘了你，你休忘了我者”的圣旨么？其实，我们来看看出处就知道怎么一回事儿了。“我不曾忘了你，你休忘了我者”这句出自《长春真人西游记》附录的“圣旨四首”之一：
其一. 成吉思皇帝圣旨道与诸处官员每：丘神仙应有底修行底院舍等，系逐曰念诵经文告天底人每，与皇帝祝寿万万岁者，所据大小差发赋税都休教著者。据丘神仙底应系出家门人等随处院舍，都教免了差发赋税者，其外诈推出家，影占差发底人每，告到官司，治罪断案。主者奉到如此，不得违错，须至给照用者。右付神仙门下收执。
其二. 照使所据：神仙应系出家门人，精严住持院子底人等，并免差发税赋。准此。癸未羊儿年三月曰。
其三. 宣差阿里鲜面奉成吉思皇帝圣旨：丘神仙奏知来底公事，是也煞好。我前时已有圣旨文字与你来，教你天下应有底出家善人都管著者，好的歹的，丘神仙你就便理［会］。合你识者，奉到如此。癸未年九月二十四曰。
其四. 宣差都元帅贾昌传奉成吉思皇帝圣旨：“丘神仙，你春月行程别来至夏曰，路上炎热艰难来，沿路好底铺马得骑来么？路里饮食广多不少来么？你到宣德州等处，官员好觑你来么？下头百姓得来么？我这里常思量着神仙你，我不曾忘了你，你休忘了我者。”癸未年十一月十五曰。
由此明确可知，后两道在丘处机返回中原后颁给的旨意，均是由使者“传话”带到的，依旧属于凭借翻译进行的沟通。至于前面两道的来历，迷惑到各位可能不太相信。“道与诸处官员每”免除道人“并免差发税赋”的汉文圣旨，其实是丘处机自己写的，因为当时汗庭“典诰命者”刚好不在！而且据耶律楚材说，太祖的意思原本是出家人一体豁免，但丘神仙这人却不甚地道，借着代笔的便利“止书道人不及僧也”：
丘公将行，朝辞毕，遣人奏告云但修善出家人乞免差役。时典诰命者他适，令道人自诏旨，遂止书道士免役之语。当时咸谓既云修善出家人僧道举在是矣，后数年方知止书道人不及僧也，由是众皆议丘之不公也。（耶律楚材《西游录》）
· 解惑之二·
唉？说到丘神仙，有人又要纳闷了：成吉思汗不是管丘处机叫“神仙”嘛，神仙可是个汉语词啊：
上问镇海曰：“真人当何号？”镇海奏曰：“有人尊之曰师父者、真人者、神仙者。”上曰：“自今以往，可呼神仙。”时适炎热，从车驾庐于雪山避暑。上约四月十四曰问道，外使田镇海、刘仲禄、阿里鲜记之，内使近侍三人记之。
其实，这一时代的蒙古人使用是汉语借词或者蒙-汉复合词并没什么奇怪的。作者怀疑，太祖口中的“神仙”很有可能是一个蒙-汉复合词“仙孔”，“仙”即使汉语的中的仙字。“孔”为蒙语的“人”，合二为一即为“仙人”。重阳宫碑刻中的几份1235年窝阔台圣旨，也有这个词。
皇帝圣旨：你已先成吉思皇帝圣旨里，道人每内中不吃酒肉、无妻□底人告天者，不是那般底。人吃酒吃肉有妻男呵，仙孔八合识你不拣择出来那什么，你底言语不信底人你识者，粱米你每年依例送得来者。准此。御宝。乙未年七月初一日。
皇帝圣旨：道与清和真人尹志平、仙孔八合识李志常。我于合刺和林盖观院来，你每拣选德行清高道人，教就来告天住持，仰所在去处赍发递送来者。准此。御宝。乙未年七月初九日。
窝阔台时代李志常的尊称为“仙孔八合识”，其中的汉语成分就更多了。八合识（baqsi）又另译作八黑失、把失等，是突厥-蒙古语的汉语借词，来源于“博士”，元代又重新进入汉语，演变成今日的“把式”一词。“仙孔八合识”即是“仙人师父”。我想蒙古朝廷对李志常“仙孔八合识”的称乎，很大可能延续了对丘处机的俗称。
如果说，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社会中真的存在什么较大的汉文化影响，那也是通过这类蒙古语言中少数的汉语借词体现的。其他例子也有不少，当时蒙古人称呼尊贵妇女的词语“旭真”即是汉语中的“夫人”。《史集》称太祖的母亲为“月伦旭真”，《元史》与《史集》都将太祖的正后孛儿帖大皇后称作“孛儿台旭真”。编修《史集》的波斯史官还专门解释道：“旭真是汉语妻子的意思，由于他们（斡勒那忽兀惕）住在该国边境附近，故使用了他们的语言。（第一册第二分卷65页）”《史集》中成吉思汗第四皇后金帝之女“公主哈敦”（kūnjū-khātūn）的称号也是完全的蒙汉复合词（89页）。
· 解惑之三·
某些观众老爷也许要开始瞎想啦，唉？我记得《长春真人西游记》里成吉思汗对丘处机的讲道曾经“敕志以汉字，意示不忘”啊，这难道不就是汉文化功底的一个体现嘛：
二十有三曰，又宣师入幄，礼如初。上温颜以听，令左右录之，仍敕志以汉字，意示不忘。谓左右曰：神仙三说养生之道，我甚入心，使勿泄于外。
实际上，丘处机的言辞被记录为何种文字，恐怕是由当值必闍赤的文化背景决定的。当其他必闍赤陪奏时，丘之所陈所言也曾经被“记以回纥字”。
帝问以震雷事，对曰：“山野闻国人夏不浴于河，不浣衣、不造毡，野有茧则禁其采，畏天威也，此非奉天之道也。尝闻二千之罪，莫大于不孝者，天故以是警之。今闻国俗多不孝父母，帝乘威德，可戒其众。”上悦，曰：“神仙是言，正合朕心。”敕左右记以回纥字。师请徧谕国人，上从之。
无论畏吾儿蒙古文与汉文，对蒙古人来说都是十分新鲜的高级文化产品。实际上，拥有一定记录手段已经是蒙古文化此前从未达到的高度了。成吉思汗时代前的蒙古人尚处于文明程度极低的阶段，甚至连纪年、记日的手段的都没有。宋人赵珙大致在丘处机北上的同时出使蒙古，其笔记《蒙鞑备录》云：
彼俗初无庚甲，今考据其言而书之，易以见彼齿岁也。其俗每以草青为一岁，人有问其岁，则曰几草矣。亦尝问彼月、日，笑而答曰：“初不知之，亦不能记其春与秋也。每见月圆而为一月，每见草青迟迟，方知是年有闰月也。”（赵珙《蒙鞑备录》）
1203、04两年，成吉思汗攻灭了受畏吾儿文化影响极大，文明程度较高的克烈、乃蛮两部，直至此时蒙古人才开始真正接触了印信和文字。此前，太祖本人甚至并不能理解诏敕、文书、印章的价值，所以会向被俘的乃蛮王傅塔塔统阿问出“是印何用”这种问题。塔塔统阿以畏吾儿字母拼写蒙古语创制蒙古文字，使得蒙古人第一次有了本民族语言的记录系统：
塔塔统阿，畏兀人也。性聪慧，善言论，深通本国文字。乃蛮太阳可汗尊之为傅，掌其金印及钱谷。太祖西征，乃蛮国亡，塔塔统阿怀印逃去，俄就擒。帝诘之曰：“太阳人民疆土，悉归于我矣，汝负印何之？”对曰：“臣职也，将以死守，欲求故主授之耳。安敢有他！”帝曰：“忠孝人也！”问是印何用，对曰：“出纳钱谷，委任人材，一切事皆用之，以为信验耳。”帝善之，命居左右。是后凡有制旨，始用印章，仍命掌之。帝曰：“汝深知本国文字乎？”塔塔统阿悉以所蕴对，称旨，遂命教太子诸王以畏兀字书国言。（《元史·卷一百二十四·列传第十一》）
至金蒙开战后，大蒙古国才通过金国的汉、契丹、女真降人掌握了汉字。之后蒙古汗庭既有书写畏吾儿（回鹘）文的必闍赤，用于沟通西域。又有书写汉字的必闍赤，用于沟通汉地：
今鞑之始起，并无文书，凡发命令，遣使往来，止是刻指以记之。为使者，虽一字不敢增损，彼国俗也。其俗既朴，则有回鹘为邻，每于西河博易贩卖于其国，迄今文书中自用于他国者，皆用回鹘字，如中国笛谱字也。今二年以来，因金国叛亡降附之臣，无地容身，愿为彼国用，始教之以文书，于金国往来，却用汉字......今所行文书，皆亡臣识字者强解事以教之耳。（赵珙《蒙鞑备录》）
不过从必闍赤刚好不在丘处机就可以自行拟旨来看，大蒙古国草创阶段的诏敕制度是非常随意、粗糙的......
·结论·
以大蒙古国初期蒙古族人极其有限的文明程度，要说其社会中存在什么“汉文化功底”无疑是不能使人信服的。至于忽必烈时代所发现的蒙古皇家“必里克”与儒家思想的某种趋同，也只可能是道德感上的暗合而已。考察太祖的早年履历，他既没有在汉地生活过，初期创业团队中也未有汉人加盟。其推戴之臣之中，来自其他文明程度较高民族的主要是西域人，“同饮班朱尼河水”十九功臣中的西域人就至少有克烈部的畏吾儿商人镇海、回回人哈散、札八尔火者、答失蛮·哈只不、玉速阿剌五人。而其中广义的“汉人”则大概只有耶律阿海、秃花兄弟二人。总体而言，成吉思汗的早年生活缺乏了解汉族语言、文化的来源与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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