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有没有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呢？

看了圈已有的回答，好像都没在正面回答这个问题，我来说下呗.....

目前来说，其实从未有什么证据能表明成吉思汗存在汉文化素养，哪怕略微熟悉汉族语言。

以太祖对丘处机的“问道”来说，据丘处机随行弟子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载，二人之间的交流完全是依靠契丹人耶律阿海、西夏人阿里鲜等译人实现的：

译者问曰：“人呼师为腾吃利蒙古孔（译语谓天人也），自谓之邪？人称之邪？”师曰：山野非自称，人呼之耳。译者再至曰：旧奚呼？奏以：“山野四人事重阳师学道，三子羽化矣，惟山野处世，人呼以先生。”

九月朔，渡河桥而北。师奏：“话期将至，可召太师阿海。”其月望，上设幄斋庄，退侍女，左右灯烛炜煌。惟阇利必镇海、宣差刘仲禄侍于外，师与太师阿海、阿里鲜入帐坐。奏曰：仲禄万里周旋，镇海数千里远送，亦可入帐与闻道话。于是，召二人入，师有所说，即令太师以蒙古语译奏，颇惬圣怀。

三月七曰，又辞，上赐牛马等物，师皆不受，曰：祇得驿骑足矣。上问通事阿里鲜曰：“汉地神仙弟子多少？”对曰：“甚众。神仙来时，德兴府龙阳观中，尝见官司催督差发。”上谓曰：“应于门下人悉令蠲免。”仍赐圣旨文字一通，且用御宝，因命阿里鲜（河西人也）为宣差，以蒙古带、喝剌八海副之，护师东还。十曰，辞朝行。自答剌汗以下，皆携蒲萄酒、珍果，相送数十里。临别，众挥涕。

· 解惑之一·

唉？有人可能要纳闷了，成吉思汗不是还给丘处机含情脉脉地写过“我不曾忘了你，你休忘了我者”的圣旨么？其实，我们来看看出处就知道怎么一回事儿了。“我不曾忘了你，你休忘了我者”这句出自《长春真人西游记》附录的“圣旨四首”之一：

其一. 成吉思皇帝圣旨道与诸处官员每：丘神仙应有底修行底院舍等，系逐曰念诵经文告天底人每，与皇帝祝寿万万岁者，所据大小差发赋税都休教著者。据丘神仙底应系出家门人等随处院舍，都教免了差发赋税者，其外诈推出家，影占差发底人每，告到官司，治罪断案。主者奉到如此，不得违错，须至给照用者。右付神仙门下收执。

其二. 照使所据：神仙应系出家门人，精严住持院子底人等，并免差发税赋。准此。癸未羊儿年三月曰。

其三. 宣差阿里鲜面奉成吉思皇帝圣旨：丘神仙奏知来底公事，是也煞好。我前时已有圣旨文字与你来，教你天下应有底出家善人都管著者，好的歹的，丘神仙你就便理［会］。合你识者，奉到如此。癸未年九月二十四曰。

其四. 宣差都元帅贾昌传奉成吉思皇帝圣旨：“丘神仙，你春月行程别来至夏曰，路上炎热艰难来，沿路好底铺马得骑来么？路里饮食广多不少来么？你到宣德州等处，官员好觑你来么？下头百姓得来么？我这里常思量着神仙你，我不曾忘了你，你休忘了我者。”癸未年十一月十五曰。

由此明确可知，后两道在丘处机返回中原后颁给的旨意，均是由使者“传话”带到的，依旧属于凭借翻译进行的沟通。至于前面两道的来历，迷惑到各位可能不太相信。“道与诸处官员每”免除道人“并免差发税赋”的汉文圣旨，其实是丘处机自己写的，因为当时汗庭“典诰命者”刚好不在！而且据耶律楚材说，太祖的意思原本是出家人一体豁免，但丘神仙这人却不甚地道，借着代笔的便利“止书道人不及僧也”：

丘公将行，朝辞毕，遣人奏告云但修善出家人乞免差役。时典诰命者他适，令道人自诏旨，遂止书道士免役之语。当时咸谓既云修善出家人僧道举在是矣，后数年方知止书道人不及僧也，由是众皆议丘之不公也。（耶律楚材《西游录》）

· 解惑之二·

唉？说到丘神仙，有人又要纳闷了：成吉思汗不是管丘处机叫“神仙”嘛，神仙可是个汉语词啊：

上问镇海曰：“真人当何号？”镇海奏曰：“有人尊之曰师父者、真人者、神仙者。”上曰：“自今以往，可呼神仙。”时适炎热，从车驾庐于雪山避暑。上约四月十四曰问道，外使田镇海、刘仲禄、阿里鲜记之，内使近侍三人记之。

其实，这一时代的蒙古人使用是汉语借词或者蒙-汉复合词并没什么奇怪的。作者怀疑，太祖口中的“神仙”很有可能是一个蒙-汉复合词“仙孔”，“仙”即使汉语的中的仙字。“孔”为蒙语的“人”，合二为一即为“仙人”。重阳宫碑刻中的几份1235年窝阔台圣旨，也有这个词。

皇帝圣旨：你已先成吉思皇帝圣旨里，道人每内中不吃酒肉、无妻□底人告天者，不是那般底。人吃酒吃肉有妻男呵，仙孔八合识你不拣择出来那什么，你底言语不信底人你识者，粱米你每年依例送得来者。准此。御宝。乙未年七月初一日。

皇帝圣旨：道与清和真人尹志平、仙孔八合识李志常。我于合刺和林盖观院来，你每拣选德行清高道人，教就来告天住持，仰所在去处赍发递送来者。准此。御宝。乙未年七月初九日。

窝阔台时代李志常的尊称为“仙孔八合识”，其中的汉语成分就更多了。八合识（baqsi）又另译作八黑失、把失等，是突厥-蒙古语的汉语借词，来源于“博士”，元代又重新进入汉语，演变成今日的“把式”一词。“仙孔八合识”即是“仙人师父”。我想蒙古朝廷对李志常“仙孔八合识”的称乎，很大可能延续了对丘处机的俗称。

如果说，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社会中真的存在什么较大的汉文化影响，那也是通过这类蒙古语言中少数的汉语借词体现的。其他例子也有不少，当时蒙古人称呼尊贵妇女的词语“旭真”即是汉语中的“夫人”。《史集》称太祖的母亲为“月伦旭真”，《元史》与《史集》都将太祖的正后孛儿帖大皇后称作“孛儿台旭真”。编修《史集》的波斯史官还专门解释道：“旭真是汉语妻子的意思，由于他们（斡勒那忽兀惕）住在该国边境附近，故使用了他们的语言。（第一册第二分卷65页）”《史集》中成吉思汗第四皇后金帝之女“公主哈敦”（kūnjū-khātūn）的称号也是完全的蒙汉复合词（89页）。

· 解惑之三·

某些观众老爷也许要开始瞎想啦，唉？我记得《长春真人西游记》里成吉思汗对丘处机的讲道曾经“敕志以汉字，意示不忘”啊，这难道不就是汉文化功底的一个体现嘛：

二十有三曰，又宣师入幄，礼如初。上温颜以听，令左右录之，仍敕志以汉字，意示不忘。谓左右曰：神仙三说养生之道，我甚入心，使勿泄于外。

实际上，丘处机的言辞被记录为何种文字，恐怕是由当值必闍赤的文化背景决定的。当其他必闍赤陪奏时，丘之所陈所言也曾经被“记以回纥字”。

帝问以震雷事，对曰：“山野闻国人夏不浴于河，不浣衣、不造毡，野有茧则禁其采，畏天威也，此非奉天之道也。尝闻二千之罪，莫大于不孝者，天故以是警之。今闻国俗多不孝父母，帝乘威德，可戒其众。”上悦，曰：“神仙是言，正合朕心。”敕左右记以回纥字。师请徧谕国人，上从之。

无论畏吾儿蒙古文与汉文，对蒙古人来说都是十分新鲜的高级文化产品。实际上，拥有一定记录手段已经是蒙古文化此前从未达到的高度了。成吉思汗时代前的蒙古人尚处于文明程度极低的阶段，甚至连纪年、记日的手段的都没有。宋人赵珙大致在丘处机北上的同时出使蒙古，其笔记《蒙鞑备录》云：

彼俗初无庚甲，今考据其言而书之，易以见彼齿岁也。其俗每以草青为一岁，人有问其岁，则曰几草矣。亦尝问彼月、日，笑而答曰：“初不知之，亦不能记其春与秋也。每见月圆而为一月，每见草青迟迟，方知是年有闰月也。”（赵珙《蒙鞑备录》）

1203、04两年，成吉思汗攻灭了受畏吾儿文化影响极大，文明程度较高的克烈、乃蛮两部，直至此时蒙古人才开始真正接触了印信和文字。此前，太祖本人甚至并不能理解诏敕、文书、印章的价值，所以会向被俘的乃蛮王傅塔塔统阿问出“是印何用”这种问题。塔塔统阿以畏吾儿字母拼写蒙古语创制蒙古文字，使得蒙古人第一次有了本民族语言的记录系统：

塔塔统阿，畏兀人也。性聪慧，善言论，深通本国文字。乃蛮太阳可汗尊之为傅，掌其金印及钱谷。太祖西征，乃蛮国亡，塔塔统阿怀印逃去，俄就擒。帝诘之曰：“太阳人民疆土，悉归于我矣，汝负印何之？”对曰：“臣职也，将以死守，欲求故主授之耳。安敢有他！”帝曰：“忠孝人也！”问是印何用，对曰：“出纳钱谷，委任人材，一切事皆用之，以为信验耳。”帝善之，命居左右。是后凡有制旨，始用印章，仍命掌之。帝曰：“汝深知本国文字乎？”塔塔统阿悉以所蕴对，称旨，遂命教太子诸王以畏兀字书国言。（《元史·卷一百二十四·列传第十一》）

至金蒙开战后，大蒙古国才通过金国的汉、契丹、女真降人掌握了汉字。之后蒙古汗庭既有书写畏吾儿（回鹘）文的必闍赤，用于沟通西域。又有书写汉字的必闍赤，用于沟通汉地：

今鞑之始起，并无文书，凡发命令，遣使往来，止是刻指以记之。为使者，虽一字不敢增损，彼国俗也。其俗既朴，则有回鹘为邻，每于西河博易贩卖于其国，迄今文书中自用于他国者，皆用回鹘字，如中国笛谱字也。今二年以来，因金国叛亡降附之臣，无地容身，愿为彼国用，始教之以文书，于金国往来，却用汉字......今所行文书，皆亡臣识字者强解事以教之耳。（赵珙《蒙鞑备录》）

不过从必闍赤刚好不在丘处机就可以自行拟旨来看，大蒙古国草创阶段的诏敕制度是非常随意、粗糙的......

·结论·

以大蒙古国初期蒙古族人极其有限的文明程度，要说其社会中存在什么“汉文化功底”无疑是不能使人信服的。至于忽必烈时代所发现的蒙古皇家“必里克”与儒家思想的某种趋同，也只可能是道德感上的暗合而已。考察太祖的早年履历，他既没有在汉地生活过，初期创业团队中也未有汉人加盟。其推戴之臣之中，来自其他文明程度较高民族的主要是西域人，“同饮班朱尼河水”十九功臣中的西域人就至少有克烈部的畏吾儿商人镇海、回回人哈散、札八尔火者、答失蛮·哈只不、玉速阿剌五人。而其中广义的“汉人”则大概只有耶律阿海、秃花兄弟二人。总体而言，成吉思汗的早年生活缺乏了解汉族语言、文化的来源与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