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费尽艰辛废除的分封制，为何经历了三国后，西晋又再度启用？
汉武帝雄才大略，以“推恩令”为利器，一步步蚕食诸侯王的势力，将原本强大的分封制削弱至近乎虚设，最终由汉宣帝基本完成了中央集权的巩固。这可以说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斗争过程，期间有多少王侯将相试图反抗，又有多少血雨腥风才换来一个相对稳固的郡县制。然而，历史的车轮总是充满讽刺意味，这种被视为“弊端丛生”的分封制，在经历了那段被后世称为乱世的汉末三国之后，竟然又在西晋身上看到了重现的影子。这其中的原因，绝非一朝一夕的权宜之计，而是时代背景、政治现实以及统治者心态共同作用下的复杂结果。
首先，我们得明白西晋为何要“再度启用”分封制。说“启用”或许有些不准确，更贴切的说法是恢复了某种形式的分封，或者说，原本被汉武帝层层剥离的权力，在西晋身上又以另一种方式重新集结，并以分封的形式下放。 这背后最根本的原因，是西晋政权的合法性危机和对中央集权的过度依赖所带来的反噬。
西晋的建立，本身就充满了权力斗争的血腥和阴谋。司马炎废魏元帝，建立晋朝，虽然在表面上实现了“大一统”，但其统治基础并不稳固。为何不稳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曹魏政权在汉末三国时期，虽然统一了北方，但对地方的控制，尤其是对那些盘根错节的士族大家族，并没有做到完全的驾驭。这些大家族在乱世中趁机崛起，掌握了地方的军政资源和人事大权，形成了强大的地方势力。
司马氏在篡位过程中，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这些地方士族的扶持和默许。比如“竹林七贤”这类代表性人物，虽然不直接参与政治，但他们的精神影响力和所代表的士族阶层的话语权，对于政权的合法性构建至关重要。同时，司马氏也深知，如果完全效仿汉武帝那样，极力打压这些地方势力，不仅难以实现统一，甚至可能引火烧身，将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
于是，司马炎采取了一种看似“皆大欢喜”的策略：分封宗室，同时承认并扶持现有的地方士族势力。
具体来看，分封宗室是司马炎巩固皇权、分化潜在威胁的直接手段。他看到了曹魏政权宗室旁落，被外戚、权臣架空的历史教训。为了防止类似情况再次发生，他大肆封王，将自己的儿子、兄弟等司马家族的核心成员分封到各地，赐予他们相当的权力、土地和封户。这种做法的初衷，是希望这些宗室王能够成为中央的屏障，在地方上维护司马氏的统治，形成一个坚固的宗室联盟来对抗任何可能的挑战。
然而，这种“好意”却是饮鸩止渴。
首先，分封宗室，实际上是在中央集权尚未完全巩固的情况下，又一次制造了强大的地方诸侯。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被封的王们，他们所拥有的土地、兵权以及在地方上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汉朝时期被推恩令削弱后的诸侯。他们不再是汉朝时期那种虚有其表的“食封”，而是拥有实权，甚至可以自成一派。这为日后“八王之乱”埋下了致命的隐患。
其次，西晋分封的模式，并没有完全摒弃汉朝郡县制的主体。他仍然保留了州、郡、县的行政建制，但地方的行政官员，尤其是重要的军政长官，往往会由被分封的王来兼任，或者由王来推荐。这使得地方的权力结构变得异常复杂且不稳定。 中央政府的命令，在经过层层地方势力的过滤和影响后，执行效果大打折扣。
再者，西晋统治者们对中央集权的理解也存在偏差。他们似乎认为，只要皇帝的宝座坐稳了，并且有强大的宗室作为后盾，中央就能牢牢掌控一切。但他们忽略了一个根本问题：当地方权力过大，且与中央的利益不一致时，中央的权威就会受到挑战。
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西晋建立的时期，正是门阀士族势力极其强大的时代。 如前所述，司马氏的崛起离不开这些士族的帮助。为了安抚和笼络这些强大的家族，西晋政权不得不赋予他们更多的权力。而分封诸侯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这些士族的一种妥协和利益分配。许多士族子弟会被安插到诸侯王的幕府中，成为其重要的谋士和属官，从而分享地方的权力。
这种分封模式，与汉朝那种基于血缘的、相对集中的分封制有很大不同。西晋的分封，更像是将中央的权力分散给了各个“王”以及他们所依附和扶持的士族集团。这使得地方的权力，尤其是军权，更加分散且难以被中央有效控制。
最终，“八王之乱”的爆发，便是这种分封制弊端总爆发的直接体现。 各个宗室王之间为了争夺中央的权力和资源，互相攻伐，导致了全国范围内的战乱，极大地削弱了西晋的统治力量，为后来的“五胡乱华”打开了方便之门。
可以说，西晋再度启用分封制，是一种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统治者为了巩固自身统治，平衡各方势力而采取的策略。然而，这种策略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反而是在中央集权尚未稳固的情况下，制造了新的强大地方势力，并与当时盛行的门阀政治相互交织，最终导致了王朝的迅速衰落。汉武帝废除分封制的艰辛和智慧，在西晋身上似乎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传承。历史的教训，有时是如此的深刻，却又如此容易被遗忘。
首先，我们得明白西晋为何要“再度启用”分封制。说“启用”或许有些不准确，更贴切的说法是恢复了某种形式的分封，或者说，原本被汉武帝层层剥离的权力，在西晋身上又以另一种方式重新集结，并以分封的形式下放。 这背后最根本的原因，是西晋政权的合法性危机和对中央集权的过度依赖所带来的反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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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司马炎采取了一种看似“皆大欢喜”的策略：分封宗室，同时承认并扶持现有的地方士族势力。
具体来看，分封宗室是司马炎巩固皇权、分化潜在威胁的直接手段。他看到了曹魏政权宗室旁落，被外戚、权臣架空的历史教训。为了防止类似情况再次发生，他大肆封王，将自己的儿子、兄弟等司马家族的核心成员分封到各地，赐予他们相当的权力、土地和封户。这种做法的初衷，是希望这些宗室王能够成为中央的屏障，在地方上维护司马氏的统治，形成一个坚固的宗室联盟来对抗任何可能的挑战。
然而，这种“好意”却是饮鸩止渴。
首先，分封宗室，实际上是在中央集权尚未完全巩固的情况下，又一次制造了强大的地方诸侯。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被封的王们，他们所拥有的土地、兵权以及在地方上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汉朝时期被推恩令削弱后的诸侯。他们不再是汉朝时期那种虚有其表的“食封”，而是拥有实权，甚至可以自成一派。这为日后“八王之乱”埋下了致命的隐患。
其次，西晋分封的模式，并没有完全摒弃汉朝郡县制的主体。他仍然保留了州、郡、县的行政建制，但地方的行政官员，尤其是重要的军政长官，往往会由被分封的王来兼任，或者由王来推荐。这使得地方的权力结构变得异常复杂且不稳定。 中央政府的命令，在经过层层地方势力的过滤和影响后，执行效果大打折扣。
再者，西晋统治者们对中央集权的理解也存在偏差。他们似乎认为，只要皇帝的宝座坐稳了，并且有强大的宗室作为后盾，中央就能牢牢掌控一切。但他们忽略了一个根本问题：当地方权力过大，且与中央的利益不一致时，中央的权威就会受到挑战。
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西晋建立的时期，正是门阀士族势力极其强大的时代。 如前所述，司马氏的崛起离不开这些士族的帮助。为了安抚和笼络这些强大的家族，西晋政权不得不赋予他们更多的权力。而分封诸侯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这些士族的一种妥协和利益分配。许多士族子弟会被安插到诸侯王的幕府中，成为其重要的谋士和属官，从而分享地方的权力。
这种分封模式，与汉朝那种基于血缘的、相对集中的分封制有很大不同。西晋的分封，更像是将中央的权力分散给了各个“王”以及他们所依附和扶持的士族集团。这使得地方的权力，尤其是军权，更加分散且难以被中央有效控制。
最终，“八王之乱”的爆发，便是这种分封制弊端总爆发的直接体现。 各个宗室王之间为了争夺中央的权力和资源，互相攻伐，导致了全国范围内的战乱，极大地削弱了西晋的统治力量，为后来的“五胡乱华”打开了方便之门。
可以说，西晋再度启用分封制，是一种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统治者为了巩固自身统治，平衡各方势力而采取的策略。然而，这种策略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反而是在中央集权尚未稳固的情况下，制造了新的强大地方势力，并与当时盛行的门阀政治相互交织，最终导致了王朝的迅速衰落。汉武帝废除分封制的艰辛和智慧，在西晋身上似乎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传承。历史的教训，有时是如此的深刻，却又如此容易被遗忘。
网友意见
西汉废除的分封制，是实封，也就是封王全权掌控封地。虚封（即提供食邑）的分封制从汉到明一直持续。
西晋的制度，是宗王出镇制。本质上就是曹魏的军事都督政策，只不过不以重将出镇，而以宗王出镇而已。八王之乱中，司马冏起兵不靠齐国，而靠平东将军镇许昌；司马颖不靠成都，而靠征北大将军镇邺。
司马炎看到魏国宗室势力不振导致权力旁落从而被取代，所以他设计了以宗王出镇四方，想着肉都能烂在锅里，谁知道肉之间互相打来打去，把锅打烂了，才有了永嘉之乱。
东晋皇权不振，所以该制度没能完全实施。到了南朝，为了限制外镇的诸王的权力，发明出了典签制度，导致诸王外镇在宋齐二朝都运行良好。梁朝放开了对诸王的管制，就有了太清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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