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苏联罪大恶极比法西斯还邪恶？
关于苏联是否比法西斯“罪大恶极”或“更邪恶”的讨论，是一个非常复杂且充满争议的历史议题。历史学家和评论家们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重点进行解读，得出的结论也往往不同。要详细探讨这一点，我们需要审视两个意识形态及其统治下发生的事件，并尝试理解那些支持这种观点的论据。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一点：历史上的“邪恶”并非一个简单的、可以量化的概念。 评价一个政权或意识形态的“邪恶程度”往往涉及到其意识形态的本质、造成的实际伤害、死亡人数、对人权的践踏程度以及其历史遗产等多个层面。同时，将两个截然不同的政治体系进行直接的“谁比谁更邪恶”的比较，本身就容易陷入过于简单化的陷阱，因为它们在动因、目标和手段上存在根本差异。
尽管如此，一些学者和评论家之所以会认为苏联比法西斯更为“邪恶”或“罪大恶极”，其论据通常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意识形态的根本性罪恶：
法西斯主义的罪恶：法西斯主义的核心是极端民族主义、国家至上、种族主义（尤其是在纳粹德国）、对异见的压制、军事扩张以及非人化他者。其核心罪恶在于其种族灭绝政策（如犹太人大屠杀）和发动世界大战，直接导致了数千万人死亡。其意识形态本质上是排外的、侵略性的。
苏联（共产主义）的罪恶：然而，一些批评者认为，苏联式共产主义的罪恶在于其意识形态的普世性野心和反人性设计。他们的论据通常包括：
阶级斗争理论的系统性暴力：苏联将社会划分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如资产阶级、富农等），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大规模的政治清洗、镇压和剥夺。这种基于阶级身份的迫害，理论上可以无限扩张，将任何被视为“阶级敌人”的人都打上标签并加以消灭。这与法西斯主义基于种族或国籍的排斥有所不同，理论上它攻击的是社会经济阶层，但实际操作中却演变成了对特定群体的系统性灭绝。
普遍性改造社会的乌托邦承诺：共产主义承诺建立一个无阶级、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然而，为了实现这个乌托邦，苏联体制不惜动用国家机器进行强制性的社会改造，包括集体化、思想改造等，其手段往往是残酷和非人道的。这种“为了崇高目标不择手段”的逻辑，被认为是其根本的危险性所在。
对个人权利的彻底否定：苏联体制将个人完全置于国家和党的利益之下，个人权利（如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私有财产等）被视为可以随时被牺牲的。这与法西斯对个人权利的压制有相似之处，但苏联式共产主义的压制是建立在一套“科学”的理论基础上，旨在“解放”全人类，其普世性叙事使得其压制看起来更加“合理化”和系统化。
二、大规模的死亡与镇压的规模与性质：
死亡人数的争议：关于苏联时期死亡人数的统计，历史学界存在广泛的争议，但普遍认为因政治迫害、饥荒（如乌克兰大饥荒）、强制劳动（古拉格系统）以及战争等原因，导致了数千万人死亡。
一些观点认为，苏联政权的建立和巩固过程中，其内部清洗和镇压的规模和系统性，以及由其政策直接或间接导致的饥荒，其造成的死亡人数和对人性的摧残，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法西斯。例如，古拉格系统作为庞大的劳改营网络，其残酷性、大规模死亡率以及对人作为劳动工具的彻底剥削，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篇章之一。
饥荒的“人造”性：特别是像乌克兰大饥荒（Holodomor），许多人认为这是由苏联政府故意制造或至少是故意放任的政策造成的，目的是为了镇压乌克兰民族主义和集体化运动中的反抗。这种故意制造的饥荒导致的死亡，被认为是极度邪恶的体现。
法西斯的战争罪行：虽然法西斯政权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了约7000万到8500万人的死亡，其中包括系统性的种族灭绝（犹太人大屠杀造成约600万人死亡），这些罪行是毋庸置疑的。
比较的难点：然而，将两者的死亡人数进行简单比较是困难的。法西斯的主要死亡原因是战争和种族灭绝，而苏联的原因则更为复杂，包括政治清洗、镇压、集体化造成的饥荒、古拉格系统的死亡以及其政策导致的社会动荡等。一些人认为，尽管战争是法西斯最直接的罪恶，但苏联政权持续数十年的内部压迫和非人化政策，其系统性和对生命的漠视程度，可能更“深层”地体现了其邪恶性。
三、镇压的系统性与持续性：
法西斯镇压的时效性：法西斯政权通常在特定时期内（如二战期间）表现出极端的残暴，其种族灭绝和战争罪行是其核心特征。
苏联镇压的持久性与制度化：苏联式的共产主义政权，从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后开始，其镇压和清洗就贯穿了其存在的绝大部分时间。政治清洗（如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秘密警察（如契卡、克格勃）、古拉格劳改营系统，这些都成为了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是其统治的常用手段。
有人认为，这种长期化、制度化的压迫和对人性的系统性扭曲，比法西斯在特定战争时期采取的极端手段，更加“邪恶”，因为它渗透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并试图从根本上改变人的思想和行为，以服务于其意识形态的目标。它不像法西斯那样直接宣称某些群体是“劣等”的，而是以“阶级敌人”、“反革命分子”等名义，将迫害包装在“政治必要性”和“社会进步”的宏大叙事之下。
四、历史的“警示性”解读：
法西斯的显性邪恶：法西斯的邪恶是显而易见的，其种族主义、侵略性和战争罪行在国际社会上得到了广泛的谴责和法律审判。
共产主义的隐性威胁：一些观点认为，苏联式共产主义的危险在于其意识形态的“迷惑性”。它打着解放全人类、追求平等的旗号，但实际操作中却走向了极端的专制和暴政。对苏联的批判，尤其是在冷战后，被一些人视为是对“乌托邦式激进主义”和“极端意识形态控制”的深刻警示。他们认为，共产主义的普世性野心和对历史发展规律的绝对自信，使其在追求目标时可以不计后果，其潜在的危害性可能比法西斯更具“普遍性”。
总结一下支持“苏联比法西斯更邪恶”的论点核心：
意识形态的根本设计：共产主义的普世改造承诺和阶级斗争理论，为系统性地消灭特定人群提供了理论基础，且其改造社会的野心是“全球性”的。
镇压的系统性与持久性：苏联体制将镇压和对个人自由的剥夺制度化、常态化，其残酷性贯穿了整个政权的历史。
大规模死亡的复杂原因：虽然法西斯因战争和种族灭绝导致了巨大死亡，但苏联因政治清洗、饥荒、古拉格等造成的死亡人数同样惊人，且许多死亡是其内部政策的直接后果。
乌托邦的伪装：共产主义以“解放”和“平等”为幌子进行压迫，这种“以善为名”的恶，被一些人认为更具欺骗性和本质上的危险。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观点并非普遍认同。 许多历史学家会认为，将两个不同历史背景下、有着不同动机和表现形式的极权主义政权进行简单粗暴的“谁更邪恶”的比较，忽视了历史的复杂性，并且容易陷入意识形态的泥潭。法西斯主义的种族灭绝和发动世界大战的罪行是极其严重的，其对人类文明的破坏是显而易见的。
最终，对于“苏联是否比法西斯更邪恶”的判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评价者所侧重的标准和视角。如果侧重于意识形态的普世性野心、改造社会的激进性和长期持续的内部压迫，可能会倾向于认为苏联的“罪恶”更深重。如果侧重于直接造成的战争死亡、系统性的种族灭绝和种族主义本质，则会认为法西斯更为邪恶。
历史的教训在于，无论是法西斯还是苏联式的共产主义，都曾将人类推向深渊，它们都以极端的意识形态和国家权力，对无数生命和人类尊严造成了不可磨灭的伤害。对这两者的深刻反思，是为了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而不是为了进行简单的道德审判或排名。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一点：历史上的“邪恶”并非一个简单的、可以量化的概念。 评价一个政权或意识形态的“邪恶程度”往往涉及到其意识形态的本质、造成的实际伤害、死亡人数、对人权的践踏程度以及其历史遗产等多个层面。同时，将两个截然不同的政治体系进行直接的“谁比谁更邪恶”的比较，本身就容易陷入过于简单化的陷阱，因为它们在动因、目标和手段上存在根本差异。
尽管如此，一些学者和评论家之所以会认为苏联比法西斯更为“邪恶”或“罪大恶极”，其论据通常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意识形态的根本性罪恶：
法西斯主义的罪恶：法西斯主义的核心是极端民族主义、国家至上、种族主义（尤其是在纳粹德国）、对异见的压制、军事扩张以及非人化他者。其核心罪恶在于其种族灭绝政策（如犹太人大屠杀）和发动世界大战，直接导致了数千万人死亡。其意识形态本质上是排外的、侵略性的。
苏联（共产主义）的罪恶：然而，一些批评者认为，苏联式共产主义的罪恶在于其意识形态的普世性野心和反人性设计。他们的论据通常包括：
阶级斗争理论的系统性暴力：苏联将社会划分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如资产阶级、富农等），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大规模的政治清洗、镇压和剥夺。这种基于阶级身份的迫害，理论上可以无限扩张，将任何被视为“阶级敌人”的人都打上标签并加以消灭。这与法西斯主义基于种族或国籍的排斥有所不同，理论上它攻击的是社会经济阶层，但实际操作中却演变成了对特定群体的系统性灭绝。
普遍性改造社会的乌托邦承诺：共产主义承诺建立一个无阶级、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然而，为了实现这个乌托邦，苏联体制不惜动用国家机器进行强制性的社会改造，包括集体化、思想改造等，其手段往往是残酷和非人道的。这种“为了崇高目标不择手段”的逻辑，被认为是其根本的危险性所在。
对个人权利的彻底否定：苏联体制将个人完全置于国家和党的利益之下，个人权利（如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私有财产等）被视为可以随时被牺牲的。这与法西斯对个人权利的压制有相似之处，但苏联式共产主义的压制是建立在一套“科学”的理论基础上，旨在“解放”全人类，其普世性叙事使得其压制看起来更加“合理化”和系统化。
二、大规模的死亡与镇压的规模与性质：
死亡人数的争议：关于苏联时期死亡人数的统计，历史学界存在广泛的争议，但普遍认为因政治迫害、饥荒（如乌克兰大饥荒）、强制劳动（古拉格系统）以及战争等原因，导致了数千万人死亡。
一些观点认为，苏联政权的建立和巩固过程中，其内部清洗和镇压的规模和系统性，以及由其政策直接或间接导致的饥荒，其造成的死亡人数和对人性的摧残，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法西斯。例如，古拉格系统作为庞大的劳改营网络，其残酷性、大规模死亡率以及对人作为劳动工具的彻底剥削，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篇章之一。
饥荒的“人造”性：特别是像乌克兰大饥荒（Holodomor），许多人认为这是由苏联政府故意制造或至少是故意放任的政策造成的，目的是为了镇压乌克兰民族主义和集体化运动中的反抗。这种故意制造的饥荒导致的死亡，被认为是极度邪恶的体现。
法西斯的战争罪行：虽然法西斯政权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了约7000万到8500万人的死亡，其中包括系统性的种族灭绝（犹太人大屠杀造成约600万人死亡），这些罪行是毋庸置疑的。
比较的难点：然而，将两者的死亡人数进行简单比较是困难的。法西斯的主要死亡原因是战争和种族灭绝，而苏联的原因则更为复杂，包括政治清洗、镇压、集体化造成的饥荒、古拉格系统的死亡以及其政策导致的社会动荡等。一些人认为，尽管战争是法西斯最直接的罪恶，但苏联政权持续数十年的内部压迫和非人化政策，其系统性和对生命的漠视程度，可能更“深层”地体现了其邪恶性。
三、镇压的系统性与持续性：
法西斯镇压的时效性：法西斯政权通常在特定时期内（如二战期间）表现出极端的残暴，其种族灭绝和战争罪行是其核心特征。
苏联镇压的持久性与制度化：苏联式的共产主义政权，从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后开始，其镇压和清洗就贯穿了其存在的绝大部分时间。政治清洗（如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秘密警察（如契卡、克格勃）、古拉格劳改营系统，这些都成为了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是其统治的常用手段。
有人认为，这种长期化、制度化的压迫和对人性的系统性扭曲，比法西斯在特定战争时期采取的极端手段，更加“邪恶”，因为它渗透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并试图从根本上改变人的思想和行为，以服务于其意识形态的目标。它不像法西斯那样直接宣称某些群体是“劣等”的，而是以“阶级敌人”、“反革命分子”等名义，将迫害包装在“政治必要性”和“社会进步”的宏大叙事之下。
四、历史的“警示性”解读：
法西斯的显性邪恶：法西斯的邪恶是显而易见的，其种族主义、侵略性和战争罪行在国际社会上得到了广泛的谴责和法律审判。
共产主义的隐性威胁：一些观点认为，苏联式共产主义的危险在于其意识形态的“迷惑性”。它打着解放全人类、追求平等的旗号，但实际操作中却走向了极端的专制和暴政。对苏联的批判，尤其是在冷战后，被一些人视为是对“乌托邦式激进主义”和“极端意识形态控制”的深刻警示。他们认为，共产主义的普世性野心和对历史发展规律的绝对自信，使其在追求目标时可以不计后果，其潜在的危害性可能比法西斯更具“普遍性”。
总结一下支持“苏联比法西斯更邪恶”的论点核心：
意识形态的根本设计：共产主义的普世改造承诺和阶级斗争理论，为系统性地消灭特定人群提供了理论基础，且其改造社会的野心是“全球性”的。
镇压的系统性与持久性：苏联体制将镇压和对个人自由的剥夺制度化、常态化，其残酷性贯穿了整个政权的历史。
大规模死亡的复杂原因：虽然法西斯因战争和种族灭绝导致了巨大死亡，但苏联因政治清洗、饥荒、古拉格等造成的死亡人数同样惊人，且许多死亡是其内部政策的直接后果。
乌托邦的伪装：共产主义以“解放”和“平等”为幌子进行压迫，这种“以善为名”的恶，被一些人认为更具欺骗性和本质上的危险。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观点并非普遍认同。 许多历史学家会认为，将两个不同历史背景下、有着不同动机和表现形式的极权主义政权进行简单粗暴的“谁更邪恶”的比较，忽视了历史的复杂性，并且容易陷入意识形态的泥潭。法西斯主义的种族灭绝和发动世界大战的罪行是极其严重的，其对人类文明的破坏是显而易见的。
最终，对于“苏联是否比法西斯更邪恶”的判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评价者所侧重的标准和视角。如果侧重于意识形态的普世性野心、改造社会的激进性和长期持续的内部压迫，可能会倾向于认为苏联的“罪恶”更深重。如果侧重于直接造成的战争死亡、系统性的种族灭绝和种族主义本质，则会认为法西斯更为邪恶。
历史的教训在于，无论是法西斯还是苏联式的共产主义，都曾将人类推向深渊，它们都以极端的意识形态和国家权力，对无数生命和人类尊严造成了不可磨灭的伤害。对这两者的深刻反思，是为了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而不是为了进行简单的道德审判或排名。
网友意见
法西斯跟大资产阶级本来就是一伙的，要不是造的孽太大。那绝逼是反击共产主义的英雄好不好。。。。。。。。。。
迫不得已讲自己人坏话的时候。必须要说这是因为他反对的对象更坏。人之常情，犯得着几十万几百万字绕着圈子说吗？
因为拐着弯儿想说土共不好呗
因为这个世界上除了少数民主国家（例如乌克兰），已经没有明目张胆的纳粹党了，而共产党则在许多国家仍然存在。因此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拥有话语权的人都有一个共识：同纳粹主义的斗争已经结束了，但同共产主义的斗争还在继续进行。
例如在俄罗斯，对苏联历史的否定是新政权赖以维持的基础，特别是到了1996年，重建的俄共声势浩大，叶利钦政府已经到了不反共就会死的地步，于是寡头支持的媒体火力全开，斯大林的出镜率大概相当于2013年前后中国地铁上的杨幂与谢娜，完全是通过让人们反思苏联“历史”来忘却眼前的苦难。相反，到了普京上台后，俄共逐渐式微，反共反苏的舆论也就退潮了，政府转而开始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提取苏联历史中的民族主义成分为我所用。
至于其他一些社会主义的情况，那就很简单了。例如在越南（越南：为什么总是让我躺枪，还能不能说人话了？），一般来说，黑苏共的这批人目的是想黑越共，但黑越共会坐牢啊。骂列宁和斯大林的这批人，目的是想骂阮富仲和张晋创，但是骂阮张会坐牢啊。于是，只好指桑骂槐了。
我们来谈谈大英帝国造成的死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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