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新冠肺炎，美国不测不报，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首先，我们要明确“不测不报”这个说法可能指的是几种不同的情况，而且不能完全脱离当时全球疫情发展的背景和美国国内的具体情况来解读。
可能性一：资源有限下的策略选择与信息侧重
在疫情爆发初期，尤其是在全球范围内的检测能力都非常有限的时候，任何国家都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如何有效地分配有限的检测资源。如果一个国家宣布对所有疑似病例进行大规模检测，但其检测能力远不足以应对海量需求，那么结果可能不是“应测尽测”，而是“测得少，报得少”。
美国在疫情初期确实经历了检测瓶颈。最初的检测盒出现问题，而且检测能力迅速被淹没。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能会优先考虑对症状严重、需要住院的患者进行检测，以确保医疗资源的合理分配，救治最危重的人。而那些症状较轻、可以居家隔离的病例，可能就没有被纳入到大规模的检测体系中。
这是一种无奈的策略选择，也是一种现实的考量。当你的检测能力跟不上病毒传播的速度时，你无法做到“应测尽测”。那么，报告的数据自然会受到检测规模的限制。
更详细地说： 想象一下，在疫情初期，你只有100个检测盒，但可能有1000个人怀疑自己感染了。你只能选择把这100个检测盒给最有可能确诊、症状最严重的人。那么，你报告的确诊病例数自然就会低于实际感染人数。而“报”的数据，又直接来源于“测”的数据。所以，如果测得少，报得也就少了。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的“不测不报”可能更多地是“测得不足导致报得不足”，而不是蓄意隐瞒。他们的策略重点可能放在了控制医院挤兑、救治重症患者以及研究病毒的特性上。
可能性二：对经济和社会稳定性的考量
新冠肺炎的爆发对全球经济和社会稳定造成了巨大冲击。数据公布的严重性，例如不断攀升的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会直接影响公众的恐慌情绪，进而影响消费、旅游、投资等一系列经济活动。
对于美国这样一个高度依赖市场经济和消费者信心的国家来说，过度的恐慌可能带来比病毒本身更严重的次生灾害。因此，一些政策制定者可能会在公布数据时，权衡其对社会情绪和经济活动的影响。
更详细地说： 比如，如果公布的数据显示某个地区感染率极高，可能导致该地区的商业活动几乎停滞，人们不敢外出消费，企业也可能因此裁员。如果政府认为可以通过一些方式来“管理”信息的传播，例如强调治愈率、关注复工复产、强调病毒的季节性（虽然早期被证明不准确）等，来缓释公众的恐慌，从而为经济的复苏争取时间和空间，这背后也可能是一种策略。
当然，这种做法很容易被解读为“报喜不报忧”，或者为了经济利益而牺牲部分信息透明度。但从政府管理的角度来看，维持社会的基本运转和秩序也是其重要职责之一。
可能性三：政治博弈与党派分歧
在美国这样一个政治高度极化的国家，任何公共卫生事件都可能被政治化。不同党派在应对疫情的策略上存在分歧，对于如何评估疫情的严重程度、如何制定防控措施，甚至如何解读数据，都可能受到政治立场的左右。
更详细地说： 比如，在某些时期，某一方的政府可能会倾向于淡化疫情的严重性，以显示其执政能力或为即将到来的选举做准备；而另一方则可能夸大疫情的威胁，以达到批评现任政府的目的。这种政治博弈必然会影响到信息的采集、分析和发布。例如，对于是否扩大检测范围、如何定义“确诊病例”、如何统计死亡人数（例如是否将死于其他疾病但新冠检测呈阳性的人算作新冠死亡），都可能成为政治辩论的焦点。
这种情况下，所谓的“不测不报”可能反映的是一种信息选择和信息输出的策略，即挑选那些符合自身政治叙事的数据，或者通过调整统计口径来影响公众的认知。
可能性四：对病毒认识的局限性与科学的演进
需要承认的是，在疫情爆发初期，人类对新冠病毒的认识是非常有限的。病毒的传播方式、致病机理、潜伏期、无症状感染者的比例等等，都需要时间去研究和验证。
更详细地说： 在初期，很多国家都可能存在“低估”的情况，但这更多地是源于科学认识上的不足。比如，最早人们可能低估了无症状感染者传播病毒的能力，或者对病毒的致病率有一个不准确的估计。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进行了检测，根据当时的认识标准，可能也不会将一些病例纳入统计范围。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对病毒的认知不断更新，数据统计的标准和方法也可能随之调整。
所以，“不测不报”也可能包含了在科学认知不足的情况下，数据统计上的一些偏差或滞后性。
总结来说，美国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的“不测不报”，并非单一原因所致，而是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
初期检测能力的客观限制 导致了“测得少，报得少”。
对经济和社会稳定性的担忧 可能促使政府在信息发布上采取更加谨慎或有选择性的策略。
政治博弈和党派分歧 使得信息透明度和数据解读常常带有政治色彩。
对病毒认识的局限性 在初期也影响了检测和统计的准确性。
“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其实可能就是一套在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社会环境下，由经济、政治、科学和资源等多重因素共同塑造出来的应对策略。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去理解这些策略背后的逻辑，以及它们所带来的实际影响。这种解读需要我们跳出简单的“好坏”二元论，去深入分析复杂的现实。
网友意见
美国有确诊数据，也公开上报，不管数据多寡，这是不容质疑的。
关于新冠源头问题，没那么简单。在没有真凭实据的情况下，最好不要下结论。
美国目前的问题是对于新冠的防治处于比较消极被动的状态。
换句话说，美国现在是不知道怎么办了。
所谓自信乐观的美国不见了。
美国就是在冷战中，被蘑菇云威胁，也没有现在这样举足无措。
美国露出了它软弱的一面。
你以为葫芦里有药，实际上空空如也。
美国的大选在即，这场瘟疫确实会有所影响，但没那么大。
民主党也没有利用新冠病毒问题肆无忌惮地攻击共和党，这个时候陷入党争，那是在自我否定美国的政治制度。如果两党在瘟疫面前针锋相对，以人民为祭品，那就说明两党制就该走进历史的垃圾堆，就该被推翻。
所以考虑大选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当然如果最后美国在新冠防疫上完全失败，共和党是肯定会被追责的，但是现在不是时候。
美国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国家统一度和医疗保险制度。
美国是联邦制国家，各州是独立的。
美国政府没有在各个州统一调动医疗资源的权力。
甚至于州政府也调不动医疗资源，因为医院、医护人员、医疗设备都是私有化的。
国家公立医院的资源根本无足轻重。
医院和医护人员是纳税单位和个人，他们只要完成了纳税任务，就尽到了责任和义务。其他要求按照资本主义制度，这是由市场调节的。
要求医院和医护人员主动参与防疫任务的理由只能是爱国主义，同时美国政府不能以爱国主义绑架医院和医护人员，这样政治不正确。
美国的医疗保险制度不利于防治疫情。
美国医疗保险分为两大类：商业私人医疗保险和社会医疗保险。
所有与医疗相关的费用都由这两大保险体系支付。
商业医疗保险谁都可以参加，只要你有钱。
社会医疗保险对于收入和年龄有限定条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参加。
这是美国医疗费用支付的基础，是不能撼动的。
美国政府和州政府不能再立一个条件，专门拨付款项来进行疫情相关费用的支付。
这个牵扯面实在太广了，是改革的禁区。
特别是商业医疗保险是美国医疗保险的大头，掌握这块资源的都是美国的金融巨头，要他们赔钱来为防疫工作做贡献，这是做不到的。私人办保险是为了盈利而不是为了给国家做贡献。
美国政府和州政府如果为了新冠防疫专门立一个法来推动工作，那么这个法就会成为判例。此头一开，那么以后出现新的相同传播类型病毒，是不是也要照此办理？如果不办理，那么美国的律师协会会代表患者把美国政府告破产。
把新冠疫情扩大化，不利于国家维稳，不利于社会安定团结。关键在于新冠疫情成为政治任务后，工作应该如何推动？
这就是美国政府的窘境。没人、没钱、没有法律制度保障。
现在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将新冠疫情作为普通传染病防治，依然纳入到商业私人医疗保险和社会医疗保险报销范畴，由私人医院和公立医院负责治疗，政府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做好防疫工作。在宣传上引导人民，正常对待新冠疫情。有钱的走保险，医疗有保障；没钱的自己想办法筹集医疗费用，实在没办法的，做好自我隔离，尽量避免感染。政府敦促医疗科研单位尽快研制出特效药和疫苗。老年慢性病患者如果感染上新冠病毒，可以学习意大利的做法，将ICU病房让给治愈机会大的患者。至于医疗单位会不会自行挑选患者，政府不予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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