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大杀功臣是个人的品性，还是明初组织的原因？
下面我们将从朱元璋的个人品性、明初的组织原因以及两者如何相互作用等方面进行详细阐述：
一、 朱元璋的个人品性：猜忌、多疑、以及对权力的极致追求
朱元璋早年的经历铸就了他极其复杂的性格，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他对权力的极度渴望和对潜在威胁的极度警惕。
草根出身带来的不安全感和自卑感： 朱元璋出身贫苦，甚至一度为僧，尝遍人间疾苦。这种经历让他对失去权力有着强烈的恐惧，也使得他对自己作为“天命所归”的合法性时刻保持警惕。他担心一旦权力旁落，自己和家人会重蹈覆辙，再次沦为任人宰割的羔羊。因此，他需要通过彻底清除所有可能威胁其统治的人，来确保自己的绝对安全。
帝王之术的信奉与实践： 朱元璋是历史上少数真正掌握了帝王之术的皇帝之一。他深谙“君权神授”的理论，并将其与自己的实践经验相结合。他认为，皇帝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任何挑战或分担皇权的势力都必须予以铲除。这种信念，使得他将功臣视为潜在的竞争对手，而非辅佐自己的伙伴。
极强的控制欲和猜忌心： 朱元璋天生多疑，尤其是对那些与他一同打江山的功臣。他认为这些人跟随他出生入死，拥有强大的军队和人脉，一旦心生不轨，将是他最大的威胁。这种猜忌，使得他不愿意看到功臣拥有过高的威望和影响力，总是在寻找他们可能存在的“罪证”。
性格中的残忍与偏执： 朱元璋在个人性格中，也存在着一定的残忍和偏执。当他认为自己受到了背叛或冒犯时，会表现出极端的愤怒和报复心理。这种性格特质，使得他在处理与功臣的矛盾时，往往倾向于使用最残酷的手段，而非沟通和协商。
二、 明初的组织原因：独特的权力结构和政治环境
明初的政治环境和权力结构也为朱元璋的“大杀功臣”提供了客观条件和理由。
开国君主与功臣的天然矛盾： 任何一个王朝在建立初期，都会面临开国君主与功臣之间的权力分配问题。功臣们因为对建国的贡献而拥有极高的威望和一定的政治资本，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君主的绝对权威。朱元璋作为开国皇帝，自然不愿意让这些功臣分享过多的权力，从而威胁到自己的统治地位。
洪武朝独特的集权模式： 朱元璋在建国后，大力推行集权。他废除了丞相制度，将宰相的权力分散到六部，并设立了锦衣卫等特务机构，加强了对官僚体系的控制。这种高度集权的模式，使得皇帝成为权力的唯一中心，而功臣们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成为了被皇帝需要被严密监控和约束的对象。
缺乏有效制衡机制： 明朝建立初期，缺乏有效的政治制衡机制。没有像后世那样成熟的内阁制度或相对独立的司法体系来约束皇权。这使得皇帝的个人意志能够更直接地转化为政治行动，而功臣们也缺乏有效的渠道来表达自己的诉求或对抗皇帝的决策。
“从龙之功”与“臣不逼君”的观念： 在传统的中国政治观念中，“从龙之功”固然重要，但“臣不逼君”也是一种重要的道德约束。朱元璋利用这种观念，将功臣的行为解读为对君主的挑战，从而为自己的清洗行动披上合法的外衣。
政治斗争的残酷性： 任何一个新生的政权，都难免会经历残酷的政治斗争。为了巩固新生政权，扫除潜在的反对力量，往往会不惜采取极端手段。洪武朝的政治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也处于这种政治斗争的背景下。
三、 个人品性与组织原因的相互作用：
朱元璋的个人品性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明初的组织原因相互作用，才最终导致了“大杀功臣”的悲剧。
猜忌心驱使下的制度设计： 朱元璋的猜忌心，直接促使他设计出了一系列加强皇权的制度。废除丞相，就是为了防止出现一个权力过大的宰相威胁到自己的统治。设立锦衣卫，则是为了加强对臣民的监控，及时发现任何可能的反叛。这些制度设计，本身就是为了满足他个人的安全感和控制欲。
权力结构为猜忌提供了发泄口： 明初高度集权的权力结构，使得朱元璋的猜忌能够得到最直接、最有效的发泄。一旦他产生怀疑，就可以通过手中的绝对权力，直接将功臣治罪，而缺乏有效的制衡力量来阻止。
功臣的“威胁感”加剧了朱元璋的猜忌： 许多功臣在战争时期积累了巨大的声望和实力，例如徐达、常遇春、李善长等，他们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威望，这在朱元璋看来，就是潜在的威胁。即便他们本人没有二心，但他们的存在本身，就足以让朱元璋感到不安。
对改革的阻力与朱元璋的决心： 一些功臣如李善长，在政治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也可能对朱元璋的一些改革措施提出异议。朱元璋将这种异议视为对皇权的挑战，进一步加剧了他的猜忌，并最终导致了对他们的清洗。
政治环境的复杂性提供了“借口”： 明初的政治环境并不算特别稳定，各种派系斗争、地方势力等都存在。朱元璋可以利用这些复杂性，将一些并非直接针对他的行为，也包装成“阴谋”，从而进一步扩大清洗的范围。
具体案例分析：
胡惟庸案和蓝玉案： 这两个案件是朱元璋大杀功臣的典型。
胡惟庸案： 胡惟庸作为丞相，权力过大，且在与一些官员的交往中，被朱元璋认为有谋反的迹象。朱元璋的猜忌心发挥了作用，他认为丞相制度本身就是威胁，而胡惟庸的出现更是加剧了他的不安。最终，胡惟庸因“谋反”罪被处死，株连甚广，数万人受牵连。
蓝玉案： 蓝玉是北征大将，战功卓著，威望很高。朱元璋认为他骄横跋扈，意图谋反，并以此为由将其处死，并株连了包括国公在内的多人。这充分展现了朱元璋对功臣威望的忌惮和对潜在威胁的零容忍。
对徐达等人的猜忌： 即使是像徐达这样忠心耿耿的功臣，也未能逃脱朱元璋的猜忌。传说朱元璋曾赐徐达蒸鹅（相传徐达当时患病不能吃蒸鹅），借此试探徐达是否会违抗圣意，从侧面反映了朱元璋的猜忌有多么严重。
总结：
综上所述，朱元璋大杀功臣是一个由其强烈的猜忌心、对权力绝对的掌控欲以及深刻的不安全感所驱动的悲剧。然而，明初高度集权的政治结构、缺乏制衡的权力体系以及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为朱元璋的个人品性提供了发泄的渠道和“合理化”的借口。
可以说，朱元璋的个人品性是“因”，而明初的组织原因则是“果”和“势”，两者结合，共同导致了这场波及甚广的政治浩劫。虽然朱元璋也声称是为了巩固国家稳定，清除腐败和威胁，但其行为的根本动因，更多地源于其个人性格的局限和对权力的极端追求。
网友意见
很大程度归因于明太祖个人多疑的性格。
我们在思考古人，特别是帝王之时，总容易陷入“理性政治人”假设，也就是说，认为他的一切行为，尤其是大事决策时，认定他们是全知全能情况下得出的最优策略。
马克·布落赫曾经说：
历史学所要掌握的正是人类，做不到这一点，充其量只是博学的把戏而已。优秀的史学家犹如神话中的巨人，他善于捕捉人肉的气味，人才是他追寻的目标。
而出于对唯物史观的误解，“人肉的气味”被我们选择性的遗忘了。
实际上，雄才大略的帝王们性格往往千差万别，在古代社会，帝王性格可能比组织制度更能决定帝国的走向。
朱鸿在《明成祖与永乐政治》一书的“绪论”里强调：
吾人认为对永乐朝历史的研究 ，应暂时摆脱以建都问题为焦点，不再走封建—靖难—迁都—带动各项建设—改变明代性格的老路子。而应先求对成祖本人，诸如他的性格、思想与心理等有充分的了解没然后再回头论建都等诸问题，或能于永乐政治获得较正确的认识。
我认为是很有见地的。
关于朱元璋的性格，我不想进行系统的讨论，只点几则关于朱元璋的代表性史料，以点带面。
《皇明祖训序》： 凡警备常用器械、衣甲，不离左右；更选良马数疋，调教能行速走者，常于宫门喂养。及四城门，令内使带鞍辔各置一疋，在其所在，一体上古帝王诸侯防御也。
这是朱元璋对诸王的训诫，虽然当时除了西北边疆以外，天下基本太平，但是朱元璋还是要求自己的儿子们有但凡有事能立刻骑马就跑的安排，甚至，我很怀疑，他在自己的金陵城中应该也有类似的布置。他怕。
《谕晋王敕》：前者命尔之国，闻道中忽责操饍者，吾甚惊之。……尔知吾操膳者否？止一徐兴祖者。操吾饍二十有三年，轻易不辱之。吾平昔甚不忍于事，于操饍切记忍之，保命也。尔当蹈吾所为，勿轻易。
一代帝王专门致书自己的儿子，就因为听说他对自己的厨子进行了训斥。对于自己儿子的这种做法，朱元璋惊讶且后怕，专门教晋王自己这么多年的“保命”之道，那就是善待厨子。同时，这则史料另一处有意思的点就是朱元璋对自己性格的深入反省“吾平昔甚不忍于事”。
朱元璋是一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人，他害怕厨子，他在自己的宫墙之外还要安排逃难马匹，这样一个人，无论明初组织如何，那些手握兵权、亲朋故旧遍天下的跋扈开国武将们，他能放心吗？
即使他自信自己能压得住他们，可是一旦自己故去，主少国疑的朱允炆真的能镇得住吗？
作为在元末大熔炉中胜出的“蛊王”，他对于人性实在太了解了，他不信人性，只信自己。想想陈友谅，先杀倪文俊再杀徐寿辉；想想察罕帖木儿，被田丰、王士诚所杀；再想想自己，从郭天叙到郭天爵，到小明王。
元末大熔炉的锻造，进一步放大了朱元璋本就多疑易怒的性格，诛杀功臣，看似偶然，其实是系统的必然。
首先你要明白，朱元璋刚开始并不想杀功臣。
在很多人眼里，朱元璋就是一个极度自私小心眼的残暴变态杀人狂，一直谋划着杀功臣，不念旧情……
朱元璋四十岁登基，执政三十一年，七十一岁去世。
但是他活着的时候知道自己能活七十一？
肯定不知道，他又不是神仙。
一个四十岁登基的皇帝，如果真的想杀功臣，那得加紧杀了，说不定自己六十岁就死了呢？有几个皇帝活过六十的？
然而从洪武元年到洪武二十三年，这整整二十三年里，朱元璋总共只杀了三个功臣，流放了一个。
哦，忘了说了，这里的功臣指受封有爵者，即洪武三年封的六公，二十八侯，三伯等人（后来其他人如蓝玉也晋爵了）
这三个人是德庆侯廖永忠，永嘉侯朱亮祖，忠勤伯汪广洋，被流放的是常遇春之子常茂。
朱亮祖这位老兄死的不算冤吧？勾结地方，插手政务，还欺君。
常茂是抽刀砍伤纳哈出，差点把劝降二十万大军的事情搞砸，给了个流放待遇，也不算过分吧？
汪广洋牵扯刘基死亡，很难说，就算是冤杀吧。
也就是说一直活到63岁，这二十多年朱元璋总共只冤杀了两个功臣:廖永忠同志，汪广洋同志，其他人都好好的。（刘基和徐达那不是老朱杀的，老朱也没必要杀他俩，烧鹅的事当段子就行了）
其他功臣非但好好的，还享尽荣华富贵:
常遇春女嫁太子朱标，邓愈女嫁秦王朱樉，傅友德女嫁晋王世子，徐达女嫁燕王朱棣，冯胜女嫁周王朱橚，王弼女嫁楚王朱桢……还有李善长长子娶朱元璋皇长女临安公主。
可以说，如果朱元璋在洪武二十二年死了，没有人能说他残杀功臣，因为没证据，反而还得把他吹得比宋太祖赵匡胤还仁慈，赵大杯酒释兵权，老朱可是和功臣们结亲家啊！
然而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决定深挖李善长的事，这一年被处死的有李善长，陆仲亨，唐胜宗，费聚……
你要硬说他们很冤枉，恐怕也谈不上，以李善长为例，对谋反知情不报，等于同党。
有人说，李善长很冤枉，因为他本来就是第一重臣了，就算胡惟庸谋反成功了，他还是第一重臣，有必要谋反吗？
然而问题在于李善长虽没有想参加谋反，可他的却不检举告发，持中立态度。
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这没什么难理解的。对于谋反这种疑罪从有的大罪来说，只有参加和立即告发两种选择。
其实洪武十八年的时候已经有人告发李存义也牵扯谋反案了，但是朱元璋还是看在李善长的面子上下令不予追究。
可等洪武二十六年蓝玉案被杀的人就是真的冤了，蓝玉案可以说绝大部分都是冤枉的。
难道朱元璋短短几年就发生了性格剧变？之前二十多年都不动手，等66岁了再出手？
性格原因恐怕解释不通吧？
这就要牵扯到太子朱标的死了。
朱标一死，最急迫的问题就是谁来当继承人？
最终，经过多方面权衡，朱元璋选定了朱标在世的长子朱允炆（朱标真正的长子朱雄英早死）。
可问题在于这群老功臣怎么办？朱标能压住场子，朱允炆一定压不住。
特别是这群功臣还和藩王有姻亲，谁敢保证他们不会起兵造反？
这种情况下，屠杀就不可避免，短短三年（洪武二十六-洪武二十八年），存世的功臣几乎被全部清洗，数量达到洪武朝被杀功臣的三分之二。
也就是说，朱标不死，这群人会活的好好的，还会得到重用，比如蓝玉就会是朱标的心腹爱将。
所以最终结论就是，大杀功臣不是朱元璋的性格原因，不然他还和功臣们搞联姻？
组织的原因……有点关系，朱标一死，整个围绕他打造的体系就需要重新洗牌，不然后继者根本无法驾驭。
也就是说，换你在那个位子上，你也只能选择杀，只要你不想看见自己死后有人起兵造反。
朱元璋当年想给老兄弟们一场荣华富贵，子女互相联姻，却最终成了这帮功臣们的催命符。如果没有这些联姻，这些人本不必死的。
有人会说，朱棣不是照样起兵造反了？不还是没避免？
那就是朱元璋没想到朱允炆这么蠢，这样的开局都能输（建文帝能派人到燕王府上门抓人，朱棣被逼的装疯卖傻求活命）。
他把一切都考虑到了，唯独没考虑朱允炆这么废。
当然，朱允炆当初给朱元璋承诺的处理藩王的办法是五步走:
一以德争心，二以礼约束，三以权削地，四改动封地，五拔刀相向。
结果朱元璋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死，七月份五王爷周王朱橚就被抓到南京废为庶人，流放云南。
建文元年四月，一口气废掉了齐，湘，代三王，湘王被逼自焚，其余两王软禁。
六月，削岷王，废为庶人，流放漳州。
七月初，张昺谢贵直接到燕王府上门抓人……
朱元璋:当初说好的五步走呢？什么第四步改封地，第五步才刀兵相见……你这几个叔叔直接快进到第四步改封地了？还流放云南？
朱元璋大杀功臣......那还真是满清文化圈所赐。
满清有个流传五百年的话术习俗，那就是“如果我屁股上有屎，那我就满世界泼粪。”
所以，病死的大臣，可以是被杀的，可以是被剐的，可以是被剥皮的，可以是被赐蒸鹅的。
如果满清官方的《明史》不够权威，那就假冒明朝文人写个垃圾玩意，往他们的《四库全书》里一塞就好了。再禁毁民间藏书了事。
以至于，现代的某族人，可以很骄傲地拿他们祖宗污染过的“历史”来说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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