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篡了韩宋，杀了韩林儿，为什么还说“得国最正”？
韩宋政权：一个寄生于乱世的旗帜
首先，我们要明确韩宋政权在元末乱世中的定位。韩林儿的韩宋政权，名义上是以“恢复宋朝”为号召，迎立宋朝皇室后裔韩林儿为“小明王”，意图对抗元朝统治。在早期，韩林儿确实在南方一些地区获得了一定的拥护，并试图建立自己的统治中心。
然而，韩宋政权的实际力量却相当薄弱。它更多的是一种政治象征，一种集结各路反元力量的旗帜。真正的军事实力，往往掌握在各地的起义军首领手中，其中最关键的，便是后来成为明太祖的朱元璋。
朱元璋与韩宋：从依附到决裂
朱元璋的早期崛起，与韩宋政权有着密切的联系。他曾接受韩宋的任命，成为其麾下的将领，并在军事上取得了辉煌的胜利，逐步壮大了自己的势力。在这个阶段，朱元璋是韩宋政权的“羽翼”，是其赖以对抗元朝和群雄的重要力量。
然而，随着朱元璋实力的增强，他逐渐认识到韩宋政权的局限性。韩林儿作为一个傀儡皇帝，缺乏真正的政治魄力，也无法有效整合各方势力。更重要的是，韩宋政权内部派系林立，矛盾重重，难以形成统一的领导核心。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认为，继续依附一个虚弱且内耗严重的政权，不利于最终的统一和建立一个稳固的国家。
“杀韩林儿”：政治现实的残酷选择
朱元璋杀死韩林儿，并非是简单的“篡夺”或“背叛”，而是在当时残酷的政治现实下，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所做的艰难决定。
1. 消除潜在的反对势力： 只要韩林儿活着，他就有可能成为其他反元势力或怀有复宋情绪的人的号召对象。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排除潜在的威胁，朱元璋必须清除这个“小明王”的符号。
2. 掌握政治合法性： 朱元璋需要一个能够让他堂堂正正登基的理由。依附于一个名存实亡、且其领导者缺乏实际威望的政权，难以让他获得广泛的认同。他需要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功劳，归功于自己，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更具权威的合法性。
3. 统一思想，凝聚人心： 在经历了数十年的战乱之后，百姓渴望的是一个能够带来安定和秩序的强大政权。继续高举“复宋”的旗号，对于一些厌倦了分裂和战乱的人们来说，吸引力已经大不如前。朱元璋希望通过建立一个全新的、以他自己为核心的政权，来凝聚人心，实现国家的统一。
“得国最正”：一种历史的自我辩护与建构
那么，朱元璋为何还声称自己“得国最正”呢？这背后是他一系列巧妙的政治宣传和合法性建构。
1. “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功绩： 朱元璋最核心的合法性来源，是他在对抗元朝统治中扮演的关键角色。他认为，自己率领军队，推翻了蒙古人的统治，恢复了汉人的江山，这是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也是其政权最根本的合法性所在。他将自己定位为民族解放的领导者，而不仅仅是一个取代前朝的君主。
2. “扫荡群雄，一统天下”的功绩： 在消灭元朝之后，中国仍然处于群雄割据的状态。朱元璋通过一系列战役，击败了张士诚、陈友谅等其他割据势力，最终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他将自己的统一事业，描绘成结束分裂、带来和平的必由之路。
3. “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 朱元璋深知，稳固的统治离不开民众的支持。他通过推行一些有利于恢复生产、减轻赋税的政策，试图将自己的统治与“民心”联系起来。他将自己的统治描绘成顺应民意，是人民的选择，而非一时的权谋。
4. 利用儒家思想为统治“正名”： 儒家思想强调“君权神授”、“天命所归”。朱元璋通过尊崇儒学，任用儒臣，将自己的统治包装成符合“天道”和“人心”的，是“受命于天”的。他尤其强调自己是“驱逐妖魅”（指元朝统治），“拯救黎民”，这在儒家思想中是一种非常正统的改朝换代理由。
5. “扫清障碍”，自我革新： 相比于其他那些在混乱中被轻易推翻的政权，朱元璋认为自己不仅推翻了外族统治，还“扫清”了内部阻碍统一的各种势力，包括韩宋这样虽然有历史象征意义，但缺乏实际统治能力的政权。他认为，自己是“革故鼎新”，建立了一个全新的、更具生命力的国家，因此“得国最正”。
总结：
朱元璋的“得国最正”论，是一种极具政治智慧的历史叙事。他并没有否认自己与韩宋的关系，也没有回避杀死韩林儿的事实。相反，他将这些历史事件，置于一个更宏大的叙事框架之下：即推翻外族统治、实现民族复兴、结束分裂战乱、建立一个强大而稳定的新王朝。
在他看来，韩宋政权只是一个历史的过渡，一个未能承担起历史重任的旗帜。而他，朱元璋，才是那个真正完成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使命，并且能够建立一个能够长久延续的国家的“天命所归”的君主。因此，他认为自己的政权，是在一切合法性基础之上，是“最正”的。
当然，从历史的评价来看，朱元璋的说法是一种成功的政治宣传，是一种对自身统治合法性的辩护。后世评价朱元璋，常常会看到他对权力的绝对掌控，对异己的残酷镇压，这些都与“最正”的道德评价相去甚远。然而，从他自己构建的合法性逻辑来看，以及他所取得的成就（统一中国、建立大明），他的“得国最正”论，在那个时代，也确实是他用来凝聚人心、巩固统治的有力说辞。
网友意见
明太祖朱元璋“得国最正”这一点，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很多人使力的方向可能错了。
抛开近现代以来中国人的一些说法，明朝自己的士大夫们之所以所塑造出“我大明太祖得国最正”的样子，并不仅仅只在于朱元璋开局一个破碗、白手起家建立了大明朝，以及打败了群雄，驱逐了蒙元，统一了中国之类的功绩。
如果仅仅是如此，那么朱元璋在元季正统儒家士大夫的眼里，就只是一个乱世僭伪之一，和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明玉珍等地方枭雄一样并无什么区别。
事实上，当时很多士大夫还真就是这么看的，视红巾军一律为贼，不管什么南系、北系，包括朱元璋在内，都是贼。
明代也有人喜欢将朱元璋比作“不阶寸土”、“提三尺剑取天下”的汉高祖刘邦，然而这种说法普遍不受元末明初士大夫们的待见。
这就是元季士大夫们在文化意识形态层面的共识，最初朱元璋对此也是无能为力，他征召过不少当时的当世大儒，比如杨维桢等人，都是坚辞明廷征召，以忠君为由绝不肯入仕明朝。而且这些人在当时的影响力太大，朱元璋还不敢把他们怎么样。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朱元璋也是根本不可能对红巾军表示什么肯定态度的。
归根结底，元末明初文化意识形态层面的正统地位是谁，仍然由那些元朝的儒家士大夫们所议定，朱元璋一开始只能随大流。
而朱元璋之所以形象越来越高大，甚至还得到了“得国最正”这样的评价，主要是因为朱元璋以“用夏变夷”、“复中国之旧”为口号，进行了三十多年的文化革新，唤醒了士大夫们的夷夏意识，对民众日常生活中的胡俗进行清整，将儒家的各种纲常、秩序、名份等理念真正贯彻到社会生活中去，儒家精英们得到了空前的政治权利。这样的文化革新取得了重大成效，明朝终于取得了文化意识形态层面的正统地位，明朝的儒家士大夫们开始认为朱元璋是捍卫汉人道统的文化英雄，开始无限拔高其地位。
因而不断有明人通过宣扬在元末之时中国为胡俗侵染、夷夏颠倒、华风沦丧的时代背景下，明太祖朱元璋通过重整冠裳、整肃伦常、礼仪复古等一系列手段，成功地变夷为夏，认定其功劳是前所未有。
其实现在去看元末明初朱元璋本人对蒙元的态度，会觉得朱元璋就是个“墙头草”，有的场合大骂胡元夷狄，有的场合又鼓吹大元正统，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了解元末儒家士大夫们的一些观念后就会知道这很正常了。
而当方孝孺这样经历过明初文化礼俗革新、华夷观被唤醒、完全是在明朝成长起来的士大夫们步入政治、文化舞台，局面就大不一样了。
其实方孝孺的夷夏情绪之激烈，甚至远超过朱元璋本人。朱元璋虽然以“驱除胡虏”作为口号，但认为蒙古人入主中原是天命，仍然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而到方孝孺这里，直接就将胡服胡语的元廷开除出中国正统王朝的行列。
彼夷狄者，侄母烝杂、父子相攘，无人伦上下之等也，无衣冠礼文之美也，故先王以禽兽之，不与中国齿。苟举而加诸中国之民上，是率天下而为禽兽也。
永乐十七年，因故谪役房山的李昌祺，偶遇元末老妓，于是仿《琵琶行》遗意作《至正丽人行》。这本是一篇纯粹宣泄个人牢骚的作品，但有意思的是，永乐时候的读者竟然从中读出了“华夷”更迭的宏大历史：
元起沙漠，统一海宇，虽曰政治，然其制度施为多从胡俗，以游畋宴乐为务......天乃命我太祖高皇帝剪灭群雄，至正遁亡，大统既正，万方攸宁，中国之治，悉复于古。
因为祭出华夷之辨的大旗、成功唤醒士人的夷夏观念，元明鼎革在儒家意识形态中具备了毋庸置疑的合法性。而在夷夏意识淡漠的元末士大夫们看来，反元者属于十恶不赦的叛逆，然而当士大夫们的族群意识被唤醒之后，评价标准便完全颠倒过来。
比如浙江最早起事的方国珍，以及起兵抵抗他的陈恢，在万历年间的《黄岩县志》的评价已经是这样了：
方氏在胜国，犹陈王之在秦也，而恢顾亢之何欤？夫恢知有元而已，夷夏之防，奚以责之一行者哉。
在强烈的族群意识之下，无论元末还是明初都被看作“首乱”者的方国珍，变成了首义的英雄；而原先依据君臣大义被视作忠义的陈恢，却成了不识夷夏大体的冥顽之徒。
在华夷观念的支持下，原先引发巨大合法性危机的反元历史，反而成了朱明立国正当性的最好说明；借助恢复汉族传统的伦理观念与礼仪风俗，元季被视作僭伪的朱元璋，变成了再造华夏的文化英雄。又如何能不被士人们认为得国最正呢？
至于其间朱元璋有没有篡权韩宋、杀了韩林儿，算不算沾了韩宋龙凤政权以及其他红巾义军的光，这些都不是很重要。
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朱元璋“正天下之统，必新天下之化”的施政策略取得了重大成功，儒家文化的恢复和推行，使得很多儒家士大夫们开始接受和认同明朝这个以武力起家的政权。
即便是最为决绝的元遗民，在这些以复古为旗帜的文化措施面前，立场也会发生软化，例如福建遗民吴海，在给新修地方学校作记时，就破天荒地使用了新朝“洪武”年号，并称赞国朝能够申严古制。
总之，要论证朱元璋的“得国最正”，更应该从士人夷夏意识的唤醒、儒家文化意识形态的重塑这方面来考虑，古代的士人特别重视所谓的文化正统。
反之，要反驳这一点，也可以从这方面来着手，我提供两点思路：
1、实际上元朝与中国泾渭分明的“夷狄”特征，很多是明初统治者们强行塑造出来的，并非全然是蒙元的真实面貌。
2、其实元季起事的红巾军，包括北系、南系的很多武装，都曾喊过有关夷夏的口号，至于有没有进行比较系统的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一是时间来不及，他们都没能活到天下大定的时候；二是史料太少，明初又对有关元末义军的史料多有隐晦，很难找到这方面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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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杀了韩林儿。
一。被朱元璋救助前，被元军张士诚部围在孤城，朱元璋不救他就被传首四军。
二。以廖永忠的资历，搞一个侯爵轻轻松松。甚至可以继承其兄的公爵。（没他哥的水军朱元璋过不了长江）
三，廖永忠不是朱元璋的嫡系，不适合搞刺杀，但作为水军将领送韩林儿过长江很正常。
四，韩林儿本来就是傀儡，总不能愿意给刘福通当傀儡，不愿意给朱元璋当傀儡吧！禅让朱元璋，混个公爵富家翁轻轻松松。
五，真想让韩林儿死，有很多种方法，落水是最落人口实的方式，你让他游湖落水后发烧而死不好吗？
“得国之正”是朱元璋及其文臣们一种无奈的话术，天下都打下来了，你总不能说自己是乱臣贼子吧……
一个国家得国的正与不正，就像小姐姐刚割的双眼皮，刚开始会担心会不会割得不好，然后男朋友说：哪里会，特别好。然后自己照花前后镜之后也开始自我陶醉，简直太正了，像天生的一样；到最后镜子照多了，会感觉哪里是像天生的，简直比天生的还美，巧夺天工。其实所有割过的双眼皮都是能看出来的，只是皇帝新衣没人揭破罢了。
得国最正者，唯汉与明。这句话通过明清史大家孟森先生在《明史讲义》中的反复阐发，在历史学界变得尽人皆知。其实这句话不是孟森的原创，这句话在明初就已经出现，并且经过了明末的进一步极端，成为了“得国最正者，唯我大明”；然后一直影响到清朝，康熙帝即“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再到孟森这里，作为反满意识的体现，进一步阐发。一句话，九个字，其作为话术的流变史，串起来就是明清五百年。因此在这里做一个知识考古，探讨明、清“得国之正”概念的五百年话术流变史。
一、乞丐皇帝朱元璋的尴尬开国
孟森在《明史讲义》中有句话很有名：
得国正者，唯汉与明。
这句话不是孟森原创，而是借鉴的宋濂在洪武七年所撰《〈大明日历〉序》中的一段话：
然（朱元璋）挺生于南服，而致一统华夷之盛，自天开地辟以来，惟皇上为然，其功高万古，一也；元季绎骚，奋起于民间以图自全，初无黄屋左纛之念，继悯生民涂炭，始取土地群雄之手而安辑之，较之于古如汉高帝，其得国之正，二也。
古人的“得国之正”和我们现在概念里的“得国之正”内涵完全不同。我们现在赞汉高帝和朱元璋出身草莽而得天下，是站在吴晗所谓的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斗争胜利的马克思主义史观的角度；而宋濂赞汉高帝和朱元璋出身草莽而得天下，是站在他们不受“弑，臣杀君也”的儒家思想的指责。
从古到今，无论是周武王、唐高祖还是宋太宗，都是很典型的“弑”者。而汉高祖和朱元璋出身草莽，并非帝王之臣，自然不能谈“弑，臣杀君也”。宋濂将他们的称帝的动机形容为“奋起于民间以图自全，初无黄屋左纛之念，继悯生民涂炭，始取土地群雄之手而安辑之”，也就是说，我是农民的孩子，怎么能当皇帝呢？但是众人都说了，皇天上帝已经决定了，就由你来当这个皇帝，我也没有办法，只能勉为其难了。
宋濂之所以要在洪武七年义正言辞的提出“较之于古如汉高帝，其得国之正，二也”，是为了解决新生明朝的认同危机，其大环境是绝大多数元末知识分子并不认同明朝得天下的正当性，认为朱元璋取天下非其道，就像朱元璋自己在《大诰三编·秀才剁指第十》中所说的那样：
朕知伯启心怀忿怒，将以为朕取天下非其道也。
和我们现在的想象不同，古人并不认为从最底层得到天下是多么正当的事情，特别是掌握文化制高点的士大夫阶级，对于草莽起家的朱元璋并不认同，认为其“取天下非其道”。
元亡之后，无数士大夫以或者激烈或者隐晦的方式反抗明朝的统治，上述剁指的伯启只是其中之一。在北方韩宋和南方徐宋皆以恢复汉人统治为口号进行抗明起义时，传统汉人士大夫的态度是期望元朝政府早日扑灭这些草寇。
以后来被朱元璋封为诚意伯、后世又被无数小说演绎为灭元第一功臣的刘基为例，在起义军刚刚起事时，刘基在《送高则诚南征》一诗中直斥起义军为谷中之草，必须尽快除之：
牧羊必除狼，种谷当去草；
凯歌奏大廷，天子长寿考。
在起义军势力渐长，又在《感兴诗》鼓励元朝诸将效仿唐朝灭黄巢事：
摩崖可勒中兴颂，努力诸公佐有唐。
将元朝与有唐并列，比朱元璋等辈为黄巢。可见，在当时士大夫心中，以“日月重开大宋天”为口号的起义军，和黄巢之流并没有什么不同。
因此，在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士大夫依旧将其作为黄巢之辈看待，面对朱元璋的征用，有以死明志者，有剁指明志者，亦有在诗词书画中表达对新政权不满者。例如旅顺博物馆有一副元朝人盛著所作的《沧浪独钓图》
这幅画本身没什么特别之处，所描绘的也只是中国文人画中很常规的归隐之趣。但是它右上角的题画诗却十分有趣：
有趣之处一：诗以“沧浪可涤缨”开头，表达对于现实政权的不满；
有趣之处二：作者为“空同生郑樗”，郑樗全真教弟子，亦为《富春山居图》的作者黄公望之师弟，而《富春山居图》中黄公望自题的“ 至正七年，仆归富春山居，无用师偕往 ”中的无用师，即为郑樗。而《富春山居图》被烧成两段之后，后段则被称为《无用师卷》；
有趣之处三：题画诗的时间写为“至正辛亥八月”（1371年），而元朝至正年号早在丁末年（1367年）就已经结束，1368年即为洪武元年。因此，此处的“至正辛亥八月”应为“洪武四年八月”。
此处郑樗依旧使用元朝年号，且全诗都流露出希望能够找到世外桃源之期望，对于明朝的不满之处，溢于言表。
钱穆在《中国学识思想史论丛·六》“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一文中提到：
明祖开国，虽曰复汉唐之旧统，光华夏之文物，后人重其为民族革命，然在当时文学从龙诸臣，意想似殊不然。
明太祖开国之后，其实文人普遍怀念元朝，而不满新建立的明朝。此 《沧浪独钓图》上的郑樗题画诗，可以算是“以图证史”的一个典型例子。
由此可见，在开国之初，一般知识分子对于新政权的认同并不高，远远不是我们后世所想像的大声欢呼“得国正者，唯汉与明”。因此，解决明朝开国的认同危机就成了朱元璋及其文臣们的当务之急。
在这个时候，对于刚割完双眼皮的明朝，朱元璋开始自问：会不会割的不好？幸好有暖男宋濂，告诉朱元璋：怎么会不好呢？简直和那个传说中的大美女汉朝的眼睛一样好看。
于是朱元璋满意的笑了。
二、我朱元璋和刘邦是老乡
明朝的塑造认同主要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风俗礼仪上恢复汉家之风（关于这一点，张佳博士的新书《新天下之化》有相当精彩的阐述，值得一读再读），一方面是塑造草莽得天下的正当性。
中国历史上，有且仅有两人起于草莽、终于皇帝，那就是汉高祖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因此，塑造和汉高祖刘邦的关系，成为了朱元璋及其后继者永乐的必然选择。
首先，将朱元璋的家乡和刘邦的家乡沛县建立起联系。在早期朱元璋的对其家族的自述中，相当质朴，并不和伟大人物扯上任何关系。无论是下限到龙凤九年（1363）、朱元璋亲自撰写的《朱氏世德碑》，还是洪武十一年（1378）朱元璋认为再立的《御制皇陵碑》，都相当坦率的承认本家朱氏出自金陵句容朱家巷通德乡，也不是什么显赫望族，而是以“服勤农业”起家。
一副我是农民我骄傲淳朴作风，我很喜欢。
但是，到了永乐朝编撰的《明太祖实录》时，这种朴素的表达消失了，不仅和传说中的颛顼攀上了亲戚，而且还将朱元璋御口钦定的世居金陵句容，改为了世居沛国（刘邦的老家），后来有一支迁到了金陵句容朱家巷，并且世代都是豪富之家：
大明太祖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姓朱氏，讳元璋，字国瑞，濠之钟离东乡人也。其先帝颛顼之后，周武王封其苗裔于邾。春秋时子孙去邑为朱氏，世居沛国相县；其后有徙居句容者，世为大族，人号其里为“朱家巷”。
这段话有两点需要注意：
一、“世居沛国相县”，也就是说到了永乐朝，朱元璋已经和刘邦成了老乡，这是对宋濂“较之于古如汉高帝，其得国之正，二也”的进一步阐发，从取天下的相似性具体到了家乡的一致性，完成了对于明朝反蛮夷之礼仪、塑汉家之衣冠的溯源性建构，以此获得“得天下”的正当性；
二、“世为大族”，孟森在对自己“得国正者，唯汉与明”作解释的时候，提到了汉高祖和明太祖不同于以往帝王的伟大之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匹夫起事，无凭借威柄之嫌”，也就是说朱元璋和汉高祖都是一介草民起事，能力以外的资本为零。但是很明显，这只是后世人根据自己的“背景书”进行的一厢情愿的建构，无论是朱元璋还是后来的宋濂，都从来没有把自己草民的身份作为得到天下合法性的依据。反而，到了《明太祖实录》中，世代务农的朱元璋家族摇身一变，成为了“世为大族”，主动抛弃了自己光荣的草民身份。
而这种对于朱元璋开国的拔高，到了嘉靖朝之后，随着外部异族危机的越来越大，推翻异族元朝统治的朱元璋，被再次无限拔高，直接抛下了他费了好大劲才攀上的“老乡”刘邦，成为了千古一帝：
独我太祖高皇帝起自宇内风烟之中，迅扫胡腥，再开天地。故宋龙门颂其功高万古，得国之正，则所以上承唐虞三代以来之正统者，惟我明而已。以此方之，则谓汉、唐、宋皆闰位可也”。[徐奋鹏：《徐笔峒先生文集》卷八《古今正统辨》，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刻本，叶4a—4b。]
不仅挫宋巨唐被明朝人放进了闰位（和正位相对，表示得天下不正），而且连作为汉人缔造者的汉高祖，也被放进了垃圾堆，直接被宣称为“皆闰位可也”。简而言之一句话，“得国之正，惟我明而已”。
到了这里，照花前后镜的明朝不仅觉得自己的双眼皮割得丝毫不做作，而且是古往今来最好看的双眼皮，连那个绝世大美女汉朝的眼睛都比不上自己的。
三、“得国之正”，一个话术的历史累积
至此，从朱元璋的“将以为朕取天下非其道也”，到宋濂的“较之于古如汉高帝，其得国之正，二也”，再到徐奋鹏的“得国之正，则所以上承唐虞三代以来之正统者，惟我明而已”，时间越后，明朝的得国被拔得越高，这正是顾颉刚“古史累积学说”在“得国之正”这个概念的很好提现。明朝前无古人的“得国之正”，通过历史累积，最终达到了无与匹之的地步。
这一套“得国之正”的话术，到了清朝康熙帝，再次达到了高潮。
如果说“得国之正，惟我明而已”，还只是明朝知识分子的自我陶醉，那么到了清朝，当康熙帝说出：
得天下之正者，莫如我朝
时，这一套“得国”、“得天下”的话术，就得到了最高掌权者的直接背书，成为了最高政治正确。而伴随着这一句话的背景，恰恰也是清朝在扫平全境之后产生的认同危机。
时间仿佛一个轮回，当朱元璋看到开国文人第一的宋濂所写的“较之于古如汉高帝，其得国之正，二也”这句天才的建构话术时，肯定露出了满意的微笑；但是他不会想到，几百年后会有一个清朝异族政权取代自己的朱家天下，并且从异族皇帝的口中，说出：
得天下之正者，莫如我朝
人们总是这样，以为自己的双眼皮一定比史上所有人都好看。
古人讲究一个食其禄，说白了，你不能端起碗吃饭，放下碗骂娘。
古今同理。
朱元璋名义上的确是韩林儿的下属，这没有问题，但这也仅仅是名分上的了，朱元璋地盘都是自己打的，也没指望龙凤朝廷给他发工资，可以说有君臣之名但没有君臣之实，而龙凤政权在朱元璋救出韩林儿以后已经没了，活着的只是一个韩林儿而已，何况韩林儿那个法统也并不正，什么教主皇帝九世孙，你信你厉害，反正我不信，刘福通、韩山童是个什么出身还用我说吗？
老朱真正的做到了白手起家，就像很多人说的那样，开局一个碗，结局一江山，我自己打下来的江山，你政权都让人灭了，那凭啥我打下来江山给你坐？我凭啥要请个爷爷回来？凭韩林儿脸大？
你对比一下其他皇帝你就知道，那群得国的大多都是武将勋贵，其他的就刘邦一个基层干部，还食过秦禄，南北朝五代十国的那群皇帝更别说了，其他的曹家、司马家是吃过上一家饭的，曹操自己也说食过汉禄，杨坚是吃他老爹杨忠的隋国公的饭，李二是吃他老爹李渊唐国公的饭，赵大那就纯属吃饭骂娘欺负孤儿寡母更不好意思说话，这都是吃过人家前朝的饭的，剩下两个异族入侵的不算。
那你说还有谁能比得上老朱正？白手起家，打下天下，老朱的地盘没有一丁点是他韩林儿给的，就因为一个屁法统都没有的龙凤政权你就说老朱得国不正，那韩林儿的命还是老朱救出来的呢，那老朱是不是也有权利收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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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国最正，是因为遵了“天命”
什么叫天命？前些年有河南考生压着一本线上北大，有湖南考生一本线十几分上中科大，被称为“天命之子”。
得到本“不配”的东西，就是天命。
民心向背？得天下者越不得民心，越是有“天命加持”的表现。
黄菡最看不起的元清，实际上你越看不起他们出身，他们骑在你头上，反倒是更能说明天命在。
这和铁木真“天命真人”降生在沙漠是一个路数:铁木真降生在沙漠，能得天下，是天命;朱元璋生在贫苦之家，当了皇帝，也是天命。
这种天命观，在21世纪不再用于讨论政权。网络上为什么说明朝“得国最正”一呼百应，不过是映射史学，把明朝映射成心中的黄菡乐土罢了。
马英九时代及以前的台湾与香港，台湾、港台是这片蝗道乐土。但近年来，这两地的“民族主义者”压根不承认自己是汉人，还把反汉作为塑造民族认同的重要纽带，打了黄菡的脸，没法吹了。所以只能yy已经死掉的国家。
你这个问题太好了。孟森是直接选择性无视，跳过去了。就因为刘邦最初“匹夫起事”，孟森就得出了“无凭借威柄之嫌”的结论。
辛苦了半天，九死一生，用了各种手段，当了皇上，然后说我这个皇位不正，这是打自己的脸，是打自己手下这一票人脸。如果你敢说不正，明天就有人来反你了。都要说成授命于天，顺应大统。你可以能力弱，你可以很残忍，但是嘴一定要硬。
首先朱元璋是龙凤年号，不食韩宋之禄，也无君臣之实，韩林儿既不能调动朱元璋的文武官吏，徒有其名罢了。接受龙凤年号，不过是常见的政治行为而已，元末这种虚名多了去了。两个人实际产生交际是从至正二十三年张士诚部包围了安丰，龙凤政权向名义上的行省丞相朱元璋求援，当时刘基持反对意见，认为救了出来以后不怎么好安置。朱元璋却不能坐视韩林儿被张士诚所灭，势力大涨。所以坚持去救援，本质上还是政治行为。
得国之正的说法来自于孟森先生，我们来看下明代人自己对于正统的说道：
正统论不是明代才有的调调， 宋代以前，人们多以五德终始说为基本框架来阐释历代王朝的政治合法性，到了北宋中叶以后，随着儒学复兴运动的兴起和理学的建立，充满政治神话和命定论色彩的五德终始说受到批判并趋于消解，而富于政治伦理和道德批评色彩的新正统论逐渐成为主流。在这一过程中，欧阳修和朱熹的正统理论对后世的影响巨大。人元之后，理学化的正统论又遇到了新的挑战，即蒙古族所建立的大一统王朝与传统儒家夷夏思想的矛盾。面对新的形势，郝经、许衡等汉族儒士将理学中的道、道统、君统等概念引人正统论和华夷论，提出“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主也”。这就突破了传统内夏外夷思想的局限，推动了元初汉族文人的积极人仕及蒙汉联合的政治文化体制的建立。而在这种蒙汉联合的政治文化体制影响之下，更进一步形成了元代正统论重一统及“君臣大义”而轻“夷夏之辨”的特点。
元明鼎革是以统治族群的变更和汉族政权的重建为表征的，曾长期被视为一场伟大的民族革命，但实际上它并不是一场汉族民族主义运动。元明鼎革的性质主要是由阶级矛盾引起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而对于元明政权变更的民族主义解释，是明中叶以后由于连续不断的外患刺激，而促使当时人重新对历史进行解释的结果。而近代中国由于外侮频仍、内忧外患，又重新唤醒并进一步固化了这种解释。由于元明鼎革本质上并非一场民族革命，代元而起的明朝也就不能因此具备民族救星的属性而自动获得政权的合法性。相反，由于朱元璋的贫民出身及其依靠“乱贼妖寇”红巾军起家的经历，难免被夷夏观念淡漠而忠君意识浓厚的元末文人士大夫视为叛逆；而明初实行的与元代宽松政策相反的以猛治国的高压统治，则更进一步加剧了部分文人士大夫特别是江南地主阶层对新政权的疏离，也就是说，新生的明政权面临着较为严峻的政治合法性和政权认同危机。如何因应形势重塑自身形象以构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就成为摆在明初统治集团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而重申夷夏之别和重建儒家秩序，“立纲陈纪”、“复汉官之威仪”，恰巧成为了这样一个重要的抓手。
故此他一反元朝轻视儒学、“蔑弃礼教”的做法，大力提倡儒学，优礼儒士，广设学校，恢复科举，以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来培养和选拔人才。洪武元年明太祖致书故元国子祭酒、衍圣公孔克坚：胡元人主中国，蔑弃礼教，彝伦攸敦，天实厌之，以丧其师。朕率中土之士，奉天逐胡，以安中夏，以复先王之旧，虽起自布衣，实承古先帝王之统。’明白宣示了新朝的合法性及其继承儒家道统的意愿。
除了褒崇儒学，朱元璋也特别注重以传统的华夷思想来构建明政权的合法性。朱元璋北伐时更是打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 华夷之辨在朱元璋起兵和翦灭群雄、推翻元朝统治过程中曾发挥了重要作用，明朝建立之后，为构建国家政权的合法性，这一政策被进一步强调，如褒崇儒学，制礼作乐、恢复先王之制等，这些与蒙元统治时期完全不同的做法，本身就充满着强烈的“华夷” 之别色彩，而明初对“胡风”浸染的旧风俗礼仪的贬斥、禁断与革新，则进一步在社会层面上完成了华夷有别、内夏外夷从而确立新朝合法性的过程。
1、方孝孺
《释统》：“天下有正统一，变统三。三代，正统也。如汉如唐如宋，虽不敢几乎三代，然其主皆有恤民之心，则亦圣人之徒也，附之以正统，亦孔子与齐桓、仁管仲之意欤？ 奚谓变统？ 取之不以正，如晋、宋、齐、梁之君，使全有天下，亦不可为正矣；守之不以仁义，戕虐乎生民，如秦与隋，使传数百年，亦不可为正矣；夷狄而僭中国，女后而据天位，治如苻坚，才如武后，亦不可继统矣。”
《后正统论》：“由周以来，秦、汉、晋、隋、唐、宋，皆尝一天下、主中国而朝四夷矣，正统必归焉”。对于变统，方孝孺将之结为三： 篡臣也，贼后也，夷狄也”。
2、陆深在《燕闲录》中写道：“凡天下混一为正统，恐亦未精……三代而下……史家正统，宜曰汉、唐、明，而宋不得与焉。”
3、王夫之认为正统论至少要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汉族自己统治中国，第二个是道统。“以道
得天下和治天下而不能“舍君天下之道而论一姓之亡"。认为是先统再正，王夫之认为的“正”与“不正”是以是否“循天下之公”为标准的，治世时君王以德而治，百姓安居乐业，这表明此朝代本身就是“正”，不须再与“不正”相对照而强调其“正”；反之，夷狄窃权，暴君篡位，此乱世本身就是“不正”，根本谈不上“正”的问题。“正”与“不正”随着历史上一治一乱的变换而更替出现，所以，“正”的朝代难以成“统”，也就无“正统”可言。
先说郭子兴，朱元璋的第一个老板。
○是时彭赵二人驭下无道，所部多暴横。上观其所为，恐祸及己，乃以七百人属他 将，而独与徐达等二十四人南去略定远……《太祖实录》
时彭、赵所部暴横，子兴弱，太祖度无足与共事，乃以兵属他将，独与徐达、汤和、费聚等南略定远。计降驴牌寨民兵三千，与俱东。夜袭元将张知院于横涧山，收其卒二万。《明史》
《实录》和《明史》的记录很一致：朱元璋觉得郭子兴的公司没前途，辞职带二十四个兄弟出来单干，然后在驴牌寨淘到了第一桶金。
朱元璋的创业资本不是郭子兴的，可以说并没有亏负郭子兴。
“篡了韩宋”就更扯了，朱元璋一天韩宋的臣子都没当过，更没有吃韩宋一粒粮食，唯一的一点关系就是使用了韩宋的年号而已。
如果这都叫“篡”的话……提醒一句：49年以前大家可都在用中华民国年号。
三月，郭子兴卒。时刘福通迎立韩山童子林儿于亳，国号宋，建元龙凤。檄子兴子天叙为都元帅，张天祐、太祖为左右副元帅。太祖慨然曰：“大丈夫宁能受制于人耶？”遂不受。然念林儿势盛，可倚藉，乃用其年号以令军中。《明史》
止时汝颍倡乱者杜遵道刘福通等，自砀山夹 河迎韩山童之子林儿为帝，居于亳。遣人诣和阳招诸将欲为己用，诸将诣张天祐曰：公度自能率众御元兵乎？不然公当往。
天祐自揆不能，遂往。上时发兵及亲率将士取和阳西南民寨，次第平之。天祐寻自亳归，赍杜遵道檄，推子兴之子为都元帅，天祐为右副元帅，上为左副元帅。
上曰：大丈夫宁能受制于人耶？遂不受。《太祖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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