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明朝那些事》，朱元璋农民出身应该更懂人间疾苦，为啥那么残忍？

你问的是“朱元璋理应更懂人间疾苦，为什么那么残忍”，结果补充的内容是“那些死的大臣，我看的都心疼”。

大臣的死亡，什么时候能被归入到“人间疾苦”里去了？

翻一下《明史》的《太祖本纪》部分，会看到凡是涉及到民生的部分，朱元璋基本上没办过什么错事。比如：

二十六年春正月戊申，免天下耆民来朝。
夏四月乙亥，孝感饥，遣使乘传发仓贷之。诏自今遇岁饥，先贷后闻，著为令。戊子，周王橚来朝。庚寅，旱，诏群臣直言得失，省狱囚。
辛酉，李景隆为平羌将军，镇甘肃。发天下仓谷贷贫民。
庚戌，课民树桑枣木棉。甲子，以四方底平，收藏甲兵，示不复用。
乙亥，遣国子监生分行天下。督吏民修水利。
己丑，谕户部编民百户为里。婚姻死丧疾病患难，里中富者助财，贫者助力。春秋耕获，通力合作，以教民睦。
九月丁酉，免畿内、山东秋粮。
十二月壬辰，诏河南、山东桑枣及二十七年后新垦田，毋徵税。

在我的印象里，中国的开国帝王之中，几乎没有一个人的本纪中能有如此大量的有关民事的记载。而朱元璋的很多举措，就算不能说是创举，至少也是很有价值的。比如“谕户部编民百户为里。婚姻死丧疾病患难，里中富者助财，贫者助力”这个措施，实际上就是官方搞出来的民间互助组织。再比如说“遣国子监生分行天下。督吏民修水利”，这也足见朱元璋对兴修水利的重视。

在《明史》的“赞”中，张廷玉对朱元璋的评价是：

太祖以聪明神武之资，抱济世安民之志，乘时应运，豪杰景从，戡乱摧强，十五载而成帝业。崛起布衣，奄奠海宇，西汉以后所未有也……武定祸乱，文致太平，太祖实身兼之。至于雅尚志节，听蔡子英北归。晚岁忧民益切，尝以一岁开支河暨塘堰数万以利农桑、备旱潦。用此子孙承业二百余年，士重名义，闾阎充实。至今苗裔蒙泽，尚如东楼、白马，世承先祀，有以哉。

中国史书向来极惜笔墨，而“赞”的部分又是对一个人的盖棺论定，可以说是惜墨如金。这一句“晚岁忧民益切”，“切”字说明朱元璋对民生的关注，而一个“益”字更说明朱元璋此前的态度也是非常重视的。

而对于那些死在朱元璋手下的官员，这里面有一部分的确是因为贪污或者其他犯罪而该死的，还有一部分是冤死的——比如一部分南北榜事件中的官员。可无论是该死的还是冤死的，这跟民生都没有直接关系。南北榜事件中，就算那么多官员被冤杀，可最后的结果却是让科举录取原则变得相对公平。不然，北方士子基本没有机会到朝廷里做官。

看了一大圈答案，大多数都只停留在“地主老财、贪官污吏该杀，朱元璋杀他们是对老百姓仁慈、同情官员大可不必”的层面，也未免太隔靴搔痒了。

关于朱元璋的“残忍”，我们要分层次地，抽丝剥茧地来看，其实是很有思考空间的。

第一层：他杀人如刈麦，人头滚滚血流成河，太残忍了！真是暴君！

第二层：往深一点想，杀官就是暴君吗？封建体系对人民的压迫是结构性的，官员豪强对百姓的盘剥几乎是必然的，使用严刑峻法看似对官员地主残酷，却是对普通人民的体制性补贴，减轻人民的负担，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啊，反对清算贪官污吏，简直是屁股坐歪，忘了自己屁民的身份了！

第三层：再进一步想，事情就没有这么简单了。就算许多官员确实有问题，但严刑峻法、反复清洗，真的是对老百姓有利吗？接触过体制的都知道，行政是一个非常复杂且麻烦至极的体系，如果主官反复更换，对日常工作有相当严重的影响，导致管理的内耗甚至混乱，这些最终都要底下的被统治者买单。所以“杀的是官，不关老百姓什么事”，实则是典型的暴论。

特别是朱元璋把官员的俸禄定得很低，有句话叫“只要标准定得够严，没有不贪的”，假如过于严苛的标准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清洗，刑罚超过了“保护百姓”所必要的限度，边际效应急剧减小，冤狱和官僚体系动荡的负面作用急剧增加，那么是不是真的对人民有利，就要打上一个极大的问号了，毕竟有点法律常识的都知道，一味重刑并不能切实有效地压制犯罪，超过合理限度反而会导致不利后果。肃反和清洗可从来不是什么正面词汇。

第四层：可是，再往深处想，就算清洗式管理有各种不良后果，它一定是不好的吗？我们都知道土地兼并是古代政权走向衰老的最重要因素之一，随着时间延续，土地会或快或慢但最终不可逆地集中到地主手中，最终让国家病入膏肓。

官僚、豪绅无论其道德好坏，本身都是土地兼并的核心团体，清洗固然有相当负面作用，固然反腐边际效应可能很低，固然对行政秩序有破坏性，但客观上延缓了土地兼并的速度，对维持更长时间的“治世”是有利的，从长远看，对人民还是有利的，那么严刑峻法，是不是更倾向于正面评价？

第五层：继续发散思维，你说对官吏豪强实施严苛刑罚有助于延缓土地兼并，可是朱元璋给宗室非常优厚的俸禄，对许多宗室鱼肉地方、圈占土地的行径十分宽容，那他对官僚严苛的动机就十分值得怀疑了，是不是只是把天下臣工视为奴仆，来肥了一家一姓？基于家天下的终极目的所实施的严刑峻法，是否大可不必以阶级仇恨的名义尬吹？

第六层：可是，继续往下想，就算他的目的只是维护“一家一姓之天下”，真的有必要大肆批评？封建王朝家天下是惯例，朱元璋也不可能超越历史的局限，把家天下至上作为封建帝王的批判依据，是穿越时空的谬误。

而且，皇帝必须足够坚实的统治基础，既然对官僚豪强刑罚严苛，而这种严苛经前论述又是必要的，如果对宗室的管控又过于高压，完全不许他们放任自己的欲望，自身统治基础就不牢固，而且宗室也要承担戍边卫国、镇守地方的任务，并非白吃白喝，两权之下，这是否是家天下的时代背景下开国皇帝相对比较合理的处理模式了？虽然朱棣造反后宗室政策改革导致藩王彻底废化，但毕竟这不是朱元璋造成的。

第七层：然而，虽然上述官僚、豪强的宽严政策，可能是家天下背景下尽可能长远维持治世的相对合理解方，可是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角度又要怎么评价呢？

评价统治者不能孤立地看待单个政策，而要从全局出发，看他的整体统治风格。

朱元璋的统治哲学，是基于“元以宽失天下”的历史教训的集权化和高压化。这种集权不是局部的，而是渗入帝国肌骨的。除了对官僚的严苛刑罚外，还有大批强化中央集权、完善高压统治的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废丞相制和中书省，行直接对皇帝负责的六部制；设锦衣卫和检校，实施特务统治；八股取士进一步强化科举的模板化和套路化；废诸市舶司，行海禁；强化路引；编制严格的里甲制度；严厉打击工商业，迁徙江南隶民；超发纸币，禁铜钱，高度强化实物税；卫所军户实行世袭制；恢复活人殉葬；残酷清洗勋贵集团…………杀官不应特殊地、孤立地看待，它只是强化集权，实行高压统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

这些体制，大体结束了从元朝开始的统治秩序混乱，中央集权大幅强化，意识形态更趋统一和僵化，地方经济模式进一步走向小农化和碎片化，社会流动性和自由性下降。这是一个让帝国统治更加稳定的模式，同时也是中国走向社会的固化板结，失去流通和活力，加剧社会走向内卷化的关键历史进程（这才是真正原教旨的农业模式内卷，不是被网民讹用的产能相对过剩和过度竞争）。

结果就是明朝拥有我国前无古人的稳固统治秩序，享国近三百年，但也加剧了中国社会的转型停滞。明/清第三帝国的高度集权、意识固化和小农碎片形成了这一时代中国的灰暗底色，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大航海的西欧从此分道扬镳。虽然明帝国的国力在相当时间里依然领先，但历史的断崖早在明朝开国的时候，就已形成了路径依赖，让东西方走向了不可逆的撕裂命运。

在征服已经达到季风区边缘，人口趋于饱和的背景下，进化的道路一旦确定，就没有办法推倒重来。也许我们可以从宏大叙事出发，说这是东亚封闭地缘被同一文明彻底征服的必然结果，也可以用长寿命王朝对大一统的巩固来安慰自己（比如我自己～），但作为中国走向不可逆停滞化和内卷化的十字路口，元末明初选择了明太祖，还是给后人留下了令人叹息的遗憾。

都说人一辈子也无法摆脱出身的烙印，明太祖的草根小农出身的逆袭，从英雄主义的角度来说成了群众喜闻乐见的爽文，却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为帝国打上的威权和小农印记。

“残忍”与否，从来不只是一时一刻、一家一国的局部，而要拉长到历史进程的长度来看待。被誉为“残忍”的一代雄主并非只有朱元璋一人，如果从“当代”和“千秋”的对比视角出发，那么某种程度上说，秦始皇和朱元璋，这两个在史家笔下最出名的，都有“残忍”之谓，又都面临着中国社会结构的重塑关口的皇帝，在各自不同的历史节点，让“残忍”选择了不同的方向，在历史进程上成了完全以背相对的镜像。

历史的维度，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好”和“坏”就能概括的。

只说杀官残忍不残忍，爱民不爱民，我感觉格局实在有点小了……

朱元璋的儿子人均孙小果，虐民虐到丧尽天良，居然幻想朱元璋对农民讲阶级感情？朱元璋本人对贫民百姓的暴行，远远超过任何官僚地主。

一场“胡惟庸案”，朱元璋杀官不过瘾，顺手就屠了首都两个县的百姓！

“以应天府所属上元、江宁二县之民与胡惟庸为党,将男妇长幼悉屠之”－－－俞本《纪事录》。

这场朱元璋版的南京大屠杀，有丰富的明代资料做佐证，绝非虚构：

这也难怪后来朱元璋诏求直言时，有人在上书中指责他“大戮官民，不分臧否。其中岂无忠臣、烈士、善人、君子?”

朱家父子虽对官员臣僚以奴仆视之，但比起贫民百姓来，官僚阶层依然是贵人，贫民百姓则是贱人。贵人岂能与贱民一起服徭役？（“食禄之家，与庶民贵贱有等……既贵其家，而复役其身，则君子野人无所分别”《太祖实录》卷111）。在朱元璋钦定的全国“户户有此一本”的《大诰》里，对它眼里的“贱人”，也就是平民百姓使用的服装颜色、式样、器物、首饰都有苛细规定，敢越线就是“僭越”，举家必遭刀斧或流放。平民甚至连住装修好点的房子都不配。

对它眼里卑贱的升斗细民们，可不是光交税服役就完事了，老朱有一系列恐怖套餐在等着。

各类高赞说什么官员、士绅就该杀，那就奇怪了，不问好坏贤良，只针对某一阶层就该一刀切式的杀戮，按此歪理，皇帝阶层岂不更该杀？朱元璋岂不该第一个人头落地？！怎么各高赞反倒大吹特吹，甚至把它“功绩”吹上天，恨不得直接封神？弄了半天，某些高赞打着阶级斗争的旗号，实际在推销皇权的余毒呢？表面上“精民”，骨子里却是“精皇”，啧啧啧…………

更不要说朱元璋的皇位来得比汉唐、刘宋要“不正”得多，起兵之后十多年，一直有红巾军在华北替他遮风挡雨，血战胡人主力，他可以安然在南边“高筑墙广积粮”，对元军强部一味保存实力，矛头始终指向农民军

甚至，它主动充当屠杀农民军的工具，抗元第一领袖刘福通，就是死于朱元璋的毒手，而非以往公认的张士诚。朱元璋真实的上升轨迹，可见此文：

等胡人自相残杀，奄奄一息时，他再北伐摘桃，捡现成的。宋人评价后汉开国之主刘知远是“乘虚而取神器，因乱而有帝图，虽曰人谋，谅由天启”，这句话用来评价朱元璋才再合适不过。

非常可耻的是，朱元璋投奔红巾军发迹，又靠红巾军屏障元军主力。得势后，却大骂红巾军是贼；哪怕对张士诚的讨伐檄文，给他列罪八条，其中六条是骂他反元。按左壬吹朱的逻辑，朱元璋才妥妥是民族叛徒，阶级叛徒，而唯独是大元的孝子！（《明太祖实录》）

特别是察罕铁木儿的地主武装强盛时，朱元璋多次背叛民族，背叛本阶级，出卖农民军，暗中向血腥屠杀农民军的察罕“通好”、“结援”，这是有史料实锤的。却被某些高赞吹成不世之功，当然，这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明太祖实录》、刘辰《国初事迹》）

要说爱民，史上也确有朱元璋立法“多佑贫抑富”的记载，也鼓励百姓监督官员，民间可将贪官污吏抓起来押送到京。但说到底，这属于封建统治的阶级平衡之术；朱元璋一边限制官吏、士绅侵民，一边则是它的儿孙们广占民脂，虐待百姓，这是哪个爱民之人干得出来的勾当？朱元璋生的一帮猪儿子，在祸民和法外特权方面，超过任何官僚、豪绅！它们分据各地，位列藩王，坐拥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万九千人”《明史》），广占田亩，享民脂膏（“连邑数十，城郭宫室亚于天子之都”），不要说亲儿子，连它的侄儿子静江王在桂林，也坐拥宫宇庙社数百间，外环以高大城墙，气势超过历代广西诸候。一个藩王光是禄米就超过开国功臣的10倍，哪怕是年俸最低的朱儿子，收入也相当于约200名县令的年俸总和。但它们比官僚、地主更不拿百姓当人。有的为了取乐，在洛阳把一群男女平民剥光衣服，看他们的窘辱之态取乐（伊王）。有的纯为取乐，便将凶器置于袖中，当街殴杀平民（代王）。有的干脆强迫王府众女性吃起屎来，强迫吞食后，还要问她们“美不美”？说美的就继续赐屎 。在王府闲得无事，成天想方设法折磨虐杀身边人，甚至无端将自己的侍卫们与老虎关在一起，惨无人道的观赏（潭王）。有的大兴土木祸害一方不说，完整的继承了朱元璋的杀人狂基因，草菅人命。光是明太祖自己的不完全统计，此犬子就杀了482人，祸害百姓还不够，无缘无故砍杀自己护卫官，甚至将校尉灭族（齐王）。有的因下属去苏杭搜罗民女不力，将下属活活挖掉膝盖，或毒打而死。又“于军民之家搜取寡妇入宫，陆续作践身死”连朱元璋都不得不承认“非人所为”（《谕祭秦王祝文》）它死时还要求所有妃妾为他殉葬，跟它老爸一样惨无人道。有的杀死太监、侍卫、护卫指挥多人，居然还被正史片面吹捧为“好文礼士，善诗歌”，幸亏这头野兽迷信道士，年纪轻轻乱吃丹药死了，朱元璋脸上挂不住，贬为“荒王”（鲁王），这些事例载于《明史》的宗藩各王记载里以及明太祖自修的《御制纪非录》里。

还有晋王，从民间大量强逼民女入宫，随意奸污，不中意的就活活打死，烧成灰扔出去。留下当宫女的一不如意就被拔去舌头，或被绑起来埋入雪地，丧心病狂为所欲为－－－－ 如此丧尽天良的残害黎庶堪称旷古罕见，哪怕是胡族王朝，其王公贵戚能干到这份上的怕也难找。

和平年代的地主官僚再坏，能坏到这一步，丧失人性到这个份上的，也是罕见吧！

至于被养得和蠢猪一般荒唐不堪，强抢民女，射杀自己王府校尉的周王，比起上面的来居然算好点的了。大家想想，明朝还仅仅是开了个头，众藩之罪恶就如此怵目惊心，有明近三百年，受难的民众何堪想像？！

更可怖的是，在朱元璋手里，陷民于法，驱赶成百万的民众充当奴隶般的军役，成了大明解决兵源问题的主要手段，明初的军户主要是因暴政落入法网的贫民，全国的无户籍、游食人口以至良民都大批被充军，惨遭充军之苦的百姓，“每一州县无不以千数计”，有的整个县的民众被充军。

何以当兵问题会成为泛滥天下的虐民之政？ 无非朱元璋对底层士兵全无制度关怀，差役繁重，又吝薄于待遇，士兵无以自存，群起开溜。想想看，连校尉、千户、百户等军官，在朱儿子面前都不被当人，动辄被砍死、射杀、灭族，要么被朱元璋牵入大案，整批诛杀。普通士兵生在这种时代，哪还有基本人权可言？所以即使刚开国，一边是明军南征北伐，高歌猛进。另一边却是“胜利者”们各种逃亡。开国才三年，军士就逃亡47900人之多。（《明太祖实录》）

而朱元璋毫无悔改，反而越发蛮干，强力扩军，特别是它创立的遍布全国的卫所制度，军额扩张到120万之巨，到他儿子永乐初年，竟到了“天下通计人民不下一千万户，官军不下二百万家”的地步（陈瑛奏章）。一边是群起逃亡，一边是拼命扩军，二者间巨大的数量缺口，自然就得由绵羊般的无辜百姓去填满了。

这一恶性循环，甚至搞到“本朝军伍，皆谪发罪人充之”的地步（陆容《菽园杂记》）。

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江南地区，有的地方甚至“乡人多被谪迁，或死于刑，邻里殆空”（《鲍翁家藏集》卷57）

军役令城乡民众谈虎色变，一被充军为兵，就动辄发配上千里、几千里远的偏远危险之所，跨越几个气候带，而且一日为兵，则子孙世世代代都只能永远为兵，翻不了身。再加上明初政府行事粗暴，重税苦役，以至广东、广西普遍酿成动乱，活不下去的贫民纷纷揭竿而起，义军动辄数万人一股，广西阳山县甚至聚众10万之多，声势浩大。广州人曹真和苏文卿联合单志道、李子文等人的起义，兵众数万人，战船达到1800多艘，连克番禺、鹿步、清远大罗山等处，又攻东莞、南海、肇庆、翁源各县，声势浩大，连败明军，甚至击败南雄侯赵庸的进剿。一个江西赣州，农民夏三举义，一下也是众至数万人。在福建亦是起义遍地，动辄数千。至于良民呢？由于地方官“法令严核，绳吏之法尤峻”，而逼得泉州等地百姓，动不动砍掉自己的手指，以逃脱被抓去充军。 今天以小吃闻名全国的福建沙县，当年就因繁重的征役压得人民活不下去，有13位平民，以罗辅为首，断指自残，以避征役。朱元璋暴怒，全部抓起来，当事人全部屠杀，悬首示众还不够，各受害的家属也不放过，家中成年男子一律杀戮，女子被流放边远之地。事后，朱元璋还怒气冲冲将这些事写进《大诰》里。

可你一贫民，就算逃过税灾、征役征兵就没事了？ 呵呵，我直接呵呵。朱元璋像侵华日军一样，发行“军票”－－－所谓“大明宝钞”，用这种没有任何准备金的纸币，去凭空白换民财。为了推行这种纸币，朱元璋用暴力机器，强制民间不许用金银交易，甚至不许以货易货，只许使用宝钞，而真金白银只能被官府用废纸式的宝钞“兑换”以收归皇有，这是空前的掠夺。更可耻的是，南宋和元末哪怕纸币再不值钱，人家官府也允许民间以纸币交税，就连蒋光头臭名昭著的金圆券，也没说收税不收金圆券；可朱元璋这方面实乃“千古一帝”，不许百姓拿着他强迫发行的宝钞纳税！

他还将百姓圈禁于方圆几十里的地面，超出范围就得找官府办“路引”，否则也是充军。人民不得随意活动，甚至唱戏听曲都要限制，乡间晚上聚饮也要被充军发配！明遗民谈迁，虽然人在清朝心在明，谈到朱元璋的这类暴政苛法，也不得不承认：“言之至今心悸”（《国榷》）。 而且，还经常搞些莫名其妙的禁令。比如，宣布平民百姓不许穿靴。于是，光在首都南京，就有30多名市民因穿了靴，从此万劫不复，被充军发配。

另外，即使你谨小慎微，在各类绵密法绳下枯燥无趣的苟活着，依然逃不过虐待。因为朱元璋此公心胸格外“宽阔”，跟他做过对的枭雄，自然要清算，而且要连同下属地区的百姓都要残酷报复，让他们世世代代永世不得翻身。

看看朱元璋是如何大面积虐民的：

1，浙江：
洪武三十一年，陆本为定海知县（今舟山），上任时，县城早已“民困赋租，逃亡者众”。陆本无奈，“推诚招谕”方能“民复其业”-------《宁波府简要志》《列传。陆本》
呵呵，定海原是方国珍的治区，方国珍并没跟老朱做过对，只想割据保土，于是连他治下的老百姓也跟着遭殃，困于重税，不惜背井离乡，纷纷逃亡，平民生活好吗？
充军更是重灾区，比如洪武22年，因为宁波府昌国县（在今舟山）有民入海，违反了朱元璋“片板不许下海”的极端政策，竟被明太祖认定为“民尝从倭为寇”，将昌国县一县百姓，不分良莠，全部谪为军户，发配宁波府充军！

2，苏州为核心的江南地区
元代“吴中素号繁华”，明朝首辅大臣朱国桢谈到元代江南，这样说道：“赋税甚轻，徭役极省”。元末时，苏州、松江、湖州、常州等地为张士诚所据。朱元璋平定张氏，这些地方的百姓开始遭劫。杭州被朱家军围困，饿死、疫死大半。苏州之战，朱家军从葑门攻入城中，禽兽一般见人就杀“遇城中士女必处以军法”，杀成年男女尚且不说，连幼儿也不放过：“二岁小儿亦当斫为三段”。疯狂程度令人发指，以至人口稠密的苏州葑门一带百年不能恢复元气“至今百载，人犹萧然”（杨循吉《吴中故语》）。投降的士兵一次被杀掉四万，朱元璋亲自下令“知军中获寇军及头目人等六万余众。然而俘获甚众，难为囚禁。今差人前去，教你每军中将张军精锐勇猛的留一二万，若系不堪任用之徒，就军中暗地去除了当“

活下来的百姓呢，则充军的充军，发配的发配：“人民迁徙实三都，戍远方者相继”，而且将这些百姓打入贱籍，“至营籍亦入隶坊”。

天下最繁华的苏杭之地硬生生被朱元璋祸害成鬼域。“妇哭征夫母哭儿，悲风吹折庭前树。家有屋，屯军伍，家家有儿遭杀虏。越女能嘲楚女词，吴人半作淮人语。东营放火夜斫门，白日横尸向官路………如今芳草野乌啼，鬼火磷磷日未西”（杨基《白头母吟》）。

时人搞得中国最繁荣富庶的江南核心区“邑里萧然,生计鲜薄,”（《寓圃杂记》）在重税下喘不过气，“民世受其患”，直到明英宗时代，苏州等地才有所恢复。“稍复其旧,然犹未盛” 。
明人后来是这样打脸明太祖的：“盖吴中之民,莫乐于元，莫困于明”！

3，江西
因为江西一度是天完农民军的地盘，所以在朱元璋手里也落不到好：
明代号称最繁荣的万历时代，江西地方官府修成的《南昌府志》卷三《舆地类。风俗》称，南昌地区在元代“赋役轻省，民庶而富，礼义之俗不因时变，学者留意经史”
　　而谈到明代本朝却一片灰暗笔调：“赋重役繁，富者贫，贫者无以为生，大多忍饥寒以支礼义，细民终岁不知盐肉之味”
-----------如此盛赞前朝生活水平，狠狠打脸本朝的官修地志，在中国几千年史上怕也是罕见吧！



4，陕甘，因为陕甘一带是李思齐等元季西北四大军阀的地盘，朱元璋同样苛征重税，特别是宁州地区（甘肃宁县、正宁及陕西彬县、旬邑、长武、永寿等县）。另外，明军还在西北地区疯狂屠城。徐达屠庆阳“屠其男子，纵掳妇女”，冯胜屠河州“自洮河至积石关，三百余里，骸骨遍野，人烟一空”（皆见俞本《纪事录》）。

5，湖南
先不说遍布于各县志、家谱里的朱元璋血洗湖南一说，光说在历史上留下实证的东西：
元朝末年被陈友谅政权征过粮，特别是陈友谅败死后，他儿子陈理被朱兵围于武昌，命令各地急送军粮。长沙府湘乡县的义兵头领易华，紧急征集了10万8000石粮米送往武昌。陈理败降朱元璋后，朱元璋翻览档册，发现此时，遂不问情由，以10万8千石做为湘乡永远的粮食征额。而湘乡县在元代，一年只缴3.3万石。
这就造成了湘乡史上长达三百多年的"堕粮之灾"。 搞得民不聊生，被逼得采蕨为食，"民愈困而追索愈迫，财益尽而取派益繁"，一代代人不堪命，大量逃亡。到明代全盛的万历年间，湘乡人口锐减到才4万。直到清朝入关后，一边残酷屠杀汉民，一边又想恢复统治秩序，在当地官员上奏后，顺治十八年，将湘乡粮额减到67300石。康熙十年，暂时性再减9900石。后来又经反复讨价还价，到乾隆三年，清廷才不太情愿的正定下每年59289石的粮额。终于使湘乡大为松了口气。到嘉庆二十年，湘乡人口升到58万之巨。这也难怪清朝衰落时，湘乡人组建湘勇，再发展成湘军，以一县之兵出征十八省，征服太平军，讨平各路苗乱回乱、会党之乱，收复新疆，牛庄战倭，成为晚清一支重要的救命之军了。
有类似遭遇的，还有浏阳。史称浏阳正常年份一年交税粮四万石，朱元璋则将征粮数额增加一倍达到八万石。
同样被朱元璋故意加害的还有茶陵


本来茶陵在元代是一个生计不错的地方，还出了刘三吾这样的大儒。但在元末，也因为向陈理的"汉"政权交过米税，而被朱元璋恶意的定下46860石9斗的巨额粮税。而在过去，茶陵虽说人口众盛，但税负并不重。据明代嘉靖四年的《茶陵州志》所载，宋元时代的茶陵每年赋税"粮不上四五千石"。因为元末陈氏之事，茶陵遭受比湘乡更漫长的，长达近四百年的"堕粮"之冤。据明代史料，在朱元璋的洪武24年（1391），茶陵有12500户，等到号称盛世的永乐十年（1412），户数锐减到8700。到明武宗正德七年（1512）又进一步下降到6500户。
这场朱元璋一手造成的冤灾横跨近三百年之明朝，直到清代中后叶，方才有所减免。
还有陕西，像陕西宁州，因为是李思齐的地盘，所以也被朱元璋课以重税。

至于经济政策层面，朱元璋拿着没有准备金，凭纸印出来的“大明宝钞”明抢民间一切金银财产，搜归府库，禁止民间用金银交易，其祸民之害就更不用提了。哪个封建王朝，能在第一代就把钞法搞废，宋元都没这本事啊！

都不用朱元璋想着花样去大杀富绅了，光凭这个纸钞政策，就足以令天下“民中产之家大抵皆破”。

另外，地主、官僚就算该打击，但国家的人才、知识份子还是要爱惜的吧！

朱元璋掀起洪武四大案，杀了十几万功臣、官员、士民及家属，吴中四才子无一幸免，元代四大画家只要活到明朝的无一不遭毒手。以至士子在科举考试中不免质疑“天之生才有限，陛下忍以区区小故，纵无穷诛？”。才士练子宁也上奏，说数年以来，“才能之士幸存者百无一二”。
这些也不说了，不是有一帮吹朱元璋的徒子徒孙们在网上宣扬吗？说那些官员、士人、功臣该杀该死。那请问，对于那些不愿当官的隐士，朱元璋也经常横下毒手，动辄连同家族都一并杀戮，这又算什么骚操作？

难道上述的民众不是生活真实的世界中，而是生活在网上狂吹的朱元璋的“农夫乐园“里？？？
归根结底，还是朱元璋的村长式治国的阴暗狭刻、残民虐民、禁锢思想、扼杀活力，是造成中国文明开始掉队于西方的罪魁。

朱元璋所追求的世界，是一个皇帝说一不二，暴行随意化，谁也不允许拥有独立人格，皇权面前，任何人不得违抗，只能任它予取予夺的黑暗世界。

良民稍一触法便遭横祸，而朱元璋自己，却可以随意霸占官员的女人，甚至强占为他卖命而死的将领的妻子（韦德成遗孀），下属稍一劝他注意影响，便被酷刑碎肉。他将千万的民家女儿，采为宫女，对这些女性一律实行残酷的宫刑：“幽闭”（血淋淋的阉女）。死时，又实行惨无人道的活人殉葬，随手剥夺大量妃子宫嫔的鲜活生命。

很奇怪一些高赞回复为何如此推崇朱元璋这种反人类、反社会、反革命人格？

朱元璋处死的老百姓绝对比官员多得多，所以一群说朱元璋只是对官员豪绅残忍，对老百姓仁慈的可以歇一歇了。

回答问题本身，为什么朱元璋出身贫民懂得人间疾苦，为什么还那么残忍？

因为朱元璋从元朝灭亡中吸取的最重要的教训就是：有统治力的残暴是维持封建王朝家天下的不二法门。

很多人都说元朝统治很残忍，但是我们从元末第一批起义领袖们的出身来看，元朝统治者绝对没有朱元璋残暴，绝对不具备朱元璋“有统治力的残暴”的能力。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只要大家稍微认真梳理一下元末第一批起义领袖的出身就能发现，这些人如果生活在洪武朝，也许不会“身死”，但是破家是肯定的。

他们要是生活在洪武朝，绝对不会具备元末造反时的实力。

元末红巾军领袖刘福通，出身安徽一个巨富之家，自己本身还在元末担任巡检的小官，他找到邪教头领韩山童搞起义的原因是元末兴修水利，占了他家的宅子；

郭子兴，虽然没有刘福通有钱，但是家里也是土豪出身，家资有钱到可以召集几千青壮的地步；

张士诚，私盐贩子出身，在盐铁专卖的古代，贩卖私盐抓住就杀头，和今天贩du一样，敢做私盐生意的就没有普通人，通常都是当地黑老大。

所以我们看到，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故意大肆迁移各地富户，为的就是把他们折腾的身家具散，收缴他们可以用来造反的“工具”。

要说朱元璋是如何在统治中贯彻他的“有统治力的残暴”的，这里我举一个他搞南京大屠杀的例子：

最早记录朱元璋洪武二十三大屠杀的史料是《纪事录》与《九朝野记》。

上以应天府（南京）所属上元、江宁二县之民与胡惟庸为党，将男妇长幼悉屠之。——《纪事录》

京民为逆，戮其半，迁其半于化外。——《九朝野记》

这其中《纪事录》的作者俞本曾担任过朱元璋的侍卫亲军，而《九朝野记》的作者祝允明在明嘉靖元年做过应天（南京）通判。

另外，明宪宗时期曾经担任过南京主事的陆容在自己的《菽园杂记》里也提到了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大肆屠戮南京市民的事情：

（洪武）二十三年大杀京民。

陆容本来就是江苏太仓人，成化二年考中进士，又担任南京主事，当时是公元1466年，距离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不过七十多年，他应该是从小就知道这件事情。

甚至《明史》第23卷都记载了朱元璋屠戮南京老百姓的事情：

臣又见洪武四年录天下官吏，十三年连坐胡党，十九年逮官吏积年为民害者，二十三年罪妄言者，大戮官民，不分臧否。其中岂无忠臣、烈士、善人、君子？

甚至《明实录》里还有一条史料可以作为朱元璋在洪武二十三年屠杀南京平民百姓的旁证：

（洪武二十八年）诏迁直隶、苏州等十七府州及浙江等六布政司所属府州县小民二万户，赴京占籍于上元、江宁，以充各仓夫役。——《明实录》

如果不是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对南京老百姓杀戮太重，为什么要突然迁移2万户到南京？

这也大概可以推算出，朱元璋在洪武二十三年至少诛杀外加流放了2万户南京老百姓。

事实上朱元璋从不讳言自己对老百姓从不“心慈手软”。

洪武十八年，朱元璋在颁布的《大诰》里就宣称洪武十二年胡惟庸案爆发后，南京就有不少愚民因为受了胡惟庸和陈宁的蛊惑，最后被他收拾的家破人亡：

在京人民，朕于静处少有暇心，即思必与同乐，不期愚民为胡（惟庸）、陈（宁）所诱，一概动摇，至今非心不格，面从心异。曩者愚民奔走门下，纷然竞起，构作马前之卒，为奇谋、为吏役之道自庆，奸狡蔽其仁心，是非迷其本性，由是身亡家破。——《明大诰·京民同乐第二十八》

待续

《红楼梦》中，四大家族被政府清理出局时，读者都习惯性的哀怜不已。

问题是，当时的底层百姓，会是什么感觉，难免是一种说不出的喜悦。

薛公子指使手下打死人了，却好像没事人一样。新上任的知府想要管，但有人给他上了一课，当时就不敢管了。因为四大家族的成员，当街打死一个屁民，算个屁的事啊。你以为人家真是跑路了？人家就是前来自首，也得有人敢抓啊。

关键是，在豪门贵族的眼中，也没有人认为薛公子有多大奸大恶，只是觉得他比较任性罢了。毕竟，屁民的命，在他们眼中，也就是一个屁罢了。

虽然说，政府清理他们，未必就是代表人民、代表正义，但是指望当时的底层老百姓，对他们报以同情，估计是不现实的。

毫不夸张的说，看到他们家族覆灭，老百姓不出去买鞭炮放，也算他们平常积德了。

我们通常总喜欢说，光武帝刘秀是一个仁慈的皇帝；因为他没有残酷打压功臣集团。
问题是，结果呢，对上层社会而言，这也许是一个美好的时代。毕竟四世三公、世代两千石、兄弟子侄都是高官的时代拉开序幕。但是，对于平民而言，这真是一个美好的时代吗？估计不是的。

我以前一再举过一个例子。豪门大佬的鹰犬，光天化日，在洛阳城内当街杀人。洛阳令禀公执法，直接把凶手法办了。

然后呢，光武帝就把洛阳令抓了起来，准备活活打死他。因为豪门大佬杀屁民，这也算个事？你敢对豪门大佬禀公执法（而且方式简单粗暴），你真是忘了我们大汉帝国是谁的帝国了，我们大汉帝国就是皇帝与豪门共有的帝国。

洛阳令一看光武帝大放这种厥词，当时就气得直想自杀，总而言之，您如果觉得，您现在的所作所为，可以名垂青史。不用你动手，我自己一头碰死好了。

看到洛阳令这种玩法。光武帝也急了，因为这种事，写在历史书上，光武帝能是什么形象？

虽然说光武帝决定放过洛阳令了。但是依然希望洛阳令，向豪门大佬磕头认错。

总而言之，你禀公执法没有错；但是你公然无视豪门大佬们的特权，显然是你的错啊。

洛阳令一看光武帝这样玩，当时就死扛上了。总而言之，我就不磕头认错。
光武帝终于没有惩罚洛阳令，并且对他进行了一定的奖励。

时湖阳公主苍头白日杀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骖乘，宣于夏门亭候之，乃驻车叩马，以刀画地，大言数主之失，叱奴下车，因格杀之。主即还宫诉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杀之。
宣叩头曰：“愿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圣德中兴，而从奴杀良人，将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须箠，请得自杀。”即以头击楹，流血被面。
帝令小黄门持之，使宣叩头谢主，宣不从，强使顿之，宣两手据地，终不肯俯。

传统史书在说这件事时，总说在光武帝很伟大，很注重吏治。

问题是，洛阳城内，天子脚下，豪门大佬的鹰犬当街杀人，就是这种结果。官司打到皇帝跟前，最后就是这样和稀泥了事。

在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我们可以想象吗？

因为我们看到的历史，常常就是基于豪门贵族的视角所写。

所以，看到政府严厉打击豪门势力时，老百姓总会感觉政府太没有人性了。问题是，真的身临其境，看到政府严厉打击豪门势力。肯定是全网一片沸腾，总而言之，我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看着宝哥哥、林妹妹的故事，看起来浪漫之极了。问题是，社会上的宝哥哥、林妹妹越来越多，他们即使看起来，是那样的人畜无害，政府、社会也会感觉负担越来越沉重的。

更主要的是，如果贵族阶层，是宝哥哥、林妹妹这种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公子小姐，也好说。问题是，他们里面有太多薛公子那样的恶少；还众多极尽敛财之能的管家、豪奴啊。毕竟，这么在一个家族，都要过上极尽体面的生活，它总得有个出处啊。

以空对空的说。朱元璋的这种行为，是绝对邪恶、残暴的。

但是，真的身临其境，在平民社会中，是很难听到这种声音的。

毕竟，功臣集团绝不是人畜无害的。

如果说平民社会，就好像草原上的羊群。

皇族就好像大老虎；而功臣集团呢，就好像一群狼。

现在老虎为了羊群可以更好的发展下去（当然了，是为了自己一家，可以有更多的羊永远吃下去），就有计划的消灭群狼。

你说羊群是什么反应？会觉得老虎很邪恶，很残暴吗？

以空对空的看历史；或是完全抹去平民社会的视角看历史，人们自然会觉得，这就是一声正邪大战。
但是，放在现实之中。平民社会恐怕只会有一种想法，那就是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所以，一个接一个的豪门家族被皇帝清理出局；一批接一批的官员被皇帝清理出局。老百姓却是好像看动作大片一样，只恨场面不够宏大。

朱元璋一直开口闭口，我就是农民出生，农民的苦，我最清楚了。更主要的是，毫不夸张的说，我们整个帝国、整个社会都是农民养活的。所以，你们谁敢侵害农民的利益，我绝不会善罢干休的。

四民之中，农民最劳苦，春天鸡一叫就起床，赶牛下田耕种，插下秧子得除草，得施肥，大太阳里晒得黑汗直流，劳碌得不成人样。好容易又巴到收割了，完税纳租之外，剩不了一丁点儿，万一碰上水旱虫蝗灾害，全家着急，毫无办法。可是国家的赋税全是农民出的，当差作工也是农民的事，要使国家富强，必得农民安居乐业才办得到 。

甚至而言，作为封建皇帝，朱元璋还公开表示，老百姓受了欺负，随时可以上京告御状，谁敢阻止，枭首示众。

今后布政司府州县在役之吏，在闲之吏，城市乡村老奸巨猾顽民，专一起灭词讼，教唆陷人，通同官吏，害及州里之间者，许城市乡村贤民方正豪杰之士，有能为民除害者，合议城市乡村，将老奸巨猾及在役之吏在闲之吏，绑缚赴京，罪除民患，以安吾民，敢有邀截阻当者枭令。

朱元璋的这种表示，不管是出于作戏，还是出于真诚。有一点可以保证，当时的平民社会，对朱元璋不会有太大的恶意。即使觉得大明帝国政府有什么不对，大家也会觉得，皇帝是个好皇帝，只是下面的官员太坏了；或者经是好经，只是让歪嘴和尚给念歪了。

发生旱灾、水灾，政府马上免税免租，更大笔赈灾；官员赈灾不利，直接杀头；官员敢贪污赈灾款项，一经发现还是杀头，哪怕几百贯钱也不行。

朱元璋这样做，不论是出于作秀，还是真心代表农民利益。它显然会让老百姓感觉，平民出身的皇帝，就是平民出身的皇帝，永远心系老百姓。

空印案发生在洪武9年。

按规定，大明地方经济主管，每年都需要带着账簿，到中央政府审计、汇总。

基于各种原因，大明地方经济主管，通常都会带有大量盖有骑缝章的空白报表，到中央政府进行审计汇总。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这种行为，合法吗？

它肯定它不合法啊！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中央地方经济主管用这种方法审计、汇总数据，会方便贪污腐败吗？

它肯定会方便贪污腐败啊！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中央地方的经济主管，为什么要半公开的，干这种违法行为呢？

官员的回答应永远是不变的，那就是，他们只是为了工作方便，绝没有任何舞弊的企图，更没有任何舞弊的行为。

朱元璋会相信吗？

朱元璋肯定不会相信，因为朱元璋的脑袋没有让驴踢过。

我们看到的相关内容，都是立足于官僚集团视角的内容，所以自然会认为官员说的话非常可信，

问题是，如果当时的大明帝国有网络，类似的新闻报道上了网络，大家觉得，有一个老百姓会相信官员的这种说词吗？

我敢说，绝不会有一个老百姓相信这种鬼。因为这种话，就是说给猪听，猪也会哼哼哼的。因为这不是扯呢嘛！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这个案子是什么性质的事呢？

你说它大吧，它自然很大；但是说它小，它其实也很小。

这就好像在法制不健全的年代，说到贪污腐败，民谣就有云：把村级以上的官员全抓起来，也不会冤枉几个的；甚至而言，把村级以上的官员全枪毙了，也不会冤枉几个。

在这种背景下，所谓抓住贪污腐败大案一抓到底，通常都是说说而已。因为真的一抓到底，恐怕官场就为之一空了。

空印案，其实就是这种性质的案子。

你说它大吧，真不是什么大案；你说它小吧，官员就是半公开的集体舞弊贪污，这能是小案吗？

从这层意义上，空印案并不是什么冤案，只是朱元璋不按套路出牌罢了。

因为通常面对贪污腐败大案，所谓一抓到底，大家也就是说说而已；而朱元璋这次，那是真的一抓到底，于是相关主管官员，全部被杀了，几乎无一漏网，因为这就是标准的官场集体舞弊案。

郭恒案发生在洪武17年。

这也是一个经济大案。

据说，众多官员联手侵吞粮食700万石；而且细算下去，那就是2000多万石。

这可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因为这相当于大明帝国，多半年的财政总收入。

这样大的案子，其实还是一个标准的官场集体舞弊案。既然是官场集体舞弊案，如果真的一抓到底，那还了得？

关键是，这种案子，还会有无数豪强富户跟着上下其手。如果一抓到底，自然比空印案更让人触目惊心。

朱元璋这种行为，对或是不对呢？这个难说的很。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说冤枉那些官员，也未免太夸张了；首先，他们集体贪污腐败，这是毫无疑问的。

如果当时有网络，大家觉得，老百姓会怎么说？这个难说的。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老百姓不会认为他们有什么冤枉可言，因为在那种法制不健全的时代，本身就有民谣说，官员过了村级，全部枪毙也不冤枉。

只要我们知道这种事实，自然就会知道，我们看到的相关历史，通常都是站在上层社会的角度，所以难免会认为朱元璋所作所为邪恶变态、天怒人怨。

问题是，如果当时有网络，肯定就是另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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