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艾滋病性传播的几率没有那么高，还有这么多人因为性接触感染HIV？
首先，我们得明确一点：艾滋病（AIDS）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的晚期阶段。 传播的是HIV病毒，而不是艾滋病本身。
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个误解，认为HIV性传播的概率很低。这其实是基于一些科学研究得出的平均概率，但这些概率是在没有采取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单次特定行为的估计值。 而且，这个概率也受很多变量影响。
HIV性传播的概率为什么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高”？
相比于一些其他性传播疾病，比如淋病、衣原体等，HIV的传播效率确实不是最高。这主要有几个原因：
1. 病毒载量需求： 要想通过性接触传播HIV，需要有足够高浓度的病毒出现在体液中，并且这种体液能够有效地进入对方的血液循环系统。
2. 感染途径的效率： HIV主要存在于血液、精液、阴道分泌物、直肠分泌物和乳汁中。在性行为中，最主要的传播途径是通过粘膜（如阴道、肛门、口腔黏膜）或破损的皮肤。肛交是风险最高的性行为方式，因为直肠黏膜相对薄嫩，更容易受到损伤，病毒也更容易进入血液。阴道性交的风险也存在。口交的风险相对较低，但并非为零，特别是当口腔有伤口时。
3. 病毒存在量： 感染者的病毒载量（血液中病毒的数量）是影响传播概率的重要因素。如果感染者正在接受有效的抗逆转录病毒治疗（ART），其体内的病毒载量可以被抑制到“检测不到”的水平（U=U，Undetectable = Untransmittable）。这意味着病毒无法通过性接触传播给他人。然而，并非所有感染者都能获得或坚持治疗，尤其是在一些医疗资源匮乏的地区。
4. 传播方向： HIV从男性传播给女性，以及从感染者传播给未感染者，其概率是不一样的。例如，在一次无保护的阴道性交中，男性传给女性的风险通常高于女性传给男性的风险。
尽管如此，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多人通过性接触感染HIV？
这里就涉及到我们前面提到的“概率”受到的各种影响因素，以及“大量人群”的概念了。
1. 重复接触和累积效应： 单次性行为的概率可能不高，但如果一个人有多个性伴侣，或者与感染HIV的伴侣发生不安全的性行为次数很多，那么累积起来的感染风险就会大大增加。就像“滴水穿石”，一次的概率低，但无数次的重复就可能导致最终的感染。
2. 高风险性行为的普遍性： 尽管有风险，但全球范围内，不安全的性行为（如无保护的阴道性交、肛交）仍然非常普遍。尤其是在年轻人中，对HIV传播风险的认知不足、对避孕套的抵触情绪、以及性行为的冲动和尝试，都导致了不安全行为的发生。
3. 病毒载量高的时期： HIV感染初期和艾滋病期（免疫系统严重受损后）的病毒载量都相对较高，此时的传染性也更强。即使在感染初期症状不明显，也可能具有传染性。
4. 其他性传播感染（STIs）： 如果一个人同时感染了其他性病，比如梅毒、淋病、疱疹等，这些疾病会导致生殖器区域出现溃疡或炎症，这会大大增加HIV通过性接触传播的几率。因为这些炎症或溃疡为HIV病毒提供了更容易进入血液的“通道”。
5. 对预防措施的认知不足或使用不当：
避孕套使用： 虽然使用规范的避孕套是预防HIV性传播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但有些人可能不习惯使用，或者在使用过程中破损、滑落，甚至完全不使用。
暴露前预防（PrEP）和暴露后预防（PEP）： 这些是有效的预防手段，但普及度和知晓率在很多地方仍然不高，而且需要使用者有意识地去寻求和使用。
检测和治疗： 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是否感染了HIV，或者因为污名化、恐惧等原因不愿接受检测。未被发现的感染者会继续传播病毒。
6. 性伴侣数量和行为模式： 拥有多个性伴侣，尤其是与未知感染状况的伴侣发生无保护性行为，会显著增加感染风险。
7. 污名化和歧视： HIV和艾滋病的污名化导致许多感染者不敢公开自己的状况，不愿接受治疗，也不敢告诉伴侣。这种沉默和隐藏反而加剧了病毒的传播。人们也因为害怕被歧视而不去检测，或者在出现高风险行为后不采取补救措施。
8. 社会经济因素： 在一些贫困地区或边缘化群体中，由于缺乏健康教育、医疗资源不足、以及生活压力等原因，人们可能更倾向于采取冒险行为，并且在感染后更难获得治疗和支持。
所以，与其说HIV性传播的“几率”不高，不如说在特定条件下，它的传播效率并不是百分之百，但只要存在高风险行为、且没有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感染的风险就是真实存在的，并且随着传播链的延续和人群中感染率的上升，受影响的人数自然会越来越多。 尤其是在全球人口基数巨大的情况下，即使单次概率不高，但累计的感染者数量依然庞大。对疾病传播的认识，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概率”的数字上，更要看到它在现实世界中复杂的社会、行为和医疗因素交织下的传播轨迹。
网友意见
5月26日，对大部分人来说，只是初夏中平平无奇的一天，但对于我国HIV感染者来说，却蕴含着特殊的意义。
在这一天，我国唯一一所专门收治HIV感染儿童的全日制学校——山西临汾红丝带学校发起了“国际反歧视午餐日”。每一年的5月26日，红丝带学校都会与诸多公益机构携手，号召大家与HIV感染者“共进一次午餐，减少一分歧视”。这个日子已经成为我国引导大众正确认知HIV、消除恐惧和误解、减少歧视的宣传日。
2021年，“国际反歧视午餐日”已经进入第十个年头，在HIV防控领域持续革新和突破的创新生物制药公司吉利德科学在这一天走进临汾红丝带学校，为孩子们带来“无畏追梦——共进一次午餐，减少一分歧视”公益活动。吉利德志愿者们与孩子们深入交流，共进午餐， 度过了欢乐充实的一天。
这并不是吉利德与红丝带学校的首次互动。今年年初，吉利德与公益组织合作，为学校满足用药条件的HIV感染儿童提供了资金支持，让他们接受创新药物的治疗和定期的身体检查，更好地学习和成长。
吉利德科学全球副总裁兼中国区总经理金方千参加完活动后感慨道：“这次与HIV感染儿童深度接触，我真切感受到了他们身上的生命韧性。这群孩子们从出生之日起便开始与病毒的抗争，不仅要面临成长中的各种挑战，还要经受因疾病带来的身心上的折磨。我看到了他们期待茁壮成长、自由追梦的愿望。”
成立三十多年，吉利德始终致力于突破不可能，为公众创造一个更美好、更健康的世界。从全球首个HIV完整治疗方案日服单一片剂的推出，到全球首个HIV暴露前预防药物的发明，再到持续以治愈为终极目标的研究，吉利德在HIV防控领域持续革新与突破。
01教育，是最好的社会疫苗
HIV，一经发现即带有“未知”、“致死”等恐惧色彩。很快，对疾病的恐惧又转化为对感染者的歧视：它从一种疾病转换成了一种道德批判，并进而转换成对感染者群体的舆论压迫。
30多年来，HIV受到法律、道德、伦理、医学等多维度的关注，感染者群体在对抗疾病之时，还要承担社会舆论的压力。
歧视和偏见不仅对病患群体造成了伤害，也给HIV防控工作带来阻力。北京青爱教育基金会理事长张银俊有着多年的防艾工作经验，她强调“至今，预防HIV没有有效的疫苗，教育就是最好的社会疫苗。”
吉利德一直以治愈HIV为终极目标。除了为HIV感染者带来从预防、治疗到持续的革新疗法，吉利德也深知，持续开展面向公众的疾病教育，提高公众认知，减少歧视，才是HIV防控链条上必不可少的一环，也是吉利德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重中之重。
2020年， 在第三十三个“世界艾滋病日”到来之时，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中国青年报》以及吉利德科学共同推出了微电影《生无畏》，从护士、HIV感染者及志愿者、医生的角度，在新媒体平台讲述并广泛传播这个群体的真实故事，普及艾滋防治知识，希望这个世界对他们能有更多的善意。
影片里，有一位积极治疗7年多的感染者Ben，他同时也是一名活跃的防艾公益志愿者。“感染跟道德没有关系。HIV侵犯了患者的生命，但歧视却剥夺了他们的整个生活。”从感染者到志愿者，身份的转变让Ben学会了自我和解和自我认可，并开始投身公益帮助更多人找到自我认可。
《生无畏》不仅在线上平台引起全社会讨论热潮，还走进全国15所高校、10个青年社区深入开展了青年防艾教育。“防艾公益行动”的横幅在校园里格外醒目，微电影里的故事打动了一张张年轻的脸庞，不仅帮助青年群体正视HIV感染者群体，也让他们树立了正确的HIV预防观念、促进他们更主动地避免感染。
02微光照亮微光，形成火炬
“我这个病，你接纳我，我很感激；不接纳我，也没关系。”HIV感染者陈刚的想法是到实在无法掩盖、只能坦白后才有的。作为公司中层领导，陈刚在别人羡慕的生活背后，却已经对每隔三个月上演“隐秘复诊”感到麻木。
“复诊我怕的不仅是病毒载量控制的不好，更怕被人在医院认出来。”
和陈刚一样，许多感染者无法正视自己患病这一事实，病耻感犹如一个巨大的“茧”，将感染者围堵其中，让他们无法自处、挣脱不开。
北京红丝带之家会长王克荣，曾是一名专业的HIV护士，作为“南丁格尔奖”获得者，她把“与艾同行，共享生命”的红丝带使命践行在患者的关怀与救助中。由北京地坛医院设立的北京红丝带之家是北京第一家在民政局注册的HIV综合关怀的会团体，20余年来，北京红丝带之家与地坛医院共同开展患者的随访工作，提醒患者定期复查。王克荣骄傲地说：“作为医护工作者，和HIV感染者做朋友，帮助他们重获新生，是我们的责任！”
然而，与HIV感染者接触的时间越长，王克荣越感觉到，仅在病房里关心他们远远不够，“帮助HIV感染者需要我们所有人的共同参与”。
把感染者从“茧”中拉出来，为他们进行心理疏导并帮助他们积极对抗疾病，感染者间的相互分享和鼓励不容小觑。
近年来，我国HIV感染者社区和患者组织不断发展完善，不少已经破“茧”而出的感染者愿意贡献自己的力量，帮助更多和自己有类似遭遇的人。吉利德关注的另一个主要方向是对社区和患者组织的帮助上，借助组织的力量，帮助更多感染者积极接受规范的抗病毒治疗，提升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
2019年，吉利德开始资助北京红丝带之家构建“医院、家庭、红丝带之家三位一体”的健康照顾模式，向北京地坛医院的住院病人以及更广泛的HIV感染者开展健康教育，提升其自我效能和积极治疗的意识。新冠疫情中，三位一体模式的优势尤为突出，在患者难以进出医院之时，红丝带之家作为“纽带”，很好地解决了医疗服务受限的问题。
除了督促携带者进行积极的抗病毒治疗之外，适当的心理干预也非常必要。上海心生SCMC负责人郑煌曾提到，“在一些新发感染者人群里会出现比较极端的问题，包括自杀，这需要专业人士来提供帮助和支持。”
为此，吉利德一方面资助上海市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及上海心生SCMC，构建对LGBTQ群体的友善环境、对新发感染者的心理建设支持体系、和对感染者友善的医疗健康体系。在上海心生组织的线下“群体互助会”中，新发感染者通过跟“老病友”们轻松地、面对面地聊自己的问题，避免“资深”感染者曾走过的心理艰难，感受同伴、群体的力量以及关爱氛围。
另一方面，吉利德携手上海青艾健康促进中心，在青年群体中开展HIV感染者赋能项目，通过防艾知识培训、志愿者服务、患者陪伴的形式，改善青年感染群体抑郁、焦虑等不良情绪，帮助他们消除对HIV的误解，找到自我认可。像Ben一样，接受帮助，再帮助他人。由一个人到一个群体，拧成一股逐渐强大的力量。
这样的社区和患者组织还有很多。吉利德在中国通过彩虹基金，为诸多关注HIV治疗、教育的社区项目提供了支持，其根本目的都是帮助感染者在身心双方面走出疾病带来的阴霾，回归健康生活。
03让患者的需求被满足
“性感染的最小年龄才13岁，最大的86岁。”这是2020年底《科技日报》在世界艾滋病日当天的报道中提到的令人吃惊的现实。
“老年人以农村的为主，特别是西南地区，性行为可能买个菜的钱就发生了。”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韩孟杰表示，艾滋病防控难度很大。
仅西南地区凉山州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数据显示，当地共缺乏43600名合格的医务工作者，并且存在HIV基层医疗服务匮乏、供给主体单一、医务人员培训机制不完善、民众求医行为错误等问题1。作为我国HIV流行最为严重的地区，凉山州的HIV母婴传播尤为严重，对于当地防治工作来说是很大的压力。
吉利德自从在中国开展运营以来，也在持续为医学交流和研究提供支持，助力提高各地区的诊疗水平，从而帮助提高患者的健康水平。
2018年底，吉利德就开始通过企业资助资金，支持凉山地区HIV垂直传播阻断的认知教育和当地基层医疗队伍诊疗能力的建设。该项目由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发起并执行，项目邀请先进经验的医院派出专家和学科带头人深入偏远地区现场指导基层医疗团队，帮助提升凉山州基层医疗队伍的HIV标准化诊疗能力。
2019年起，吉利德还开始支持广东省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培养具有综合服务能力的个案管理师，开展更有效的HIV抗病毒治疗个案管理工作。通过专业知识、心理辅导，关爱咨询等多种综合培训，提高临床护理尤其是个案管理师的临床专业水平；同时也为患者提供更高质量更符合国际诊疗规范的检测、咨询和随访服务，最大化提高患者的依从性提高治疗质量。
“个案管理的理念在北美早就有了，广东也在大力推广。其实就是从HIV感染者入院到出院、从生理到心理开展全流程的、针对性的护理。”一位接受培训的护士提到，“护士不是‘服侍’人的，我们也能做专科护士，做个管师，向患者做科普、咨询，陪伴他们一路的治疗。”
04最珍贵，不过“平常”二字
“我们只是生病了，但仍然渴望拥有朋友和温暖，拥有正常的生活。”Ben庆幸自己一直有人支持、有人陪伴。
目前中国疾控中心数据显示，全国经性传播的感染者不断增多，青少年和老年人感染比率上升等趋势。但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人生遭到剧变，折射的现实是HIV感染者群体的就医、就职、甚至是就学的困境。
“我知道现在有很多保障我们群体的法律法规，可是实际上丢了工作后想再找一份没那么容易，做个小手术一般的医院也不敢收。群体之外的人不会直接承认歧视，但是可以优雅地拒绝。”一位与HIV病毒共生了8年的感染者提到。
阻断病毒的传播需要动用整个医疗体系的力量，但阻断歧视，需要我们所有人努力去填平心中的沟壑。
能填平这道沟壑的，也许只是“平常”二字：当每个患者去看病时，都能如看感冒一样，平常地接受有效治疗；当社会为患者创造一个友好的环境，当病毒携带者不再需要以一腔孤勇挑战病毒和歧视，HIV所带给我们的，也就将不再是威胁。
（文中Ben、陈刚为化名）
参考文献
[1]红纽扣—从凉山州出发的四川省艾滋病基层医疗帮扶团队.2020年10月13日.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网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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