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哪些军事政变带来了对于社会发展而言较好的结果？

题主在描述中对问题的范围进行了一个限定，即"发动政变后以军政府执政的国家社会"。这个限定足以把很多起重要的军事政变排除在外了。

首先，像康乃馨革命这种军队通过政变推动民主化的案例不宜被纳入。当然，从事后来看，康乃馨革命结束了萨拉查政权对葡萄牙的独裁统治，并且帮助葡萄牙摆脱了殖民地战争的包袱，无疑是给葡萄牙带来了好的结果。

当然，大多数军事政变并不能带来民主化。很多军事政变带来的是威权统治，但却不是军政府统治。最经典的是波拿巴的雾月政变——虽然很多人将其视为军人干政的经典案例，但是法国军队在雾月政变之后却并没有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势力。新政权是掌握在天才军事统帅拿破仑手里的，但也仅限于拿破仑本人。他是以人民的代言人以及之后的皇帝的身份，而非军人的代表来统治法国，军队仅仅是第一执政/皇帝的附庸而已。同样，像克伦威尔、纳赛尔、常凯申这样的靠军事政变上位的政治强人也算不上军政府，他们的统治依靠军队不假，但是军队并没有独立的意志，是他们手里的附庸、工具而不是一个政治势力（当然，如果他们无法有效地整合他们的军队，让下面的军头有了自己的独立势力，那政权就是军政府了）。

那么符合标准的，可能主要就是拉丁美洲在上世纪出现的诸多军人洪达政权了。这些政权往往由军人发动政变，驱逐民选领导人开始建立（比如在阿根廷推翻庇隆政权，在智利推翻阿连德政权），受到一个由军事精英集团来领导。与波拿巴式政权最大的区别在于，波拿巴式政权是强人政治，而这类军政府是寡头政治。军队精英里没有一个波拿巴式的绝对意义上的领导核心，而是由各个山头的大佬来协商行动。虽然军政府一般也会公推一个领袖，但是军政府的领袖的地位相当不稳固，一旦无法平衡好军事集团中各个势力的平衡，很快就会被废黜。

从历史经验上来看，军政府是人类历史上最不稳固的政权类型，比如阿根廷在1976军政府政变到1983年这短短七年间，就出现了7位总统，而中国历史上政变最多的时代，也是五代十国和北洋这种武夫治国的时代。这是因为在军政府中，军队的自由度远大于其它政府形式，动用军队来实现政治目的比议会里扯皮或者宫廷里的暗斗要容易得多。政变的策划者甚至不需要的得到军队的大部分支持，只要纠集一小撮人马快速地抢占权力中枢就能完成这一锤子买卖。这样的事情高层将领可以做，中下层军官同样可以做——纳赛尔在推翻法鲁克王朝时，不过是一个不到四十岁的中校而已。因此，在军政府里的权力易攻难守，而且玩家入门门槛很低。

那么这样的军政府，有没有什么带来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呢？很少。智利的皮诺切特政权被很多人认为是军人政权的典范，也是拉美经济发展的模范，但是其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带来了严重的失业和贫富分化问题，因此对其在七八十年代的功过，人们也是褒贬不一。同时，皮诺切特政权到底是一个强人政权还是一个寡头军政府，目前也很难说。韩国的朴正熙政权和皮诺切特的情况类似。除此之外，可能我们很难找到符合题主要求的案例。

　　先说重点：历史上的军事政变非常丰富多样，很多军政府都致力于社会的变革/稳定。从广义上讲，军事政变只是一种政权交接的形式。军政府有很多共同的特征和问题，但是日常讨论当中往往被刻板印象严重支配，没有得到客观认识。

　　历史上的军事政变乍看繁杂，但其实不难梳理。军事政变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其中每一类军事政变对应一国的不同发展阶段：

　　一、传统型军事政变：主要是统治集团内部成员争夺权力的斗争，和社会变革基本没有关系。这种军事政变主要发生在古代国家，或是现代化初现端倪的传统国家，例如19世纪的拉丁美洲。

　　二、突破型军事政变：军人推翻文官政府，要求并主导社会变革，推动政治参与扩大化。这种军事政变主要发生在现代化早期的国家，例如19世纪的地中海国家，20世纪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许多军人都承担了改革者的职责。

　　三、否决型军事政变：军人推翻文官政府，拒绝并取缔社会变革，阻止政治参与扩大化。这种军事政变主要发生在具备一定现代化水平的国家，特别是正在革命或改革中的国家。否决型军事政变在20世纪下半叶的土耳其、阿根廷、泰国尤其多发。

　　除非遭遇极其深重的全面危机，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基本不可能发生军事政变。唯一的例子是苏联的八一九政变（1990年），这场政变也以失败告终。

　　接下来，本回答将按照相应的时间顺序介绍三种不同类型的军事政变，每一部分都会举出大量案例，以便读者理解和引申。

一、传统型军事政变——纯粹的权力争夺——现代化之前

　　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一个重大差别，在于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在传统社会当中，国家政治只是极少数地主阶层识字男性的游戏，广大农民对村子外面的事情既没能力也没兴趣关心。然而在现代社会当中，工业化催生出了大量新阶层和新群体，现代化的过程就是政治参与扩大的过程。

　　所谓传统型军事政变，就是在传统社会当中的军事政变，军人发动政变的目的就是夺取权力本身，而非改造社会。统治者的争权夺利只要不引发战争，就和广大农民甚至地方豪强的生活几乎没有关系。古罗马军人对帝位的争夺，司马懿和赵匡胤们的政变，均属此类。

　　在现代化初现端倪但是尚未起步的社会当中，传统型军事政变同样常见。例如在19世纪的拉丁美洲，作为土地寡头的军人常年发动政变，竞逐权力。有名的考迪罗们，例如墨西哥的桑塔.安纳、阿根廷的罗萨斯、多米尼加的桑塔纳、厄瓜多尔的莫雷诺均属此类。稍晚一些，在传统型军事政变向突破型军事政变过渡的阶段，一些通过传统型政变上台的军人开始有意识地推动改革，例如危地马拉的鲁菲诺.巴里奥斯、墨西哥的波菲里奥.迪亚斯、委内瑞拉的安东尼奥.古斯曼，乌拉圭的洛伦佐.拉托雷，巴西的丰塞卡和佩绍托等，他们均被视为本国现代化的先声。但这一时期军人们的改革力度较小，而且改革也不是政变的主要动机。

　　作为军事政变的一种类型，单纯争夺权力的传统型军事政变并不是传统国家的专利，这种政变在20世纪也有近似的例子，例如1936年日本的二二六政变（基于陆军皇道派和统制派的冲突），1965年尼日利亚军事政变（基于伊博人和豪萨-富拉尼人的冲突），1965年民主刚果军事政变（导致极度腐败的蒙博托将军上台），以及19-20世纪海地连续不断的政变（该国是二百年来全世界军事政变最多的国家）。

二、突破型军事政变——推动社会变革——现代化初期

　　20世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个突出现象是，有许多军人拉着现代化改革的大旗发动政变，并且亲身成为改革的领导者。

　　由于其重要性和组织特点，军队往往是传统国家优先改革的部门。新式军官团由城市中产阶层、农村地主阶层和农民阶层共同构成，本身就是政治参与扩大化的产物，又有大量机会接触外国的器物和思想，很自然地成为了现代化改革的先锋。他们对传统君主和土地寡头有着强烈不满，只要条件成熟，就会站出来领导改革。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革命（恩维尔帕夏和凯末尔）、1921年伊朗革命（礼萨.沙）、1932年暹罗革命（披耶帕凤）、1952年埃及政变（纳吉布和纳赛尔）、1974年埃塞俄比亚军事政变（门格斯图）等均属传统君主制国家发生的突破型军事政变。

　　新独立的殖民地国家也是突破型军事政变的一个主要舞台。这些国家的主要危险在于，如果在殖民地时期没有机会形成良好的自治组织，把殖民地精英和广大农村群众联系起来的话，独立后就容易出现西化文官和大众的鸿沟，类似传统国家土地寡头和农民的割裂，此时军队就有强烈的动机和充分的空间来主导改革。因此，那些和殖民者长期斡旋斗争（无论是以和平还是暴力手段）的殖民地国家，在独立的时候由于有着更完善的组织，对突破型军事政变就具备了一定免疫力。这样的国家包括北越、印度尼西亚、印度、肯尼亚、坦桑尼亚、几内亚、塞内加尔、牙买加等。反之，如果一个新独立国家的领导集团如果无法承担政治参与扩大化的任务，就很容易被突破型政变军人取代，缅甸的奈温、南越的阮文绍、韩国的朴正熙、巴基斯坦的阿尤布.汗、索马里的西亚德、阿尔及利亚的布迈丁、加纳的安克拉均属于此类军人。

　　在拉丁美洲，反对土地寡头和外国势力的改革呼声同样带来了一批突破型政变军人。例如哥伦比亚的罗哈斯、巴西的瓦加斯、秘鲁的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玻利维亚的埃斯登索罗、巴拿马的托里霍斯等，他们都是各自国家历史上重要的改革者。

　　许多政变军人在改革当中都取得了成就和名望，但也往往会由于独裁特征陷入争议，另外也有很多军人主导的改革不够成功，甚至臭名昭著。无论成功还是失败，改革军人都很容易遇到黯然退场的结局：朴正熙被心腹刺杀，阿尔瓦拉多被同僚排挤，礼萨.沙被列强流放，瓦加斯饮弹自尽，托里霍斯坠机而亡，阿尤布.汗被学生赶下了台......另外也有像是古巴的巴蒂斯塔、中国的段祺瑞和蒋介石这样的例子，最初都是以革命军人的身份登上政治舞台，最终反倒成了本国革命的目标。

三、否决型军事政变——阻止社会变革——现代化深入

　　在刻板印象当中，军事政变总是和“反动”挂钩。确实有一部分军事政变以反对社会变革和政治参与扩大化为目的，即否决型军事政变。

　　否决型军事政变的第一种场景是革命，也就是说，政变军人是“反革命”的。想必读者对这一类的军事政变最为熟悉，也最容易理解。几乎所有的革命，都要面对维护旧秩序的军人的反扑，例如俄国革命中的科尔尼洛夫、中国革命中的袁世凯和张勋、墨西哥革命中的韦尔塔。从广义上来说，英国的克伦威尔和法国的拿破仑也可以归入此类。

　　否决型军事政变的第二种场景是改革和选举，也就是说，改革和选举带来的政治参与扩大化可能具有和革命类似的效应，在这种情况下，军人同样起身反对变革。葡萄牙的卡尔莫纳（1926）、西班牙的佛朗哥（1936）、韩国的全斗焕（1979）、委内瑞拉的希门内斯.佩雷斯（1948）、印尼的苏哈托（1965）、土耳其的古尔塞勒（1960）、危地马拉的阿马斯（1954）、玻利维亚的巴里恩托斯（1964）、智利的皮诺切特（1973）、乌干达的伊迪.阿明（1971）、巴西的卡斯特洛.布兰科（1964）、希腊的上校军官们（1974）等都是在此类条件下发动政变的军人。

　　否决型军事政变看起来不难理解，但令人困惑的地方在于，军人们为什么既会发动支持变革的政变，又会发动反对变革的政变呢？

　　问题的关键在于现代化的阶段不同：

　　在现代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政治参与从精英阶层向中产阶层扩张的过程中，军人们倾向支持变革。

　　在现代化深入的情况下，政治参与由中产阶层向大众扩张的过程中，军人们倾向反对变革。

　　在土耳其共和国立国之初，军人们是激进的改革者，不断推出西方化政策；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之后，军人们成了保守的反对者，一次次否决大选的结果。其实他们的信条没有变过，一直都是凯末尔主义，真正发生变化的是社会而非军队。

　　在高速发展的社会当中，这种转变尤其明显。1930年发动政变推行改革的是巴西军队，1964年发动政变枪毙改革的也是巴西军队；韩国的朴正熙和全斗焕之间只隔了不到二十年；在阿根廷的土地寡头统治时期（1880-1916），军人们发动了三次政变要求改革，然而在大萧条后的五十年当中（1929-1979），军人们发动了六次军事政变以“恢复秩序”。

　　应当注意，这里所说的“变革”是一个中性词，不带有价值判断。对于不同的案例也需要分别的具体分析，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参与的扩大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而军队对它进行的干涉也可能有不同的解读。“防止混乱”或者“阻挠进步”，是不同立场得出的不同结论。

　　以现代性的标准来审视，军事政变是好事吗？当然不是。这是个价值判断。

　　以现代化的规律来观察，军事政变是好事吗？也许是的。这是个事实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