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为何可以躲过各路军阀的重重包围而生存下来？
一、战略上的高瞻远瞩：从武装割据到战略转移
红军的生存和发展，首先得益于其早期在中国革命探索过程中形成的战略方向。
农村包围城市： 相较于过去主要集中在城市发动革命的策略，毛泽东等人深刻认识到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即广大农村相对薄弱但潜力巨大。红军选择深入农村建立根据地，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中心保持一定距离，从而获得了相对喘息和发展的空间。这种战略选择让他们得以避开国民党军队在城市和主要交通线上的绝对优势，逐步积累力量。
根据地的建设与巩固： 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并非易事。红军不仅要与国民党军队周旋，还要应对当地土豪劣绅、地方武装甚至其他政治力量的挑战。成功的根据地建设，意味着土地改革的深入（赢得了农民的支持）、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提供了政治上的合法性和组织基础）、以及一支能打仗、会管理的军队的培养。正是这些根据地，成为红军反复被打散后又能重新集结、休整和发展的根基。
战略转移的必要性与成功： 尽管根据地建设取得一定成效，但国民党军队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围剿”政策，使得一些根据地难以持久。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直接导致了红军主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也就是我们熟知的长征。长征本身就是一种极端情况下的生存策略。
打破军事包围的突破： 长征初期，红军在遵义会议前，依然遭受国民党军队的紧密追击和分割。会议后，新的军事领导确立，红军以运动战的方式，不断寻找国民党军队的薄弱环节，采取迂回、穿插、分割的战术，成功摆脱了数倍于己的敌人。他们放弃了固守一地的想法，而是以空间换时间，以灵活的机动性化解了被围歼的危险。
战略目标的调整与达成： 长征并非漫无目的的逃跑，而是有其战略目标的。从最初的打破国民党军事包围，到最终找到能够立足和发展的新根据地（陕北），每一次战略方向的调整都经过深思熟虑。最终到达陕北，与北方红军会合，不仅保存了革命的火种，更开辟了抗日前线，为后续的抗日战争奠定了基础。
二、战术上的灵活机动：以弱胜强的艺术
红军在战场上的生存之道，很大程度上在于其灵活的战术运用，尤其是在面对数量和装备都远超自己的敌人时。
运动战是生命线： 红军高度重视运动战，即以灵活的机动性，在运动中寻机歼敌。他们善于利用地形，避开敌人的优势兵力，寻找敌人的劣势或薄弱环节。这种战术的核心在于“保存自己，消灭敌人”，避免不必要的消耗。
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 虽然兵力装备处于劣势，但红军在每一次具体的战斗中，都力求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对敌人的一部分进行歼灭。一次成功的歼灭战，不仅能缴获敌人的武器装备补充自己，更能削弱敌人的有生力量，打击其士气。
人民战争的战术配合： 红军与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相连的关系。在根据地内，群众成为红军的眼睛和耳朵，提供情报；在转移过程中，群众提供掩护和补给。这种人民战争的战术配合，使得红军能够及时获悉敌人的动向，躲避危险，并在运动中获得支持。游击战术更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分散的游击队可以袭扰敌人、破坏其补给线，牵制敌军主力，为红军主力的战略机动创造条件。
对地形的精通与利用： 中国革命的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在早期，红军多在山区、林区等复杂地形活动。红军指战员对这些地形了如指掌，能够利用山峦、河流、森林等进行隐蔽、设伏、迂回。这使得国民党军队的机械化优势难以发挥，也大大增加了其“围剿”的难度。
三、组织和政治上的强大凝聚力
生存下来并发展壮大，也离不开强大的组织能力和政治上的正确领导。
坚强的政治领导与思想武装： 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了红军的政治方向不偏离，能够统一思想，保持高度的战斗力。尤其是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指导的思想路线和军事路线，使红军拥有了辨别方向、应对危机和战胜困难的强大精神力量。官兵平等、政治工作深入，也大大提高了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意志。
严明的军纪和群众基础： 红军在纪律方面要求严格，例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部队的供给和政治工作都非常重视群众关系，这使得红军即使在艰苦条件下，也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兵源和物质支持。反观国民党军队，腐败、军阀割据、对人民的压迫，导致其内部矛盾重重，难以形成统一的战斗力，且在人民群众中缺乏支持。
情报工作与敌人分析的精准： 红军虽然在物质上处于劣势，但对敌人战略意图、兵力部署的判断却往往相当准确。他们能够通过各种渠道获取情报，并进行深入的分析，从而制定出有效的应对策略。比如，他们能准确判断国民党军队“围剿”的重心和薄弱环节，从而选择最有利的突围方向。
四、外部环境的制约与复杂性
客观而言，当时中国复杂的政治和军事格局也为红军的生存提供了间隙。
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林立： 国民党并非铁板一块，内部各派系之间存在权力斗争和利益冲突。这使得国民党政府在发动大规模“围剿”时，难以做到兵力上的绝对统一和协调。有时甚至会有一些地方军阀为了自身利益，并不完全配合中央的围剿行动，甚至可能有意无意地给红军留出空隙。
日本侵华势力的扩张： 随着日本侵华野心的膨胀，国民党政府的军事部署和注意力不得不分散。尤其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的主要精力放在抵抗日本侵略者身上，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对红军的压力。红军抓住时机，将战略重心转向抗日前线，也因此获得了更广阔的活动空间。
总而言之，红军之所以能够躲过各路军阀的重重包围而生存下来，是一个系统工程，是战略上的清醒判断、战术上的灵活应变、政治上的强大领导、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以及对复杂国内外环境的深刻洞察和巧妙运用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他们不是靠运气，而是凭借自身的坚韧、智慧和对革命理想的执着追求，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杀出了一条生路。
网友意见
还有一点，千万不要小看红军背后的苏联因子。
毕竟当时的国际局势里，日本是头号外敌，能够在中国有效牵制日本陆权的是苏联陆权，而未必是英美海权。
彻底消灭红军，有可能会给苏联口实，所以，把红军往远离富庶地区的西北驱赶，给苏联/共产国际留点念想，是个稳妥的策略。
即便西安事变不爆发，万把人的中央红军被全歼，红军与党的领袖们被审判之后，也会是优待礼送苏联的。
这就是政治上的势能，也构成了历史演进的动能。这个势力也是王明张闻天张浩的权力来源，也是教员当年的无奈与痛苦。
反观毫无外援的太平天国就会被斩草除根。
红军是新军阀混战中排老二的势力，外交不作死的话，不是那么好灭的。
应该反思的并不是为何能躲过各路军阀的重重围攻，而是博古之流如何把局面作死到招来军阀重重围攻，如何把堂堂第二大势力变成陕北数万残兵败将。。。。。。
第一，广大指战员大多数是真心愿意为了共产主义事业豁出命的。这决定了这只队伍不怕减员。不怕攻坚。不怕疲劳。没有这个基础，后面两条都没用。
第二，练兵最刻苦，后勤最到位，战术最灵活。动员最强力，组织最严密。
第三，有李德胜的指挥。
红军是当时中国唯一的一支彻底的现代化军队。
这个现代化说的是建军思路和军事素质方面的。红军是志愿从军，党支部建在连上，日常重视军官培训和士兵扫盲，善于学习，重视现代科技运用，装备虽然不足，但是拳头部队的装备和配比非常精良和科学，长征时期一些尖刀连排的自动武器配比极高，有点鳖版“暴风突击队”的味道。
中国当时的大多数军阀部队说白了，还是曾国藩式军队（兵归将有，编制落伍，建制混乱，装备低劣），而且大量保留了旧式军阀的固有缺陷（克扣军饷、虚报员额），官兵素质低劣（军官不懂指挥、士兵掌握的步兵战术聊胜于无、基本都是文盲、当兵混饷吃粮没有理想）
抛开老生常谈的纪律、意志、精神力量等不谈，谈谈几点硬实力。
第一，红军装备与地方军阀相比不算差。
很多人对民国时代的“军阀割据”缺乏直观认识，仅仅是嘴上知道这个词，潜意识里把各地军阀部队仍然看作中央军，以为他们的纪律、制度、编成和装备服饰等与中央军大同小异。但实际上各地军阀的装备差距比很多国家间差距都大，同一军阀的不同部队差距也很大。红军装备不好，是相对于中央军说的，比起其他地方军阀，红军的装备、粮饷是一等一的，即使是正面战斗，绝大多数地方军阀部队拼装备也是打不过红军的。比如强渡大渡河时，在安顺场渡河的一个先头连每人都配备冲锋枪和手枪，远胜防守的刘文辉的军队；飞夺泸定桥时，红四团经过加强之后有一百挺以上的轻重机枪。23勇士攀爬铁索过河之后无一阵亡，并不是防守方枪法那么差，而是红四团的机枪火力压制得他们抬不起头。黔军装备更差，有的士兵连鞋都没有，纪律更是无从谈起，所以四渡赤水过程中，身为地主的黔军基本只能干一些策应和配合的活，而且一触即溃。滇军也不怎么样，再加上龙云不积极，实际上根本没起到任何积极作用。
川军的杨森等部稍微好一点，但你让他凭险固守还行，与红军野战同样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凭险固守也守不住，红军是考虑到攻坚耽误时间，背后中央军追得紧。如果中央军把红军赶去西南之后完全不插手，红军可以轻松打翻整个川黔滇康。
第二，红军的行军能力，尤其是山地行军能力无人可比。
即使是现代，全世界敢说步兵步行行军能力超过解放军的，恐怕也数不出一两个。无论是平原、山地、雪山、高原、荒漠，PLA都创造过行军神话。而这一点，确实是有优良传统的，古说“兵贵神速”，仔细研看长征过程就会发现，其实很多战役不是打赢的，而是跑赢的，跑得快就能先一步占据险要，能在包围圈合拢之前跳出，能迂回渗透，能伏击能侧击，可打可撤。而地方军阀的部队，本来就缺乏组织力、行动力，再加上指挥不明，信息不通畅，处于“追不上，跑不掉”的状态。可以说，行军能力是红军能够与中央军和军阀周旋的底气所在。
第三，红军的情报搜集和技术侦听能力一流。
红军装备不好，是条件所限，并不代表红军没文化，事实上红军在能力范围内非常注重“技术战争”，红军有大量留过学的高层，也进行了系统的内部培养，培养出了一大批技术干部。长征过程中中央军的电文和密码被红军截获破解是常事，更遑论地方军阀，毛的很多决策的前提，是建立在信息和情报优势上的，有时候甚至是单向透明。信息优势是所有事情的关键所在，红军的信息和情报优势，是红军的护身符。
当然，以上几点也是建立在红军组织性强、纪律性强、作战意志高昂的基础上的。无论现代社会怎样弘扬个性，无论你怎样信奉个人主义，但一个事实就是：集体的力量永远强于个人，团结的集体永远强于松散的集体，组织严密的工业机器永远强于“自由浪漫”的田园牧歌。这是自然界的基本规则。红军的成功不是一个人的成功，国军的失败也不是一个人的失败。
回答问题前先讲个故事
红军在江西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因为江西与广东接壤，广东军阀陈济棠感觉受到威胁，想先发制人，“御敌于国门之外”。于是乎派第一军军长余汉谋出兵赣南，围剿红军。
之所以派余汉谋去，不是余能打，而是另外两个军长香翰屏与李扬敬是陈济棠嫡系，不舍得用自己的老本与红军血拼；而余汉谋愿意乖乖去赣南，也并非他多有军人责任感，而是看中了赣南的矿产，去了那边可以独立经营，发笔大财。
在各怀鬼胎的军事部署下，第一军来到赣南，结果刚到地方，就被红军来了个下马威，一仗吃掉一个团。余汉谋马上改变策略，开始步步为营，大修各种防御工事，并严令部下不得轻易“挑衅”红军（部下都不傻，这种事何须说）。同时展开经济攻势，一方面封锁苏区的物资流入，另一方面借着苏区物资匮乏，安排下属军官和苏区做买卖，用高价的日常用品低价套取苏区的矿产。此公打仗不成，做生意倒是一把好手，居然粗通经济学规律。尤其在红军的一次军事进攻下，余汉谋总部被围攻，余本人差点做俘虏，从此之后更是小心翼翼。每次“扫荡围剿”前必大张旗鼓，生怕红军不知道自己的动向（相当于出发前喊量嗓子：我要行动了，红军兄弟给点面子先让一让，不要发生误会。。。。。），据说私底下还和苏区谈判，给红军送了不少钱。于是乎双方达成默契，从此相安无事。
那些说红军的底盘都在军阀三不管地带，所以能够夹缝生存的，不能说不对，但是忽略了最根本的因素：红军和军阀的战斗力！
粤军在地方军阀里算实力较强的，装备也不差，然而遇到红军还是这个德行，更不要说其他的杂牌表现了。红军在军阀的重重包围中生存下来，不是靠“躲”，更不是因为军阀之间的矛盾（当时大小军阀在反共立场上都出奇一致），而是靠自身强大的战斗力，让各路军阀畏之如虎，不到不得已不敢招惹。没有无数红军战士悍不畏死的流血牺牲，革命之火早就被扑灭了。
最近在看《走向共和》，里面一个剧情李鸿章洋洋得意向盛宣怀讲述自己的“以夷制夷”策略多么有效。结果老脸很快被打得啪啪响。先是甲午战争，后是庚子国难，该割的地一块不少，该赔的钱一分不省。自身不争气，指望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投机取巧，活该吃大亏。后世的老蒋依然死心不改，遇事就想着国联“调停”，结果呢？
我党为什么能从穷山沟拉出一支队伍建立新中国，还需再问吗？
大到政权，小到一个人，都有一个不变的道理：自己不强大，想通过投机取巧的手段让别人帮你，就是痴人说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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