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帝国为什么没有修建长城抵御异教徒？
拜占庭帝国，那个横跨欧亚大陆、延续千年的东方罗马帝国，其历史进程中似乎并未出现类似中国长城那样规模宏大的防御工事来抵御“异教徒”。这其中的原因，与其说是“没想过”，不如说是“不需要”和“不能”的综合体现，背后折射出帝国独特的地理、政治、军事以及文化考量。
首先，要明白一个概念：“异教徒”这个词在拜占庭的语境下，其实比我们今天理解的要复杂得多。在早期，罗马帝国就有“异教”与“基督教”之分，所以拜占庭面对的“异教徒”，通常是指那些不信仰基督教的民族，包括一些日耳曼部落、萨珊波斯人、后来的阿拉伯人（伊斯兰教兴起前和早期）、保加利亚人、马扎尔人等等。然而，随着基督教成为帝国官方宗教，并且在欧洲逐渐传播，拜占庭帝国的“敌人”更多地被定义为那些与其信仰和文明相悖的政权，而非单纯的“不信教者”。
那么，拜占庭为何没有修建“长城”呢？
一、 地理与边境的特性不同：
长城之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如此重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古代王朝面对的是广袤的北方草原地带，其主要的威胁来自骑兵为主的游牧民族，他们拥有机动性强的优势，且往往是成规模的侵扰。一条连续的、坚固的城墙，能够有效地阻挡骑兵的快速推进，为守军争取时间，并引导敌人进入设伏区域。
拜占庭帝国，尽管也曾面临骑兵的威胁，但其边境线的地理形态却截然不同。
陆地边界的复杂性： 拜占庭帝国，尤其是在其巅峰时期，拥有漫长的陆地边界，从巴尔干半岛延伸到小亚细亚，再到叙利亚和埃及（早期）。这些边界并非一条平坦的草原带，而是穿插着崎岖的山地、河流、沼泽、森林以及已经建成的城镇和防御工事。这种复杂的地形使得修建一条连续不断的、能够覆盖所有潜在入侵路径的长城变得极其困难，甚至是不切实际的。
海上力量的制约： 拜占庭帝国濒临地中海、黑海等重要水域，其海军力量在很多时期都相当强大。海上贸易和军事行动是其经济和防御的重要组成部分。相比之下，中国的长城主要应对陆地威胁，而拜占庭需要同时顾及海陆两方面的防御。它不像长城那样，是一道孤立的陆地屏障，而是需要一个更具弹性和立体性的防御体系。
“防御前沿”的战略： 拜占庭帝国更倾向于将军事防御部署在前沿地区，通过设置边境要塞、军事据点、以及鼓励边境居民建立防御工事来抵御初期的入侵。一旦敌人突破了第一道防线，他们会迅速深入帝国腹地，届时，一道固定城墙的作用就大大减弱了，反而可能成为包围和分割的陷阱。
二、 军事与防御策略的差异：
拜占庭帝国的军事思想和防御策略，与其地理条件和所面临的敌人紧密相连。
“坚壁清野”与“堡垒化”： 拜占庭帝国更注重的是“堡垒化”的防御。他们会在重要的战略地点，如城市、港口、关隘修建坚固的城墙和堡垒，形成一个个坚固的据点。一旦敌人来犯，这些据点可以有效抵御围攻，同时也能作为集结兵力的基地。这种分散但坚固的防御体系，比单一的巨型城墙更具灵活性。
“机动防御”与“战术优势”： 拜占庭的军事学，尤其是受到罗马晚期和希腊化时期影响，强调的是通过精锐的军队、灵活的战术、以及对地形的充分利用来消耗和击败敌人。当敌人入侵时，帝国会动员精锐部队（如重装骑兵）进行反击，或者通过外交手段、分化瓦解敌人内部，甚至雇佣兵来抵御。他们依赖的是一支能够主动出击、寻找战机、而不是仅仅被动防御的军队。
“罗马的遗产”： 拜占庭继承了罗马帝国的军事传统，这其中也包括了对城市防御的重视。罗马人在帝国各地修建了大量的城市城墙和军事堡垒，这些设施在拜占庭时期得到了维护和升级。这使得拜占庭在面对侵略时，拥有了一整套相对完善的、遍布帝国各地的防御网络，而不是依赖于一条全新的、巨大的城墙。
“有限资源”与“优先级”： 修建一条像中国长城那样规模的防御工事，需要消耗天文数字般的财力和人力，而且需要长期的、稳定的建设时期。拜占庭帝国虽然强大，但其历史并非一帆风顺，经常需要应对多线作战，以及应对来自内部的政治动荡。在这样的情况下，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维护现有的城防体系、组建精锐部队、以及发展海军，可能比修建一条覆盖 entire 陆地边界的城墙更具优先性。
三、 政治与经济因素：
帝国的构成与认同： 拜占庭帝国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帝国，其统治者试图将不同的族群整合到“罗马”这个身份之下。修建一条明确界定“内外”的巨大城墙，可能反而会加剧帝国内部的隔阂，尤其是在帝国扩张时期，边境线是不断变动的。拜占庭更希望通过共享的基督教信仰、罗马法、以及帝国行政体系来维系其统一性。
经济模式： 拜占庭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农业、贸易和城市税收。虽然长城建设可以刺激特定区域的经济，但其巨大的成本也可能压垮帝国财政，影响到其他关键领域的投入，如海军、军事装备、以及城市发展。
四、 历史进程中的敌人：
拜占庭帝国面对的敌人，其性质也与中国长城的建造背景有所不同：
来自东方的威胁： 萨珊波斯和后来的阿拉伯哈里发是拜占庭的主要敌人，他们拥有强大的军队，但往往也拥有自己的城市文明和防御体系。他们的入侵更像是战略性的军事行动，而非大规模的游牧民族迁徙。
来自北方的威胁： 保加利亚人、斯拉夫人、马扎尔人等，他们也带来了骑兵威胁，但拜占庭更多地是通过军事征服、外交拉拢、或者在边境地区建立堡垒来应对。
内部的挑战： 拜占庭帝国也经常面临内战、政变、以及宗教分裂等内部问题，这些问题同样消耗着帝国的资源和精力。
总结来说， 拜占庭帝国没有修建中国长城那样的“长城”，并非因为其“愚蠢”或“短视”，而是因为它所处的地理环境、面临的敌人类型、以及其特有的军事防御策略和政治经济考量，使得这种单一、巨大的陆地防御工事并不适合它。相反，拜占庭发展出了一种更为灵活、分散但同样有效的防御体系，依赖于坚固的城市堡垒、强大的军事力量、精明的战略战术，以及必要时的外交手段。这是一种“以点带面”、“以强击弱”的防御哲学，而非“以面挡敌”的物理屏障。
所以，当我们审视拜占庭的历史，看到的是一座座坚固的君士坦丁堡城墙、一个个战略性的要塞、一支支精锐的军队，以及一个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艰难求存的帝国。它用自己的方式，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构筑了自己的“长城”。
首先，要明白一个概念：“异教徒”这个词在拜占庭的语境下，其实比我们今天理解的要复杂得多。在早期，罗马帝国就有“异教”与“基督教”之分，所以拜占庭面对的“异教徒”，通常是指那些不信仰基督教的民族，包括一些日耳曼部落、萨珊波斯人、后来的阿拉伯人（伊斯兰教兴起前和早期）、保加利亚人、马扎尔人等等。然而，随着基督教成为帝国官方宗教，并且在欧洲逐渐传播，拜占庭帝国的“敌人”更多地被定义为那些与其信仰和文明相悖的政权，而非单纯的“不信教者”。
那么，拜占庭为何没有修建“长城”呢？
一、 地理与边境的特性不同：
长城之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如此重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古代王朝面对的是广袤的北方草原地带，其主要的威胁来自骑兵为主的游牧民族，他们拥有机动性强的优势，且往往是成规模的侵扰。一条连续的、坚固的城墙，能够有效地阻挡骑兵的快速推进，为守军争取时间，并引导敌人进入设伏区域。
拜占庭帝国，尽管也曾面临骑兵的威胁，但其边境线的地理形态却截然不同。
陆地边界的复杂性： 拜占庭帝国，尤其是在其巅峰时期，拥有漫长的陆地边界，从巴尔干半岛延伸到小亚细亚，再到叙利亚和埃及（早期）。这些边界并非一条平坦的草原带，而是穿插着崎岖的山地、河流、沼泽、森林以及已经建成的城镇和防御工事。这种复杂的地形使得修建一条连续不断的、能够覆盖所有潜在入侵路径的长城变得极其困难，甚至是不切实际的。
海上力量的制约： 拜占庭帝国濒临地中海、黑海等重要水域，其海军力量在很多时期都相当强大。海上贸易和军事行动是其经济和防御的重要组成部分。相比之下，中国的长城主要应对陆地威胁，而拜占庭需要同时顾及海陆两方面的防御。它不像长城那样，是一道孤立的陆地屏障，而是需要一个更具弹性和立体性的防御体系。
“防御前沿”的战略： 拜占庭帝国更倾向于将军事防御部署在前沿地区，通过设置边境要塞、军事据点、以及鼓励边境居民建立防御工事来抵御初期的入侵。一旦敌人突破了第一道防线，他们会迅速深入帝国腹地，届时，一道固定城墙的作用就大大减弱了，反而可能成为包围和分割的陷阱。
二、 军事与防御策略的差异：
拜占庭帝国的军事思想和防御策略，与其地理条件和所面临的敌人紧密相连。
“坚壁清野”与“堡垒化”： 拜占庭帝国更注重的是“堡垒化”的防御。他们会在重要的战略地点，如城市、港口、关隘修建坚固的城墙和堡垒，形成一个个坚固的据点。一旦敌人来犯，这些据点可以有效抵御围攻，同时也能作为集结兵力的基地。这种分散但坚固的防御体系，比单一的巨型城墙更具灵活性。
“机动防御”与“战术优势”： 拜占庭的军事学，尤其是受到罗马晚期和希腊化时期影响，强调的是通过精锐的军队、灵活的战术、以及对地形的充分利用来消耗和击败敌人。当敌人入侵时，帝国会动员精锐部队（如重装骑兵）进行反击，或者通过外交手段、分化瓦解敌人内部，甚至雇佣兵来抵御。他们依赖的是一支能够主动出击、寻找战机、而不是仅仅被动防御的军队。
“罗马的遗产”： 拜占庭继承了罗马帝国的军事传统，这其中也包括了对城市防御的重视。罗马人在帝国各地修建了大量的城市城墙和军事堡垒，这些设施在拜占庭时期得到了维护和升级。这使得拜占庭在面对侵略时，拥有了一整套相对完善的、遍布帝国各地的防御网络，而不是依赖于一条全新的、巨大的城墙。
“有限资源”与“优先级”： 修建一条像中国长城那样规模的防御工事，需要消耗天文数字般的财力和人力，而且需要长期的、稳定的建设时期。拜占庭帝国虽然强大，但其历史并非一帆风顺，经常需要应对多线作战，以及应对来自内部的政治动荡。在这样的情况下，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维护现有的城防体系、组建精锐部队、以及发展海军，可能比修建一条覆盖 entire 陆地边界的城墙更具优先性。
三、 政治与经济因素：
帝国的构成与认同： 拜占庭帝国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帝国，其统治者试图将不同的族群整合到“罗马”这个身份之下。修建一条明确界定“内外”的巨大城墙，可能反而会加剧帝国内部的隔阂，尤其是在帝国扩张时期，边境线是不断变动的。拜占庭更希望通过共享的基督教信仰、罗马法、以及帝国行政体系来维系其统一性。
经济模式： 拜占庭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农业、贸易和城市税收。虽然长城建设可以刺激特定区域的经济，但其巨大的成本也可能压垮帝国财政，影响到其他关键领域的投入，如海军、军事装备、以及城市发展。
四、 历史进程中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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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东方的威胁： 萨珊波斯和后来的阿拉伯哈里发是拜占庭的主要敌人，他们拥有强大的军队，但往往也拥有自己的城市文明和防御体系。他们的入侵更像是战略性的军事行动，而非大规模的游牧民族迁徙。
来自北方的威胁： 保加利亚人、斯拉夫人、马扎尔人等，他们也带来了骑兵威胁，但拜占庭更多地是通过军事征服、外交拉拢、或者在边境地区建立堡垒来应对。
内部的挑战： 拜占庭帝国也经常面临内战、政变、以及宗教分裂等内部问题，这些问题同样消耗着帝国的资源和精力。
总结来说， 拜占庭帝国没有修建中国长城那样的“长城”，并非因为其“愚蠢”或“短视”，而是因为它所处的地理环境、面临的敌人类型、以及其特有的军事防御策略和政治经济考量，使得这种单一、巨大的陆地防御工事并不适合它。相反，拜占庭发展出了一种更为灵活、分散但同样有效的防御体系，依赖于坚固的城市堡垒、强大的军事力量、精明的战略战术，以及必要时的外交手段。这是一种“以点带面”、“以强击弱”的防御哲学，而非“以面挡敌”的物理屏障。
所以，当我们审视拜占庭的历史，看到的是一座座坚固的君士坦丁堡城墙、一个个战略性的要塞、一支支精锐的军队，以及一个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艰难求存的帝国。它用自己的方式，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构筑了自己的“长城”。
网友意见
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
东部帝国前中期的边防策略总的来说是以防御据点和要塞组成的堡垒群为防线，但也不是不存在类似于被人们称为“长城”的模式，如色雷斯的阿纳斯塔休斯长墙（印象中比哈德良长城短一些，和安东尼长城差不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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