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中国青年报，嘲讽完做题家，就开始劝人看开点?
首先，我们要明确“做题家”这个标签本身所承载的复杂情感。在很多年轻人看来，“做题家”不仅仅是一个学习方法，更像是一种社会现象的缩影。它代表了那些在教育体制下，将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到重复性、应试性的学习中，以期通过分数改变命运的群体。这些年轻人往往牺牲了兴趣、社交、甚至身心健康，将“学习”本身异化为一种生存策略。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学业压力，面对着不确定的未来，却又不得不被裹挟其中。
当中国青年报的文章被指责“嘲讽做题家”时，通常是指其在内容中可能带有某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或者以一种不理解、甚至略带挖苦的口吻来描述“做题家”的付出和困境。比如，可能对他们“死读书”、“只会考试”等刻板印象进行放大，而忽略了这种行为背后所根植的社会环境和个人无奈。这种“嘲讽”如果存在，无疑会刺痛那些深陷“做题”泥沼的年轻人，让他们感觉自己的努力被轻视，自己的挣扎被嘲笑。
紧接着，“劝人看开点”的出现，则让这种不满情绪进一步发酵。这里的“看开点”通常被理解为一种“何不食肉糜”式的劝慰。当一个群体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却依然在现实面前感到无力时，如果有人告诉他们“别太在意”、“放宽心”、“人生还有其他可能性”，这很容易被视为一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态度。
年轻人之所以会对这种“劝人看开点”感到反感，是因为他们认为，这种劝慰恰恰回避了问题的根源。导致他们成为“做题家”的，是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均、上升通道的狭窄、以及激烈的社会竞争。如果社会结构本身没有改变，教育资源的差距依然存在，那么仅仅劝说个体“看开点”，不过是一种“鸡汤”式的麻醉，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这种“嘲讽”与“劝慰”的结合，可能传递出一种令人失望的信号：即社会或权威机构，在认识到“做题家”现象的弊端时，并没有提供切实的解决方案，而是试图通过一番话语来“安抚”或“转移”年轻人的不满。这会让年轻人觉得，他们是被当作一个需要被“管理”的对象，而不是一个需要被理解和支持的个体。
这种现象也可以从“代际沟通”的视角来理解。上一代人或者一些评论者，可能经历过不同的社会环境，他们对于“吃苦”、“奋斗”有着自己的一套认知。当他们看到年轻一代在“做题”中表现出的痛苦时，可能一方面会觉得他们“太娇气”，另一方面又想用一种过来人的姿态来“点拨”他们，让他们“别那么执着”。然而，这种代际之间的认知鸿沟，如果沟通方式不当，很容易变成一种隔阂和误解。
具体来说，这种“嘲讽”后“劝慰”的模式，可能包含以下几个层面的问题：
对社会现实的忽视： 这种评论模式往往忽略了“做题家”现象的深层社会原因。比如，教育资源的不均衡、优质岗位资源的有限、以及社会评价体系的单一化。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做题”成为许多人唯一的出路。
共情能力的缺失： 对于正在经历严酷竞争、面临巨大压力的年轻人来说，他们需要的是理解和支持，而不是被贴标签和被嘲讽。当权威媒体在这种时刻表现出共情能力的缺失时，会让他们感到被孤立。
解决方案的空洞化： “劝人看开点”往往是一种无效的解决方案。它没有提供任何具体的行动建议，也没有指向任何可以改变现状的途径。这会让年轻人觉得，他们的困境被轻描淡写，他们的诉求被忽视。
权力话语的姿态： 这种评论方式也可能带有某种权力话语的色彩，即“我站在更高的位置，我能看到你们看不到的东西”。这种姿态容易激起年轻人的反感，他们更希望被平等对待，被认真倾听。
信息传播的悖论： 媒体作为信息传播的渠道，本应承担起引导社会认知、促进理性讨论的责任。但如果媒体自身在传播过程中，由于某种原因（例如为了吸引眼球、或者受制于某些论调），而产生了“先激化矛盾再缓和”的效果，那么其公信力会受到质疑。
那么，更恰当的做法应该是怎样的呢？
深入理解与共情： 媒体应该更加深入地理解“做题家”现象背后的复杂性，以及年轻人的真实困境和情感诉求。用一种充满理解和尊重的态度来报道和评论。
关注根源性问题： 应该将讨论的焦点放在如何解决教育资源不均、促进社会公平、拓宽年轻人发展通道等根本性问题上，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个体行为的描述或评价。
提供建设性意见： 在指出问题后，应该提供具有建设性的解决方案或思考方向，帮助年轻人找到应对困境的方法，或者引导社会形成解决问题的共识。
促进平等对话： 鼓励媒体与年轻人之间进行平等的对话，倾听他们的声音，尊重他们的选择，而不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进行说教。
总而言之，中国青年报在“做题家”问题上被指责“先嘲讽后劝慰”的现象，反映了当前社会在理解和回应青年群体诉求时，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这种处理方式不仅无助于解决“做题家”现象，反而可能加剧代际之间的隔阂和年轻人的失落感。真正的解决方案，需要媒体、社会乃至整个体制，都能够以更深刻的洞察、更真诚的态度和更有效的行动来回应年轻人的关切。
网友意见
不要劝，这事儿没法看开。
一般来说，大家多半是从“十年寒窗敌不过一个幸运儿，不公平”这个角度来看待的。
但是，我的想法跟大家还有点儿不一样，公平与否先放在一边，我想到的还有“不安全”。
你们别看一天到晚拿“做题家”说事，其实，做题家自己也没那么喜欢做题（这真不是一件快乐的事）。大家之所以还是能坚持着做题，“公平”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安全。
这种安全是“确定感”带来的。
以答主的职业（律师）为例：
如果大家也想从事这个行业，首先就会知道要通过司法考试，然后再一查司考的及格线（我考的那个时候是360分及格），就知道自己需要考多少分。再一看报名和考试时间，就知道一年一考，通常来说，自己有一年的复习备考时间。
考什么，考多少分算过关，什么时候考，考哪些科目等等，这些都是确定的。
这种确定会带给你安全感。
你就会知道，按规定时间，复习规定的科目，考过规定的分数，基本上就胜券在握了。
总之，按规矩来。就这么简单（考试本身是否简单那见仁见智，但起码这套道理和规矩是简单的）。
如果你们也想成为答主我，起码知道该从哪些方面去准备，投入。
而“丁真现象”正好相反。
他恰恰是不确定性。
如果你也想成为丁真，你不知道自己该准备什么。
丁真自己在笑的时候，在养马的时候，在挖虫草的时候，是根本不知道自己将来会红的。
他之所以那样，是没得选。他是被发掘，被走红，走到今天，是不确定的。
本来，事情到这一步也还没啥，不论什么社会，总归会有幸运儿的，那有人还中彩票了呢，是吧。这只是他一个人的“不确定”（幸运）。
但是！官媒下场推广以及给他国企岗位就不一样了！
尤其是国企岗位，区区三千来块钱（据网上说）的一个位子，说句实话，对公平的影响有限。然而，对“安全感”的波动，大家绝对是低估了的！
因为，这个时代很特殊，经历了改开以来延续几十年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官媒低估了自身在此背景下的舆论导向作用和影响力，以至于欠缺敏感性。
做题家看到的不是“一个职位”，而是“一种风向”。
这类例子很多。
当初考司考，网上随便一条“非法本考生不得报考”的留言就足以搅得人心惶惶无心备考，“司考改革”的皮扯了多少年？
还有，任意一点儿“要拆迁了”的消息，都足以影响一个区域的二手房交易和房屋租赁市场。
再比如，“打破铁饭碗”的“吹风”是早于“下岗”本身的。
可以说，这几十年，人民群众最敏感最操心的就是“风向”。
你看到的是“一个”丁真，“一个”职位。而做题家们担心的是“另一种风向”。
一家国企给了一个丁真一个职位，看起来微不足道。
但官媒认可了，不仅是认可，还宣扬，还劝大家包容。
这代表的是“个案”还是“趋势”？
这是不是某种“吹风”和“试探”？
那么，再过一段时间，会不会下文件“应赋予国企用工自主权，不宜设置一刀切的录用标准和程序，鼓励并支持国企自主招录”？
这会不会是将来要“开口子”的一个迹象？
这个口子一旦开了，会开到什么程度？会“自主”到什么程度？
这才是做题家最怕的！
做题不怕题目难，只怕没有分数线和标准答案！
那样就意味着没有确定性。
而没有确定性就意味着没有安全感。
而没有安全感，大家就不知道是否该投入以及投入什么和投入到什么程度。
做题家们现在是该继续做题还是“投笔从流量”呢？是该继续在图书馆备考还是索性走出去开直播呢？
做题家们的时间投入是以年为单位来计算的。
没人愿意经年累月的投入是在做无用功。
没人愿意读了十年四书五经结果被告知科举停考了。
没人愿意自己备考的时候是“往年都是录用五个，按成绩高低排”，等复习年把之后突然变成“今年录用五个，其中两个按成绩排，另外三个是破格名额，不按成绩”。
所有的改变都直接影响做题家的切身利益（不仅是结果，还有成本和投入）。
换位思考一下，就好比你是青年报的小编，你正肝稿件呢，目标是“发表数量比标准多几篇，刊物级别比标准高一级，争取坐上副主编的位子”，然后，突然听同事议论（就仅仅是议论）说可能外聘一个副主编，从没听说过他（发表）什么文章，就因为是留学回来的。你什么感觉？你手头的稿子还写不写？你担不担心写了也白写？
不要总觉得做题是不可理喻的。
做题思维也是导向出来的。
“做题”并不限于狭隘的考试，它代表的是选拔体系。它带来的是规矩和方向。
哪怕是偶像本身，也可以受“做题”影响和约束的。
比如，以前的“青年歌手大奖赛”。
你媒体报道谁唱歌好听，谁唱歌不好听，歌手们就知道要比试唱歌，就会去练唱歌。
你媒体报道哪个歌手在表演之后的综合文化素质展示环节出丑，连施耐庵和吴承恩都分不清，那歌手们就知道不光比唱歌，还比文化，那他们练歌之余，也会比拼学习。
你什么过程都没有，突然“咵嚓”一下闪出个爆红，大家就都懵了，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办。
再强调一遍：确定感带来的安全感！媒体（尤其是官媒）该有的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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