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的福利进步，是和苏联竞争的结果吗？

西方社会的福利减少倒是和苏联竞争的结果。

西方社会的福利进步，进步到苏联的五倍以上，跟苏联关系很小。俾斯麦以来一百年的社会福利进步，是本国社民党斗争的结果，也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也是资本主义从1.0到2.0到3.0的演进的结果。

但随后1970年代西方社会的福利减少，跟苏联关系很大：

69年所谓的第二次缓和之后，西方向苏联大量出口新工厂新生产线的同时，人也大量的进入苏联交流，也就把苏联的实际情况摸明白了。

于是70年代初，西方的统治阶级就悟了，我们维持五倍于苏联平民的生活水平没必要啊。有个两倍就绰绰有余了，今后不涨福利了，用（通胀）自然削减吧。

至今50年，西方社会的福利、工资水平，实际上每况愈下的。72-91年的和苏联竞争，就是竞争出这么一个福利逐步削减的过程。

没有的事，郭嵩涛出任英国公使时就惊叹英国福利太好了，连底层工人都有鱼有肉，衣服也体面，那会大清底层百姓基本处于裸身状态。郭嵩涛还特地突击参访了英国的监狱和济贫院，觉得那的人员条件也不错。

郭出任英国公使时尼古拉二世他爷爷还在位，连他爹都没轮到，列宁还处于穿开裆裤撒尿和泥阶段。

不是。

是从十九世纪开始，百余年工人运动争取的结果。是全球的左翼，通过民主选举，游行罢工乃至暴力革命等多种途径，消灭了头铁的反动派，逼迫温和的资本家与政府做出妥协后的结果。

这个是全世界范围内为劳工运动奋斗的进步力量共同的成就——苏联只能说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除了苏联之外，其他的社会主义者，现代自由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也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此外，从某种程度上，二十世纪末期全球劳工权利的退步，也得归咎于苏联——苏联在布达佩斯，布拉格和阿富汗的所作所为彻底败坏了国际共运的声誉，苏联后期僵化停滞的经济为新自由主义提供了口实，斯大林时期种种暴行在被揭露之后更是让很多人把共产主义与法西斯连接起来。如果没有苏联不断地给境外势力递刀子，哈耶克之流也不会在80年代之后突然受到那么多的追捧。

其实从神棍一点的角度说，西方骨子里是有点信天命所归那一套的，毕竟阿奎那的时候西欧也是宣传了好几百年的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的，上帝很忙论（毕竟教会明面上天天说日日讲神全知全能）可谓深入人心。阿奎那说上帝既负责创造世间万物，也负责统治世间万物，这不是说说而已的，而是中世纪的绝对正统思想，就像儒家那一套天命。

十字军洗劫君堡的时候，教皇原本大怒，准备将十字军将领全部革教籍，这时有人劝他说固若金汤的拜占庭能被攻陷，说明希腊人一定是借兵争位的罪过已经被天罚了。结果这一句话，教皇立马改了主意，转而宣布承认拉丁帝国。

贞德在世的时候，英国是准备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将其彻底毁灭，因为她要是成功了那还得了，岂不等于是宣告法国国王得天命了，结果法国国王就是在全欧洲围剿之下还是逐步坐大成了法妖，所以英国人后来只得心甘情愿的接受了“上帝的安排”（认为没有贞德，英国还是会是个大陆国家），在这一件事上也是少数自愿把自己塑造成反派的。

英国内战的时候，就有一个贵族议员劝克伦威尔尽早与国王讲和，说国王输一百次，他也是国王，且国王乃是天授，非人力所能为。结果克伦威尔偏不信这个邪（因为他是破落贵族，对国王和大贵族是比一般泥腿子更痛恨的亡命之徒），一意孤行把国王的头砍了，结果查理一世毕竟是人被砍了就真会死。结果这一斧子下去，大家真的开始觉得是国王过错大了，后来洛克就顺水推舟地推出了天赋人权论。

你看演义里诸葛亮是怎么破天命论的，昭烈皇帝能在西川继承大统，说明那也是天意，轮不到你来教我。所以在西方发展较为领先的前提下，迷信其实某些程度上也可以成为社会进步的动力，只要有人敢站出来造成既成事实就可以（儒家前几年在网上声望一落千丈，就是因为他们后来真的是很认真的论证清朝乃至德皇威廉二世得天命，用句老话说，这是因为帝王中国社会发展已经停滞了）。

19世纪英国工人超时工作的时候，据资本论记载当时也有些神父不满，但这种想法在社会上乃至宗教界都占不到主流，用处不大。苏联出来之后那就不一样了，世界列强多次联合兴兵，都未能将其剿灭，苏联反而越打越强，成了超级大国。假如用上帝很忙论来解释，那肯定也是老天的意思了，理论上说，这还可以用来解释为啥西方苏粉还挺多的（纯粹指苏联帝国粉），马克思也被西方学术界承认为伟大思想家的缘故。

英国工人的年均工时，从1913年的2656小时，直落到1950年的2184小时，再到1990年的1746小时，可谓自由落体，此后变动就不大了，2017年为1670小时。

降工时的幅度长达70多年，而且苏联解体前是一直在降，毕竟这是真需要装好人的，弄不好好人装了一辈子，就真成了好人。心甘情愿地装好人（毕竟苏联解体后也没涨回去嘛），除了压力，可能迷信还真起了些神奇的作用。你看这些年，西方不就开始渐渐地觉得大手笔砸基建也是对的了。

是物价上升的结果。

任何时代在任何国家，资本主义一定会把大部分工作的工资水平，定在“大多数人可以依靠此工资勉强活下去”的水平，这是自由市场的必然结果。

不是。西德主动修了柏林墙？西方禁止苏联新闻了？西方政客子女移民苏联了？苏联在社会福利上对西方形成压力了？西方的福利是左派斗争和其制度的纠错能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八小时工作制，工会，社会保障，这些都是十九世纪工人就已经争取到的合法权利。

1.西方制度具有纠错能力

由于每个公民都只值一张选票，无论贫富贵贱，所以普通人的声音对政客而言也非常重要。政客要当选就必须出台符合尽可能多的人的利益的政策，不符合公众利益的政策和法律会迅速被废除。而法律又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保证少数派免受多数人暴政。西方国家的政权是定期和平更迭的，如果遇到愚蠢的总统，那四年以后就得交权走人，造成的危害是有限的。批评与建议在西方被视为爱国的表现，虽然最终批评会变成媒体谋求流量的手段，但也保证了西方社会的弊病能被及时发现和解决。这样社会矛盾无法积累，西方社会就能保持和平稳定，不会发生严重影响经济的暴力革命，但又持续向着符合多数人利益的方向前进。由于大多数人都是劳工，西方社会对劳工越来越友好其实很符合逻辑。

2.西方的福利制度出现早于苏联诞生，是西方工人斗争的结果

社会保障体系是十九世纪末的德国首相俾斯麦提出的。

八小时工作制在1877年美国马萨诸塞大罢工就被提出了，落实该制度美国资本家福特的手笔，原因是福特发现超过八小时的工作导致工作效率降低，总产出减少。这算是资本家和工人妥协的产物。

工会这个玩意十八世纪就已经在英国出现了，182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英国全国总工会。1824年，通过苏格兰的六万人大罢工，英国工人就获得了合法的集体谈判权。1867年，由于谢尔菲德暴行，工会受到了自由主义者和皇家工业委员会的认可。1871年，工会在英国正式合法化。详细信息可以参阅维基百科条目，在此摘录一些关键信息：

更多长久的工会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成立，拥有更多的资源，但不是很激进。伦敦工会在1860年成立，谢尔菲德暴行在1868年刺激建立了工会联盟议会，是第一个长久的全国工会中心。此时，对现有工会的需求已经得到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接受。
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1871)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写道：
“如果工人阶级能够通过自我联合来增加或追上基本工资率，那么毫无疑问这不应该被惩戒，而是应该欢迎快乐才对。很遗憾，用这种方式来达到该效果超出了范围。组成工人阶级的群众人数太多，散布过广，难以统一，很多联合都是低效率的。如果他们行的话，毫无疑问他们能够缩短劳动时间，干同样活却多挣钱。通过联合起来，他们也可以获得一定的权利在利润上增加基本工资。”

3.苏联本身对劳工并不友好，不足以在社会福利上对西方形成竞争

反观苏联，则奉行利出一孔，把民众当作工具，追求的不是民众的个人幸福生活，而是牺牲个人换取更大目标，除维持普通人最低衣食所需外，其余福利在苏联看来都是浪费。显然苏联不会与西方攀比福利。西方正常人不需用福利贿赂也知道没有比苏联那套更烂的了，认识不到这点的西方人那都是想搞出苏联式政权然后自己充当特权阶级的狂热分子。

苏联固然带来了工业化和超级大国地位，但这建立在比农奴制更严酷的剥削农业的基础之上，堪称对内殖民。苏联农民除了勉强吃饱外，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所有剩余粮食一概上交。就这也算是好日子了，因为苏联历史上大饥荒饿死的人数以千万计。市民受到的剥削也没有减少，因为苏联的腐败是合法化体制化的，特权阶层取代资产阶级成为了剥削者，收入不是按劳分配，而是是按政治地位分配。

斯大林建立起了一整套保证领导干部层特权的制度。这个官僚特权阶层主要享有如下特权：
(1)宅第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凡是名胜地、风景区、海滨、避暑胜地，几乎全部被大小官员的别墅所占据。
(2)特供权。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餐厅、冷库等供应网络，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应。
(3)特教权。凡是高级官员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入学的制度。高级军官的儿子则直接送军事院校培养。
(4)特继权。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可以免费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华住房和别墅，供他们终身享用。
(5)特卫权。花在高级领导人身上的费用，达到无法核算的程度。
(6)特支权。位居金字塔顶端的官员在国家银行有敞开户头，即户主可以不受限制随意提取款项的户头。

也就是说苏联的全部财富属于国家，但大多数资源用于为特权阶级服务，他们可以任意浪费苏联人的劳动成果。即使如此，苏联官员仍然大量外逃，向西方转移财产，迫使苏联不得不规定出境不归属于叛国以遏制这一趋势。苏联的所有决策都来自于苏联中央的意志逐层加码，这些决策往往是为了巩固权力而非为了改善民生，而且充满愚蠢草率的错误。这些错误在逐层下放过程中变得更为僵化和放大，给底层民众带来巨大的伤害。苏联普通人没有追求自己的人生选择的权利，他们从出生开始就是国家机器的一个零部件，但上升渠道几乎是特权阶级垄断的，他们看不到希望。但是，苏联政府不允许他们抱怨，甚至在思想上不允许他们有所不满，因此大兴文字狱，鼓励告密，破坏了苏联人民仅存的互相信任，人在这种环境下只有变成野兽才能活下去。苏联政府进行虚假宣传，对外转嫁矛盾，但是苏联普通人仍然是对外战争的炮灰。

苏联这样的国家，绝非真正的社会主义，正常人不会去向往这样的地方。苏联本身把民众视为工具，从来没有把民众视为服务的目标，自然也没法倒逼西方国家善待人民。你不能说你的跑步速度是在和蜗牛赛跑的过程当中提高的吧？

西方的社会福利不是大老爷们发善心，也不是什么制度优势

而是西方工人无产阶级自己斗争出来的，是西方的人民群众自己要出来的，和苏联没有什么关系。

苏联出现之前，英国的工人们，法国的工人们早就已经在街上大罢工了！早就已经组织起自己的工会了！正是工人们自己的斗争，才会有巴黎公社，正是工人们自己的斗争，需要理论指导，共产主义理论才会迅速传播！

而不是什么苏联！那些把福利进步归功于另外一个国家的人，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刻意的抹黑无产阶级的斗争。

任何东西和福利，都是靠自己争出来，斗出来的，你不去争不去斗，谁会在乎你？

因为冷战中和苏联竞争，所以西方资本家就会提高社会福利？可笑。这种就是奴才思想，认为一切东西都是别人施舍给你的，是不是西欧和北美的工人们还要对资本家以及苏联感激涕零？

回答这问题得先明白一件事，欧洲不是一个国家，不同欧洲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发展有不同的脉络，而它们是否与苏联有关也不一定。一般按照艾斯平·安得森的依照社会福利「非商品化」程度的三分法，西方现代社会福利体系有三大脉络，分别是保守统合主义的德意志、社会民主主义的北欧与自由主义的美英加澳。这三大脉络的社会福利历史渊源推动原因其实都大有不同。

1. 德意志：

西方近代社会福利体系的鼻祖一般公认是历史上着名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他之所以建立起社会福利体系显然和尚未成立的苏联无关。当然，这不是说俾斯麦建立起社会福利体系是因为心善，而是因为当时德国层出不穷的工人运动。简而言之，俾斯麦的福利体系既不是建立在认为「国家有义务保障人民的基础生活」更不是建立在「生而为人应有的基本权利应该受到保障」，而是考量到镇压工人运动花费的成本比建立基础保障使工人运动消退来得高，它是基于现实利益考量而非崇高的政治理想上。

用德皇在议会的说法，就是：

要解决工人阶级的社会状况，必须找到镇压以外的方法，在上帝的协助下，希望能够创造一种对劳工有价值的东西，而且对其雇主也有利，就是经由社会保险来对抗职业灾害、残废、疾病与老年的风险，以达到社会公平。

然而有意思的是，一战战败威玛共和国成立后，人们却对俾斯麦的「福利国家」不屑一顾。因为在当时百废待兴的国家状态下，人民普遍认为重建国家实现日尔曼民族光荣复兴远比个人荣辱劳工福利来的重要。于是之后的历史我们都知道了，经济危机造成社会动荡，罗莎卢森堡等左翼领袖遭到镇压，于是另一股新兴政治势力——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崛起最后夺取政权。而那个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有个更为人所熟知的名字——纳粹。

纳粹之所以能掌握德国政权，除了以大额赤字扭转颓废的经济局势外，也与建立的新兴福利体系相关。而这社会福利体系是建立在以日尔曼民族「争取生存空间」(其实就是侵略并剥削其他国家)之上的，而这种社会福利显然是和苏联没有一丝一毫关系。它是建立在「优等民族」压榨剥削其他所谓「劣等民族」之上的，显然和无产阶级没什么关系。

战后西德重新建立的社会福利体系，明显带有俾斯麦时代的色彩，这种具备一定封建属性的「社会福利」，却有趣的在一定程度上达到「非商品化」(以资本主义前的传统封建社会的「前商品化」当作根基)。在这种统合主义的基调下，员工与雇主的并非单纯资本主义式的「金钱雇佣关系」，而是有一定类似家庭父母与子女、君主与臣民的依附关系。它是构件于继承中世纪职业行会等互助团体整合而成(也是「统合」的缘由)，具备相当封闭性。

总而言之，观察以德国为首保守统合主义的福利国家，他们大半都是近代欧洲工业后发国家(相对英国)，封建残余更多的国家。工业革命以及资本主义带来的社会冲击，再打破了原有封建制度的同时，也让社会某些阶层陷入贫困的窘境。于是在工人阶级层出不穷的反抗之下，旧有的统治阶级与新兴的资产阶级运用历史的遗产，建立起具有一定封建色彩的社会福利。这种社会福利极其强调国家的参与，是以职业基础强制保险衍生而来。

由上述历史可知，这类社会福利与苏联关系不大，更多与本国劳工阶级反抗、宗教传统、封建社会的君民关系所构成。社会福利的「非商品化」介于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之间。

2.北欧：

北欧在历史上一直有相当的人人平等传统，这种人人平等传统是在资本主义建立前便依然根植于社会的。当俾斯麦第一次大规模以国家层面实施强制保险后，北欧很快就迅速跟进，甚至随着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兴起而愈演愈烈。在1928年瑞典社民党社会部部长莫乐表示：

福利国家不只是责任，而是代表国家有义务建立一个保障全体国民福祉的国家。

这就是所谓的「社会权利」概念，福利并非是依工作能力、服务年限或是其他资格，而是因为其公民身份而应当享有的权利。在这概念之下，现代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体系方得以建立。这种社会群里的概念可以视作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将人异化扭曲商品化的反动，在这层意义上艾斯平安德森认为：

当工作是出于自由选择而非生活所迫时，非商品化可能就等同于非商品化了。

瑞典社民党的人民之家(农民与工人阶级的同盟)在扬弃国企同时，以凯因斯经济政策为框架与企业在斗争妥协中形成的环境，正合协定(补贴农民)是社民党长期执政的基础。北欧社会福利的特点在于他不仅救援贫困阶层，更扩及大量中产阶级，它是以一种「普救主义」展现的。构件于社会长期共识(传统的人人平等价值观)、强势的工会与发达的生产力。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北欧国家的社会福利体系明显是非商品化程度最高的。在这其中，国家扮演了想当重要的角色，这与自由主义的英美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北欧的福利体系是不仅是对穷人而是对全社会的，它是依靠政府对整个国家社会大额征税建立起的，这对于将政府视为必要之恶的英美社会而言是很难想象的。

3.美英：

如果说三大资本主义福利体系中，哪个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与苏联关系真正相关，英国的自由主义社会福利体系可以说是唯一一个了。英国的社会福利体系建立的很晚，以英国为例，一直到1911年英国自由党才引进了类似俾斯麦类型的强制保险，可是成效不彰面临相当大的反对。英国历史上的社会福利制度一直与国家无关，政府充其量是守夜人的角色，建立现代社会福利等于是扩张政府权力，这对于大多数英国人民而言是很难接受的。

一直到轩尼诗教授将德国的「福利国」翻译至英国前，英国甚至根本没有对现代福利制度有所概念(不过这不代表英国劳工阶级过的比德国差，或者说正是因为英国劳工阶级过的足够好，于是阶级矛盾不严重，以至于根本不需要俾斯麦式的社会福利来缓和矛盾)。在翻译过程中，轩尼诗提及：

福利国家是根除权力国家独裁影响力的最佳方式，借此来彰显国家生产福利给他的人民。

这一观念在二战后1941年被时任坎伯雷大主教的天普于其着作《公民与教徒》中大力提及。从中可知，此时英国对社会福利制度的理解依然是以俾斯麦式的方式来看待的，把它作为镇压以外化解矛盾的方式。(很显然，所谓的权力国家指得正是纳粹与苏联)然而，尽管政治动机是明显的，却也为日后贝里弗奇的报告奠定了基础。

1942年，经济学教授贝弗里奇提出一份报告横空出世，这位被英国人民称作「重建之路上的巨人」的教授，提倡「从摇篮到坟墓」式的社会福利制度。这份报告自然受到以邱吉尔为首的保守党的反对，邱吉尔直接公开广播对人民说：「不要对国家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财政大臣则评价这份报告是：「涉及不切实际的经济举措。」甚至要求推迟这份报告。哪怕是相对支持工党对这份报告的提议也相当保留，尽管最后为了选情而支持，也要求对其中某些部分暂缓或删改。

然而贝弗里奇也不是省油的灯，他想尽各种办法让英国人民知道他的主张，可想而知在战火中的英国人民会对这份报告里描述的未来多么憧憬。于是一份政府的报告破天荒的成为畅销书，一时之间洛阳纸贵卖到缺货，甚至光是销售这份报告的收入都让因战事贫穷的政府莫名获得一笔收入，至于金钱以为精神士气上的提升更是不用多说了。这份报告撤销到何等程度呢？连明明反对实施的邱吉尔为了对纳粹进行文宣战，居然还后者脸皮把这份报告空投到德国，二战结束后人们还在希特勒的碉堡内找到这份报告，上面密密麻麻的写满纳粹专家的分析：

在几乎所有环节上，都优于我国现行社会福利体系。

察觉到民心可用的工党领袖艾德礼敏锐的抓住时机，在二战后靠着主张支持实施这份报告居然英国带领英国二战胜利的邱吉尔当选首相。由于这份报告过于得民心，以至于到最后连保守党也不得不支持这份报告的内容——而这也是英国「战后共识」的根基。

然而战后百废待兴的英国，何来的财源建立起这份报告提出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体系呢？(保守党反对这份报告与计画的确是因为政府实在没钱)这其中，美国马歇尔计画的贷款功不可没。着名的马歇尔计画的功用与目的自然不必多提，而英国是从计画中获得援助金额最多的国家。

然而这份报告建立的社会福利体系，却在撒切尔夫人当政时代全部删改，宛如撒切尔夫人那句名言：「从来没有社会这回事」。这其中自然有大量国有化企业僵硬、社会福利开支过大等因素，但撒切尔夫人之所以宁愿以国家数百万人失业为代价也要改革福利制度，很难不说与苏联国力衰退以及反共意识形态相关。

如果说贝里弗奇报告实践下英国的社会福利体系甚至是超过北欧「非商品化」程度最高国家的话，当英国以新自由主义之名重新投入自由主义体制，英国的社会福利重新回归过往。这类福利体系下，它只针对社会贫穷人口支出并且对资格审核异常严格——通常领取福利者受社会伦理影响还会被排斥，以至于获得「烙印」进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作为「福利国家掘墓人」的铁娘子，在1990年被政敌逼下台，却成功在1991年见到她一生敌人苏联的解体。直到今日，撒切尔夫人依然名列「最痛恨的一百位英国人」榜单第三名，无数矿工子女至今依然难以忘怀她的「残酷」。

总结：如果按照艾斯平·安德森划分法的话，北欧的社会福利是受左翼运动、苏联影响最小的社会福利体系，它是根植于社会对人人平等共识为基础，辅以极高生产力的产物。欧陆保守统合主义的福利体系则是受到左翼运动影响深刻、相对也一定受到苏联竞争影响(主要以马歇尔计画为主)，但这种竞争关系并不占据主要因素。而英国的自由主义社会福利体系则明显深受国际局势影响，在冷战初期苏联国力强盛之际，马歇尔计画提高了英国的财政能力，使得贝弗里奇的报告得以施行。但受限于财政问题、国企僵化等因素，曾经是世界上最佳福利制度号称「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体系却重新回归市场化。

(P.s：本篇文章多半是本人在选修社工系社会福利制度相关课程时所受教育，内容与观点大半来自台大社工系教授林万亿教科书《社会福利》中关于各国社会福利制度演进史相关章节。由于本人选修该课程成绩一般，可能因学识不足而有所谬误，尽请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