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内地的小区多为封闭式、大院式，而台湾地区、西方国家的社区及日本民房都是临街的、开放式的？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涉及到城市规划、历史文化、社会结构等多个层面的原因，咱们这就掰开了揉碎了聊聊。

中国内地小区：封闭式、大院式的根源

中国内地小区之所以普遍呈现封闭式、大院式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在起作用：

1. 历史遗留与早期规划思路：
“单位制”的印记：新中国成立初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前，国家实行高度集中的“单位制”。很多大型国有企业、政府机关、事业单位都拥有自己的职工宿舍，这些宿舍区往往围绕着单位自身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给自足的“大院”。这种模式强调集体主义、内部互助和归属感，也便于单位的管理。虽然现在单位制的直接影响减弱了，但这种“大院”的生活模式和空间规划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下来，成为早期商品房小区设计的重要参考。
安全与管理的需要：在过去，特别是在一些特定时期，维护社会治安和加强人员管理是重要的考量。封闭式的大院，通过围墙、大门和门卫，能够有效地将外部人员隔离开，提升了安全性，也方便了内部的管理和居民的统计。这种模式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被认为是更有效率和更安全的。

2. 商品房开发模式的演变：
“房地产开发商+小区”的模式：随着商品房市场的发展，房地产开发商成为小区建设的主体。为了创造一种“社区感”和“归属感”，同时增加物业服务的价值，开发商倾向于将一个大的地块围合起来，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社区，提供集中的绿化、景观、配套设施和安保服务。这种模式便于统一规划、统一开发、统一销售，也更容易形成品牌效应。
土地集约利用与高层建筑：为了在有限的城市土地上最大化容积率，开发商普遍采用高层、超高层建筑，并将建筑集中布置，留出大片的公共绿地和活动空间。这种布局自然而然地需要一个围合的空间来界定和管理，封闭式小区更容易实现这种集约化的土地利用。
“花园小区”的营销概念：在早期的商品房销售中，“花园小区”、“低密度”、“高绿化率”等概念是重要的卖点。封闭式大院更容易打造出这种相对私密、环境优美的“花园”效果，将公共区域和外部嘈杂的环境隔离开，提升了居住的舒适度和品质感，从而吸引了购房者。

3. 安全感与隐私的追求：
对外部环境的顾虑：尽管现代社会治安有所改善，但一些人对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仍有顾虑。封闭式小区提供的安保措施（门禁、保安巡逻）能带来心理上的安全感，让他们觉得孩子在小区内玩耍会更安全，个人财产也更有保障。
对生活空间的界定：封闭式小区明确了公共与私密的界限，小区内部的空间（绿化、儿童游乐区、道路）属于全体业主，对外人相对隔绝。这满足了一部分人对私密性、不受打扰的生活环境的追求。

4. 物业管理的实践：
便于物业服务：封闭式小区便于物业公司进行集中的管理和服务的提供，例如垃圾清运、绿化养护、安保巡逻、水电维修等。围合的边界也使得物业服务可以更精准地覆盖到业主，并收取相应的物业费。

台湾地区、西方国家社区及日本民房：临街式、开放式的逻辑

相比之下，台湾地区、西方国家社区以及日本的民房，呈现出临街式、开放式的特点，这同样有其深刻的背景：

1. 历史与城市肌理：
西方：西方城市的发展历程悠久，很多城市是在中世纪或更早时期形成的，其城市肌理往往是根据街道网络自然生长起来的。建筑直接面向街道，街道是公共生活的重要场所，商店、咖啡馆、居民住宅沿街而立，形成了活跃的街道景观。这种“街道建筑”的紧密关系是一种历史沉淀，很难被轻易改变。
台湾：台湾在不同历史时期受西方城市规划理念影响较大，加上早期城市发展也更侧重于沿街的商业与居住功能的结合。许多社区规划也更倾向于与城市道路系统融合，形成自然延伸的街区。
日本：日本的城市形态也与街道紧密相连。虽然“町”的概念（类似街区）存在，但许多居住空间，尤其是独立民房，通常是直接临街或有便捷的小径连接到街道。这种开放性也与日本文化中对邻里关系的强调以及对自然融入的追求有关。

2. 城市功能与生活方式：
街道的活力：在西方和台湾，街道往往不仅仅是交通通道，更是重要的公共空间。沿街的商店、餐馆、咖啡馆吸引人们驻足停留、交流互动，形成了充满活力的社区氛围。临街式的建筑设计更容易实现这种商业与居住功能的混合，也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偶然相遇。
“街区”作为基本单元：很多西方城市将“街区”（Block）作为城市的基本规划单元，建筑围绕街区中心的庭院或后巷布置，但建筑的正面和入口依然朝向街道，是街道景观的一部分。
步行优先与社区尺度：在一些西方国家和日本，对步行和社区尺度的关注较高。临街式的布局更方便居民步行或骑行出行，出门就能到达商店、餐厅或社区设施，生活便利性更高。

3. 法律法规与规划理念：
建筑后退线（Setback）：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有建筑后退线的要求，即建筑必须在距离街道一定距离处建造。这既是为了保证街道的通行和安全，也是为了给街道两侧的建筑留出公共空间（如人行道、绿化带），形成更舒适的街道环境。
街景与城市风貌：临街式的建筑更能塑造城市的街道风貌，建筑的立面、门窗、阳台等都成为构成城市景观的一部分。开放式的社区设计更符合这种对城市美学和公共空间的追求。
鼓励社区互动：一些地区的规划理念更侧重于鼓励社区的开放性和互动性，减少物理隔离，促进邻里交往，认为过度封闭的社区反而会孤立居民。

4. 土地所有权与私密性：
私人庭院：在西方和日本，很多房屋拥有自己的私人庭院，这些庭院虽然是私有的，但通常是围起来的，或有篱笆、围墙，但不像中国内地小区那样有统一的大型围合。这种“庭院式”的私密性与街道的开放性并行不悖。
对“封闭”的定义不同：对“开放式”的理解可能也有差异。日本的民房虽然临街，但可能会有较高的围墙或茂密的植物来维护隐私，其“开放”更多体现在与街道的物理连接上，而非完全暴露。

5. 管理成本与责任：
分散式管理：临街式的社区，公共空间的维护和管理责任可能更多地分散在业主和市政部门之间，而不是集中在一个物业公司之下。这种模式在某些地方也更符合成本效益或管理习惯。

总结一下，

中国内地小区发展出封闭式、大院式的模式，是历史原因（单位制）、经济因素（商品房开发模式、土地集约）、安全考量和居民对隐私及安保的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

而台湾地区、西方国家和日本的社区及民房呈现出临街式、开放式的特点，则更多地与悠久的城市发展历史、街道作为公共生活载体的功能、鼓励社区互动和活力的规划理念、以及法律法规的要求有关。

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随着城市发展和居民需求的变化，中国内地也开始出现一些尝试开放式街区、社区渗透式设计的探索，而一些西方城市和日本的特定社区也可能存在某种程度的围合。但从整体和主流趋势上看，上述的分析能够解释这其中的差异。

网友意见

第一次修改说明：

因为关注的人比较多，直接修改了原答案，主要添加了一下关于事件进展的意见，以及从消防、规划角度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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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着这个问题说一下针对昨天（2016年2月21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具体看这个意见的第十六条

（十六）优化街区路网结构。加强街区的规划和建设，分梯级明确新建街区面积，推动发展开放便捷、尺度适宜、配套完善、邻里和谐的生活街区。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解决交通路网布局问题，促进土地节约利用。树立“窄马路、密路网”的城市道路布局理念，建设快速路、主次干路和支路级配合理的道路网系统。打通各类“断头路”，形成完整路网，提高道路通达性。科学、规范设置道路交通安全设施和交通管理设施，提高道路安全性。到2020年，城市建成区平均路网密度提高到8公里／平方公里，道路面积率达到15%。积极采用单行道路方式组织交通。加强自行车道和步行道系统建设，倡导绿色出行。合理配置停车设施，鼓励社会参与，放宽市场准入，逐步缓解停车难问题。

先说结论：我认为这个意见的出发点是好的，也符合未来的发展趋势，但是目前只是学者和行政者在进行顶层设计时的美好设想，事实上开放式小区在现在的中国没有可行性，效果也是弊大于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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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央发布的意见来看，这个行为主要是加大土地利用效率，增加城市道路，缓解大城市城市交通状况。客观的说，这些问题在北上广深事实存在，在后继的一些一二线城市也逐渐浮现，确实需要解决。

这点

@邱团长

的答案和他引用的

@CnDriver

答案很明确的说明了这个道理

北京人口没有上海多，而且面积也比上海大，为什么北京的交通状况和生活环境感觉如此拥堵和拥挤？ - CnDriver 的回答

这里先不谈开放式小区对交通的改善到底有多少，仅看开放式小区在国内的可行性，我认为现阶段开放式小区在中国只是一厢情愿，主要是基于下列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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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破除围墙和针对旧小区的改造没有法律基础
这里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小区”的产权问题：

在日本及欧美，大量房屋采取的是具体到个体的私有权，无论是日本的“一户建”还是欧美的独门院落，都做到了产权明晰，即使是公寓性质的多户建筑，也基本做到了以“栋”为单位的明晰产权，并没有涉及大面积的“有限集体共用”的概念，所以其土地房屋产权结构是“个人-社会公共”两层结构

而在中国，考虑到土地集约利用的情况及政府配套的能力不足，对于一些重复的配套服务设施必须由个人共享改为集体共享（比如车位、园林绿化等），这就导致了我国的房屋产权结构出现了“小区共有”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后来被《物权法》加以确认巩固，对“个人-小区-社会公有”这三层产权有了明确的划分，并提出了对“个人-小区”这种私权的保护和相应责任的划分，基于这套法律，目前大部分城市形成的“居民-物业-街道办事处”三层权责体系也逐渐成熟，小区的封闭化，其实就是权责明确的一种体现，是有法律依据的。

具体举个例子：比如日本的社区，大部分由“一户建”这种单位构成，在一户建的土地范围内，业主享有完全的权力，所有建筑物、构筑物（车库、车位等），都不公用；而土地范围外，则是政府的公共用地，政府享有权力，并承担相应的责任（比如道路的修缮和基础管线的维护），相应的资金来源于政府税收。居民无需购买自己房屋范围外的土地，也不需就房屋范围外的公共设施缴纳专项费用。
中国则不一样，在自己的房屋（房产证）范围外，居民同样享有“小区”内各种设施的共有产权（包括道路、绿化、康体设施等等），居民通过成立业主委员会来行使权力，并委托物业管理公司承担这些设施的日程维护工作。中国的居民已经掏钱购买了小区土地的使用权，并且通过物业费的形式承担了维护这部分公共设施的责任。

简单的开放式小区，完全没有考虑中外房地产产权和社会结构的区别。如果盲目推行，必然导致公权侵犯私权，这是违反《物权法》的
当然，在中国即使政令和现阶段法律有所出入，日后也可以通过修改法律来合法化，这一点在最高法2月23日答记者问中也有涉及。但对于土地所有权（或者说长期使用权）这种基础、重大且影响面广的定义，修改起来十分麻烦：一方面需要在既定法理内满足法律的正常运转，另一方面也要考虑民众对于法律的接受程度。即使是目前法定的70年到期后的处置，未来在制定和执行政策的时候也要考虑到民众的普遍意愿，否则一个遭到民众大规模抗拒的法律是白纸一张，引起的民众愤怒还不好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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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我国政府没有提供大范围基础服务的能力
第一个问题里说到权力，但也隐含了“责任”问题：住宅区的道路、绿化、水电等等各种基础服务设施，都是需要进行后续管理和维护的。在外国环境下，公共基础服务设施由政府维护，相关费用从政府财政列支，而政府财政来源于广泛的税收；而中国目前则是由小区物业维护，相关的费用由业主缴纳的“房屋大修基金”和物业费列支
如果原属于小区的部分在权力上得到了变更而实现公用，那么相应的责任也要变更。小区的业主们没有义务再为此缴纳物业费，甚至不能允许政府动用“大修基金”，而对于政府来说，维护这些设施意味着更多的人力和财力，而中国的基层政府恰恰不具备这两样东西。

按照我的估计，一旦小区开放之后，基层政府是没有能力高效的解决这些基础设施的维护工作的，到时候违法侵吞“大修基金”几乎是必然的道路，然并卵，“大修基金”实在是杯水车薪，而为了解决问题则必然加收类似“城市建设费”这样的专项费用，这种缺乏法理支持的额外的行政收费，会引起城市中产阶级多大的反抗，情况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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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我国的安保环境不支持开放式小区
安保对于居民来说，是直接切身体会的感受。针对基层的治安、消防，日常防控和快速响应是基本要求，而这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来维持。

小区物业额外提供的安保服务，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社区警力的延伸，在中国基层警力不足的情况下，通过培训物业公司保安来增强一线治安、消防人力，加大日常工作的广度及深度，同时也提高了突发事件响应的速度。此外，由小区物业出资维护的监控安保设施、消防设施等，在拓展了安保硬件范围的同时，还占用基层治安经费支出，是非常有效的。

目前事实证明，一个好的小区物业，不但在预防偷窃、抢劫、拐卖等恶性犯罪方面有帮主，在广告推销、破坏小区公共设施等等骚扰性行为也有非常好的效果。同时，对于火灾等突发事件，好的物业能够第一时间组织半专业人员进行处置，降低损失。

如果短期内简单的开放，那就意味着小区层级的集中联防名存实亡，小区保安和各类监控、防护、预警一旦失效，而政府提供的资金和人力短期内又不能补充，中国的基层治安、灾备处置能力可能会降低一个档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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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开放式小区不符合中国居民的传统思想
不论是古代城池、集坊，还是现代农村的村集体和城市的单位大院，都是潜在的满足中国人小范围群居并自给自足的集体意识，这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也是几千年来中国基层“乡贤+宗族”管理模式的延续。这种模式作为中国人的一种文化基因，并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
这就要求中国人的居住需求中，私密性和资源有限集体共享是两个理所当然的要素。一方面要求自己的居所完全不可侵犯，另一方面要求在其外延提供有限且排外的资源共享。比如在农村家庭一般要求独门独院，而多个家庭集中组成的村庄就会要求一定的共享设施，而且这些设施只能针对本村使用，不对外共享；而同样的模式，在城市中先产生了大院，后产生了小区，这种能被大众接受且运转良好的模式并不是偶然产生的，而要改变它，则是与广大居民的居住理念相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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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现阶段的城市规划没有开放式社区的规划经验
受限于地方政府的规划设计能力，即使是新建社区、城区，也不具备大规模建设开放社区的条件。
开放式社区对于地方城市规划是一个新生事物，并不只是简单的在现有规划上多加几条路网那么简单。区域层面上的交通组织规划（单行、过街、转向等）、公共服务设施的配套分布（学校、商店、公园、娱乐等），市政管线的走向和接驳（水、电、燃气、通信等）都需要做调整；建筑物层面上，首层建筑功能、退线、安防、市政接驳、噪音防护等等都需要有新的思路设计，这些规划设计的变更和协调是需要十分专业的基础知识的。

而现实是，目前国内大多数城市的政府，在城市规划方面的专业能力都很薄弱，规划环节受长官意识影响的现象十分普遍，在这种情况下基本不可能科学有效的落实中央的美好愿景，反而会给城市管理造成巨大的麻烦，而这种隐患则会作为城市痼疾影响后续数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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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否认开放式小区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解决大城市交通问题，也同样认为以开放式的街区为引导，居民房屋产权进一步清晰化，政府基础服务进一步优化细化，是未来新型城市的发展道路，但是就现在看来，这个步子迈得的大了点。

一个中央层面的纲领性文件，如果希望做出一个趋势的引导，大可使用“提倡”这种说法，然后从行政角度入手，在城市规划、土地出让方面做出改变，比如更新区域用地规划，减小单宗土地出让面积等，逐步试点有效后再行推广；针对老旧小区的改造，也要先在实践中试点，解决了法律层面和实际操作层面的诸多问题后，再上升为规定及法律。而这次中央的文件，在没有考虑法律和实操可能性的前提下，直接采取了一刀切的方法，虽然有“逐步”这样的字眼，但是在具体指标的硬性要求下，地方政府很可能在没有考虑周全的情况下“大干快上”，为了在限定时间内满足单一的考察指标，罔顾科学合理、长远发展的要求，轻率的制定规章制度并强加推广。

而真的到了现实环境中，这样一个基础上违法、带来的权责变化超出了基层政府的能力上限、带来了社会安保和公共服务下降和缺失等弊端、而且缺乏民众认同的政策，究竟能不能走通，这其中的关系如何协调，对于基层政府来说是个巨大的问题。而一旦草率实行，那些因为缺乏经验而导致的麻烦接踵而来，可能也是基层政府在今后数十年内头疼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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