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般都以乾隆中后期作为清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而不是嘉庆中衰？
我们来详细梳理一下为什么乾隆中后期才是关键的转折点：
一、 盛世的顶峰与潜伏的危机：乾隆中后期
乾隆皇帝在位前期和中期，可以说将康乾盛世推向了顶峰。这是一个辉煌的时代，表现为：
1. 疆域的极盛： 乾隆时期通过一系列军事行动，巩固了对新疆、西藏等地的统治，奠定了中国现代疆域的基本格局。这在军事和政治上是无可置疑的辉煌。
2. 经济的繁荣（表面）： 此时期虽然与前期相比，人口增长带来的土地压力有所增加，但总体上国家财政充裕，商业贸易也比较发达。GDP总量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也处于领先地位。
3. 文化的鼎盛： 乾隆时期编纂了《四库全书》，在文学、艺术、学术等领域都有重要的成就。乾隆本人对文化艺术的喜爱也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然而，正是这个“顶峰”之下，潜藏着深刻的危机：
1. 官僚体系的腐败开始显现与加剧：
和珅专权： 和珅作为乾隆皇帝宠信的大臣，其贪污受贿行为几乎达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他的财富甚至超过了国库。这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说明整个官僚体系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已经形同虚设。官员的升迁和权力更多地依赖于个人关系和金钱贿赂，而非能力和德行。
“养廉银”的失效： 清朝为了防止官员腐败，曾经推行“养廉银”制度，即在正常俸禄之外给予官员较高的额外津贴，期望他们因此而廉洁。然而，在乾隆后期，养廉银已经远远无法满足官员们贪婪的胃口，反而成为他们索贿受贿的固定模式。
制度的僵化： 经过长期统治，原有的制度已经开始变得僵化和陈旧，难以适应社会经济的新变化。例如，八旗制度的特权地位在经济上开始显得不合时宜，但却难以改革。
2. 财政的隐忧逐渐显露：
连年战争的消耗： 乾隆时期虽然疆域辽阔，但也经历了多次对外战争，如廓尔喀之役、大小金川之役等。这些战争虽然为国家带来了荣耀，但也消耗了大量的国库银两。
宫廷开销的巨大： 乾隆皇帝本人生活奢靡，六次南巡，每一次都耗资巨大。大量的赏赐、修建宫殿等都给财政带来了沉重负担。
税收制度的弊端： 虽然表面上国家财政充裕，但税收主要依赖于农业，而且存在大量免税特权（如皇族、八旗等）。随着人口增长和土地兼并，底层民众的税负越来越重，而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空间却有限。
3. 社会矛盾的累积：
人口增长与土地压力： 乾隆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但耕地面积的增长却跟不上。大量人口涌入城市或开发边远地区，土地兼并现象严重，贫富差距拉大。
八旗的衰落： 曾经是清朝统治基石的八旗子弟，在长期享受特权后，许多人已经丧失了战斗能力和生产能力，成为国家的“食利者”。他们与汉族之间的矛盾也逐渐显现。
为什么这些是“转折点”，而不是“结果”？
因为在乾隆中后期，这些危机虽然已经存在，但强大的国家机器和皇帝个人的威望（虽然此时期的威望更多是基于过去的辉煌）在一定程度上还能掩盖和压制这些问题。国家的运行仍然在盛世的惯性下前行，只是这个惯性正在逐渐减弱，并且内部的腐蚀已经相当严重。
二、 盛世的惯性停止与危机全面爆发：嘉庆时期
嘉庆皇帝即位后，面对的是一个已经积弊甚深、危机四伏的帝国。
1. 腐败问题更为严重和公开化： 和珅的倒台只是打掉了一个象征，但他所代表的官僚体系的腐败和特权并未被根除。嘉庆时期，腐败继续蔓延，并且在一些地方官员中表现得更加肆无忌惮。
白莲教起义的打击： 白莲教起义是嘉庆朝最主要的事件之一，这场长达九年的战乱，不仅消耗了巨额的军费和人力，更暴露了清朝军队战斗力低下、后勤补给混乱以及地方官吏贪污腐败等一系列问题。军队的训练和装备与前朝相比已经大不如前。
财政的枯竭： 镇压白莲教的巨大开销使得国库捉襟见肘。为了弥补财政亏空，嘉庆朝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比如加重税收、出售官职等，但这反而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矛盾和官场腐败。
2. 外部压力开始显现： 虽然乾隆时期也有对外战争，但主要集中在巩固边疆和防御性的冲突。到了嘉庆时期，欧洲殖民主义列强开始从海上向中国发起冲击。
英国的挑衅： 1800年左右，英国东印度公司就开始在中国进行鸦片贸易，并试图挑战清朝的海上贸易禁令。虽然著名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在道光时期，但其前奏和原因在嘉庆朝已经埋下。嘉庆时期，英军的船只已经开始在中国沿海进行侦察和挑衅，清朝海军的腐败和落后也暴露无遗。
3. 社会矛盾激化：
天灾人祸频繁： 嘉庆时期，自然灾害频发，如水灾、旱灾等，加上官吏的搜刮，使得底层民众的生活更加艰难。
反抗运动抬头： 除了白莲教起义，各地还出现了其他形式的反抗活动，这都反映了社会结构的不稳定和民众对统治的不满。
为什么嘉庆时期是“中衰”而不是“转折点”？
嘉庆时期的问题，更像是乾隆中后期埋下的“种子”终于发芽开花，并且开始结出恶果。国家机器的运转已经从表面的“惯性”走向了“失灵”。
盛世的遮蔽消失了： 乾隆皇帝个人能力和威望的强大，可以暂时掩盖和压制住很多问题。但嘉庆皇帝在这方面显然有所不如，而且危机本身也已经到了无法掩盖的地步。
问题的性质不同： 乾隆中后期的问题更多是“量变”，即腐败、财政压力等是在“质变”前量的积累。而嘉庆时期则更多是“质变”，即国家治理体系的根本性失效，比如军事上的落后、财政的破产、以及面对外部挑战的无力。
总结一下：
将乾隆中后期定为转折点，是因为这是盛世的辉煌开始被内部的腐朽所侵蚀，危机开始萌芽并逐渐积累，但国家机器的惯性以及皇帝个人的能力还能勉强维持住表面的稳定。 这种内部的腐蚀是渐进的，但一旦达到临界点，其后果就会迅速显现。
嘉庆时期则标志着乾隆时期埋下的隐患彻底爆发，盛世的惯性消失，国家开始真正显露出衰败的迹象，并且面临着外部的严峻挑战。 嘉庆朝就像一个病人，病根是在乾隆时期种下的，但病症在嘉庆时期才开始全面发作，使他从“病中”走向“病危”。
所以，用“转折点”来形容乾隆中后期，更侧重于它是“由盛转衰”的起点或孕育期，是那个由盛到衰的裂缝开始出现的时刻。而嘉庆时期则是这个裂缝扩大并导致整个大厦开始倾斜的阶段。历史的判断，往往需要我们去识别那些“播下种子”的时刻，而不是仅仅看到“收获恶果”的时期。
网友意见
因为税制僵化，民生凋敝，八旗生计艰难并引发武备废弛，吏治崩坏、穷兵黩武且作没了一众名将等一系列衰落因素，都是乾隆朝开始并恶化到几乎不可控的。
摊丁入亩在乾隆初期完成了最后一步，但由于土地兼并，摊丁入亩本质上还是换形式的转嫁负担到佃农头上。乾隆动动手指就可以做到的开山海关禁，允许垦荒；但他不仅没有做，反而进一步加强了关禁限制，导致了海量增长人口聚集在黄淮海、苏北平原等地。这给百姓和清朝的统治根基，产业转型带来了巨大灾难。摊丁入亩这种缓解民众负担的良政，也因此在乾隆手里客观报废。
民生凋敝不必讲，晋商盐商十三行等垄断了商业渠道，而获益方只有这一小嘬人。尤其十三行这个天子南库，成了乾隆的提款机，百官有样学样，要求进贡各式各样的珍奇玩物，极大浪费了资源。百姓不得不集中在山区和反复闹灾、土地已贫瘠的平原上苟活，时不时要遭遇饥荒。
八旗生计艰难可以参考知乎相关回答。从入关到乾隆朝，八旗的所谓“铁杆庄稼”就没增产过，随着通货膨胀，早就不够吃了。这种局面下，逃旗的都多有人在，就别指望八旗能保持什么战斗力了。这也是为什么白莲教起义后，八旗彻底沦为仪仗队，没有任何实际输出的根源所在。哪个行业都如此，没有待遇和奖励机制，没有人有奋斗动力。
一般认为清朝由盛转衰的关键节点是嘉庆元年开始的川楚白莲教大起义，然而仁宗直到嘉庆四年他爹高宗死了才真正开始亲政，这事不算到高宗头上算到谁的头上，难道是仁宗导致的川楚白莲教大起义吗？
高宗前期还好，中期虽有加强文字狱（清朝文字狱最残酷的时期）等弊政但总的还算可以，后期那是彻底的堕落了，从几个方面讲讲：
1.乾隆40年开始重用和珅，和珅算是古今第一大贪官了，高宗在和珅的唆使下乾隆45年开创了所谓的“议罪银”制度，允许官员向皇帝行贿来减罪免刑！
2.从圣祖开始搞“捐纳”（清朝的捐纳是历朝之最），平三藩的时候不到3年就捐纳了超过500名县令；世宗开始允许卖道、府以下的各种官，到了高宗这里更是允许卖道、府、郎中和游击及以下的官，乾隆43年后大清有超过六成的官员出身捐纳！
3.清朝虽然从世祖开始搞“海禁”和“迁界禁海”（在东南沿海强行制造30-300里的无人区），但是从世祖到圣祖整体上是不断放开的，特别是圣祖收复台湾后一度废止海禁，还和法国波旁王朝建立了所谓的“凡尔赛-北京轴心”；但是从世宗开始又恢复海禁、禁天主教（但是也允许荷兰人在广州建商馆），高宗更是开始搞“一口通商”，后来法国大革命路易十六被砍了脑袋的事极大地刺激了晚年的高宗，致使清朝全面转向保守封闭（路易十六死后第二年就是马嘎尔尼访华），开启闭关锁国。
老而不死是为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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