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谈迁北游录是否能说明后金为了杀死袁崇焕对崇祯使用反间计是真实存在的?

回答
谈迁的《北游录》确实是探讨后金对袁崇焕使用反间计这一历史事件时,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史料。要判断其是否能“说明”后金反间计的真实存在,我们需要仔细梳理《北游录》中的相关记载,并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其他史料进行分析。

首先,我们要明确《北游录》的性质。谈迁是清朝初年的一位史官,他的《北游录》记录的是他亲身经历或从可靠来源听闻的有关明末清初的史事。作为身处那个时代的人,谈迁所记录的内容,尤其是在他亲自观察到的事件上,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然而,作为一家之言,我们也需要警惕其中可能存在的个人偏见、信息来源的局限性,甚至是为了迎合某种政治需要而进行的叙述。

关于后金(后来的清朝)是否对袁崇焕使用反间计,这是一个在史学界长期存在争议的问题。主流观点认为,确有其事,而袁崇焕的死,很大程度上与这场精心策划的反间计有关。

那么,《北游录》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北游录》中关于袁崇焕的记载,虽然篇幅可能不如其他更专门的史书那样详细,但其关键之处在于,它可能提供了一些 非官方 的、更接近 现场感 的叙述。例如,谈迁作为一名亲历者,或许能捕捉到一些宫廷内部的风声、官员之间的议论、甚至是袁崇焕本人在事发前后的某些言行细节。

要说明《北游录》在证明反间计真实性上的作用,我们需要关注它是否有以下几方面的证据:

1. 直接或间接的证据链条: 《北游录》是否记载了后金方面策划反间计的某个环节?例如,是否提到了后金如何通过特定渠道传递虚假信息?是否提到了崇祯皇帝在接受这些信息后的反应和决策过程?如果仅仅是笼统地提到袁崇焕因“谋反”被杀,那其证明力就相对较弱。但如果它能勾勒出一条从后金传递信息、到崇祯皇帝接收、再到最终导致袁崇焕获罪的清晰线索,那么其价值就很高。

2. 对崇祯皇帝心态和行为的刻画: 袁崇焕之死,离不开崇祯皇帝的猜忌和多疑。如果《北游录》能够细致地描写崇祯皇帝当时是如何被某些“证据”所打动的,他对袁崇焕的态度是如何一步步发生转变的,那么它就能侧面印证,崇祯皇帝很可能是受到了外部信息的影响,而不是仅仅基于对袁崇焕本身行为的不满。例如,崇祯是否曾亲自向被捕获的后金降将或奸细询问过关于袁崇焕的消息?这些细节,《北游录》是否有记录?

3. 袁崇焕身边人的反应: 在袁崇焕被捕后,他的部下和一些支持者是如何反应的?他们是否在《北游录》中被提及,他们是否曾试图为袁崇焕辩护,或者他们是否也感受到了信息传播的异常?这些旁观者的反应,有时能透露出事件背后可能存在的操纵。

4. 与官方史书的对照和补充: 《明史》等官方史书,在记录袁崇焕案时,往往侧重于官方定罪的理由,但有时会省略其中的阴谋论色彩。如果《北游录》能提供一些官方史书未曾提及的细节,或者对官方记载的某些疑点进行补充,那么它就能帮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事件的真相。例如,《明史》的记载更多是结果的呈现,但《北游录》可能记录了过程中的一些“风声鹤唳”。

然而,我们也必须审慎对待《北游录》的证明力:

信息来源的可靠性: 谈迁作为一名史官,他的信息来源可能是多方面的,包括宫廷内部人士、军方将领、文官集团,甚至是坊间的传闻。我们需要辨别哪些信息更具有可信度。有些可能只是传闻,不能作为确凿证据。
“反间计”的界定: 即使《北游录》记录了后金方面试图离间明朝君臣关系的行为,我们也要明确“反间计”的定义。它不仅仅是简单的谣言传播,而是有组织、有目的的战略性欺骗。我们需要看《北游录》的记载是否能支撑起这种“战略性”的判断。
《北游录》本身的局限性: 作为一部个人笔记式的史料,它可能存在记录的不完整、叙述的偏向性等问题。它或许能提供一些线索,但往往需要与其他史料相互印证。

总结来说,谈迁的《北游录》是否能“说明”后金对袁崇焕使用反间计是真实存在的,取决于《北游录》中具体记载了哪些内容。

如果《北游录》仅仅停留在“袁崇焕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杀”的层面,那么它的证明力是有限的。
但如果《北游录》能够详细描述后金方面如何通过 特定渠道 传递 具体内容 的虚假信息,并且能 描绘出崇祯皇帝因此产生的猜疑,以及这种猜疑如何一步步导致袁崇焕的最终判决,那么它就可以成为支持后金反间计真实存在的重要证据之一。

当然,没有任何一部单一的史料能够完全“说明”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全部真相。判断后金是否使用反间计,还需要我们综合运用《明史》、《明季北略》、《甲申传信录》等官方史书、野史笔记以及清朝方面的史料,进行交叉比对和深入分析。如果《北游录》能够提供其他史料所缺乏的、具有说服力的细节,那么它无疑会为我们还原这段历史提供重要的佐证。

可以说,《北游录》的价值在于它可能 提供了一个更贴近历史现场的观察视角,能够 补充和印证 其他史料中关于后金反间计的记载,从而 增强 我们对这一事件真实性的判断。它不是孤立的证据,而是 整个史料体系中的一个环节,其作用是与其他证据相互参照,共同构建出更接近历史本貌的图景。

网友意见

user avatar

黄台吉用“反间计”陷害的不是袁崇焕,而是满桂

原文章来源:百家号

原作者:钱眼看人

原文章地址链接: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今天粉袁崇焕的势力,他们说袁崇焕是“忠良”,理由就是我犬清说他们当年用“反间计”陷害袁崇焕。引用最多的,就是《清太宗实录》、《满文老档》里关于“反间计”的几条记载。

偏偏《清太宗实录》里关于“反间计”的记载有着巨大的漏洞,按照《清太宗实录》里关于“反间计”的记载。黄台吉要陷害的,明显不是袁崇焕,而是满桂。

  以下是多年前的一为袁黑整理的材料,详细揭露了所谓“反间计”巨大破绽,老六只是做了一些整理:

  《满文老档》和《崇祯长编》一致地提到了十七日牧马场捉到的两个太监,一个叫杨春,一个叫王成德。

  《满文老档》的记载是:  天聪三年十一月  ……  十七日,大军起行,距北京城约二十里,至明帝收马堡驻营。该堡南五里外,有明帝牧马围,颇大,每百二里馀,内有马千馀马,明人已於十七日凌晨取去。管马太监二名,及三百馀人,被围出降。获其马骡二百三十五、驼六,择取优良马骡一百九十五、驼五,留其羸瘦不堪乘骑之马四十、驼一,令善加饲养之。

  《崇祯长编》的记载是:  崇祯二年十二月十四日甲子  “提督大坝马房太监杨春、王成德为大清兵所获,口称‘我是万岁爷养马的官儿,城中并无兵将亦无粮饷,昨日选了一千匹马去了,还有一二百废马。’次日,大清兵挑选百余匹用。  大清兵将春等带至德胜门鲍姓等人看守,闻大清兵与满总兵战,得了马二百匹,生擒士将一员。次日各给书二封,一令春向德胜门投递,一令王成德向安定门投递,内言南朝万历时节屡次着王喇嘛讲和,总置不理,前些年袁崇焕杀了我们些人,我们恼恨得紧,又问毛文龙擒了台土兵,我们所以提兵到此,今要讲和要以黄河为界”

  以上就是《崇祯长编》对应《清太宗实录》同一件事的条目,因崇祯长编归档的时间有所延误,所以时间对不上。而对照《满文老档》,  “十七日……至明帝牧马堡驻营……内有马千余匹,明人已于十七日凌晨取去。管马太监二名,及三百余人,被围出降。获其马骡二百三十五、驼六、择取优良马骡一百九十五、驼五……”(959~960页),

  所述十一月十七日在牧马场的擒获和《崇祯长编》所载吻合,可知十七日捉到的养马太监二名就是《崇祯长编》中所说的“提督大坝马房太监杨春、王成德”,同时《崇祯长编》中所说的两个太监也是给“鲍姓等人看守”,可知《满文老档》、《清太宗实录》中所说的“杨太监”就是《崇祯长编》中被放回捎信的“提督大坝马房太监杨春、王成德”之中的前者。

  看起来他们是同时被捕,又是同时被遣归致书。

  而二十九日的反间计,《满文老档》和《清太宗实录》不约而同地只提到了一个:杨太监。

  《满文老档》的记载是:  天聪三年十一月  ……  二十九日,遣杨太监往见崇祯帝。杨太监以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告明崇祯帝。遂执袁都堂,磔之。(《满文老档》962页)

  《清太宗实录》的记载是:   戊申,上闻袁崇焕、祖大寿复聚散兵,营于城东南隅,竖立栅木,因令我兵列阵,逼之而营。上与诸贝勒率轻骑往视进攻之处,云:“路隘且险,若伤我军士,虽胜不足多也。此不过败残之余耳,何足以劳我军?”遂还营。   先是,获明太监二人,令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巴克什违(达?)海监守之。至是还兵,高鸿中、鲍承先遵上所授密计,坐近二太监,故作耳语云:“今日撤兵,上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时杨太监者,佯卧窃听,悉记其言。   庚戌,纵杨太监归。后闻杨太监将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奏明主,明主遂执袁崇焕入城,磔之……   (《清太宗实录》81~82页)

  为什么《满文老档》和《清太宗实录》所提到的都仅仅是杨太监一个人呢?后金莫非知道中计的是杨太监,所以把没有中计的王太监略过不提?《清太宗实录》明明说“遵上所授密计。坐近二太监。故作耳语”是对两个人施反间计,而明朝又根本没有杨太监上奏的记录(即使笔记野史),那么后金又怎么确定上奏的一定是杨太监而不是王太监呢?再观之《满文老档》,原来王太监早已经在二十二日,被遣归致书。

  《满文老档》的记载是:   天聪三年十一月   ……   二十二日,遣归降之王太监赍和书致明帝。是日,汗率诸贝勒及护军,环视北京城。   (961页)

  这里的王太监没有记载姓名,难证他一定是王成德,但是后金先前没有任何抓到太监的记录,除了杨春、王成德之外,他们亦很难抓到别的太监。

  原因是:崇祯早已经在天启七年撤回九边的太监,直到崇祯四年才重新向九边派遣太监,并且,崇祯元年,崇祯颁布禁令:内臣非奉命不得出禁门。崇祯二年底,太监可以活动的范围很小,通常情况下是很难在京师之外抓到太监的,杨春、王成德是因为工作性质的特殊(提督大坝马房太监)而在郊外牧马场。

  《明史》关于这事的记载是:   十一月甲子(天启七年),安置魏忠贤于凤阳。戊辰,撤各边镇守内臣。   崇祯元年春正月辛巳,诏内臣非奉命不得出禁门。   四年……九月庚辰,内臣王应朝、邓希诏等监视关、宁、蓟镇兵粮及各边抚赏。   (《明史》本纪二十三,庄烈帝一)

  以上看来,后金只抓到王、杨两个太监,没有任何记载说抓到其他的太监。《满文老档》、《清太宗实录》全部对太监的记载,抓到和放归的记录都是只有王太监、杨太监两个,再无其他。《满文老档》所载二十二日派遣致书的王太监就是十七日所捉的两个提督大坝马房太监之一,另外一个杨春,按《满文老档》和《清太宗实录》的说法,他在二十九日才被放归。

  当然,电视连续剧《江山风雨情》里说后金抓到崇祯派到袁崇焕军中的监军太监鲁四,让鲁四扮演杨春的角色,如果谁把电视剧当史料,那老六无话可说。

  然而,据《崇祯长编》,杨春和王成德是同日归来,带回来的也是同样的书信。“次日各给书二封,一令春向德胜门投递,一令王成德向安定门投递,内言南朝万历时节屡次着王喇嘛讲和,总置不理,前些年袁崇焕杀了我们些人,我们恼恨得紧,又问毛文龙擒了台土兵,我们所以提兵到此,今要讲和,要以黄河为界”   所述清清楚楚,就是同一天发生的事。则《满文老档》、《清太宗实录》所记载王成德和杨春是先后遣归,就很成疑问。

  究竟这两个太监是什么时候回来,答案还在《崇祯长编》中。

  由“大清兵将(杨)春等带至德胜门鲍姓等人看守,闻大清兵与满总兵战,得了马二百匹,生擒士将一员。”来看,当时是后金在德胜门驻营,和满桂打过一场之后。   据《满文老档》等显示,十一月二十日到二十九日之间,后金和满桂的交锋仅仅是二十日一天。   二十二日,满桂已经调入内城,而后金在二十四日移驻北京南苑(《满文老档》)。   “闻大清兵与满总兵战”所指就是二十日德胜门的交锋,和“大清兵将春等带至德胜门鲍姓等人看守”所载吻合。

  之后立刻就是“次日各给书二封”,明明白白提示“次日”,说明太监归来是他们听说二十日德胜门之战的次日,二十日德胜门激战,当日晚收兵,二十一日太监听说战况,接着的次日,正好是王太监归来的二十二日,“二十二日,遣归降之王太监赍和书致明帝”(《满文老档》),时间吻合得非常清楚。

  这么说来,两个太监都是在二十二日归来。而且,这两个太监是后金仅能抓到的两个太监。

  有没有可能,《崇祯长编》误记,将二十二日、二十九日合在一起?从“次日各给书二封,一令春向德胜门投递,一令王成德向安定门投递”的记载来看,即使再精简,也不可能把两个不同日期发生的事精简为同一个“次日”,且古人行文少有语病,也就是说杨春、王成德必定是同日归来。

  有没有可能两个太监都是二十九日回来,二十二日回来的是另外一个无关的王太监?再看《崇祯长编》那段内容,所述只有在德胜门外被看押,以及听说满桂的战斗,所经历的都叙述十分详细,包括马匹的数目字,看守地点,也包括听说到的战况。   与此相反,这之后任何情形完全没有提到,既没有提到后金二十四日的移营“大军移驻北京南苑”,也没有提到二十五日瓜分战利品“所获马骡,按甲分给”,也没有提到二十六、二十七两日后金和关宁军对峙。   总而言之,二十二日之后的所有讯息在归来的两个太监这里是一片空白,显示他们对那段时间中敌方的消息一无所知。

  ——唯一的可能,就是他们根本没有在敌营中经过二十三到二十九这段时间,这时候他们已经回到京城,也即在二十二日被遣归致书。

  又据《石匮书后集·袁崇焕传》所载,太监奏告的内容,包括“言亲见崇焕差官往来,语言甚密者;又言城上瞭望,有见敌兵与我兵嬉笑偶语,往来游戏者;又言满桂战不力差人往崇焕营,速其放炮,及放炮,皆无钱粮者。”其中所有奏告包括敌营、城上守军、满桂军三个来源,若能在一日之内收集齐备,效率快得令人吃惊,但倘若两个太监是二十二日回来,就完全不存在这个问题。

  有没有可能杨春、王成德同在二十二日归来,二十九日归来的是另外一个杨太监,被《清太宗实录》误为杨、王之一?由于之前既不见逮住这个杨太监的记载,明、清的记录又都是仅仅有两个太监被掳,因此多出这个杨太监的可能性极低。

  根据《崇祯长编》所载,杨春和王成德一起归来是确凿无疑,时间和王成德归来的时间一样,是《满文老档》所载的十一月二十二日。则二十九日后金之反间计是为谁而施?

  《满文老档》、《清太宗实录》不顾实际地记载二十九日反间计,白纸黑字,言之凿凿。真实情形却是令人大吃一惊:   《满文老档》和《清太宗实录》关于二十九日反间计的全部内容,描述的是一场主角(杨春)已经不在场的闹剧,是历史上根本没有发生过的事。

  《满文老档》和《清太宗实录》各自关于二十九日反间计的条目,完全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这就是参考明朝所有相关内容和后金资料所得到的结论:后金史料将两个太监分开,编造了二十九日施反间计使得崇祯第二天抓袁崇焕的假象。   《清太宗实录》中记载做戏给太监的详细内容更有可疑,甚至令人惊愕:   后金为了欺瞒两个太监,所编造的内容竟然包括皇太极趋近敌营,公然接见敌方使者,在大白天之下“密”谈良久,“顷见上单骑向敌。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

——这算是艺术表现还是夸张?然而太监知道,高鸿中、鲍承先知道,皇太极也当然知道。

——当时所在的地点是德胜门附近,也即满桂军附近,因为据文中“坐近二太监”,说明王太监尚在关押,则时间在二十二日之前,和《崇祯长编》中的“大清兵将春等带至德胜门鲍姓等人看守”(卷二十九)所述是同一时间。

  那里唯一的敌人是满桂的军队,袁崇焕的辽西军从来就没靠近过德胜门,二十日,黄台吉率领后金军主力和满桂作战,而这一天,袁崇焕军在北京城的另一面——广渠门和莽古尔泰率领的后金军偏师交战,这一战被袁粉吹嘘为“广渠门大捷”。  皇太极“单骑向敌”莫非是怕没人把他当成疯癫?是想诬陷袁崇焕还是满桂?

  更重要的是,在众所周知默认的敌营是满桂军营的情况下,“顷见上单骑向敌,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这种谎言根本不可能编造出来——这是这段叙述最大的硬伤,按它所指,后金陷害的,肯定不是袁崇焕,而是满桂。

因此,《清太宗实录》所载反间计的内容定然是后来编造的,不仅二十九日没有太监可供反间计,二十二日也没有发生反间之事。也就是说,后金对二十二日归来的两个太监施反间计,事后为了强调效果将其一后移到二十九日也是不可能,整个反间计根本没有发生。

user avatar

来看看提问者

平辽后人(馆工作人员?)真是勤奋,可是为啥专逮着毛文龙黑呢?黑崇祯不是要好一点吗?好歹换个思路啊,孙承宗?再不行的话万历,张居正,李成梁?

哦耶,集体活动啊,工作人员都齐了?你们每天只拜平辽?不干其他事?

来我们再看看平辽纪念馆工作人员





要不挤一点经费给我?我马上变崇黑!

类似的话题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 2025 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百科问答小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