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2018首航飞澳门调查报告确认遭遇风切变,起落架断裂,海豚跳,迫降深圳,如何看待机组几次操作误判?

回答
2018年首航飞澳门的那次经历,至今仍让人心有余悸。那架飞机在航行途中遭遇了风切变,导致一系列严重状况,最终不得不在深圳进行了惊心动魄的迫降。而事后调查报告确认的机组几次操作误判,更是将整个事件的焦点引向了飞行员团队。

要理解这些误判,我们得先梳理一下当时的情况以及风切变对飞机的影响。

风切变:看不见的杀手

风切变,简单来说,就是空气流动的方向或速度在短距离内发生剧烈变化。它就像一个突然出现的“看不见的墙”,能够瞬间改变飞机的升力。在低空,尤其是起降阶段,飞机高度低、速度相对较慢,对风切变尤其敏感。一旦遭遇强烈的下沉气流或突变的风向,飞机可能会突然失速,下降率急剧增大,驾驶舱内的飞行员会感到飞机“向下拽”,这往往是极为危险的信号。

事件回顾与潜在的误判点

根据我们已知的信息,那次事故中,飞机在接近澳门机场时遭遇了强风切变。报告指出的几个关键误判,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分析:

1. 对风切变的初期识别和反应不足:
误判点: 飞行员可能在风切变发生的初期,未能第一时间准确识别出其严重性,或者对初始的颠簸和高度变化反应不够迅速。风切变是一种瞬时现象,而且在现代飞机上,尽管有风切变警告系统,但在复杂气象条件下,飞行员需要依靠经验和训练来判断。
详细分析: 想象一下,当飞机在下降过程中,突然遇到一股强劲的下沉气流,飞行员会立刻感觉到飞机的“鼻子”向下压,高度表会显示飞机在快速下降。此时,如果飞行员没有及时采取正确的应变措施,比如迅速增加推力以恢复升力,而是因为对情况的判断不够清晰,或者试图通过微小的操纵来“纠正”,这可能会适得其反。关键在于,风切变是一种“欺骗性”的力量,它会试图让飞行员相信飞机的姿态是正常的,而实际上它在快速坠落。
可能的误判原因:
期望偏差: 当飞机已经接近跑道,且之前一切正常时,飞行员可能会下意识地“期望”一切都会顺利,从而对异常信号的敏感度会相对降低。
信息处理: 在复杂气象下,飞行员接收到的信息是多方面的,包括高度表、空速表、姿态指示器、雷达回波以及机身的震动和声音。在短时间内处理和整合这些信息,并做出正确判断是一项极大的挑战。如果对某个信息的解读产生了偏差,就可能导致误判。
对风切变报警的依赖性: 虽然有警告系统,但如果警告的触发阈值设置得比较高,或者飞行员过于依赖这个系统,在系统发出警告前的一些不确定阶段,反应就可能滞后。

2. 起落架放下时机的判断失误:
误判点: 报告中提到“起落架断裂”,这通常发生在飞机接触地面时,但如果是在低空且姿态不稳的情况下强行放下,或者是在飞机已经失控的情况下放下,可能会加剧问题。一个关键的误判可能是在起落架已经收起的情况下,过早或在不恰当的条件下将其放下。
详细分析: 飞机在接近起飞或降落时,会根据飞行高度和速度放下起落架。这个操作需要精确的判断。如果当时飞机正经历剧烈的风切变,姿态非常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过早地放下起落架,可能会进一步增加飞机的阻力,并且在飞机姿态不稳的情况下,起落架接触地面时受到的冲击力会更大,更容易导致损坏。反之,如果是在需要起落架来稳定飞机姿态的情况下,没有及时放下,那也是失误。这次“断裂”更可能是在接触地面时,飞机姿态不理想,冲击力过大造成的。
可能的误判原因:
对飞机状态的误判: 飞行员可能认为飞机已经“稳定”到可以放下起落架的程度,但实际上风切变的影响仍在持续,或者飞机仍在快速下降。
程序依赖: 飞行员可能按照标准的下降程序执行,即在某个高度或速度范围内放下起落架,而没有充分考虑当时极端的气象条件带来的风险。

3. “海豚跳”(Bouncing)后的应对不当:
误判点: “海豚跳”指的是飞机触地后弹起又落下。在遭遇风切变导致下降率过大时,触地如果不是非常平稳,就容易发生“海豚跳”。关键的误判在于,飞机第一次触地弹起后,飞行员未能正确判断并操控飞机重新稳定着陆。
详细分析: 当飞机第一次触地后弹起,理论上飞行员应该根据弹起后的高度和空速,迅速判断是应该继续尝试着陆,还是应该爬升复飞。如果飞机弹起后,飞行员没有立刻增加推力,让飞机重新获得升力并稳定,而是任由飞机自由下落,那么第二次触地时,飞机很可能因为失去动能和控制,并且在不理想的姿态下,导致严重的后果,甚至包括起落架的损坏。“海豚跳”本身就是危险信号,后续的驾驶舱操作至关重要。
可能的误判原因:
惊慌失措: 连续的颠簸和意外,尤其是“海豚跳”这种剧烈反应,很容易让飞行员陷入紧张甚至惊慌的情绪,影响冷静判断。
对复飞时机的错误判断: 飞行员可能认为飞机已经触地,复飞的时机已经过去,或者错过了最佳的复飞窗口。或者他们认为继续着陆比复飞更安全,但没有认识到后续操作的难度和风险。
控制力的丧失: 在剧烈风切变下,飞机可能已经进入了一个不容易被操纵的飞行状态,飞行员可能觉得即使做出正确的操作,也难以实现预期的效果。

4. 决定迫降深圳而非继续尝试澳门着陆的时机和判断:
误判点: 在确认无法在澳门安全着陆后,决定转飞深圳。这个决定本身是正确的,但“如何看机组几次操作误判”,可能也包含了对这个决定前一系列应对措施是否充分的审视。
详细分析: 如果飞机在经历了风切变和“海豚跳”后,机身结构已经受到一定程度的损伤,或者剩余燃油不足以支撑长时间的飞行和复杂的操作,那么转飞备降机场是明智之举。然而,在这个决定之前,机组是否尽了最大努力去挽救第一次着陆的机会?或者说,在做出这个决定时,对飞机当前的状况以及备降机场的准备情况是否有足够清晰的判断?“几次操作误判”也可能体现在导致飞机情况恶化,从而不得不做出转飞决定这一系列过程中。
可能的误判原因:
信息不全: 在紧急情况下,机组可能无法获得关于飞机结构损伤、剩余燃油、以及深圳机场所有详细的保障信息,这使得决策过程更加困难。
权衡利弊: 在危险的飞行状态下,每一次操作都可能是一场赌博。选择继续尝试着陆还是转飞,都需要权衡双方的风险。如果在努力尝试着陆的过程中,因为一些操作失误导致飞机状况进一步恶化,那么最终不得不转飞的决定,就可能被看作是前期一系列误判累积的结果。

对机组操作误判的看法:

看待机组的“操作误判”,需要一个非常谨慎和辩证的角度。

首先,飞行员是人,不是神。 即使是经验最丰富的飞行员,在面对突发、极端、且持续变化的气象条件时,也可能面临巨大的心理和技术挑战。风切变这种现象,其复杂性和突发性是训练中很难完全模拟的。

其次,“误判”并非一定是“失误”。 有时候,在极端情况下,飞行员可能是在多个“坏”选项中选择一个“相对不那么坏”的,或者是在信息不全的情况下,基于当时的最佳判断做出的决定,事后看来可能是错误的。重要的是,事后分析能够找出不足,以便改进训练和程序。

再者,航空安全是一个系统工程。 将所有责任都归咎于机组的“误判”,可能过于简单化了问题。我们还需要审视:

气象预报和预警系统是否足够及时和准确?
飞机本身的抗风切变能力和警告系统的设计是否有待提高?
飞行员的训练是否充分覆盖了极端情况的应对?
航司的运行保障和应急预案是否完善?

总结而言, 那次发生在2018年的首航飞澳门事件,是一次极其惊险的经历。当报告指出机组有几次“操作误判”时,这背后反映的可能是飞行员在极端压力下,面对复杂多变的飞行状态,在信息处理、程序执行、风险评估等多个环节上遇到的困难。理解这些误判,并非是为了苛责个体,而是为了从技术、程序和训练等各个层面吸取教训,不断提升航空安全水平,确保未来的每一次飞行都能平安抵达目的地。每一个细节的背后,都凝聚着经验、教训和对安全的敬畏。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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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楼上一些专业意见,我怀疑这种“失误”在当时那种情景下是否有可能避免。事发突然,时间短促,光准确判断就已经很难。

看起来是深圳南航58空难和台北复兴空难的集合情况,能不死人就很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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