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湖南民间普遍推崇曾国藩，而安徽人对李鸿章则普遍无感？
要说湖南人普遍推崇曾国藩，而安徽人对李鸿章却普遍无感，这背后有着深厚而复杂的原因，这并非简单的好恶之别，而是历史、文化、地缘乃至个人性格等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理解这一点，需要我们深入到晚清那段波诡云谲的历史，以及与之相关的地域情感和集体记忆。
一、 曾国藩：湘军的缔造者，湖湘文化的符号
为何湖南人对曾国藩如此推崇？这首先源于曾国藩与湖南之间那种血脉相连的天然联系。
“保卫家乡”的本土力量： 晚清爆发太平天国起义，中原大地陷入战火。而由曾国藩一手创建的湘军，并非由朝廷中央派遣，而是以“团练”的形式，以“保卫乡土”为号召，在湖南各地招募、组织起来的。这意味着，湘军的士兵、士官，很多都来自于湖南的乡间，他们是湖南人的儿子、丈夫、兄弟。当家园被毁、亲人受难时，是曾国藩组织起这支力量，带领他们去平定叛乱，去收复失地。这种“为我族类，为我乡里”的奋斗，自然会激起湖南人的强烈认同感和感激之情。
“湘勇”的骄傲与荣耀： 湘军在曾国藩的严苛治军下，纪律严明，战斗力极强，屡挫太平军，最终更是消灭了太平天国。在那个国家内忧外患的时代，能有一支本土力量，而且是如此强大、战功赫赫的军事力量，这对于湖南人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民族自豪感和地域荣耀。曾国藩也因此被誉为“再造清朝”的功臣，而湘军更是成为湖南人引以为傲的集体符号。
“道德文章”的典范： 曾国藩不仅仅是军事统帅，他本身也饱读诗书，推崇儒家道义，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留下的家书、日记、文章，字里行间透露出的勤奋、自律、坚韧、厚重，以及他对家族、对国家的责任感，都为后世树立了一个道德楷模的形象。特别是他对于“立德”、“立功”、“立言”的追求，与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理想高度契合。湖南自古就有崇文尚武的传统，曾国藩的这些品质，更是深深契合了湖湘文化的精神内核，容易被湖南的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所接受和景仰。
“内圣外王”的政治智慧： 曾国藩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能够周旋于朝廷内外，既要平定叛乱，又要平衡各方势力，还要在权力斗争中保全自己和湘军，这展现了他高超的政治手腕和战略眼光。虽然他对晚清政局的看法可能存在局限性，但他那种“居功不自傲，位高不失德”的处世之道，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难得的政治智慧和人格魅力。
历史叙事的塑造： 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曾国藩的功绩和品德的叙事在湖南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放大。从地方志、史书到民间传说、文学作品，都不断强化着曾国藩作为湖南杰出代表的形象。这种持续的文化输出，使得曾国藩的声誉在湖南根深蒂固。
二、 李鸿章：洋务运动的代表，安徽的复杂情感
相比之下，安徽人对李鸿章的“无感”则显得更为微妙和复杂，这并非全盘否定，而是掺杂了更多元的评价和现实的考量。
“天子门生”的疏离感： 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但他的政治生涯很大程度上是在长江下游的江浙一带展开，尤其是在与洋人打交道、处理对外事务中，他与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身份联系更为紧密。虽然他是安徽人，但他早年投身官场，与淮军的组建，更多的是作为清廷（特别是曾国藩、左宗棠等“湘淮”系）的军事骨干，而非直接以“保卫安徽”为主要目标。相较于曾国藩对湘军的“嫡系”操控，李鸿章的权力更多是受到中央的授权和制约，他更像是清廷在关键时刻委以重任的“代理人”。因此，在“乡土情结”这一点上，安徽与李鸿章的连接，不如湖南与曾国藩那样直接和紧密。
“丧权辱国”的阴影： 李鸿章一生中最为人熟知的，也是争议最大的，是他作为大清朝的代表，签署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如《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尽管他当时的行为是出于“裱糊”大清，是“为中国而战”，但这些条约带来的巨额赔款、割地等后果，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让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后世，将他视为“卖国贼”的代表。这种负面形象，无论其个人动机如何，都不可避免地会投射到他身上，尤其是在当今更加强调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时代。
“洋务”的尴尬与局限： 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主要推动者，他在引进西方技术、兴办实业方面功不可没，客观上为中国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础。然而，洋务运动本身从根本上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在维护清朝统治的前提下进行的改革，其体制性的局限性显而易见。甲午战争的惨败，更是暴露了洋务运动“船坚炮利”背后，体制陈腐、国力不济的根本问题。作为这场运动的代表人物，李鸿章身上的“洋务”标签，既是他的功，也是他的“罪”，这种复杂的遗产，使得后人对他评价难以简单定论。
“改革派”的争议： 李鸿章虽然被视为改革派，但他的改革并非彻底的政治革命，而是温和的、改良式的。他一生都在努力维护清朝的统治，这与后世对彻底变革的追求存在距离。在一些更加激进的革命者看来，李鸿章的改革只是“饮鸩止渴”，是苟延残喘，是对历史潮流的阻碍。
地域文化的差异： 安徽虽然也出过不少杰出人物，但其地域文化和民风，与湖南的湖湘文化在某些方面存在差异。湖湘文化以其刚健、泼辣、敢于担当的特色而著称，而安徽文化可能在某些层面更加内敛、务实。曾国藩那种“刚方”、“坚韧”的品格，与湖湘文化的气质更为契合，从而更容易获得当地民众的共鸣。
历史叙事的侧重点： 历史的评价往往是动态的。在曾国藩死后，随着清朝的灭亡，对他的评价虽然有过波动，但总体上，他作为“稳健派”的代表，其“道德文章”和“中兴名臣”的形象，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得到了官方和民间的肯定。而李鸿章，由于他直接参与了许多重要的外交活动，以及甲午战争等关键事件，他的形象更多地与“屈辱”、“妥协”联系在一起，尽管他本人或许有其苦衷和无奈。
总结来说：
湖南人推崇曾国藩，是基于他“保卫家乡”的实际行动、他塑造的“湘勇”的辉煌历史、他所代表的“道德文章”的价值追求，以及湖湘文化与他个人品格的高度契合。 曾国藩是湖南人心目中“为我乡梓”而战、为国尽忠的本土英雄和精神偶像。
安徽人对李鸿章“普遍无感”，并非全盘否定，而是源于一种复杂的情感： 他虽然是安徽人，但他的政治生涯并非以安徽为核心；他在后世评价中，承受了“丧权辱国”的历史包袱，个人功过的争议性太大；他所代表的洋务运动，其改革的深度和成效也受到了质疑；更重要的是，他身上体现出的“精英政治”和“维护旧秩序”的特质，可能不如曾国藩那种“草根崛起”、“道德担当”的形象，更能引起普通民众的共鸣。
因此，这种“推崇”与“无感”的背后，是历史叙事的侧重点、地域情感的亲疏远近、个人功过的历史定性、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下价值观的差异，共同作用的结果。它反映了人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往往会与其自身的经历、情感和价值取向发生复杂的互动。
一、 曾国藩：湘军的缔造者，湖湘文化的符号
为何湖南人对曾国藩如此推崇？这首先源于曾国藩与湖南之间那种血脉相连的天然联系。
“保卫家乡”的本土力量： 晚清爆发太平天国起义，中原大地陷入战火。而由曾国藩一手创建的湘军，并非由朝廷中央派遣，而是以“团练”的形式，以“保卫乡土”为号召，在湖南各地招募、组织起来的。这意味着，湘军的士兵、士官，很多都来自于湖南的乡间，他们是湖南人的儿子、丈夫、兄弟。当家园被毁、亲人受难时，是曾国藩组织起这支力量，带领他们去平定叛乱，去收复失地。这种“为我族类，为我乡里”的奋斗，自然会激起湖南人的强烈认同感和感激之情。
“湘勇”的骄傲与荣耀： 湘军在曾国藩的严苛治军下，纪律严明，战斗力极强，屡挫太平军，最终更是消灭了太平天国。在那个国家内忧外患的时代，能有一支本土力量，而且是如此强大、战功赫赫的军事力量，这对于湖南人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民族自豪感和地域荣耀。曾国藩也因此被誉为“再造清朝”的功臣，而湘军更是成为湖南人引以为傲的集体符号。
“道德文章”的典范： 曾国藩不仅仅是军事统帅，他本身也饱读诗书，推崇儒家道义，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留下的家书、日记、文章，字里行间透露出的勤奋、自律、坚韧、厚重，以及他对家族、对国家的责任感，都为后世树立了一个道德楷模的形象。特别是他对于“立德”、“立功”、“立言”的追求，与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理想高度契合。湖南自古就有崇文尚武的传统，曾国藩的这些品质，更是深深契合了湖湘文化的精神内核，容易被湖南的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所接受和景仰。
“内圣外王”的政治智慧： 曾国藩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能够周旋于朝廷内外，既要平定叛乱，又要平衡各方势力，还要在权力斗争中保全自己和湘军，这展现了他高超的政治手腕和战略眼光。虽然他对晚清政局的看法可能存在局限性，但他那种“居功不自傲，位高不失德”的处世之道，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难得的政治智慧和人格魅力。
历史叙事的塑造： 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曾国藩的功绩和品德的叙事在湖南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放大。从地方志、史书到民间传说、文学作品，都不断强化着曾国藩作为湖南杰出代表的形象。这种持续的文化输出，使得曾国藩的声誉在湖南根深蒂固。
二、 李鸿章：洋务运动的代表，安徽的复杂情感
相比之下，安徽人对李鸿章的“无感”则显得更为微妙和复杂，这并非全盘否定，而是掺杂了更多元的评价和现实的考量。
“天子门生”的疏离感： 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但他的政治生涯很大程度上是在长江下游的江浙一带展开，尤其是在与洋人打交道、处理对外事务中，他与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身份联系更为紧密。虽然他是安徽人，但他早年投身官场，与淮军的组建，更多的是作为清廷（特别是曾国藩、左宗棠等“湘淮”系）的军事骨干，而非直接以“保卫安徽”为主要目标。相较于曾国藩对湘军的“嫡系”操控，李鸿章的权力更多是受到中央的授权和制约，他更像是清廷在关键时刻委以重任的“代理人”。因此，在“乡土情结”这一点上，安徽与李鸿章的连接，不如湖南与曾国藩那样直接和紧密。
“丧权辱国”的阴影： 李鸿章一生中最为人熟知的，也是争议最大的，是他作为大清朝的代表，签署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如《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尽管他当时的行为是出于“裱糊”大清，是“为中国而战”，但这些条约带来的巨额赔款、割地等后果，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让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后世，将他视为“卖国贼”的代表。这种负面形象，无论其个人动机如何，都不可避免地会投射到他身上，尤其是在当今更加强调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时代。
“洋务”的尴尬与局限： 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主要推动者，他在引进西方技术、兴办实业方面功不可没，客观上为中国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础。然而，洋务运动本身从根本上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在维护清朝统治的前提下进行的改革，其体制性的局限性显而易见。甲午战争的惨败，更是暴露了洋务运动“船坚炮利”背后，体制陈腐、国力不济的根本问题。作为这场运动的代表人物，李鸿章身上的“洋务”标签，既是他的功，也是他的“罪”，这种复杂的遗产，使得后人对他评价难以简单定论。
“改革派”的争议： 李鸿章虽然被视为改革派，但他的改革并非彻底的政治革命，而是温和的、改良式的。他一生都在努力维护清朝的统治，这与后世对彻底变革的追求存在距离。在一些更加激进的革命者看来，李鸿章的改革只是“饮鸩止渴”，是苟延残喘，是对历史潮流的阻碍。
地域文化的差异： 安徽虽然也出过不少杰出人物，但其地域文化和民风，与湖南的湖湘文化在某些方面存在差异。湖湘文化以其刚健、泼辣、敢于担当的特色而著称，而安徽文化可能在某些层面更加内敛、务实。曾国藩那种“刚方”、“坚韧”的品格，与湖湘文化的气质更为契合，从而更容易获得当地民众的共鸣。
历史叙事的侧重点： 历史的评价往往是动态的。在曾国藩死后，随着清朝的灭亡，对他的评价虽然有过波动，但总体上，他作为“稳健派”的代表，其“道德文章”和“中兴名臣”的形象，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得到了官方和民间的肯定。而李鸿章，由于他直接参与了许多重要的外交活动，以及甲午战争等关键事件，他的形象更多地与“屈辱”、“妥协”联系在一起，尽管他本人或许有其苦衷和无奈。
总结来说：
湖南人推崇曾国藩，是基于他“保卫家乡”的实际行动、他塑造的“湘勇”的辉煌历史、他所代表的“道德文章”的价值追求，以及湖湘文化与他个人品格的高度契合。 曾国藩是湖南人心目中“为我乡梓”而战、为国尽忠的本土英雄和精神偶像。
安徽人对李鸿章“普遍无感”，并非全盘否定，而是源于一种复杂的情感： 他虽然是安徽人，但他的政治生涯并非以安徽为核心；他在后世评价中，承受了“丧权辱国”的历史包袱，个人功过的争议性太大；他所代表的洋务运动，其改革的深度和成效也受到了质疑；更重要的是，他身上体现出的“精英政治”和“维护旧秩序”的特质，可能不如曾国藩那种“草根崛起”、“道德担当”的形象，更能引起普通民众的共鸣。
因此，这种“推崇”与“无感”的背后，是历史叙事的侧重点、地域情感的亲疏远近、个人功过的历史定性、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下价值观的差异，共同作用的结果。它反映了人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往往会与其自身的经历、情感和价值取向发生复杂的互动。
网友意见
因为曾国藩带着湘军在长江中下游大肆屠杀，赚了很大一笔。老乡借人头的原文就是描述此时的大清士兵。
毛父人生的第一笔就是在湘军当兵获得的。
而李鸿章确实也带富了一批淮军。甚至流出过这样一句话“会说合肥话，就把洋刀挎”
但安徽大多数人不会说合肥话
且大清官兵大肆屠杀的长江中下游就包括安徽人。皖南部分县的人口至今都未恢复被大清屠戮前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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