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的计划生育政策（1988-2012）的兴废，有种大起大落的感觉。是否纠枉过正？
伊朗的计划生育政策，在1988年到2012年这段时期内，确实经历了一段跌宕起伏、仿佛过山车般的发展轨迹。这种变化之剧烈，以至于很多人会产生一种“纠枉过正”的感受。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深入审视这段时期内政策的出台、演变以及其背后的社会经济背景。
政策的起点：遏制人口爆炸的决心（1980年代末）
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的初期，国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其中之一便是急剧增长的人口。革命带来了社会稳定和对生育的传统观念的回归，加上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人口出生率一度飙升。到了80年代后期，年轻人口比例过高带来的社会经济压力显现：教育资源紧张、就业机会不足、医疗保健负担加重等等。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开始采取强力的计划生育政策，旨在控制人口增长的速度，以期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这项政策的核心是推广避孕措施、普及节育知识，并且通过一系列的宣传和教育活动，鼓励家庭生育数量的控制。政府设立了专门的机构负责计划生育的推广，确保避孕药具的供应，并将其纳入了国家医疗保健体系。家庭计划生育服务点遍布城乡，工作人员积极向育龄夫妇提供咨询和帮助。同时，政府还通过媒体宣传，强调小家庭的好处，包括更好的教育机会、更高的家庭生活质量等。
政策的黄金时期：成效斐然与“过度”担忧（1990年代）
在强有力的政策推动下，伊朗的计划生育政策在90年代取得了惊人的成效。出生率大幅下降，生育率从革命后的每名妇女平均生育6.5个孩子，迅速降至2.5个左右。这是一个非常显著的转变，被许多国际组织视为成功的典范。伊朗的计划生育模式，甚至成为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可以借鉴的经验。
然而，就在这项政策的成效开始显现之时，另一种担忧也悄然滋生——那就是“纠枉过正”的可能。当生育率下降的速度过快，并且接近甚至低于更替水平时，社会开始出现对未来人口结构老龄化和劳动力萎缩的担忧。政府内部和一些社会学者开始反思，是否为了应对眼前的人口压力，而牺牲了长远的人口发展潜力。一些人认为，过于严厉的计划生育措施，可能限制了人们的生育意愿，导致人口结构失衡。
政策的转向：鼓励生育与“反向操作”（2000年代中期至今）
到了21世纪初，伊朗的担忧开始从“人口太多”转向了“人口太少”。这种转变是政策“大起大落”的关键节点。随着生育率的持续下降，以及社会老龄化趋势的显现，伊朗政府开始调整其计划生育政策。
2000年代中期开始，政府开始推出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措施。这包括：
经济激励： 例如增加生育津贴、提供住房贷款优惠、鼓励企业为多子女家庭提供福利等。
社会支持： 加强母婴保健服务，延长产假，并鼓励企业提供托儿服务。
政策宣传的转变： 媒体宣传的重点从控制生育转向了鼓励生育，强调家庭的完整性和多子女的好处。
立法调整： 有些地方甚至开始限制避孕措施的推广，或将其从基本医疗服务中剔除。
这种政策的转变非常明显，可以说是对前一阶段“控制生育”政策的一种“纠枉”。政府希望通过鼓励生育来提高出生率，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并维持一个健康的劳动力规模。
“纠枉过正”的争议：为何会有这种感觉？
之所以会让人产生“纠枉过正”的感觉，原因在于：
1. 政策摇摆的幅度过大： 在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政策从极力控制生育，到积极鼓励生育，这种转变的幅度之大，让很多人感到政策缺乏稳定性和连贯性。仿佛前一阶段的目标刚刚达成，后一阶段又否定了前一阶段的方向。
2. 社会观念的惯性： 强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一段时间后，社会已经形成了一种“少生优生”的观念。即使政府开始鼓励生育，但人们的生育意愿和观念的转变需要时间，也可能难以完全跟上政策的步伐。当政府希望人们多生时，但社会上已经习惯了小家庭，这种反差就会显得很突出。
3. 经济社会背景的复杂性： 人口问题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普及程度、城市化进程、女性地位等等。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虽然是政府的主观意愿，但其效果也受到这些客观因素的制约。例如，在经济发展缓慢、就业压力大的情况下，即使政府鼓励生育，也未必能显著提高出生率。
4. 对“最优生育率”认知的模糊： “最优生育率”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考量。在人口爆炸的年代，低生育率是必须解决的问题；而在人口趋于老龄化的年代，低生育率又可能变成新的挑战。这种认知的不断变化，也使得政策的调整显得有些被动和不确定。
总而言之，伊朗在1988年至2012年间的计划生育政策，确实经历了一场从严厉控制到积极鼓励的大转变。这种转变反映了国家对人口形势变化的应对，但也因为其转变的幅度之大和速度之快，让人们普遍感受到一种“纠枉过正”的现象。这并非简单的好坏评判，而是对政策制定过程中复杂考量和潜在挑战的一种观察。
政策的起点：遏制人口爆炸的决心（1980年代末）
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的初期，国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其中之一便是急剧增长的人口。革命带来了社会稳定和对生育的传统观念的回归，加上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人口出生率一度飙升。到了80年代后期，年轻人口比例过高带来的社会经济压力显现：教育资源紧张、就业机会不足、医疗保健负担加重等等。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开始采取强力的计划生育政策，旨在控制人口增长的速度，以期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这项政策的核心是推广避孕措施、普及节育知识，并且通过一系列的宣传和教育活动，鼓励家庭生育数量的控制。政府设立了专门的机构负责计划生育的推广，确保避孕药具的供应，并将其纳入了国家医疗保健体系。家庭计划生育服务点遍布城乡，工作人员积极向育龄夫妇提供咨询和帮助。同时，政府还通过媒体宣传，强调小家庭的好处，包括更好的教育机会、更高的家庭生活质量等。
政策的黄金时期：成效斐然与“过度”担忧（1990年代）
在强有力的政策推动下，伊朗的计划生育政策在90年代取得了惊人的成效。出生率大幅下降，生育率从革命后的每名妇女平均生育6.5个孩子，迅速降至2.5个左右。这是一个非常显著的转变，被许多国际组织视为成功的典范。伊朗的计划生育模式，甚至成为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可以借鉴的经验。
然而，就在这项政策的成效开始显现之时，另一种担忧也悄然滋生——那就是“纠枉过正”的可能。当生育率下降的速度过快，并且接近甚至低于更替水平时，社会开始出现对未来人口结构老龄化和劳动力萎缩的担忧。政府内部和一些社会学者开始反思，是否为了应对眼前的人口压力，而牺牲了长远的人口发展潜力。一些人认为，过于严厉的计划生育措施，可能限制了人们的生育意愿，导致人口结构失衡。
政策的转向：鼓励生育与“反向操作”（2000年代中期至今）
到了21世纪初，伊朗的担忧开始从“人口太多”转向了“人口太少”。这种转变是政策“大起大落”的关键节点。随着生育率的持续下降，以及社会老龄化趋势的显现，伊朗政府开始调整其计划生育政策。
2000年代中期开始，政府开始推出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措施。这包括：
经济激励： 例如增加生育津贴、提供住房贷款优惠、鼓励企业为多子女家庭提供福利等。
社会支持： 加强母婴保健服务，延长产假，并鼓励企业提供托儿服务。
政策宣传的转变： 媒体宣传的重点从控制生育转向了鼓励生育，强调家庭的完整性和多子女的好处。
立法调整： 有些地方甚至开始限制避孕措施的推广，或将其从基本医疗服务中剔除。
这种政策的转变非常明显，可以说是对前一阶段“控制生育”政策的一种“纠枉”。政府希望通过鼓励生育来提高出生率，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并维持一个健康的劳动力规模。
“纠枉过正”的争议：为何会有这种感觉？
之所以会让人产生“纠枉过正”的感觉，原因在于：
1. 政策摇摆的幅度过大： 在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政策从极力控制生育，到积极鼓励生育，这种转变的幅度之大，让很多人感到政策缺乏稳定性和连贯性。仿佛前一阶段的目标刚刚达成，后一阶段又否定了前一阶段的方向。
2. 社会观念的惯性： 强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一段时间后，社会已经形成了一种“少生优生”的观念。即使政府开始鼓励生育，但人们的生育意愿和观念的转变需要时间，也可能难以完全跟上政策的步伐。当政府希望人们多生时，但社会上已经习惯了小家庭，这种反差就会显得很突出。
3. 经济社会背景的复杂性： 人口问题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普及程度、城市化进程、女性地位等等。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虽然是政府的主观意愿，但其效果也受到这些客观因素的制约。例如，在经济发展缓慢、就业压力大的情况下，即使政府鼓励生育，也未必能显著提高出生率。
4. 对“最优生育率”认知的模糊： “最优生育率”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考量。在人口爆炸的年代，低生育率是必须解决的问题；而在人口趋于老龄化的年代，低生育率又可能变成新的挑战。这种认知的不断变化，也使得政策的调整显得有些被动和不确定。
总而言之，伊朗在1988年至2012年间的计划生育政策，确实经历了一场从严厉控制到积极鼓励的大转变。这种转变反映了国家对人口形势变化的应对，但也因为其转变的幅度之大和速度之快，让人们普遍感受到一种“纠枉过正”的现象。这并非简单的好坏评判，而是对政策制定过程中复杂考量和潜在挑战的一种观察。
网友意见
和中国一样，伊朗的城市化率目前仍然是方兴未艾。伊朗目前城市化率约为75%，高出中国15个百分点，美国中情局预计2015-2020年伊朗城市化水平年均增长1.71%。
显然，除非是把城市贫民窟化，或是像法国、以色列那样完成城市化，否则伊朗是很难大幅提高生育率的。
2018年7月，伊朗人口已经达到了8302万人，相当于中国的四川省。但是，伊朗的自然环境承载力要比四川差。
伊朗全境基本都处于高原之上，南部沿海降水稀少。以恰赫巴哈尔港为例，最冷月平均气温15-24.5℃，全年降水量却只有116.5毫米。在德黑兰、恰赫巴哈尔和马什哈德之间，是广大的内陆荒漠。
最适宜农业耕作与人类居住的，是扎格罗斯山脉西坡和厄尔布鲁士山脉北坡。
以下这篇文章讲述了伊朗的农业问题：
以下是我对这篇文章的翻译：
尽管自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的食品自给率已经从35%提高到了66%，但对于一个经常面对美国制裁的国家而言，这是非常不够的（相比之下，和欧美友好的埃及，对粮食自给率的顾虑就可以少一些）。
世界上主要的粮食出口国中，只有俄罗斯当前还可以较少顾虑美国制裁而与伊朗做小麦贸易。但作为一个中等偏上收入水平的国家，伊朗人民对肉类的需求较高，只有相对友好的印度的肉牛出口能够较少受到美国限制。
我认为伊朗政府过去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没有问题，如今的人口政策则有些不理智。毕竟2016、2017两年，伊朗的失业率都维持在了11.4%以上。
周边并不实行计划生育的国家中，卡塔尔、巴林和阿联酋的生育率都比伊朗更低。
齐奥塞斯库时代的罗马尼亚，已经为世界各国的人口决策者提供了足够多的教训。我认为，如今深陷通货膨胀问题的伊朗，应该尽快悬崖勒马，将宝贵的社会资源用于改善民生，并吸引亚美尼亚、伊拉克、阿塞拜疆、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国人人才（在此方面，土耳其会是其强大竞争者），并通过对这些国家的投资及其收益提高国民收入，这才是更该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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